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在中国：译介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叶芝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2)04-0052-08
爱尔兰英语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在20世纪早期就已被介绍入我国。但在80年代之前，国内仅有其作品的零星汉译问世，相伴随的也只有一些介绍性文章，真正的学术性研究论著可以说寥寥无几。改革开放以来，叶芝才重新得到译介，其作品迄今已有多种汉译本；相关研究也逐渐深入。
一、早期译介(1919-1949)
叶芝最初被介绍给我国读者是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那时他的名字被音译成“夏脱”或“夏芝”。①1919年，《学生》杂志第6卷第7—12号连载(沈)雁冰《近代戏剧家传》一文，对“夏脱”有简略介绍。1920年3月，《东方杂志》第17卷第6号发表雁冰译叶芝剧本《沙漏》(The Hour-Glass，1903)和编写的文章《近代文学的反流——爱尔兰的新文学》，较详细地介绍了“夏脱”、葛雷古夫人(Lady Gregory)和山音基(John Synge)等人的剧作。1921年1月，《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登载了王剑三(统照)译“夏芝”小品文《忍心》(“An Enduring Heart”)。同年9月10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13号发表王统照译叶芝小品文《尘土已闭了亥林的眼》(“Dust Hath Closed Helen's Eye”)中所引用的，据说是爱尔兰民间诗人洛弗太雷为美女玛丽亥耐所作的一首诗，译题为《玛丽亥耐》。11月21日，该刊第20号发表滕固《爱尔兰诗人夏芝》一文，专门对叶芝做了评介。
1923年，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对他的译介掀起了第一个高潮。然而，除了一些介绍文章和资料外，译入汉语的作品却不多。当年11月19日《时事新报·文学周刊》第97期发表西谛(郑振铎)《得1923年诺贝尔奖金者夏芝》一文，内容极简略。12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4卷第12号所载西谛据博艾德(E.A.Boyd)的著作编译的《一九二三年得诺贝尔奖金者夏芝评传》一文，又对叶芝的生平和创作做了较详尽的介绍，论及其诗、剧、散文和小说；同期还载有《夏芝著作年表》和《夏芝的传记及关于他的批评论文》等资料。《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号发表王统照译叶芝小品文《无道德的梦境》(“Dreams That Have No Moral”)。12月3日《时事新报·文学周刊》第99期发表(樊)仲云编译的《夏芝和爱尔兰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文；翌年1月7日的第104期发表仲云译叶芝诗《恋爱的悲哀》，译笔太过自由；1月14日的105期发表王统照译三篇小品文：《三个奥薄伦人与邪魔》(“The Three O'Byrnes and the Evil Faeries”)、《古镇》(“The Old Town”)和《声音》(“A Voice”)；②3月10日的第109期发表赵景深译《老妈妈的歌》一诗。王统照还写过一系列评介叶芝的文章，例如《夏芝的诗》(《诗》第2卷第2号，1923年5月)、《夏芝思想的一斑》(《晨报副镌·文学旬刊》第2卷第26号，1924)、《夏芝的生平及其作品》(《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等，所论不止于复述他人之见，而多有基于翻译实践的自主见解。
