中国文化的三次转型与中国比较文学源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源流论文,中国文化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文化史上的三次文化转型期：汉唐时期、近代鸦片战争时期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二十世纪末期的文化形态的考察，剖析了文化发展过程中由单一文化系统造成的自我设限——封闭模式到吸收他种系统之后文化走向解构——沟通——重构的规律，指出文化转型的积极意义与比较文学注重沟通、对话、交流的本质精神是契合的，实质上二者之间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 文化转型 比较文学 源流
1.三次文化转型与比较文学源流的关系
一部中国比较文学史，以汉魏至清末为史前史——渊源期，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为孕育期——萌发期，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到30年代为产生——形成期，以20世纪30、40年代为发展期，以1949—1978年为停滞期，以1978—1985年为复兴期，以1985—1995年为繁荣期，大概不会遭到太多学者的反对；一部中国文化史，以汉唐时期、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20世纪末期为三次中外文化交流的高潮——文化转型期，大概也会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将二者作一对应研究，便不难看出：
三次文化转型比较文学源流
一方面是说，中国比较文学的渊源流变取决于中国文化的三次转型；另一方面是说，中国比较文学源流的全部内容，正是中国文化三次转型这一现象及其理论话语。第一次文化转型，造就了中国比较文学渊源——史前史的滥觞（汉魏六朝）与高潮（隋唐）；第二次文化转型，促成了中国比较文学的萌发与形成；第三次文化转型带来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与繁荣。
何谓文化转型？顾名思义，就是指一定的文化型态的裂变与重构。这是事物发展的新陈代谢规律。任何一种思想、一种知识、一种文化，一经形成体系——系统，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说的“定位”——“自我设限”， 便意味着同时走向封闭——老化。新生的出路在于与他系统的沟通、对话、交流，通过与他系统的比较，以非我的眼光进行自我批判、解构，再通过吸收他系统的有利因素，走向重构。即解构——沟通——重构。根据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 的系统理论，任何一种思想、一种知识、一种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又都是其母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经受另一（或多）种思想、知识、文化系统的撞击与影响，发生裂变与重构，形成一种新的思想、知识、文化，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文化形态的裂变，通常来自子文化传统的断裂与文化主流的颠覆。重构则意味着对异质文化的外求。前者是纵向，后者是横向的。乐黛云教授认为，这种横向的文化“外求的方向大致有三：第一是外求于他种文化”；“第二是外求于同一文化地区的边缘文化（俗文化、亚文化、反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第三，外求于他种学科。”〔1 〕这正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全部内容。
因此说，中国文化的三次转型与中国比较文学源流是一种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关系。
2.第一次文化转型与比较文学的渊源
中国文化以黄河文化为源头，自三代到春秋、战国，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相互碰撞、对话、交流，融合为一体，创造了诸子百家争鸣的辉煌。再历秦至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文化开始形成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并进一步形成由孔子、孟子、荀子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以“礼”为个人、社会的生存原则；以“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为个人、社会的存在秩序；以“仁”为个人、社会生存的终极追求。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在这个结构中，各个部分相互联系渗透又有相生相克的反馈作用，这个结构有一套循环的模式，整个自然界，整个社会，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包括时间、空间、人体、社会制度、伦常秩序统统安置在这个模式中”，“这个系统本身大于一切，高于一切。天、地、人都在这个系统中，彼此牵制着。例如，皇帝主宰着百姓，但得听命于天，而天又得听命于老百姓的意见……这便是一个循环的模式。”〔2 〕汉代儒学的系统化是继孔、孟、荀之后的又一次辉煌，同时也意味着它的自我设限，走向封闭和老化。例如，《诗经》首篇《眹睢》本是写世俗民风中的男欢女爱，《毛诗序》却对号入座，说是歌颂后妃之德；《野有死麕》写的是一种民间定情、求婚的风俗，《毛诗序》说是“恶无礼也”。汉儒们将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发展到繁琐的僵化的经学，使之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魏晋之际〔3〕，陷入空前的危机。
于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外求于印度佛教文化与西域文化，内化出代表门阀士族利益与心声的魏晋玄学，复活大众化的老庄，从而形成唐代儒、释、道三家鼎立的文化格局，进入中国文化史的第二个多元化时期，完成第一次文化转型。这样，因印度佛教文化与西域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而使中国比较文学的渊源滥觞于汉魏六朝：因佛经的翻译，首先有了译介学因子；引佛理入诗学，引儒、道入佛学，继之有了阐发研究的因子；拿中、西传说作比较，则是平行比较的因子。到了隋唐，随着佛教文化与西域文化传播的深入，佛教逐渐摆脱了对儒、道学说以及魏晋玄学的依附与凭借而走向独立，并形成自己的众多宗派。从而使当时的文籍中增添了流传学、渊源学、综合比较的因子，成为中国比较文学渊源的高潮。
