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绩效(1957-1978)——基于投入产出效益比较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投入产出论文,经济体制论文,绩效论文,效益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分两种。一种是投入产出的均衡分析,主要分析国民经济各部门投入产出的平衡关系,实际上是研究国民经济内在结构的均衡问题;另一种是投入产出效益的比较分析,主要是对投入与其产出进行比较,以说明投入的综合经济效果。
计划体制时期,采用物质产品核算体系方法来核算国民经济的投入和产出,作为生产资源之一的劳动力投入的价值被排除在生产投入的计算中。因此,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益被人为地拔高了,不能有效地体现真实的国民经济及分部门的投入产出效益。本节试图通过加入劳动力投入的价值,重新估算计划体制时期工农业分部门以及国民经济的实际总投入,并与每一相应年份的净产出进行比较,从而更加能够说明计划体制时期工农业分部门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真实绩效。
一、工农业分部门投入与产出效益
(一)农业部门投入与产出效益
农业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广泛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农业部门都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表1是计划体制时期农业部门的实际总投入与净产出的变化情况。农业部门产出以农业部门的国民收入代替,因为国民收入指标扣除了总产值指标中的物质消耗价值和中间产品的重复计算,因而也是农业部门的实际净增加值;农业部门实际总投入是可计算的物质消耗加上当年劳动力投入的总价值。因为这里的物质消耗是指可计算的物质资料的投入,并不包括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投入。①
投入产出比等于1,表明投入正好等于净产出,投入产出比大于1,表明投入大于净产出,经济效率越低;反之,投入小于净产出,经济越有效率。
计划体制时期投入产出效益比的情况是,1959-1964年的6年时间里,农业部门投入产出效益之比大于1。这可以解释为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和1962-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国家对农业部门的投入加大,以恢复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创伤。因此,农业产出带有恢复的性质。在文化大革命的大多数年份里,农业投入基本上小于净产出,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率。这可以解释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仍然在缓慢发展。但这种效率仍然很低,大多数年份投入产出效益比都在0.95以上。
注:农业部门实际总投入=物质消耗+劳动力投入。物质消耗数据是依据农业部门物质消耗占农业总产值之比计算得出,采取四舍五入法保留整数。农业部门劳动力投入数据是依据1957-1978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工分(10分)*每工分价值(0.06元②)*劳动时间(300天)计算得出,采取四舍五入法保留整数。
资料来源:《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7—10页;《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
讨论农业部门的物质消耗、劳动力投入和总投入增长及其产出增长,可以采用以1957年的各项数据为100,对照1978年各项数据,获得相应各项数据的增长指数。于是,可以建立一个各项投入或产出增长指数的数量模型,即:
③它说明,1957-1978年农业部门的物质消耗、劳动力投入、总投入及其净产出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81%、1.745%、3.5839%和4.1759%。从农业部门总投入及其净产出年均增长速度可以看出,净产出增长速度高于总投入增长速度,但二者相差只有0.592个百分点,也说明投入产出的效益不够好。这与大多数年份里农业部门投入产出效益比为0.95正好互相印证。
(二)工业部门投入与产出效益
同样,在工业部门投入中也没有把工人的劳动力投入的价值计算在内。因此,在计算1957-1978年工业部门总投入中,必须把工业部门物质消耗再加上相应年份工人的劳动力投入。这里,把相应年份的工人工资总额直接作为工人的劳动力投入价值。表2是1957-1978年中国工业部门实际总投入与净产出的比较。可以看出,工业部门投入产出效益比在大多数年份里都大于1.8,有1/3的年份(8个年份)甚至超过了2.0。它说明工业部门的投入往往是其产出的1.8倍甚至2倍以上,远远超出了农业部门的投入产出效益比,其经济效率与农业部门相比要低得多。
对工业部门物质消耗、劳动力投入和实际总投入增长及其产出增长的比较,仍可以采用以1957年的各项数据为100,对照1978年各项数据,获得相应各项数据的增长指数。假定22年间工业部门的各项投入和产出的增长速度都保持不变,即以同一个比例增长,利用增长指数模型(式1),求出各项投入或产出的年均增长率γ。
它说明,1957-1978年工业部门物质消耗、劳动力投入、总投入及其净产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0638%、6.234%、7.8924%和7.1693%。可以看出,工业部门净产出年均增长速度低于总投入年均增长速度,二者相差0.7293个百分点。④这与大多数年份里工业部门投入产出效益比大于1也是互相印证的。
二、国民经济的宏观绩效
(一)国民经济投入与产出效益