此后，整个30年代和40年代，尽管叶芝已开始进入大学英文系课程和参考书，翻译作品也有所增多，但真正的学术研究却可以说尚未出现。1934年9月出版的萧石君据矢野峰人《近代英文学史》等书编译的《世纪末英国新文艺运动》第八章“叶慈与爱尔兰文艺复兴”，对叶芝作了重点评介。金东雷著《英国文学史纲》(1937)第十二章“现代文学”第十一节“戏剧”、第十二节“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戏剧作家”和第十六节“爱尔兰文艺复兴派”，对“夏芝”也有所介绍。但此二书均为译述外国论著之作，自主研究不足。1932年5月，《现代》创刊号发表安簃(施蛰存)译“夏芝诗抄”七首和所作《译夏芝诗赘语》一文。1941年5月，《西洋文学》第9期登载叶芝特辑，包括“叶芝小传”、周煦良译“叶芝论现代英国诗”(叶芝编《牛津现代诗选》序论节译)、吴兴华译“叶芝诗钞”(七首)、宋悌芬译“叶芝自传选译”、郭蕊译“叶芝著民间故事”《曙光》及张芝联译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叶芝论》等。1944年3月，《时与潮文艺》第3卷第1期登载叶芝特辑，包括陈麟瑞作《叶芝的诗》一文、朱光潜译“叶芝诗选”九首、杨宪益译“叶芝诗四首”(后收入《近代英国诗抄》，上海中华书局，1948)和谢文通译“叶芝诗二首”。吴译、朱译和杨译都既传达意义准确，又讲究模拟原诗形式，远较以往译文为优。袁可嘉的大学毕业论文《论叶芝的诗》写于1946年，(袁可嘉，1994：574)也许是第一篇中国大学生用英文撰写的关于叶芝的论文。
二、近期译介(1980-2010)
共和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年里，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对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的译介，除少数经典和所谓“进步”作品之外，可以说几乎处于全面停滞的状态，学术研究自然更谈不上了。时风所及，甚至令许多英语专家自觉无用武之地，转而改行去学俄语。叶芝一般被认为是英国作家，③所以他的名字很少出现于出版物上面，几乎完全被人淡忘了。只有一本《爱尔兰民间故事》(钱遥译)于1954年出版，其中所收九篇故事，是从叶芝整理编辑的《爱尔兰神仙故事与民间传说》(Irish Fairy and Folk Tales，1888)一书中选译的。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西方文化的种种形态随着市场经济打开的缺口汹涌而来，冲击着长期闭塞的中国知识界，在80年代形成了出版介绍外国(尤其是现代西方)文明成果的热潮。1980年出版的袁可嘉等选编的多卷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令人耳目一新，让我国读者见识了20世纪西方文学多种多样的发展形态。其中第一卷上册收录的袁可嘉翻译的七首叶芝诗，可以说标志着三十年空白之后我国重新译介叶芝之始。这时，叶芝这个名字对于大陆一般读者来说几乎已是完全陌生的了。
1982年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叶芝卷，收录周英雄和高大鹏分别翻译的叶芝诗共83首(有一首重复)和一个诗剧《炼狱》，这可能是最早的汉译叶芝诗单行本(尽管是丛书的一部分)了。就其中重复的一首《库尔的野天鹅》来看，周译似较高译为优。后者太拘泥原文语序，且措词偏古旧。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把叶芝的格律诗译成自由体了。
同年，内地的《诗刊》第七期发表卞之琳译叶芝后期诗五首；《外国文学》第八期发表查良铮等译叶芝诗三首，并配有周珏良《谈叶芝的几首诗》一文，谈及《一九一六年复活节》、《新的纪元》和《驶向拜占庭》这三首诗。1985-1991年间，傅浩在《国外文学》等期刊和《英国诗选》等外国诗选集中，陆续发表汉译叶芝诗共45首。1986年，大陆第一部汉译叶芝诗选单行本《抒情诗人叶芝诗选》(裘小龙译)问世，收录译诗75首。翌年，同一译者又出版了另一本篇幅更大的叶芝诗选《丽达与天鹅》，收录译诗233首。该书销量不小，影响较大，但可惜低级误译不少，例如，《荷马歌颂过的女人》(“A Woman Homer Sung”)一诗的标题被译成《女荷马在歌唱》，等等。
1994年，傅浩译《叶芝抒情诗全集》出版。这是迄今最全的汉译叶芝诗集，囊括正式结集的叶芝诗374首。该书部分内容经译者修订，于2000年在台湾出版英汉对照本《叶慈诗选》。2003年，“全集”又经修订，更名《叶芝诗集》重新出版。2008年，其中313首译诗入选《叶芝精选集》④时，译文又有进一步修润。
