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21世纪的显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显学论文,科举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正在日渐变成历史，随着21世纪的临近，科举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了。不过，世间的事物有的是靠得越近越为人们所关注，时过境迁便被人们所遗忘或忽视；有的则是虽近在咫尺而被人看轻，但离得越远却越引起人们的兴趣和重视。科举便属于后者。在本世纪初，科举曾被唾骂为与缠足、鸦片、纳妾一样的腐朽落后的东西，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难得有人去触碰它。几十年后，人们才日益发觉科举这一尘封的历史陈迹也还闪烁着一些异样的光彩。于是，愈靠近20世纪末，人们愈发重视研究科举，而且此一趋势有增无减，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逐渐形成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科举学”，必将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一、世纪初对科举的抛弃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一种制度像科举制那样长久深刻地影响当时的世道、人心和风俗。然而，受清末士人批判科举的言论的影响，以往学术界对科举的研究与科举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比较，是不大相称的。
唐宋以后，科举制在封建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科举考试成为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明清时期，科举发展得相当完备，政府对科举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社会对科举的重视也几近于顶礼膜拜的地步。“国家用人，率重科举；而科举取士，率重文章。科举制也，不可易也。”（注：[明]田艺衡：《留青日札》“非文事”，见《纪录汇编》卷190。） 科举作为适应古代社会的一种官僚更新机制与公平选才方式，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不可易废的——实际上清代以前多次废止科举的努力确也都以失败告终。然而，19世纪下半叶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科举在西学东渐大潮中也受到空前强烈的挑战。为了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科举制也曾被加以改造，如增设算学科举和经济特科，1901年以后又废除八股文体，对正科考试内容进行革新，引进近代政治经济考试题目和西学，使科举制开始朝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变。但是，本世纪初，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求变的要求非常强烈，而根基深厚的科举制还带着其强大的历史惯性在运行，使得近代新学难以有机统合到这一复杂精细的系统中去。尤其是士人对科举的传统向心力客观上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兴办，致使张之洞等人认为改革科举补偏救弊已无济于事，非过正就无法矫枉，于是将科举制度连根彻底拔去。
1905年废止科举是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给当时的中外人士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不过当初知识界人士多认为此举意义重大，中华民族从此振兴有望，很少考虑是否连带将考试选官的合理内核也一同粉碎了。科举制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嘎然而止，等于将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和支撑官僚系统以及促使儒家文化传承的制度根基突然铲除，它所带来的社会震荡、政治混乱和文化断裂等后果，远远超过清末士人的估计和想象。科举废止后，新式学堂大量兴办起来了，但在教育发展的同时，政治方面的消极后果却日渐显示出来。“新型的学者在成批地产生，留学外国的科学家在一船船地回来，但管理他们的官员又是从何产生的呢？而如果没有优秀的行政管理者，一切学者、科学家都会在无序状态中磨耗终身，都会在逃难、倾轧、改行中折腾得精疲力竭，这已被历史反复证明。”（注：余秋雨：《十万进士》，《收获》1994年第3 期。）科举废止后，由于政府用人缺少标准，于是讨官跑官、任人唯亲、植党营私等弊端也随之而来。尽管也有少数人提出恢复科举的奏请，但都一概被视为顽固保守而遭到批判。
提议复行科举者一般多从变通学务、 保存旧学等方面陈述理由。1907至1908年之间，中书黄运藩、给事中臣李灼华、吏部文选司员外郎黄允中都曾分别奏请重开科举，其中尤以黄运藩复科举之奏，主张“科学与科举并行”的观点影响较大（注：《学部议覆中书黄运藩整顿学务请复科举折》，《政治官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初五日第16号。），以至“报纸纷传，就各省情形而论，有某校教员请于邑宰复科举矣，甚有国文教员欲以八股试学生矣”。为此，1908年江苏教育总会曾《上学部请明降谕旨勿复科举书》，说“罢科举兴学校，固不啻夺我自亡之鸩而苏以救亡之药也”（注：《江苏教育总会文牍》第3编，第1～3 页，江苏教育总会编辑部1906～1911年编印。）。在举国上下绝大多数人都认定科举意味着落后守旧、学堂代表了进步维新的大气候下，黄运藩等人对科举废止后出现诸多问题的看法显得十分背时，其声音总的来说相当微弱。随着新式学堂的快速发展和科举突然退出历史舞台，传统儒学迅即为人们所忽视，清朝帝国大厦出现了崩裂的先兆。为此，一贯主张中体西用的张之洞在1905年后曾对废科举的后果感到某种程度的惊恐，表现出某些懊悔与惋惜的心情。（注：William Ayers:"Chang Chih- tung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1,pp.244～245.）这一点后人似乎很少注意到。
