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暗的人类学及其他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理论
[美]雪莉·B.奥特娜/著 王正宇/译
[提要 ]文章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背景下人类学所显现的若干趋势视为经济与政府的双重构型。首先讨论了所谓“晦暗的人类学”转向，这种人类学重视社会生活的严酷因素(权力、支配、不平等以及压迫)，表现为压抑与无望的主观经验。进而在“诸善的人类学”(anthropologies of the good)框架下，分析了一些或隐或显可被视为回应这一“晦暗”转向的作品。这种人类学既包括对“善的生活”(the good life)与“幸福”(happiness)的研究，也包括对伦理与道德的研究。最后分析了什么样的人类学才能被称为另一种善的人类学，即批判(critique)的、抗争(resistance)的、激进主义(activism)的人类学的新方向。
[关键词 ]人类学理论；新自由主义；马克思；福柯；康宁；道德；批判；抗争
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学术作品无法脱离其所赖以诞生的现实世界。我们的研究所处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以无数方式影响着为我们所用的理论框架以及意欲探究的现象，即便那是一个关于遥远时空的研究。正如学者们数十年来围绕科学研究的争论，甚至与人事相去甚远的物质性的物与力的研究也受制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本文聚焦于各种问题中涉及所谓“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秩序发轫的当代人类学转型。①尽管笔者将在后文进一步限定这一概念，此处仍需对其稍加解释。于讨论所及的时段——大体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15年前后，作为一种新的、更残酷的资本主义形式，新自由主义正在全球快速蔓延。就其内部而言，美国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始进入历史学家罗伯特·布雷纳(Robert Brenner)[1]所谓的“长期低迷”状态，最终导致2008年股市暴跌，同时带来了深度衰退。那些已然发展的“大到不能垮”(too big to fail)的银行在危机过后用纳税人的钱渡过难关，随即犒赏自己，给高管们发放巨额奖金。又加之这一时期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最终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经济学家越来越对扭转局势感到无望。[2]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从根本上压垮了世界上那些更小、更穷的国家。②
以建设低碳社区[30]为要求及目标，重点对位于发展调控区内的乡村旅游发展空间单元进行建设地块划分，并从开发强度控制、自然环境保障、低碳建筑建设，低碳技术运用和低碳生活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引导和控制，以降低旅游发展空间对于生态效益带来的不利影响与干扰。开发控制体系采用强制性、指导性相结合原则，控制指标分为规定性指标和引导性指标，从法律效力和政策层面对控制内容区别对待。
笔者无疑以美国视角写作此文。在美国情况依然非常严峻，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向上转移的财富及其对政治的影响，部分是由于进一步加剧的深度不平等所致。当然，情况会因国家与地区的不同而有别。王爱华(Aihwa Ong)提醒我们不要把新自由主义当作“一波浪潮……从支配地位的国家推向小国”[3]，反而敦促我们警惕新自由主义在不同时空渗入其中的复杂“集合体”(assemblages)。[4]除了这些变数，甚至就在笔者写作的同时，形势正在世界各个角落迅速推进。人类学家正开始记录对新自由主义的创造性适应，以及抵抗运动——无论如何，一些国家在这方面显然已走在前列。所以笔者需要再次强调，本文的讨论并未预设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均匀铺展，而仅仅是针对最为“晦暗”(dark)时期的美国背景进行写作。
本文同样不主张用新自由主义解释所有发生在美国及全球的难题。种族、性别、宗教、族群暴力问题都有其各自的地方历史与内在动因，尽管他们依旧在经济与统治形式中得以显现，并与之纠缠在一起。
最后，本文不打算涵盖所论时期中全部人类学的发展，包括“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③、“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④和“民族志理论”(ethnographic theory)[5]转向等许多有趣且新颖的发展并未涉及。本文更关注笔者看来与新自由主义问题相关的三个内在联系的方面：(1)笔者目为“晦暗的人类学”(dark anthropology)的兴起，包括民族志与理论；(2)辩证相关的“诸‘善的’人类学”(anthropologies of the ‘good’)的兴起；(3)“抗争”(resistance)研究的复兴，即笔者对一系列新的批判民族志和理论作品的总称。
为保证食品安全，武汉理工大学强化食材源头管理，实行食堂大众物资公开招投标采购制度，引进有信誉、有实力、有社会责任感的供货商，建立和完善《食品采购索证制度》、《食品原材料采购查验制度》、《库房验收制度》和《采购记录制度》，严禁无牌、无证、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物资进入食堂；建立完善的食品留样制度，将需要留样的菜品按卫生执法部门的要求每份留样至少125克，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留样记录齐全；实行食品添加剂记录台账制度；每日实行职工晨检制度，保证健康上岗。
一 、晦暗人类学的成就
正如笔者在较早前的一篇文章中[6]所讨论的，彼此分裂的两个阵营左右着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人类学。它们分别是以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⑤及其学生为领袖的“文化主义者”，由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⑥及其同僚执牛耳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⑦。主要受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启发，克利福德·格尔茨及其追随者致力于以新方法思考文化——关于文化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为人们提供意义，以及人类学家如何得以理解诸般意义。另一方面，沃尔夫与其同伴主要从马克思那里获取灵感，从全球和地方的角度，研究人们如何更多地利用政治、经济力量，而不是文化的方式，形塑自己的生活。文化主义者将政治经济学派的作品归为化约论：人们的动机被化约为简单的“利益”，并且人们的生活被当作机械力的反应。另外，站在唯物主义者立场，文化主义者的作品基本上都缺乏斗志：把文化当作诗书文本，他们忽略了主宰大部分人类历史的权力的严酷现实。
至少在美国，文化主义观点流行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与此同时，部分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新批判理论正在形成，并同样致力于分析权力、不平等、统治、剥削问题，其尤为重要者当数跨越诸多学科的后殖民理论的兴起。就人类学而言，较早出版的重要作品是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的论文集《人类学与殖民遭遇》(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⑧同样跨越诸多学科的女性研究也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兴起。这一领域的主要人类学作品如米歇尔·罗萨尔多(Michelle Rosaldo)和路易斯·兰费尔(Louise Lamphere)的《女性、文化与社会》(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7]，以及雷纳(拉普)·莱特[Rayna(Rapp)Reiter]的《迈向女性人类学》(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8]。尽管晚些时候种族研究才以相似的策略获得突飞猛进⑨，然而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重要研究都包含了强烈的种族批判维度。