1995年，中国工人出版社“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袁可嘉卷”《驶向拜占庭》，收录袁译叶芝诗28首。袁译《叶芝抒情诗精选》单行本则于1997年出版，收录译诗198首，其“注释部分曾参考傅浩同志编译的《叶芝抒情诗全集》”。(袁可嘉，1997：9)袁译经过多年锤炼，与大部分同类产品相比质量较为可靠，其风格较贴近口语。
在此前后，台湾又有赵雅博等多人译《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叶慈卷》(1993)和杨牧译《叶慈诗选》(1997)问世。前者收录诗16首、剧7部，为集中译介叶芝剧作最多者，译文较远景版为优，至少注意到了押韵；后者则文白夹杂，诘屈聱牙，令人难以卒读，误译也不少。
此外，还有一些汉译叶芝诗散见于各种译诗选集中，如飞白、屠岸、顾子欣，以及台湾的余光中和海外的叶维廉等人所译。
自90年代起，除抒情诗外，叶芝其他体裁的作品也重新开始陆续被译成汉语。1990年，西蒙译叶芝“伪哲学”专著《幻象》出版。此书所据原本是被叶芝本人否定了的1925年初版，而不是内容有了大量增改的1937年修订版。1996年问世的三卷本《叶芝文集》(王家新编选)，收录诗歌、戏剧、随笔、日记、回忆录、自传、书信、文论等作品，貌似周全，实则杂乱，选文既乏研究眼光，译笔又良莠不齐。1997年出版的一本叶芝“散文集”，汉语书名为《生命之树》(赵春梅、汪世彬译)，其内容是从叶芝两部早期论说小品文集《善恶观》(Ideas of Good and Evil，1903)和《玛瑙的切割》(The Cutting of the Agate，1912)中选取的。记叙小品文集《凯尔特的薄暮》(即《凯尔特的曙光》)的全译本(殷杲译)于2007年出版。2008年出版的一本汉译叶芝散文作品集，包括《凯尔特的曙光》和短篇小说集《隐秘的玫瑰》(The Secret Rose，1897)的全部内容，无前言后记，不知为何书名为《玫瑰的秘密》(黄声华译)。2010年，英汉对照本《凯尔特的薄暮》(王碧滢译)出版。同年出版的《帷幕的颤抖》(徐天辰、潘攀译)一书，把部分叶芝自传(第一部《青春少年之遐想》、第二部《四年》和第三部《帷幕的颤抖》)和小品文集《凯尔特的曙光》汇集在一起，却无任何说明，可谓不伦不类。
除了渐多而重复的叶芝散文作品的译介之外，还是有更多译者尝试叶芝诗歌的重译。2004-2009年间出版的汉译叶芝诗选至少有四种，都是英汉双语对照本：《苇间风》(李立玮译，2004)、《苇间风》(艾梅译，哈尔滨出版社，2005)、《苇间风》(艾梅译，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苇间风》(赵静译，2009)。可怪的是，上列四种译本的书名不约而同，⑤译文或多或少都有“参考”已有的别家译本的痕迹，且彼此间有所雷同，但均未注明。2006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叶芝诗选》(李斯等译)则完全是依据台湾远景版周英雄和高大鹏译本“改译”的，有些部分(例如“颁奖辞”和“致答辞”)甚至只字未改。
三、近期研究(1980-2010)
虽说国内对于叶芝的译介自80年代初就已重新开始，但有关研究却相对滞后，可以说，直到90年代才开始出现真正的学术研究论著。现在，关于叶芝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越来越多，但严格说来，有深刻或正确见解的却不多。
80年代，袁可嘉在致力于翻译的同时，先后发表了富有个性的评介文章《叶芝的道路》(1983)和《读叶芝诗札记》(1988)等。同样，翻译家申奥也发表了《爱尔兰诗人叶芝》(1985)一文。在翻译家的带动下，一般学者也开始关注叶芝。这一时期的兴趣点主要集中于已译成汉语的抒情诗，尤其是对单篇名诗的品评，如刘爱仪《叶芝的〈一九一六年复活节〉》(1985)和《叶芝和他的〈库尔湖上的野天鹅〉》(1986)、朱达《关于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茵纳斯弗里湖岛”》(1986)、杨通荣《叶芝思想与抒情诗初探》(1989)等。其中两篇刘文对叶芝诗的解读入理入情，合乎事实；朱文依据有关资料，指正了前人对《茵纳斯弗里湖岛》一诗的种种误读，均属难得。但由于当时学术条件所限，这些文章多止于就诗论诗，的确还只能算是“初探”；有的格式还不够规范，例如引文全不注出处。学位论文也开始悄然出现。1985年，傅浩用英文写出了学士论文《早期叶芝：梦想仙境的人》，批驳萨维支和兰色姆等人认为叶芝早期创作是“真空里的发展”而毫无价值的观点，以文本和传记事实证明其中晚期创作是早期创作的发展，“从技巧到内容我们都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渐变脉络”。(傅浩：212)