同样为人们所忽视却很值得当代研究者重视的是梁启超在科举革废前后的矛盾表现。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奏《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认为“国事危急，由于科举乏才”，乾隆时礼部反对废弃八股的看法乃“似是而非之谬论，亡我国割我地者，皆自此言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 第343 ～347页。）表达了他对八股愚民的深恶痛绝。 当时梁启超成为改革科举废止八股的急先锋，与其师友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一样，认为变革科举是旋乾斡坤转移风会之根本。但是到了1910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观点大变。他不顾可能被人们视为“顽陋”，公开声称：“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这科不足致用耳”；并直接提出恢复科举的建议和新科举的考试科目内容与方法。（注：梁启超：《官制与官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3，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68页。）梁启超是深知美、日、德等国借鉴科举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大收其效才悍然提出此“不合时宜”的动议的。不过，梁启超对科举革废观点上的转变以往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1928年，潘光旦发表《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两个制度的讨论》一文，谈到英国学者歇雷认为中华民族所以能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科举制度，“也就是三十年前一班讲维新的学者们攻击得最厉害的一种制度，也就是梁任公先生以居然能够打倒引以自豪的一种制度”。（注：《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潘光旦文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4页。）梁启超对自己原先所为是否感到“自豪”还很难说，不过本世纪3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庆幸科举的废除，并且把科举视为腐朽没落的丑物加以鞭挞。民国初期多数著名人物如鲁迅、胡适、蔡元培等都有谈及科举的言论，观点也多与清末维新派类似。
在全社会都在批判科举的大趋势下，少数对科举想作较客观研究的人甚至有点忌讳使用“科举”一词，而以“考试”代之，因为“科举”在人们眼中明显是贬义词，而“考试”则为中性词。因此，30年代出版的科举研究论著往往以“考试”代指“科举”。如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二书便是如此。40年代很少科举研究论著发表，而30年代“科举学”成果当以邓嗣禹的《中国考试制度史》最有水平，该书至今仍有相当的学术价值。该时期虽有一些论著对科举作出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但总的来说还不成气候。
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指出科举制实质上的不平等，认为其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而且仍受清末废科举时过激言论的影响，只注意科举的消极面，并存在着把科举制等同于封建制的倾向。加之吴敬梓《儒林外史》和鲁迅《孔乙己》等文学作品流传颇广，以至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科举只会造就像范进和孔乙己那样的腐儒。几乎每一部中国通史、中国教育史、中国制度史等书都会涉及科举，均多是作为批判的对象加以叙述的。70年代以前专门的科举研究论著不多，其中最有分量的当推清朝末科探花商衍鎏1958年出版的《清代科举考试制述录》。然而受当时政治的制约，全书结论说：“封建时代之科举，实为束缚读书人之工具”，“科举仅余糟粕在”。同一时期台、港学者的一些科举研究论著倒是较为全面客观。西方学者中，德国汉家傅吾康1960年出版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一书，回顾从宋代的范仲淹、王安石、朱熹到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对科举的批评，评价科举也是多彰其过，少论其功。但他在书中结尾已指出科举制的崩溃是传统国家灭亡的开始。（注： Wolfgang Franke:The Reform and Abor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1960,p.71.） 而何炳棣等其他著名学者则充分肯定科举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中的作用，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科举制度的发明是中国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注：刘海峰：《科举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8期。） 这些正面评价对日后中国大陆学者反思科举的功过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二、世纪末对科举的反思