上述新作的作者们观点不尽相同：研究政治经济者大都忽略性别(如果不是种族)；分析殖民主义者经常围绕政治经济发问；探究性别者更是独树一帜。然而，他们至少绝对赞成人类学必须开始关注权力与不平等问题，而且他们不久以后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优势，既在理论“原型”(马克思、韦伯等)的层面，也在当下研究的一些至要主题层面(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父权制、种族不平等等)，权力与不平等问题开始主导理论景观。笔者称此“晦暗的人类学”的兴起为：人类学对人类经验中冷酷、无情一面的强调。这一向晦暗的人类学的转向(包括“晦暗的理论”与“晦暗的民族志”)部分既是对前述内部批判的回应，也是(笔者认为)对新自由主义影响下日渐困难重重的现实世界的回应。⑩
但是从市场构成来看，行业总体的低迷并没有阻止产品结构升级的步伐。中怡康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1-9月，两门冰箱全渠道占比为21.1%，线上零售额同比微涨0.4%，线下零售额则同比大幅下降13.2%；三门冰箱全渠道零售额占比与两门冰箱基本持平，为21.2,%，其中线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7%，而线下零售额则同比下降17.7%；多门冰箱全渠道份额提升至31.5%，其中线上同比大幅增长61.9%，线下同比增长7.5%；对开门冰箱全渠道零售额占比为25.6%，其中线上实现35.3%的同比涨幅，线下则出现8.4%的跌幅。
⑥如Eric Wolf，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Berkeley，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马克思与福柯的作品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定义与呈现了令我们彻底以权力、剥削以及持续蔓延的不平等的方式审视世界的“晦暗理论”转向。福柯的部分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堪称此概念的典范，即一套关于无处不在的权力充斥生命每个缝隙的真正完整的理论。
其思想实际上随着其职业生涯而发展，其部分晚期作品脱离了无休止的权力问题。
不仅如此，笔者认为可以公正地评价，正是这个全景监狱(Panopticon)的、《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10]的、认为权力无处不在的、声称多重统治形式的、晦暗的福柯，极大地影响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类似的观点亦可用于马克思。即令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乐观层面，而现今人类学理论中发挥作用的马克思却是最为晦暗的马克思，只重视以牺牲无能为力的穷人为代价获取财富与权力的积累，只强调作为冷酷而缺乏人性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持续全球扩张。
如若这一理论原型阵营已然转变为“晦暗的人类学”，则许多民族志研究的对象与主题也已变得晦暗。本文讨论的是其中的主要典型，即向新自由主义的全面转向及其影响。但是，在开始这一论题前，有必要沿着同一脉络简要说明全部殖民研究的迅猛发展。
无论如何评价殖民研究框架怎样重塑人类学与今日世界的关系都不为过。在笔者记忆中，笔者人类学本科专业学习与研究生训练都很少涉及“殖民主义”一词。当时的人类学家对殖民主义的兴趣，如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11]，总令人觉得怪诞而不屑一顾。但是，对被塔拉勒·阿萨德唤醒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以及最终对许多其他学者而言，这一领域整体上确已发生改变，变得难以不把所谓第三世界当作殖民扩张史的一部分(对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而言，亦如是)。今天轻而易举即可对世界进行穷国与富国的划分，正是历史上从殖民地攫取财富的结果，当然也有许多其他原因。许多早期人类学作品中“没有时间的”社会与文化形式，在殖民历史背景下呈现出不同角度。
殖民遭遇的精致历史
讲述着西方(即传教士与殖民)渗透与统治下不断再生产人群与文化的故事。在笔者还是人类学专业学生的年代里，这些都尚没有进入讨论议程。这也意味着此处分析所及领域的众多晦暗转向之一。
最终，通过某个机制，后殖民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框架开始结合，如后殖民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于是，笔者转而讨论新自由主义现象。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图克新胜村中度盐碱土壤示范园区，使用硅谷功能肥，葵花出苗达到85%以上，亩产近600斤，创中度盐碱地高产新纪录，葵花品质大幅度提升。
二 、世界的新自由主义与人类学的新自由主义
如果晦暗的理论的兴起有赖于新自由主义(也包括其他原因)，那么反之亦然：新自由主义及其影响既是研究对象，也是通过各类人类学作品理解其他研究对象的框架。
就殖民主义而言，如何评价其主宰这一领域的程度都不为过。此处，笔者将重点介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积累的涉及此主题的两大类作品：其一，始于将新自由主义作为特殊的经济系统，并勾勒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南北半球的影响；其二，首先视新自由主义为特定形式的治理术，并基于不同背景寻找其形式的改变。笔者将就此两个领域分而论之，但需要强调指出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反而彼此存在诸多重叠。笔者也要强调指出，这里并未就新自由主义进行全面分析，而不过尝试分析一些人类学家就此主题已完成的更为重要的作品。
(一)经济：掠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以如下定义开启其新自由主义的简要历史：
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12](P.2)
各种要素中，该制度框架包括取消政府对商业的控制；削弱劳工权力以创造需求；缩减劳工队伍；大量公共商品和机构的私有化；削减对穷人的社会援助计划。所有这些已然导致国内外极度不平等的加深，少数有钱人迅速变得更富，大多数穷人变得更加贫困，中产阶级只能靠高强度工作和自我剥削维持现状。哈维将此称为“掠夺性积累”系统[12](P.159)，财富因此得以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或其之间向上再分配。
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出现于二战后北半球长时间繁荣的背景上，给那个时代带来了安全感，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它在美国呈现为“美国梦”，即认为只要足够努力工作，并且秉持端正态度，则每个人都能确保自己及家人的经济安全。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采取了“现代化”与“发展”计划的形式，认为通过“发达”国家合理投入物质与技术资源，南半球贫穷国家可以“赶上”。然而，这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仍只是意识形态，却有其现实物质环境基础：北半球经济突飞猛进，不平等的程度有所缓解；南半球的许多穷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并对未来充满希望。