90年代，虽然具体诗作仍受关注，但研究者的眼光已开始向作品背后或以外窥探了。丁宏为《叶芝与东方思想》(1990)一文，以充足的论据、合理的推论，具体而客观地论述了叶芝与东方文化的联系，展示出较高的学术水准。朱先明《爱与恨的交织——〈一九一六年复活节〉创作心态初探》(1991)题目虽不错，但内容粗浅，较诸上述题材类似的刘文，并无更深发掘。方汉泉《略论叶芝其人其诗》(1992)倒是文题相符，论述简略，且不乏想当然之说，例如望文生义地把盖尔语地名“茵纳斯弗利”(Innisfree，意为“石楠岛”)当英语释义为“内在”加“自由”等。(方汉泉：75)方杰《叶芝“拜占庭”诗中的再生母题》(1995)借助多种理论，把“拜占庭”姊妹篇归结为表现再生母题的巫术式艺术创造，不失为一种外部的解析。黄海容、方汉泉《论叶芝的“现代浪漫主义”》(1999)对所论“现代浪漫主义”这一说法未加定义，议论不够细致准确，缺乏说服力。
1999年，傅浩《叶芝评传》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略有差异的版本《叶芝》)，这是中国人用汉语撰写的第一部叶芝研究专著，不仅填补了“我国关于叶芝传记的空白”，(王波：73)也可以说填补了我国叶芝研究乃至爱尔兰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项空白。此书以叶芝生平事迹为经，以其思想和艺术创作的各主要方面为纬，全面、清晰而深刻地勾勒出这位文学大家一生的发展状况及其背后的因缘；细节述译精准以求客观，布局剪裁取舍则反映中国学者的独特观点和判断。此外，傅浩还陆续发表了作为该书前期成果的一系列专题研究论文：《叶芝诗中的东方因素》(1996)通过对具体诗作的分析，说明印度、日本和中国文化对叶芝思想和诗艺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作用；《叶芝的戏剧实验》(1999)全面而具体地评析了叶芝不同时期戏剧创作和实验的风格特点；《叶芝的象征主义》(1999)以大量事实为依据，指出叶芝的象征主义“系自出机杼”，其三个主要来源是神秘经验、文学阅读和民间信仰，并深入细致地剖析了象征是如何在叶芝创作中得以具体体现的；《叶芝的神秘哲学及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2000)翔实可信地论证了叶芝神秘哲学的来源和内容，及其对他的文学创作的本质影响。这些论著以文本和传记等种种事实为依据，“分别从叶芝诗艺与思想的不同角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对国内研究者和读者深入全面理解叶芝起到了重要作用。”(胡则远：154)
直到2006年，国内才有第二部叶芝研究专著——蒲度戎的英文论著《生命树上凤凰巢——叶芝诗歌象征美学研究》——问世。蒲著主要评述了叶芝的象征主义诗歌理论，进一步探讨了其来源和表现，认为魔幻美和智性美是其显著特征。新世纪初的十年里，叶芝研究论文数量大大超过从前。史冬秀《叶芝新探》(2000)认为叶芝是身兼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诗人的“多面体”；其文名为“新探”，其实并无新意，基本上是重复前人之说。黄海容《叶芝的象征主义及其发展》(2000)、许健《叶芝：魔法与象征》(2002)和蒲度戎《叶芝的象征主义与文学传统》(2007)继续探讨叶芝的象征主义创作和理论。黄文评述了叶芝早、中、晚期诗作中象征意象的不同特点。许文在傅浩《叶芝的象征主义》一文的基础上，对叶芝象征主义与神秘主义理论的关系做了再度阐述。蒲文基本上是其英文专著第二章第二节的汉译本，以翔实的资料和准确的细节论述了布莱克、雪莱和其他英国作家对叶芝的影响，说明英国诗歌传统是其象征主义的来源之一。