到了本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环境的宽松，科举研究也空前活跃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不再像世纪初那样为激愤的情绪所左右，许多学者开始对科举作出冷静的分析和理性的判断。而更重要的是高考选才存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没有制度化的遴选官员或公务员的程序所显现出来的弊端，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反思科举制的是非功过。
在对科举看法的转变的许多人士中，多年担任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的杨学为研究员颇具代表性。他在《对科举的再认识》一文中说：“过去上学的时候，书上写的，老师讲的，科举几乎一无是处，我也是这样认识的。三十年后，现在我从事考试工作，有了一些体会，又查了一些资料，感到原来认识不全面。……如果（戊戌）变法成功，如果剔除了科举考试的陈腐内容与僵化形式，使之适应维新的需要，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然而，这不是事实。……这是中国考试史上的悲剧。 ”（注：国家教委考试管理中心主编：《高考、会考改革资料汇编》，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2页。）确实，面临世纪转换与千年之交的转折关头，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过去对科举作出的定论，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为什么科举制能够长期存在？尽管各代有不少大臣和学者批评科举，甚至有的皇帝还下令停罢过科举， 可为什么总是旋罢旋复， 一直延续1300年之久？科举是否真像清末康有为等人所说的那样罪大恶极，是否也有其积极作用和存在的内在理由？为什么科举在中国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却为西方国家所借鉴，并通过建立文官考试制度使之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什么中外学者对科举制的评价会形成强烈的反差？
余秋雨曾说：“最近一个时期我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其原因，可以说是‘世纪性’的。……二十世纪一开始就废止了科举，当然也就随之废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从创立之初就想承担的社会课题，是否已经彻底解决？我怎么一直有一种预感，这里埋藏着一些远非过时的话题？ ” （注： 余秋雨：《十万进士》， 《收获》1994年第4期。） 像余秋雨这样对科举产生浓厚兴趣的学者还有许多。由于科举制对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政治、教育、文化、文学、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代政治学界、教育学界、文化学界、文学界、社会学界以及历史学界都有不少人致力于科举研究，而且多数人不再受以往对科举批倒批臭的观点之羁绊，敢于推陈出新，提出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使科举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过去中国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外部世界有关科举的评价知之甚少。80年代以后，欧风美雨再度东来，当人们知道西方行政学界和汉学界对科举的赞美评价时，感到相当惊讶和新鲜。而当我们准备“引进效率”，借鉴西方文官制度以建立公务员制的时候，许多人才发现原来西方文官制度竟然还是从我们中国的科举制学过去的，这真如古语所说的“礼失而求诸野”。1983年，美国卡特总统任内的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应邀来北京讲学时曾说：“当我被邀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注：桑玉成等：《当代公务员制度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令人自豪也好，感到具有讽刺意味也好，中国人对科举制“失之华夏，得之四夷”再也不会无动于衷了，再也不会一味地否定了。于是正面或全面评价科举的论著日渐多了起来，甚至连过去被人们众口一词大加挞伐的八股文也引起众多研究者注意，由“文化垃圾”变为研究热点。中国学术界实际上已出现了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
促使中国人在世纪末重新审视科举的诸多因素中，韩国对科举的态度使中国人有了不小的触动。1980年，韩国便召开过以科举研究为主题的全国历史学大会。1994年，为纪念汉城建都600年和科举考试罢止100年，韩国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效仿李氏王朝的模拟科举考试，即在成均馆大学举行谒圣文科殿试，在全国应试的216名儒学“生员”中，按55 岁为线分甲乙两科，各取郭庄淳（53岁）、金佑振（79岁）为状元，放榜后还举行了“恩荣宴”和游行仪式。韩国再现“科举盛况”的做法，是为了让后人不忘祖先的文化遗产，不忘对考试和教育传统的继承。作为科举发源地的中国，在科举废止100年后的2005年， 是将科举文化全面清理研究，还是将其作为批判的靶子继续敲打？的确值得我们未雨绸缪，认真反思。