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Reagan)与英国撒切尔(Thatcher)执政始，一切开始改变。在缩减规模和离岸生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影响下，许多工厂和生产设备被关停，千百万人失去工作。同时，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下至关重要的收缩政府(shrinking the state)，以及实际上撤销(至少最大限度缩减)社会援助计划，导致正经历未充分就业或失业痛苦的家庭与人们只能得到更少资源。这些理论更被强加于其他国家，用以交换来自世界强国的贷款。许多个人乃至整个国家(也有很多差异)，开始迅速失去其从前积累的各种资源。
20世纪90年代早期，人类学家开始从时间上梳理这一过程在国内外演进的方式，既包括负面的经济后果，也包括令人沮丧的新“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的出现。[13]1993年，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及其同事出版了大部头作品《世界之重：当代社会的社会疾苦》(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该书以对土生法国人与法国移民中的工人阶级的访谈为基础，以第一人称学术反思视角展现了新经济中苦难的生活。笔者从六百余页令人不安的访谈中节选一段，布迪厄引用一位最终失业的工会官员的话：“实在太苦，太难，身心俱焚，人们一再经历苦难……失业使我们分化瓦解，令我们自私、妒刻、忌恨……”[14](P.18)1999年，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出版的作品，呈现了一度被视为非洲发展和现代化最成功地区之一的赞比亚如何去工业化和新自由主义化，并描述了万念俱灰的气氛如何在当地肆意蔓延。弗氏描述当代赞比亚人中所谓失魂落魄的气氛，称其仿佛“被人掀翻在地又置之不理”[15](P.236)，仿佛与世隔绝，仿佛被从世界体系中连根拔起，已没有大型航空公司继续在此停留。2013年，安妮·阿里森(Anne Allison)出版了其对所谓“不安的日本”(Precarious Japan)的延伸研究，追述各年龄段的日本人在新的经济与社会安全环境下承受的各种苦难。在“习以为常的避难”(Ordinary Refugeeism)一章，作者探讨了自杀率的增加，以及越来越多的各种逃避社会现象，如主动流浪的“网吧难民”(Net Café Refugees)；当下众所周知的“隐蔽青年”(hikikomori)；与父母一起生活的青年人终年躲进自己的房间，拒绝迈出房门。
回到美国，人类学最初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经济去工业化的后果。随着工厂和其他生产设施(如矿山)的关停，数以千计的工人失业，美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与经济上基本土崩瓦解。许多民族志研究记录了工厂关门对工人以及工人阶级社区的影响。凯瑟琳·杜德利(Kathryn Dudley)[16]研究了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Kenosha)克莱斯勒汽车厂关闭带来的深远影响；针对垮掉的汽车厂和希望，其作品的副标题一语双关：“生产线的尽头”。围绕芝加哥东南部威斯康星钢厂倒闭，及其对作者本人家庭与其余社区居民的影响，克里斯蒂安·沃利(Christine Walley)[17]创作了个人民族志。她向我们揭示的众多问题中包括失业给其父带来的困扰，最终他留起须发、拒绝换衣服并离家出走。[17](P.128)
“媒介”一词，最早出现于《旧唐书﹒张行成传》中“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这里指的是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英语中媒介(Media)有介质的含义。麦克卢汉在《媒介即信息》中指出“媒体是人体的延伸”，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骤然缩短，改变人类与社会的关系。
有一件东西侵占了瓜子的空间，就是人手一个甚至几个的手机，以及平板电脑。火车上大家面前经常都有一块亮晶晶的屏幕，打游戏也好，刷社交媒体也好，都没有多少空来嗑瓜子，边吃边刷，手机弄脏了也很麻烦。
论及新自由主义如何影响毁于灾难中的贫困社区的深度民族志研究，我们需要转向温卡尼·亚当斯(Vincanne Adams)对2015年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前后的研究。正是保护城市的防水坝的决口，而不是飓风本身，导致许多贫困社区毁于洪水。因此，灾难背后是年久失修还勉强支撑的水坝。并且亚当斯还告诉我们，主要由于诸如哈里伯顿(Halliburton)和黑水(Blackwater)这样的大型承包商对州政府不断施加影响，令其将资金和注意力转向更有利可图的领域，而置大坝几近荒废。在另一端，飓风与大洪水后，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州应急指挥部似乎与这些大型承包商沆瀣一气，承包商尽管没有处置这种情况的经验却依旧获得了紧急救援合同。亚当斯称这种改善为“次级灾难”(second order disaster)[19](P.1)，几乎无人能从中获得其被承诺的帮助，而且生命与社区仍被留在废墟之中。
总之，最糟糕的是穷人益愈贫困，生活环境进一步恶化，并且更为无望和衰弱。但即便中产阶级，也可以感受到财富缩水[20]，不再乐观向上，以及对未来与现在产生极度不安全感。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除了让学生掌握文字的表达、理解之外，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训练学生的思维，或者通过专业的思维引导来提升学生语文学习的效果。类比思维的运用是一种较好的教学解释说明的思维方法，可以通过更为形象生动的举例或者比喻来解释语文知识内容，开阔学生的视野空间，同时也可以有效地达到举一反三的教学成效。要充分地掌握小学语文教学中特点，合理地运用类比思维。
可以囊括于某种广义民族志中的大众文化(public culture)没有对这些晦暗的情绪视而不见——电影、电视、广告、印刷媒体。从而，前文所述安妮·阿里森的“习以为常的避难”(Ordinary Refugeeism)则毫无价值，因其实际上受到译名为《网吧难民——流动的贫困》(Net Caf éRefugees —The Drifting Poor )[21]的纪录片电影的启发。这部电影一上映即在日本产生强烈影响。笔者的近作《拒绝好莱坞》(Not Hollywood )[22]记述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美国独立电影的兴起。独立电影制片人以直面惨淡的现实为荣，抵制在他们看来虚伪掩饰的好莱坞电影。于许多(甚至绝大多数)独立电影中，情绪暴力是社会关系的普遍形式，晦暗与压抑成为主导气氛，大团圆结局荡然无存。最后，劳伦·伯兰特(Lauren Berlant)的《窘乐》(Cruel Optimism )同样通过阅读大众文化而获得启发，深入反思新自由时代“向上爬、稳定工作、政治与社会平等、充满活力又持久的亲密关系”的“幻想磨灭”，以及这些善的生活中不断崩溃的方面在情感上导致的结果。[23](P.3)题目“窘乐”是该书的核心比喻，既可以定义为描述“你所向往的东西实际上却是你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的情形”[23](P.1)，还可以指人们仍旧默守那些在我们今天栖息的世界业已百无一用的陈规旧制。
此处需着重指出，大多数上述作品并未以否定性观点告终，而是展示了批判与抵抗新秩序的地方形式。例如，在阿里森的《不安的日本》(Precarious Japan )中，我们认识了身为“扭转贫穷网络”(Reverse Poverty Network)联合创始人，以及卯亚谊(Moyai)联合主管
的汤浅真(Yuasa Makoto)。而在《拒绝好莱坞》中，笔者专辟一章给拥有政治主动性的电影制作，记录了为我们呈现此处所论新自由主义诸多晦暗面的电影制作人，但同时他们也呈现了正努力挑战这一趋势的个体与群体。笔者将于文末更充分地讨论抗争与激进主义。
(二)治理术：恐惧的共和
福柯的治理术概念极其有效，且已开启了一系列不同进路的人类学研究。一条脉络源自其对自由主题的讨论——自由选择个体——如新自由主义世界治理术的统治形式。
在这一背景下，人类学家很少探讨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而是关注这些政策在社会中被新自由主义化的方式，即据此达到依据市场效率的新自由主义原则运作的目的，为生产自行管理的企业性的新自由主义主体做准备。