中国文学发展到宋代，以巨大的消解能量，吸收、融化了外来的印度佛教文化与西域文化，变魏晋以来的多元文化为一元文化，形成一种新的儒家学说：宋明理学。朱熹是该学说的集大成者。他们以“天道”与“人性”的关系为基点，来建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体系，把宋前重伦理实践的孔、孟、荀、董儒家学说，推进到哲学思辩的高度。宋明理学的出现，是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文化的又一次系统化，也是又一次走向自我设限，预示着他的生命力的又一次枯竭，从此走向末口。
然而，接二连三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使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新生的文化外求成为泡影。不仅如此，由于蒙古人与满州人都是凭借武力统治中国的，而中国传统文化又正如西方学者李约瑟所言， 尚文不尚武〔4〕；因此，贵精神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贵武力的蒙古文化、满州文化的碰撞，反过来促成了中国文化以腐朽为神奇的心理变态：还是孔子说得好。以至于长期沉睡于夜郎自大的美梦中，连带蒙古人、满州人也被同化了，直至在西方殖民者的炮声中惊醒。其间虽产生了明清之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倡导的启蒙思想，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开始萌芽，但是，尚不足以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变态与满州文化的苍白。中国在宋、元、明、清长达700年的恶梦中，文化交流每况愈下， 始自南宋的海禁，逐步升级，一步步地走向清代的闭关自守，致使中外文化交流完全中断，这段时间的比较文学渊源，仅为隋、唐余波。
3.第二次文化转型与比较文学的萌发、形成、发展、停滞
近代中国人道及古代文化时，莫不如数家珍：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造纸……然而，正当我们的大清子民用指南针挑选风水宝地，用纸钱造福阴间，祈求祖先保佑，用火药制作爆竹，驱邪保平安之时，西方殖民者正靠指南针导航，越过重洋，前来窃掠我们，用火药制作成炮弹打开我们的大门，令我们屈服，用活字印刷术与新型纸张印制的宗教图书来“感化”我们的精神：强盗引导被抢者走向善良之路。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太难改变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5〕殖民者拿大炮作鞭子， 终于把中国夜郎自大的美梦打破了。鸦片战争揭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外求的新篇章，从而进入第二个文化转型期。
每战必败的鸦片战争，使清政府认识到“闭关锁国”不足以制夷，于是奉行“师夷制夷”的对策，学习西方人制造“坚船利炮”；后来发觉要想制造出“坚船利炮”，还必须懂得“格政学”（自然科学），于是又有了“中体西用”的对策，“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6〕再后来， 一批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盖中国之人震格致难，共推为泰西绝学，而政事之书，则以吾中国所固有，无待于外求者，不知中国之患，患在政治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不专在格致也。”〔7〕这场文化外求最终发展到抛弃君主专制， 倡导君主立宪，走向全盘西化。然而，要达此目的，还不得不借助文学的作用。于是便有了“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译介和中外文学比较，萌发了现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意识。
在与近代西方文化的碰撞之中，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再也无力维系中国的生存，更不用说促其发展。可是，近代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仅仅是赶走了一个皇帝，减去了一条辫子，并未学到西方近代文化的精神：民主与科学。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便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全方位接受，形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三个文化多元化时期，并进一步确立中国现代文化反帝、反封建，弘扬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与传统。至此，文学研究被提升到科学的高度。比较文学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门学科，此时被译介到中国，遂促成了萌发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比较文学意识向学科观念的转变。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分裂，尤其是抗日民族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文化的第二次转型过早地结束了。随同整个科学的发展，比较文学的发展也受到了炮火的抑制。尽管如此，比较文学研究还是在战争的夹缝中得到了发展：战争防碍但未完全阻止中国文化同世界文化的交流。相反的是，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中国加强了同反法西斯国际同盟国的文化交流；由于国共两党的分裂，使国民党与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站到了一起，共产党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加强了合作，中国的国、共之争也是国际文化的资本主义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文化模式之争。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文化模式之争，以后者的胜利告一段落，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也随之走向定位：早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之时，资本主义体制已在中国部分地成为现实，同时，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等，也先后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李达、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等人，是在同胡适等进行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同梁启超、张东荪等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战，同黄凌霜、区声白等进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来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唯一可以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思想理论。