临近世纪末的中国学术界对科举呈现出一种十分复杂和矛盾的心态：人们既对科举加重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有所痛恨，又对科举推动文化教育的普及有所肯定；既感到这是一种顽固不化的文化包袱，又感到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文明遗产；认为它既使知识分子失去了独立性而依附于统治阶级，又可使知识分子进入社会中心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看到它既曾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进步起过积极作用，又曾拖住了社会前进的脚步……。同样是“科举”一词，在有些人眼中仍代表落后反动，如将高考比为“新科举”便是否定；而在有些人眼中则是代表公平进步，如赞扬说当今考试选官是“新科举”。（注：李明、刘海民：《青岛：不考“状元”考官员》，《半月谈》（内部版）1995年第12期。）但无论观点如何歧异，本世纪末对科举研究的空前关注，预示着下世纪“科举学”必将走向兴盛。
三、下世纪“科举学”的展望
在《“科举学”发凡》一文中，我曾指出，“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科举学”不是关于一时一地或一人一书的学问，而是与中国一千多年间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书籍和几乎所有地区有关的一门学问；不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局部，而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学问，又是至今还有相当现实意义并和东亚及西方主要国家有关的一门学问。这就决定了“科举学”具备巨大的研究空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注：刘海峰：《“科举学”发凡》，《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
科举作为中国封建时代选拔人才的一种独特方式已淹没在历史进化的浪涛之中，但它曾深刻地塑造过中国社会文化的形态和知识分子的形象，并对人类文明进程作出过重要贡献，科举所包含的内在精神和文化意蕴并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失去价值。无论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在考试内容和实施环境上有何根本差异，但两者采用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精神是相同的，这是最为本质的方面。科举制虽然植根于封建社会，但其公平择优的选才方式所体现的合理性具有超越封建时代的特性。考试选拔所遵循的是能力本位原则，在考试成绩前人人平等。不管科举实际上是否真正平等，至少在制度规定上是标榜公平竞争原则的。现代各类考试的原则与方法明显与科举考试有渊源继承关系，科举考试所留下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这就使科举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近年来教育界倡导“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对是否要坚持统一高考制度争论颇为激烈。对这类关系重大的根本问题，仅仅依靠当前的教育理论或考试理论是不够的，还须将考试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才可能较全面客观地看出考试制度的局限性和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一千多年科举考试史不断证明，在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只有通过公平的考试竞争才能有效地解脱人情困扰，才能较好地选拔人才。研究中国科举史上一再出现过的存废利弊之争，对我们今天探寻考试的发展规律，认识坚持考试选才制度的必要性很有益处。另外，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要真正做到公平客观，也有必要研究科举考试中采取的各种防止舞弊措施，历史上口试与笔试的反复比较、考官亲属的回避规定、评卷环节的严密防范等方面都有一些值得参考的经验。完善公务员制度首在考试公平，随着公务员制度的日渐健全，必然要深入开展科举研究。
除了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以外，科举研究本身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是学术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科举制及科举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并反映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后期文化的主要特征。科举的目的是选拔修齐治平的治术人才，考试内容强调古典人文知识，因而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学、文学、史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儒家经学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汉代以经术取士，唐宋两朝科举取士中存在经术与文学之争，但从王安石改革科举试以经义之后，特别是明清科举考八股制义以后，儒家经学在科举考试的内容中占了主导地位。