另一个关于不平等的脉络同样承自福柯，聚焦了治理术与人口管控的联系。因此，王爱华探究了国家与其他部门，在规范“机动主体”(mobile subjects)或主动或被动的灵活性的层面实现治理术的诸形式——无论他们是中国商业精英，还是从事家政工作的东南亚“实质奴隶”(virtual slave)。
卡希尔·古帕塔(Akhil Gupta)[24]还通过印度官僚体制治理机制，检验了应对穷人的“结构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
然而，尚有另一条从定义较为宽泛的治理术入手的人类学研究进路，鲜有人关注。罗杰·兰开斯特(Roger Lancaster)称其为“惩罚性统治”(punitive governance)[25](P.74)，或政府针对其公民的暴力形式激增。国家操纵的暴力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战争。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26]已经对这种关系进行了研究。她在《休克教条》(The Shock Doctrine )中的核心观点为外部暴力事件，无论自然灾难或政变，在任何地方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规则强加于国家组织的策略的一部分，诸如新奥尔良市政当局，或智利、波兰全国。她还观察了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新自由主义经济规则的强制实施与财富使用之间的广泛关系。她引用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的话说：“若不是电击引起的颤栗，这种不平等何以维系？”[26](P.7)
在美国，国家对公民的这种暴力尤其从监狱的激增中可见一斑。罗杰·兰开斯特用福柯的术语将美国描绘为“监狱国家”(carceral state)，认为“惩罚性治理是新自由主义的真正文化逻辑”[27](P.63，74)。兰开斯特引用统计数据支持这一结果，“目前美国在入狱率(每99个成年居民中有一人在坐牢)与入狱者的绝对量(2，260，000)两个方面都位居世界第一”[27](P.64)。囚犯中的大部分是承受贫穷与种族双重折磨的非洲裔美国人。但是，监狱国家不单仅有大量囚徒，更重要者在于支持其普遍统治规范的臃肿的监狱系统。[27](P.63)此即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另一个方面。当然，即便从经典或福柯体系的角度看，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基于表面上自由主体间的一致同意而发挥作用——宣称固守自由的一种方式即关押(实际上许多情况下是杀死)那些被怀疑对其形成威胁者(当然不仅是犯罪，这一切在后“9·11”世界被解释为“恐怖主义”)。
如兰开斯特所言，如果监狱国家“支持普遍统治的规范”，则其同样支持某种与日常社会生活背道而驰或不合常理的模式。在其关于洛杉矶社会史的作品中，社会批评家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28]有一章题目为“洛杉矶要塞”(Fortress L.A.)，研究了洛杉矶的新建筑风格，以及监狱美学征服这座城市的方式。作者通过图例展示了建筑与住宅如何变得更像监狱，而监狱正“回归建筑”(architecturally naturalized)。[28](P.256)此书封面是一张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城市拘留中心照片，作者称之为“后现代巴士底狱”(postmodern Bastille)。[28](P.257)关于建筑与住宅正变得更像监狱的研究，我们需转向若干关于门禁社区的民族志作品。塞萨·洛(Setha Low)[29]记录了这类社区在美国的兴起。我们知道越来越多的人正迁入门禁社区，以远离“犯罪”，求得安全感。然而，塞萨·洛以民族志的方式表明类似社区的居民实际上并未感到更为安全：“门里生活的人们进一步强化了门外人危险、邪恶的看法。这种社会分割总是存在，而墙与门更进一步加重了社会区隔。”[30](P.35)特蕾莎·卡尔代拉(Teresa Caldeira)对巴西圣保罗的门禁社区进行了研究。她称圣保罗为“围墙之城”(city of walls)，并且与麦克·戴维斯一样使用照片图例，并写到“审美安全”(aesthetic security)遍布这座城市。[30](P.291)
就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而言，监狱激增与建筑环境越来越像监狱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同其他与新自由主义相关问题一样，这其中包含了自上而下(top-down)以及自下而上(bottom-up)的逻辑。从国家以及其他统治实体的角度看，监狱激增是针对穷人与低等种族的战争的一部分：基于“谴责受害者“(blame-the-victim)的逻辑，他们被归类为不负责任的新自由主义主体(如果他们愿意承担责任，则不会贫穷)，并且因为微不足道的恶迹而被投入监狱，甚至有时没有迹象可言。另一方面，从自下而上(即本地人观点)的角度看，这一逻辑产生于由工作风险与危险系数的相关文化所孕育的更广泛的不安氛围。新自由主义下生活的不确定性被凸显为来自穷人和种族化他者的威胁；正如许多观察者指出的
，门禁社区的历史性出现回应的并非犯罪率增加——这一时期的暴力犯罪率实际上已有所降低，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兴起。
在故事结尾，我们注意到监狱本身并未摆脱新自由主义；许多美国监狱已经私有化，并且目前以追求利润的公司方式经营。
最后，惩罚性治理囊括了前文述及的经济理性，并且我们也可以通过民族志的方式加以确认。笔者早前指出，尽管美国劳动力规模缩减反映了与国际竞争相关的某种必须的经济邪恶，而其背后实际上有时看来具有更加非理性(甚至残忍)的动机。笔者此前曾以各种针对穷人的战争例证对其加以讨论。但是，规模缩减的惩罚性、非理性也可以被当作职业阶梯的更上层，比如侯凯伦(Karen Ho)[31]研究华尔街银行家的例子。他勾勒了参与雇佣、解雇循环(仅部分与市场涨落有关)的华尔街投行。实际上，工作风险的观念被深度正常化，甚至是衡量企业活力与动力的方式。
事实上，整个新经济中的工作者都被迫接受有工作风险的生活，可能失业，并且通常很久都像个“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32]曾称此逻辑为“干不长”(no long term)；现今所有工作都极其不稳定，可以随时结束。至于自我管理的人，以及监狱审美，则已经在整个文化中得到推广。大卫·哈维因而以一段大体引自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Jean-François Lyotard)[33]论述后现代情境的文字开启其新自由主义简史，“似乎‘临时合同’(the temporary contract)取代‘职业、情感、性、文化、家庭以及国家领域的恒久制度，政治事件亦如是’”[34](P.4)。
三 、诸善的人类学
笔者已就自己所谓的“晦暗的人类学”转向进行了梳理，涉及无所不在的权力与不平等理论，以及经济危险(最大程度)与惩罚性治理术的民族志研究。然而，晦暗人类学的转向并非毫无争议，实际上有些地方已经引发了激烈回应。例如，有鉴于“关于暴力与残忍的人类学作品显著增加”，托拜厄斯·凯利(Tobias Kelly)问道：“苦难的民族志在什么程度上转而成为窥人隐私的准色情作品？”[35](P.23)很多作品确实可被视为正在构置某种对晦暗转向的拒斥，笔者将于此简要评述之。
论文《超越苦难主题：关于善的人类学》(Beyond the Suffering Subject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he good )较具影响力，其作者乔尔·罗宾斯(Joel Robbins)在文中指出：“苦难主题……痛苦、贫穷或者暴力与压迫环境下的生活，在目前的人类学作品中经常占据核心位置。”[36](P.48)罗宾斯试图建立一种其所应是的“善的人类学……关注问题包括价值、道德、康宁(well-being)、想象力、共鸣(empathy)、关怀、恩赐、希望、时间以及改变”[36](P.48)。