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战略和决策，也促进了中国现代多元文化的第一次定位：由多元到二元。国、共分裂，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中国现代多元文化的第二次定位：由二元到一元。再从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来看，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也是两次定位的结果：第一次定位是马列主义在俄国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成功经验的模式化、国际化；第二次定位是中国共产党把苏联的成功经验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模式化、国际化。
以“史无前例”为高潮的毛泽东思想的自我设限是全方位的自我设限——封闭：在纵的方面——时间上，毛泽东思想不再需要发展了，已达到顶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任何一条“最新指示”的发布，都注定是“顶峰级的”“最高指示”。在横的方面——空间上，阶级斗争是自我设限后的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在国内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在国际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方法论是“一分为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科学与民主“也要打上阶级的烙印”，人类不再有共同的语言和追求，重科学成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专利，对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来说是“走白专道路”，中外文化交流由此跌入低谷，比较文学研究也成了资产阶级学科，遭到禁止和批判。
4.第三次文化转型与比较文学的复兴、繁荣
正当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加紧自我设限时，世界文化却悄悄进入转型期：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电脑的运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正由第一阶段的工业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经过第二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向第三阶段的信息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发展。一方面创造了资本主义文化的终极辉煌，另一方面带来了资本主义文化的自我设限，走向没落，走向解构：50年代前以帝国主义垄断为特征的寡头经济，正走向多元经济。更多的亚非国家宣布独立，西方殖民体系开始崩溃。环太平洋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第三世界”的形成，彻底粉碎了“欧洲中心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多层次、多中心的格局正在形成。沟通、对话、交流已成为当代世界文化的精神。遗憾的是，我们拒绝了时代赋予我们的发展机遇：在世界文化的中心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三阶段中，第一阶段以自由竞争、资本积累为特征，对它的分析总结，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第二阶段以电气化与通过战争瓜分世界为特征，列宁主义思想来源于对它的分析总结；第三阶段以电脑化、信息化、多元化为特征。我们本应该抓住机遇，寻求同资本主义文化的沟通、对话、交流，去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开展第三世界文化的建设，从而走向世界文化的中心。可是正好相反，我们再一次关起了大门，使来源于资本主义文化的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成为列宁阶级斗争学说的自我设限，而不是发展。
人类历史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化转型已成为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一场大动荡、大变革：波兰的变革、德国的统一、南北朝鲜的对话、中国的改革开放、苏联的解体……一方面结束了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的两大强权的对立——资本主义文化的模范美国与社会主义文化的模范苏联的对立；另一方面造就了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的多层次、多中心，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文化模式间的沟通、对话、交流成为可能与必要。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文化的发展终于顺应了世界文化转型的大趋势，尽管是亡羊补牢。