科举时代《四书》《五经》为普通中国读书人所熟知，经学的不断传承和繁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科举制的倡导利诱。中国古代文学的普及与发展也曾受到科举取士的推动，唐代进士科以诗赋为主要录取标准，即使北宋以后进士科合并包容了明经等其他科目之后，也还是兼顾考察举子的文学素养，而明清时期的八股文则将作文推向讲究格律声韵对偶排比的极端。科举及第金榜题名还成为小说戏曲长盛不衰的题材，才子佳人的情节套路一如西方文学作品中的英雄美人模式。至于史学方面，由于“六经皆史”，儒家经典本身就是先秦的历史记载，唐五代又有一史、三史科，而科举中试“论”又往往以史论为重，因而科举与史学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科举对中国人传统的重道轻器、读书至上、学优则仕等观念的形成皆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我国不少地区的民间故事、社会风俗甚至社会心理等方面也还可见到科举文化的明显遗存。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的发展，在21世纪势必会有更多人从“科举学”的角度来研究传统文化。
“科举学”是从总体上研究科举的一门学问，是对科举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或专门领域。以往对科举的研究多是分门别类的，这种分学科门类的研究有利于研究细致入微，但却缺少交叉和综合。科举研究涉及到许多学科，无论哪一门学科都无法全部包括，只有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才能有所突破和飞跃。科举是一个整体，“科举学”就是一门关于科举的综合性认识的学问，它的任务是把各个不同学科所获致的对科举不同侧面和各个层面的认识，有机地组合起来，从宏观上把握其结构和机制，来达到对科举的总体认识。这就需要各方面学者的共同努力，一起交流切磋，以提高总体研究水平。
以往对科举的研究虽然较为丰富，然而很少有意识地将其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来看待，而是单科作战，分散进行。政治学界注重研究科举的选官功能，教育学界注重研究科举的教育作用，文学界侧重探讨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社会学界侧重探讨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历史学界则集中于断代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地方文化研究者又往往只研究本地的科举史。各个学科多自成体系，缺少交流碰撞。而且国内学者不太了解海外科举研究动态，国外学者也不常利用国内的科举研究成果。只要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来看待，将各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便会出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出现较重大的突破性进展。为了将科举研究推向深入、全面，笔者认为，在将来适当的时候，科举研究也应成立专门学会，并依托逐渐统合在一起的权威考试管理机构，出版专门的学术刊物《科举》或《科举研究》、《科举学刊》。由于“科举学”具有独特性、广博性、重要性和现实性，且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因此21世纪的“科举学”会像一块“学术磁铁”一样吸引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力。
“科举学”是一门疆域辽阔的专门学问，其研究空间要超过其他大多数专学。仅从著名历史人物的科举生涯的角度去考察，就可以写出成千上万篇论文，而已发表的这种个案研究论文为数尚少。假如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去透视科举，还可以有非常宽广的耕耘空间。科举本身的时空构架已经十分庞大，而如果用超越科举本体的思维去观照，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其光彩照人的正面，或是其阴暗灰蒙的背面，都还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政治面貌、社会状况、文化教育各个方面的种种光色。“科举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从此视角观察，可以看到一个古老而全新、专门而广阔的学术视野。
世纪回眸，瞻前顾后，在千载一时的千年之交关口，对科举这样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重要制度进行理性考察和哲学思辨，我们便会意识到：中国过去是一个科举社会，为了制衡讲究人情关系的消极影响，解脱人情困境，现在和将来还须以考试作为社会生活的调节阀，因此中国必然还要走向一个考试社会。在一个富有丰厚考试文化的国度中，无论是现实改革借鉴需要，还是学术研究自身的内在动力驱使，都会推动科举研究走向繁荣。可以预见，具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科举学”必将屹立于中国学术之林，科举研究成果必然会越来越与科举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相称，“科举学”则将成为21世纪一门烁然可观的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