上述词汇中，“康宁”已然成为研究的一个主要焦点。例如，爱德华·F.菲舍尔(Edward F.Fischer)的《善的生活：志向、高尚以及康宁的人类学》(The Good Life ：Aspiration ，Dignity ，and the Anthropology of Wellbeing )[37]研究了德国中产阶级与危地马拉咖啡种植者的康宁观念。与罗宾斯《善的人类学》一样，菲舍尔将其作品作为其所谓“正能量的人类学”(positive anthropology)的一部分[37](P.17)，并且也是为此而作。与康宁观念紧密相关的是“幸福”(happiness)。《豪》(HAU )于次年出版了题为“幸福：目的的视界”(Happiness ：Horizons of purpose )的特刊(第5卷，第3期)，包括一系列涉及广泛民族志案例的关于幸福的论文。编辑在开篇词中提到“社会科学近来的‘幸福转向’”[38](P.2)，并号召人类学家努力推动这一趋势。他们推测人类学家相对忽视这一领域的原因在于：对人类学家而言，“某种程度上质疑幸福是中产阶级本质所致，逐渐与新自由主义进程相联系，并且潜在的与解放政治相左”[38](P.4)；而且“学科总是被引向人类经验的‘负面’(negative)形式，如苦难、伤痛或贫穷”[38](P.4)。因而他们实际上也渴望正能量的人类学，尽管必须承认具体文章中把幸福描述为(相较于该词汇本身所指)更为复杂和矛盾的现象，至少在美国人与英国人那里如此。
这部分作品令人关注且非常重要。笔者认为有必要深入探究“什么赋予生活以目的与方向感，或者人们如何寻找最佳方式生活——即令在极度不利与困难的环境里”[38](P.17)，并且“幸福”似乎提供了最有利的进入这里问题的渠道。笔者也赞同，与那些看似控制当前多数幸福研究的调查研究者相比，人类学家一定更适于提出上述问题并深入思考答案。但笔者也要坦言自己对于前文已述晦暗人类学中“幸福转向”(the happiness turn)的震惊。然而，思之再四，这也确是对那类作品的回应。
回应晦暗人类学转向的另一部分人类学作品关注伦理与道德。迈克尔·兰比克(Michael Lambek)以下面的文字为其重要文集《习以为常的伦理》(Ordinary Ethics)的开篇：
民族志学者大都发现他们遇到的人尽力做自己认为正确或善的事情，以正确或善的标准被衡量，或者去争论什么构成了人本性的善。然而，人类学理论却强调结构、权力、利益的分析，反倒忽略了这一切。[39](P.1)
注释 ：
迄今为止，伦理与道德人类学已经非常庞大且不断扩张，并成为研究与理论化略有争议的分支领域，研究所及包括社会面向(至少部分承自涂尔干的作品)与个体面向(主要建立在反对涂尔干范式的基础上)。笔者注意到这一现象，首先与自己早期的观点有关，即认为涂尔干在原型理论家中的地位已经极度降低。随着功能主义以及人类学内部20世纪中叶以前已广为人知的社会整体观的式微，涂尔干的影响确然大不如前。涂尔干的淡去也与权力、统治及剥削理论的兴起有关，其对这些问题鲜有论说。另一方面，作为在普遍道德层面讨论问题的社会理论家，涂尔干已经从正、反两方面在这部分作品中建立起全新的关联。
伦理/道德运动代表着本文第一部分所述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作品晦暗转向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现实行动者努力应对道德困境、进行伦理取舍的关注，可以视为为新自由主义压迫与政治限制下的晦暗作品提供了充满正能量与人道的平衡物。相似地，关注诸如关怀、爱、共鸣、责任等主题，以及关注(即令会失败)践行正确行为的努力，都与(早期)福柯一成不变的论调形成某种令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的对立。在福柯那里，没有善行不会招致惩罚，每个一心向善的行为仅意味着其所存于其中的权力网络。
笔者对这些(同样很有价值的)作品的关注包括从更为心理学的/医疗的视角强调(追求)幸福与/或康乐，以及从更为道德/伦理的视角强调(追求)美德与善。这一点有时可以作为这类作品与前述关于权力、不平等以及暴力的作品之间的清晰界限。与其假设两者间的对立关系，毋宁说其将有助于析选目前那些需要努力整合的作品。一个很好的起点是被兰比克(Lambek)收入其书编辑的卷册中的维依娜·达斯(Veena Das)的《触及他者的生活：爱与日常生活》(Engaging the Life of the Other ：Love and Everyday Life )。[40]该作品讲述了生活于德里低收入社区的一对印度教男人与穆斯林女人的婚姻，及其如何在印度教与穆斯林间长期持续的敌对与暴力的历史阴影中一步步克服困难。通过此文，达斯往来穿梭于新娘、新郎及其各自家庭日常关系的确立，与更大的政治意义及围绕跨宗教、跨种姓(cross-caste)婚姻的潜在暴力之间。她提醒我们“注意日常照顾别人的劳作中，体现为道德斗争的行为方式，即令在相互敌视定义了彼此关系的情况下”[40](P.398-399)。
迪迪埃·法西(Didier Fassin)也贡献了全面的作品以研究不平等与暴力的政治环境下复杂的伦理问题。例如在其讲座/文章《麻烦的水域：伦理与政治的交汇》(Troubled Waters ：At the Confluence of Ethics and Politics )[41]中，作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三个案例：欧洲与美国根据联合国“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原则武装干涉利比亚；
法国全国对巴黎《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与犹太超市的恐怖袭击的反应以及警察处理巴黎城郊外来移民与少数民族聚集地区青年的方式。在探讨韦伯“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the ethics of conviction and the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之间的启发性区分”的同时，作者指出这一理论“需要在两者各自的历史与政治背景上加以评估，具体分析两者嵌入其中的权力关系与权力游戏”[41](P.195)。
总之，笔者赞同研究善的生活的学者，认为那些关于权力、不平等及其带来破坏的研究不是人类学的全部。笔者也赞同研究道德与伦理的学者，重视关注人类生活的关怀与伦理维度，因为如果我们无力想象更好的生活方式与未来，那么为什么要反对新自由主义呢？我们如何既做到实事求是地面对今日世界的丑陋现实，又对改变它们充满希望？笔者此时转入本文的最后部分，探讨另一种善的人类学：批判的、抗争的、激进主义的人类学。
四 、归来的抗争
笔者此处使用“抗争”以涵盖(人类学)广泛介入政治问题的模式：批判理论的探讨、批判民族志的研究、各种政治运动的研究、激进主义人类学等。笔者将于这部分对其若干变化进行归类，并广泛评价该领域在“晦暗的人类学”大行其道时出现的重要作品。
抗争人类学——以某种形式——已几经起落。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从理论与民族志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关怀。
但截至笔者90年代中期发表相关文章，已出现一定的反对意见，如果不是反对这一概念(concept)，则是反对这一说法(term)。[42]迪米特里奥斯·塞奥佐索普洛斯(Dimitrios Theodossopoulos)已指出抗争是“病态的”(pathologized)与“怪诞的”(exoticized)，丧失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合法性。[43](P.415)尚不清楚这种“抗争的抗争”为什么形成，以及如何形成，而且也会因不同的研究背景而有所变化。一般认为这一概念在概念层面过于宽泛——拉比诺维茨(Rabinowitz)称其为“理论疏忽”(theoretical slackness)[44](P.476)——且也被过度使用。这固然是事实，但就目前的目标而言，笔者需指出不同之处：现实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正变得更加晦暗，20世纪60年代与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运动的希望开始变得渺茫，生于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年轻人开始经历“美国梦”的终结。
“抗争”开始被认为缺乏现实性，甚至荒唐；从所谓“治理术”的角度看，塑造与规范民众和人民的各种手段愈益与生活的现实环境密切相关。或许毫不意外，这一时期也会见证“后现代”理论的兴起，其中包括像抗争与革命一样的“宏大叙事的终结”(end of grand narratives)。
然而，无需过多揣测其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显然抗争的人类学已经再次以各种形式回归。