1957-1978年中国国民经济投入产出效益比平均数为1.40︰1,说明整体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很低。这主要是因为,工业部门很高的投入产出效益比,极大地拉升了整体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益比。
注:物质消耗数据是依据工业部门(包括建筑业和运输业)物质消耗占工业(包括建筑业和运输业)部门总产值之比计算得出,采取四舍五入法保留整数。工业部门国民收入中包括建筑业和运输业。劳动力投入价值数据直接来源于相应年份的工人工资总额。
资料来源:《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0页。《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图1 1957-1978年中国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益比
注:(1)=工业部门物质消耗+农业部门物质消耗;(2)=工业部门工人工资总额+农业部门劳动力总投入价值;(3)=(1)+(2);(5)=(3)/(4)。
资料来源:《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从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分项物质消耗及其净产出比较来看,工业部门物质消耗投入在大多数年份均占全部物质消耗的85%以上,而净产出不到总净产出的60%。农业部门物质消耗投入大多数年份在15%以下,但净产出占总净产出40%以上。这说明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相比,投入和产出效益相对要更低一些。从市场配置生产资源来看,本来应该更多地向农业倾斜。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则是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更多的资源不是被市场配置在农业部门,而是被计划配置在工业部门,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计划体制时期,中国经济的相对比较优势在农业部门,但资源却向工业部门倾斜配置,从而形成资源配置与国民经济效率的倒挂现象。
对整体国民经济物质消耗劳动力投入和实际总投入增长及其产出增长速度进行比较。以1957年各项数据为100,获得1978年相应各项数据的增长指数,建立国民经济的各项投入或产出增长指数的模型。假定1957-1978年国民经济的各项投入和产出的增长速度都保持不变,仍利用增长指数模型(式1),求出各项投入或产出的年均增长率γ。
它说明,1957-1978年国民经济物质消耗、劳动力投入、总投入及其产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7453%、2.8515%、6.4607%和5.4475%。可以看出,净产出年均增长速度低于实际总投入年均增长速度,二者相差1个百分点。这也与大多数年份里国民经济投入产出效益比大于1互相印证。
(二)国民经济的宏观结构
对国民经济结构的分析,我们采用传统的总产值概念。1956年中国工业总产值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此后,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从1957年的33.5%下降到1978年的22.9%,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从1957年的54.9%上升到1978年的70.3%。1978年工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分别为4 871亿元和1 567亿元,工农业总产值之比超过了3︰1。商业总产值徘徊不前,但在总产值中的比重持续下降。
可以看出,计划体制时期,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最高,达到7.7395%,其次是农业,年均增长率为4.8679%,商业年均增长率为3.8688%。由于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提升,计划体制时期,国民经济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仍然达到了6.5919%。但是,考虑到总产值计算中没有扣除被重复计算的中间产品的价值,各项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都应该进行向下调整,尤其是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更应该大幅向下调整。
按照先发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工业化迅速发展必然带来农业人口减少和农业产值下降,形成人口与产业相适应的合理产业结构。中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确实使农业产值下降了,但没有使农业人口减少,同时,人为压抑商业的发展,使大量人口积淀在农业部门,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生产不足全国1/4的产值。这种失衡的国民经济结构,造成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严重不足。在工业部门中,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部门也不能有效地获得农产品供给的支持,产量严重不足,而重工业部门天然具有自我循环的生产特点,生产的产品不能直接提供人民进行消费,也必然造成生产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低下,最终决定这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三)国民经济劳动生产率