20世纪末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当代世界文化沟通、对话、交流的精神：开放，不仅意味着让世界走向中国，也意味着让中国走向世界，二者互为前提，即开放是双向的沟通与交流，是平等的对话。改革，一方面是让毛泽东思想以及以此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理论走下神坛，走出自我设限，与世界文化沟通、对话、交流，在解构中求发展，走向重构；另一方面是复活“五四”新文化运动确立的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科学与民主，对“文革”拨乱反正，实质上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继续。因此，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文革”的失误与危害以及重新评价晚年的毛泽东时，着重强调要反对封建主义。开放离不开改革，改革的目的与精神就是开放：让毛泽东思想成为一种开放的发展的思想，让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一种开放的发展的理论。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改革开放，不搞争论，摸石头过河，就是这个意思：避免我们的改革开放过早地走向自我设限，避免我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过早地走向自我设限。改革就是解构，开放就是与他文化系统沟通、对话、交流，我们的改革开放正处在解构——沟通阶段。
原来，沟通、对话、交流作为当代世界文化与20世纪末的中国文化精神，也是比较文学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贯通，使20世纪末的世界文化转型、中国文化第三次转型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与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5.三次文化转型与比较文学源流关系的发展规律
以上是三次文化转型与比较文学源流关系的发展轨迹。纵观这条轨迹，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发展史的重复与发展的规律：重复、相似是现象，发展是本质。
综观中国文化的三次转型，每一次转型之前，文化传统都已进入自我设限，从而阻碍了历史的进步：形成于春秋、战国，系统化于汉代的中国文化的“天人感应”理论，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但是到了民族统一的汉代，门阀士族兴起，急需自己的理论，这时的经学就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于是，门阀士族创造了玄学，下层民众趋向佛教与道教。宋代的理学将前人的“天人感应”理论发展到“究天人之际”，并使之定位，赶上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便不能继续适应社会的发展。“文革”时代，毛泽东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反帝与反封建”的精神定位成“阶级斗争”，严重地防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建设，耽误了世界文化转型所提供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好时机。
而三次文化转型间则形成递进与发展的关系：从地域上看，第一次文化转型是东方文化的内部交流；第二次文化转型是东、西方文化的沟通；第三次文化转型是面向世界。从内容上看，中印文化交流的主体是宗教；中西文化交流则是由军事到科技，再到政治制度，最后发展到文学、文化、教育；面向世界，自然是全方位的。从本质上看，第一次文化转型把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的思想系统推进到“究天人之际”的理论思辩的高度；第二次文化转型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化“科学与民主”的精神；第三次文化转型是对世界文化转型的呼应，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世界文化走向中国。如果说第一次文化转型带给中国文化的是层次的提高，那么第二次文化转型便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进化，第三次文化转型将促成中国文化在层次和精神上的立体腾飞。
总之，开放、沟通、对话、交流，中国的文化就能够发展；反之，封闭、隔绝、孤立、割裂，中国的文化就会停滞，甚至倒退。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研究中国文化开放、沟通、对话、交流的学问，可以说它的渊源流变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史的折射。
Three Transforming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Origi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Xu Yangshang
Abstract Through the study on cultural patterns in three periods of cultural-transforming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i.e.Han-Tang period,Opium War Period and "May 4th" new CulturalMovement Period,the end of 20th century,the author makes an a-nalysis of self-en-closed mode of monocultural system of cul-tural deconstruction caused by absorption of other cultural systems.He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positive value of cultural-transfroming and the emphasis on communication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re coherent,interpremise and interac-tive with one another.
Key words cultural-transforming,comparative literature,origin
注释：
*徐扬尚《中国比较文学源流》“导言”，安徽文艺出版社将出版。
〔1〕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文化转型时期》，载《群言》， 1991年第3期。
〔2〕李泽厚：《中国思想史杂谈》，载《复旦学报》，1985 年第5期。
〔3〕《晋书·阮藉传》。
〔4〕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三联书店，19-87，P32。
〔5〕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
〔6〕王韬：《韬园尺牍》，P30。
〔7〕《皇朝经世文统编》第1卷，《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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