我们可以查尔斯·黑尔(Charles Hale)对“行动研究”(activist research)与“文化批判”(cultural critique)所做的区分[45]为起点。其所谓行动研究指个体参与被研究的政治斗争的过程中进行的研究；“文化批判”是指政治上公开支持被研究的思想的民族志工作，但民族志学者自身并不直接卷入所研究的政治斗争。他表示“坚决拒绝”(adamant refusal)文化批判“是人类学研究和写作的最后存身之所”[45](P.97)。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两类研究在今天的人类学中都蒸蒸日上，而且笔者更愿意看到两者(以及更多)都能成为一个广泛系列的批判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各种要素于其中可以相互支持与丰富。
笔者将至少区分三个重要研究涉及的宽泛领域：(1)“文化批判”(请黑尔谅解)，包括关于世界各部分不平等、权力以及暴力环境的批判民族志写作；(2)一系列反思资本主义体系的突出理论作品；(3)一系列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形成的关于社会运动的作品。笔者将对每一个点到为止。
在“文化批判”标题下，笔者首先回到前文梳理的批判性经验研究，包括对殖民主义案例的民族史(ethnohistorical)研究，以及更为严格的民族志研究。后者包括经济上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社区民族志，展现了个体与社区经历去工业化、全球化以及失去工作与机会的后果的各种方式。这组作品也包括针对为了从这类损失中获利而组建的工商业的研究。除了经济，我们注意到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研究，包括监狱激增，“监狱国家”的发展，以及“监狱审美”的蔓延。笔者再回到这些作品是由于非常有必要澄清这些作品并非“悲惨的色情文学”(misery pron)——或许是晦暗的，而是重要的新批判民族志体裁，向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投下一缕光亮，揭示其内部的运转。
（4）志愿者得不到理解和尊重，地位不高。这一困境是由志愿者本身及社会环境内外两个因素共同造成的。内在因素是志愿者本身存在以上三种伦理问题。外在因素是社会大众的认识及文化的影响。包括部分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单位对高校青年志愿服务活动缺乏认同和理解，把志愿服务理解为一种必须配合完成的“政治任务”，学生在服务过程中得不到真正的锻炼，导致同学们参与志愿服务的动力不足。同时，受中国传统伦理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当个体面临困难时，倾向于找到为自己负责的关系，而非求助于社会的公益事业，这种关系存在亲疏远近，对没有“关系”的人不信任，我们的青年志愿者往往被当作“陌生人”被排除在这种“关系”之外。
笔者也将在媒体人类学的广阔地带进行的批判研究作品囊括在这一组之中。例如，费伊·D.金斯伯格(Faye D.Ginsburg)，里拉·阿布-卢赫德(Lila Abu-Lughod)，布赖恩·拉金(Brian Larkin)编辑的里程碑似的文集《媒体世界：新领域的人类学》(Media Worlds ：Anthropology on New Terrain )[46]中收录文章的主题涉及地方政治中媒体的使用，如国家-政府(nation-state)在大型意识形态与文化项目上使用媒体，以及离散群体中媒体技术的切实流传等。此处笔者也将自己对独立电影领域的研究囊括其中，明确以文化批判概念思考美国及其他独立电影制作人如何利用电影应对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的新生活环境。[47]
接下来，在“反思资本主义”(rethinking capitalism)的标题下，首先是人类学之外的一部分近期理论作品，此处需提及其中部分范例：文学学者米歇尔·哈特(Michel Hardt)与社会学家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完成的《帝国》(Empire )[48]，指出我们必须通过几乎彻底后民族国家的(postnational)钱、权力、法律的新结构来理解今日之世界；社会学家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与夏娃·希亚佩洛(Eve Chiapello)的《新资本主义精神》(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49]关注资本主义系统一直以来(并且未来仍会)易于找到内部批判的方式；经济学家卡杨·桑亚尔(Kalyan Sanyal)的《反思资本主义发展：原始积累，治理术与后殖民资本主义》(Rethinking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rimitive Accumulation ，Governmentality ，and Post -Colonial Capitalism )[50]研究了日益将大量穷人排出于资本主义经济核心结构的后果。
人类学家也“反思资本主义”，并且普遍思考当代世界“各种经济”。这种研究包括基思·哈特(Keith Hart)、让-路易斯·拉维尔(Jean-Louis Laville)及安东尼奥·大卫·卡塔尼(Antonio David Cattani)的文集《人类经济》(The Human Economy )[51]，认为我们必须关注各种经济实践行于其中的现实世界，而不能仅停留在看似具有庞大实体的资本主义。除此之外，该书还包括大量文章，涉及《经济与一张人脸》(Economics with a Human Face )以及《道德政治》(Moral Politics )。类似思路可以在“资本主义的生成”(Generating Capitalism)阵营中发现。[52]这些学者提出了“资本主义研究的女性宣言”(A feminist Manifesto for the Study of Capitalism)，认为必须承认资本主义不是“经济”，全部价值生产体系都内在于资本主义自身。他们试图构建“对马克思的理论批判，认为亲属关系(kinship)、人格(personhood)、家户(household)以及社会再生产紧密包含于资本主义价值创造中”[52]。另外，这些新视角启发下的民族志开始涌现。近来的例子如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的《授人以鱼：反思新的分配政治》(Give a Man a Fish ：Reflections on the New Politics of Distribution )[53]，以及杰米·克罗斯(Jamie Cross)的《梦想地带：预测印度的资本主义与发展》(Dream zones ：Anticipating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India )。[54]所有这些作品都试图扩大或打破坚如磐石的资本主义概念，为更广泛和多样的社会与政治方案创造空间。
最后，笔者回到抗争人类学的经典形式：即社会运动研究。笔者首先对积极参与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反新自由主义(antineoliberalism)运动的皮埃尔·布迪厄稍加评论。《抗争行动：反对市场暴政》(Acts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 )[55]是其作为人类学家兼活动家出版的作品中，时间最早的一本小册子。
在一篇更早的关于人类学状况的文章中，笔者指出各种作品中布迪厄的理论作品突破了早期以限制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理论，真正主张社会与文化通过人的实践得以生产和再生产。尽管布迪厄通常强调社会实践再生产(而不是改变)世界的方式
，但对笔者而言，之前自己所谓的“实践理论”(practical theory)立刻清晰起来。简言之，如果我们能用社会实践创造世界，那么也能用社会实践摧毁或重建世界。或者如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晚些时候写到的“世界深藏的终极真理是我们创造的，而且可以轻易改变”[56](P.514)。笔者不敢苟同“轻易”之说，但布迪厄关于实践的著作以及一般的实践理论
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作为抗争研究的理论基础。
孔庆东的解读偏重于揭露鲁迅平民化的一面，这不仅将一个完整、丰富、多维的鲁迅形象展示给大众，同时幽默的语言与故事化的讲述风格让观众感到轻松。但在《百家讲坛》对鲁迅形象进行传播、重构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无需赘言，有各种社会运动支持或反对各种事情：女性主义、环境运动、种族平等运动、本地人权利、残疾人权利等。为了与本文整体主题保持一致，笔者此处将集中于专门研究激增的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的作品。这一领域的作品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开始兴盛