何宁《叶芝的现代性》(2000)和胡则远《叶芝的现代性再探》(2010)关注到叶芝是否具有现代性这个有争议的话题。何文引证翔实，从叶芝的诗学观、诗创作和与现代主义先锋诗人的关系这三方面，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叶芝作为诗人的复杂的现代性。胡文则从叶芝对现代主义的影响和看法及其诗创作中的表现这三方面，再度肯定了叶芝独特的现代性。傅浩《〈当你年老时〉：五种读法》(2002)和李小均《诗人不幸诗名幸——叶芝名诗〈当你老了〉中的张力美》(2002)仍属文本解读一路，但更注重方法。傅文试用五种现代批评方法解读同一首诗，以互见短长，但注重证据，不随意发挥。李文则专以“新批评”派之“张力”说衡量文本，但在具体分析中不乏臆解。例如，作者居然把pilgrim一词一分为二，认为后半部分“-grim”也应重读(实际上依照单词发音和诗律要求均不可能)，从而具有“冷酷的”和“坚强的”等“两层含义”，暗示叶芝“赞赏毛德·冈坚定的革命立场的同时，是否也有那么一丝幽怨，抱怨她对自己那份爱情予以的无情而又冷酷的回应。”至于说“在毛德·冈的眼中，叶芝女人气十足，一如他的名字”，⑥则是对汉语音译人名望文生义，就更没有道理了。张思齐《论叶芝诗歌创作中的抒情性》(2002)、胡则远《叶芝的神秘哲学与中国阴阳五行学说之比较》(2002)、杜平《超越自我的二元对立——评叶芝对东方神秘主义的接受与误读》(2003)和申富英《论叶芝的GYRE理论及相关的艺术创作》(2005)，继续涉及叶芝的东方神秘主义和神秘哲学这类迷人的话题。张文把叶芝诗歌的抒情性来源归诸东方文化即基督教“圣经”《旧约》的“滋养”，和“对中国和日本诗歌的刻意模仿”，未免夸大其辞；此外尚多有随意发挥之说，尽管“一时还拿不出直接的证据”。⑦胡文的比较观点立意不错，指出了叶芝神秘哲学与中国阴阳五行说的异同，但论证不够深入。杜文梳理了叶芝接受东方神秘主义的时代背景和多种来源，举出其“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之例，并指出其目的是“用于解决个人信仰危机和满足创作手法的需要”。(杜平：157、153)申文重点评述叶芝的gyre理论以及相关象征，大体不错，但微有疏误，例如把散文著作《幻象》误称为“重要诗作”等。(申富英：27)刘立辉《叶芝象征主义戏剧的伦理理想》(2005)和孙柏《叶芝的戏剧理念：去殖民化的诗学》(2007)进一步运用当代西方批评理论概念来观照叶芝的戏剧创作和理论。刘文通过评析叶芝的部分剧作，揭示了其中所蕴涵的伦理理想及其社会意义。孙文则通过细读叶芝的戏剧散论集《爱尔兰戏剧运动》，分析了叶芝的戏剧理念及其历史内涵，认为其实质在于“去殖民化”，颇有见地，具体分析也颇中肯。丁宏为《叶芝：“责任始于梦中”》(2005)探讨了某些具体诗作中透露出的叶芝作为诗人的多重责任观，切入角度独特，分析精辟，引用相关评论得当，是一篇少见的规范之作。傅浩《创造自我神话：叶芝作品的互文》(2005)从互文性的角度考察了叶芝利用不同体裁重复近似题材，以编造个人神话的系统性创作策略。区鉷、蒲度戎《叶芝与陶渊明的隐逸世界》(2005)比较了叶芝与陶渊明笔下不同的隐逸世界，认为二者具有逃避现实的共同倾向。傅浩《叶芝作品中的基督教因素》(2008)初步梳理和例举了叶芝在创作中对基督教文化元素的艺术处理，由于篇幅所限，论述难免不够周全。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较前有所深入，可以说逐渐步入了学术正轨，但成果良莠不齐，虽然不乏言而有据、言之成理的精妙之论，但更多的是人云亦云或臆解臆说的平庸之作。
叶芝研究也在新时期重新进入大学甚至中学课程。例如，《20世纪欧美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和新编《欧洲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01)等大学教材或参考书均辟有叶芝专节。普通高中语文选修课“外国诗歌散文欣赏”课本和教师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与《诗歌读本·大学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等，则选载有汉译叶芝诗作和导读文字。