判断国民经济发展与否的真正因素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绩效。计划体制下的20多年里,中国工农业分部门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总趋势是增长的,但增长幅度不大。其中,有些时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下降的,如1961-1962年和1967-1968年。
计划体制时期,工业劳动者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是农业劳动者全员劳动生产率的8-13倍,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6—8倍。因为,国家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所以,从统计意义上看,农业劳动者劳动生产率太低。同时,农业劳动者占人口的最大多数,极大地拉下了全社会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并不是很高。另外,工业劳动者创造的总价值借助了更多的现代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而农业劳动者却仍然主要使用最原始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也就是说,工业劳动者创造的总价值高于农业劳动者创造的总价值,还是由于前者的物质消耗要远远高于后者。
从计划体制时期工业部门资金利用效率来看,1957-1978年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价值也是下降的,从139元减少到103元;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实现的利润和税金、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也是下降的。同时,每百元产值所占用的流动资金和每百元销售收入的成本都在增加。这些说明,工业部门的资金成本在增加,资金利用效率在下降。
再从能源利用效率上看,1957-1978年,中国能源消耗量增长了6倍多,从9 644万吨增加到57144万吨。但每吨能源生产的国民收入却是下降的,从942元下降到527元,减少了400多元,下降了44%。而每万元国民收入所消耗的能源则从9.6吨增加到19.3吨,增长了100%。可见,这一时期国民经济的发展代价不菲,是以高能耗、低产出为特点的。
三、计划体制时期绩效低下的原因
计划体制时期,国民经济绩效很差。这主要是由于:
第一,计划制定与实施上严重脱节。计划制定者要通过对计划资源的调拨权来实现其目标。所以,通过计划配置资源是计划经济体制最突出的特点。由于计划制定者对经济社会的各种信息收集和整理不可能进行及时全面地掌握和分析,加上对高指标的要求,导致计划严重脱离实际。毛泽东也不得不自我解嘲地说,“计划经济无计划”。而且,计划是一环套一环,某一个环节出现了偏差,整个计划所设计的资源配置将会出现不配套的问题,造成生产能力的过剩或不足,形成实际生产中的资源闲置甚至浪费。这是计划体制下资源配置效率上的问题。
第二,经济制度缺乏激励机制,劳动者劳动积极性不高,偷懒等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导致劳动力、原材料、资金等资源的低效甚至无效利用,产出效益低下。所以,无论是单个经济单位,还是整体国民经济都处于极低的效率。这是计划体制资源利用效率上的问题。
总之,计划体制下,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并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导致建国初期所确立的工业化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总体发展目标未能实现,中国仍然处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表现为显著的“二元经济”结构。到改革之初,人民生活基本没有改善,国民经济发展到了不能按照既有轨道发展下去的地步。这种压力迫使后来的领导人不得不从已经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中进行反思,并进行改革,调整经济发展政策和发展战略,以走出计划体制的泥潭。
注释:
①物质消耗是指物质生产部门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大体包括三个部分:社会产品生产过程中实际消耗的原料、材料、燃料、电力、种子、饲料等;社会产品生产过程中支付的生产性服务费用;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国民收入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价值。它是社会总产值扣除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价值后剩下来的净产值。见《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附录对主要指标的解释,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453页。
②每年300天的劳动时间和0.06元的工分值来源于山东省齐河县贾市公社每个工日0.2-0.5元不等,其中1971年许坊大队第一生产队每个工日的工值为0.37元。见辛逸《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76—78页。考虑到山东并不是太富裕,因此,本文在计算工分值时适当提高到0.06元,即工日工值为0.60元。此外,在印象中,我的家乡湖北浠水县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情况是,当时生产小队或生产大队年终核算时,每个工分值高的可以达到0.10元,低的可能在0.04—0.05元,一般为0.06—0.07元,故此处取0.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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