，已经出现许多有价值的论文集，包括查尔斯·黑尔(Charles Hale)的《深入矛盾：理论、政治与激进主义学术理论》(Engaging Contradictions ：Theory ，Politics and Methods of Activist Scholarship ，2008)；杰弗瑞·杰瑞斯(Jeffrey Juris)和亚利克斯·凯斯那必斯(Alex Khasnabish)的《叛乱遭遇：跨国激进主义、民族志与政治》(Insurgent Encounters ：Transnational Activism ，Ethnography ，and the Political ，2013)；以及迪米特里奥斯·迪尔多斯普洛斯(Dimitrios Theodossopoulos)的《反思21世纪的抗争：历史与人类学》(Rethinking Resist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57]，其中包括各年龄段学者关于世界各地抗争运动的文章。上述作品令人强烈感受到对运动引导的，以及在这些情境下关于民族志工作的各种问题的兴趣。
另外，还有少数深度研究一些运动的民族志作品，由人类学家从深度参与的角度创作。杰弗瑞·杰瑞斯(Jeffrey Juris)的《网络的未来：反对公司全球化运动》(Networking Futures ：The Movements against Corporate Globalization )[58]研究了一个基地设在巴塞罗那的大型激进主义网络，其行动在全球各地展开，甚至1999年在西雅图成功动员人们反对世贸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会议。大卫·格雷伯的《直接行动：一部民族志》(Direct Action ：An Ethnography )[59]研究了一个总部设于纽约市的被称为直接行动网络(Direct Action Network)的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该组织于2001年在魁北克市发动反对美洲峰会(Summit of the Americas)的直接行动运动。最后还有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60]的几篇文章，涉及印度孟买一个名为“窝棚与贫民窟居民国际”(Shack/Slum Dwellers International)的跨国组织，该组织致力于为穷人提供栖身之所。
转向“激进主义人类学”(Activist Anthropology)上述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人类学家不仅在进行自己的研究，更直接参与这些运动。之前人类学家研究的社会运动总是令其被卷入其中，当前的许多案例中，人类学家则既是一个全身心投入的参与者，也是一个观察者。这种转变成就了针对基于田野工作经验的矛盾与谜题的作品。它们鲜活且引人入胜，同时也广泛反映了这些抗争真正希望实现的目标。例如，人类学对2011年占领华尔街的反应。从2012年5月刊行的《美国民族学家》(American Ethnologist)开始，该事件在纽约引发人类学作品的不断涌现。该杂志刊发了一幅占领示威者的封面照，并配发了关于该事件的两篇文章和一篇报道。
在另一个杂志，汉娜·阿佩尔(Hannah Appel)发表了关于占领的民族志观点[61]，并于2014年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占领华尔街与经济幻想》(Occupy Wall Street and the economic Imagination )。这一事件中(包括许多前述案例)，民族志作者的参与/观察不仅提供了关于游行的“深”(stick)民族志(他们当然已经做到这一点)，同时还提供了许多进行理论反思的契机，以及在更普遍意义上深入民主与政治参与本质的机会，而且就这一事件可以深入阿佩尔所谓的“经济幻想”(the economic imagination)。
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New York：Vintage Books，1977; 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ume I：An introduction.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New York：Vintage Books，1980; Michel Foucault，The birth of biopolitics：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1978-79.Translated by G.Burchell.Houndmills，UK：Palgrave Macmillan，2008; 亦见Graham Burchell，Gordon Colin，and Miller Peter，eds，The Foucault effect：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五 、简短的结论
在正式给出结论前，有必要重申笔者前文的声明，即就其所讨论的新自由主义与人类学而言，本文不打算从美国之外的任何视角写作。他者会有不同的观点，或由于事情会因地而异，或由于人们本就观点不同。笔者也不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世界所有不幸的原因，而且不平等、冲突以及暴力(性别的、种族的、族群性的、宗教的)拥有自身的动力，存在各种其他轴心，尽管由于/当它们以强硬的新自由主义秩序而为人所知。
本文以“晦暗的人类学”转向开头，从理论与民族志两个层面，论述了大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对本领域产生的影响。马克思(包括各种“后”或“新”马克思主义)与福柯，以其强调剥削、不平等以及权力运作的理论，已在理论上获得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另外，已涌现出大量民族志研究，关注作为经济系统与治理术体系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与理论一样，民族志也总是晦暗的，强调新自由主义严酷的、暴力的以及惩罚性的本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人们的压抑与绝望经常被掩盖。
笔者接下来将目光投向“诸善的人类学”，以“善”的观念囊括康乐(“善的生活”，“幸福”)、道德与伦理。这一工作形成了与本文前述晦暗人类学相左的重要观点，但两者的关系有时值得商榷。在一些案例中，作者用“善”架构作品，以抵制关于压迫与不平等的研究(排除诸如“悲惨的色情文学”)；在另一些案例中，他们简单忽略权力与不平等运作的大背景。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强调有必要维系两类研究(或推而广之为两个维度)之间彼此的积极关系，而不是相互抵牾。就权力与不平等的暴力而言，并非简单身体上的强迫与/或剥夺，但同时经常可以利用它们改变或限制维依娜·达斯所谓的“日常”(the everyday)方案，关怀与爱的方案，幸福与善的生活。
为了验证子带内误差提取的正确性，利用地面定标数据进行处理，子带内误差如图4所示，误差补偿前后脉压结果如图5所示。对误差补偿前后结果计算如表1和表2所示。
笔者于文末关注抗争与激进主义研究。笔者以“激进主义”术语广义上囊括了各种不同作品：批判人类学，包括批判媒体民族志与“文化批判”分类下的作品；致力于反思表面上坚不可摧的“资本主义”分类的新理论与民族志作品，并以此开启了政治经济的替代性观点；最后，社会运动的民族志研究，包括人类学家作为积极参与者的大量分支研究。民族志深描说明：这些不同类型的抗争的重要性，不仅源于需要理解异常广泛且有创造力的挑战已有秩序的各种方式，更为了把握根植于这些运动中的关于未来的其他希望。
激光雷达是传统的雷达技术与现代激光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其工作在红外和可见光波段。由激光发射系统、光学接收系统、转台和信息处理系统等组成，激光器将电脉冲变成光脉冲发射出去，光接收系统再把从目标反射回来的光脉冲还原成电脉冲，送到显示器。激光雷达的作用是能精确测量目标位置(距离和角度)、运动状态(速度、振动和姿态)和形状，探测、识别、分辨和跟踪目标[2]。