另外，从各高校的学位论文选题情况看来，以叶芝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越来越多，而且理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兹不细论。
四、结论：不足和前景
在叶芝研究中，东方文化元素的影响对于我国研究者一直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然而，叶芝有关东方的知识尽管深度有限，但广博而具体，主要涉及印度哲学(佛教、印度教)和文学、犹太哲学(喀巴拉)和日本文学(能乐)等，而前二者又与神秘主义有关。在这些方面，国外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关于能乐对叶芝的影响，西方和日本学者都已有不少论著，尤以胜关根和克里斯托弗·穆雷的合作研究最为出色。⑧他们从能乐的基本知识出发，通过比较研究，指出费诺罗萨/庞德英译本的谬误，以及叶芝是如何理解和利用能乐的。叶芝与印度文化的关系则引起不少印度学者的兴趣，例如拉文德仑的研究。⑨毕竟西方的叶芝学者少有兼通印度学或东方学的，故在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不多，但他们在叶芝神秘主义方面的研究可谓得天独厚，因为许多源自东方的“秘法”在东方已经式微，而在西方迄今仍流行不衰。穆尔、⑩瑞恩、(11)豪(12)和哈珀(13)等，都各有具体而微的精深研究。尤其是哈珀，他对叶芝夫妇大量的“乩笔”记录做了第一手的解读研究，清理了《幻象》一书的真正来源和含义。我国研究者虽对此类话题颇感兴趣，但大多对各种秘法秘术的分类和概念尚不清楚，故往往避重就轻，牵强比附，更遑论某种具体来源对叶芝思想的影响了。
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叶芝的作品中较不明显，但也并非无迹可寻。叶芝对中国的传统绘画和诗歌等艺术并不陌生，在其作品和书信中都有所涉及。要做这方面的研究，需要仔细阅读其书信等文字。叶芝一生写有大量书信，不少虽已结集出版，但至今仍不断有新的结集问世。但这些书信集大都没有得到我国研究者的及时利用。他们一般满足于强拉看起来表象或性质相似的东西来做比较，却很少重视作为证据的文本事实和传记事实。叶芝传记也已有多种，堪称巅峰之作的是佛斯特的两卷本巨著，(14)其中披露了叶芝平生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如果善加利用，必将有所发现，有利于校正或深化对叶芝其人其诗的看法。
即便是对于创作文本本身，我国研究者的掌握程度都还显得远远不够。叶芝的每一首诗、每一部剧都有专家为之详注、疏解和导读；我国研究者似乎对这些工具性基础成果利用不足，对文本的读解还远不够深入细致，以至于所论尚多停留于印象和描述，尤其在文体、语言和创作方法等方面缺乏内行精到的看法。
综上所述，较诸国外，我国的叶芝诗歌研究尚有很大的差距，甚至译介可以说都还处于初级阶段。有些研究者在对叶芝了解还远远不够的情况下，就率尔而论，难免在细节上有所失误，造成硬伤；而在此基础上所做的任何判断和发挥自然都会谬以千里；或者干脆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随意解说。还有些人缺乏独创精神，满足于从他人论著获得灵感，肤浅地重复陈旧的话题。只有少数研究者有独到的见解，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基于对叶芝作品文本和背景资料以及相关评论的熟悉。相反，如果对叶芝所知甚少，总是围绕着一些烂熟和浅易的话题做文章，即使用再新奇的理论来硬套，也难以有所突破。
另外，我国的叶芝研究与译介既相互依赖又互相脱节。许多论著主要是依赖已有汉译本而完成的，没有汉译本的作品则少有研究者问津，如叶芝的叙事诗、戏剧诗、中长篇小说等。而另一方面，新近出现的许多内容重复的汉译本，又由于译者缺乏研究而错误迭出。
既然成绩浅薄，那么努力的空间就很大。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沉潜下去，先力求较全面地掌握和吃透基本事实。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
①这些音译与原文人名的发音(Yeats)不符，元音和辅音都颇有差异，可能是由于译者不明原文正确发音或所操方言发音影响所致。现在我国大陆约定俗成的通行译法“叶芝”也不够准确，此译名不知始于何人，笔者所见以1941年《西洋文学》第9期“叶芝特辑”所载为最早。萧石君1934年的译名“叶慈”(现通行于台湾)和杨宪益1948年的译名“叶茨”更近似原文发音。
②上述王译均选译自叶芝早期小品文集《凯尔特的曙光》(The Celtic Twilight，1893)，王译《克尔底微光》。
③叶芝的国籍问题曾一度在我国读书界造成困扰。较早介绍都称叶芝为“英国”诗人，例如袁可嘉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1980)中所为。杨宪益《近代英国诗抄》(1948)、卞之琳《英国诗选》(1983)、查良铮《英国现代诗选》(1985)、王佐良《英国诗选》(1988)，甚至屠岸《英国历代诗选》(2007)，都收录有叶芝诗的汉译文。英、美等国出版的英国诗歌选集也往往收入爱尔兰英语诗人的作品，但不特别注明诗人的国籍。虽然在行政上，在1922年爱尔兰自治以前，叶芝曾是英国的臣民，但他曾于1915年拒绝英王赐予的骑士封号；1923年为赴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而特别申领的护照是爱尔兰自由邦而非英国政府颁发的；1922-1928年出任爱尔兰自由邦国会参议员。可见他在个人感情和民族身份上都认同爱尔兰而非英国。对于艺术家，其身份不应仅仅按国籍来决定。现在，叶芝的爱尔兰身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尊重。
④该书由傅浩编选，白晓东等五位译者合作，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叶芝诗作313首、剧作3部、全部短篇小说共17篇、散文18篇、自传2部。除诗作外，其余大部分为新译。
⑤《苇间风》是叶芝早期诗集The Wind among the Reeds多少有些古色古香的汉译，是傅浩首创的译法，见于其公开发表的《叶芝早期诗五首》(《国外文学》1985年第1期)、《叶芝诗抄》(《外国诗》1986年第5期)和《诺贝尔文学奖辞典》(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威廉·巴特勒·叶芝”条中。
⑥李小均：《诗人不幸诗名幸——叶芝名诗〈当你老了〉中的张力美》，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20页。
⑦张思齐：《论叶芝诗歌创作中的抒情性》，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43—47页。该作者另一篇论文《叶芝诗歌创作中的东方神秘主义》(《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是前者的改头换面之作，内容无实质差异，但结构更混乱，例如最后部分称“叶芝诗歌的抒情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而“以下”只论及了两个方面。
⑧Masaru Sekine and Christopher Murray,Yeats and the Noh(Colin Smythe Ltd.,1990).
⑨Sankaran Ravindran,Yeats and Indian Tradition(Stosius,Inc.,1990).
⑩Virginia Moore,The Unicorn:William Butler Yeats,Search for Reality(Macmillan,1954).
(11)Kathleen Raine,Yeats,the Tarot and the Golden Dawn(The Dolmen Press,1972).
(12)Graham Hough,The Mystery Religion of W.B.Yeats(The Harvester Press,1984).
(13)George Mills Harper,The Making of Yeats's:A Vision,2 vols.(Macmillan,1987).
(14)R.F.Foster,W.B.Yeats：A Life,2 vols.(OUP,1997；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