笔者最后指出抗争人类学，至少就笔者此处定义而言，包括“文化批判”(即关于现存秩序的批判性研究)与重视思考其他政治与经济未来形式的研究(包括“反思资本主义”与社会运动)。文化批判倾向于晦暗的一面，强调阿尔君·阿帕杜莱所谓的“可能性伦理”；而这些其他作品至少部分倾向于思考更积极向上的替代方案，体现了阿尔君·阿帕杜莱所谓的“可行性伦理”。看起来，人类学总希望鱼和熊掌兼得。现在正该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名言结束此文：理智悲观主义，意志乐观主义(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optimism of the will)。
他进而给出了书中涉及的一系列主题。这些可能启发了罗宾斯的主题(见上文)，包括“自由、判断、责任、高尚、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关怀、品行(character)、美德、理性、公正以及人类的善的生活”[56](P.6)。
①本文曾在国外人类学杂志上发表过，详见Sherry Ortner.“Dark Anthropology and Its Others：Theory since the Eighties”.HAU：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2016(6)：47-73。2016年3月-2017年3月，译者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人类学系跟随Nancy E.Levine教授进行访问学者研究。访学期间，译者有幸结识了该系著名人类学家Sherry B.Ortner，并获得Sherry教授允许翻译这篇文章。译文得以发表首先要感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支持，同时也要感谢HAU：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的编辑Giovanni da Col的支持和授权翻译发表。美国语境以及全球化背景是本文在进行中文翻译以及阅读时需要特别强调的，作者Sherry也一再强调自己写作此文的美国视角。
⑩彼时，这一转变背后显然尚有诸多其他因素。针对这些因素，我们需要关注这一领域内的其他紧张关系，尤其那些围绕《写文化》(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Marcus，eds，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的出版而出现的争论。笔者从不质疑Johnny Parry对此的强调，但万分遗憾，无法在本文内就此加以讨论。
③如Luiz Costa and Fausto Carlos， “The return of the animists：Recent studies of Amazonian ontologies.” Religion and Society：Advances in Research 1：89-109，2010; David Graeber，“Radical alterity is just another way of saying ‘reality’：A reply to 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Hau：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5(2)：1-41.Abstract，2015; Amira Salmond，“Transforming translations(part 2)：Addressing ontological alterity.” Hau：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4(1)：155-87.Abstract，2014; Lowenhaupt Tsing Anna，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
④如Purnima Mankekar，Unsettling India：Affect，temporality，transnationality.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15；William Mazzarella，“Affect：What is it good for ” In Enchantments of modernity：Empire，nation，globalization，edited by Saurabh Dube，291-309.London：Routledge， 2009；Danilyn Rutherford，“Affect theory and the empirical”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5：(Volume publication date November 2016).
⑤如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Basic Books，1973.
让我们首先从理论原型开始审视这一转变。1971年，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dens)出版了有史以来卖得最好的一部社科文献《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理论发端于卡尔·马克思(Karl·Marx)的研究，并且一定程度上也发源于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与马克斯·韦伯对马克思研究的回应。这意味着与先前社会科学陈规旧习的一次重大断裂。由于大西洋两岸的各种原因，马克思的作品大都曾经被排除在那些理论典范之外。或许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体系至今仍是许多(也许不是大多数)研究生教育的基础核心课程，笔者实际上却始终认为三个人在框定这一领域关键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已然远不如从前，其中部分转变将在本文中加以探讨。由于人们主要将涂尔干与功能主义静态视角联系在一起，且其对权力与不平等鲜有兴趣，纵然有笔者后文将讨论的所谓新涂尔干主义，其影响仍已大打折扣。因为人们主要将韦伯的作品与文化问题以及很大程度上跟政治无涉的格尔茨的文化概念相联系，尽管其关于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以及统治形式的著作令其理论于三者中更显活跃，韦伯的影响也已然衰退。与此同时，马克思的影响却在各个方面与日俱增。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般模式理论强调经济剥削与阶级不平等。尽管面临被无数种“新”(neo)或“后”(post)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开掘复杂化，这一理论依旧被广为接受(或许不仅因为霸权的原因)。更有甚者，今日关于文化概念的主流用法将其理解为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霸权概念，即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对人类学的文化概念进行某种政治性强化。[9]这一时期，于20世纪70年代几乎为英语人类学界视而不见的福柯(Michele Foucault)的影响已波及更大范围。福柯发展了深入解读权力形式与方式的理论框架，留给我们一套试图理解极尽其能而又巧妙利用权力，以构置现代世界的各种路径的全新权力话语术语，诸如“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和“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等。
⑦如Dell Hymes，ed，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2 .
⑧Talal Asad，ed，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Atlantic Highlands，NJ：Humanities Press，1973.五年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发表《东方学》(Orientalism，1978)。此书被誉为一部极具原创性的作品，尽管作者的观点实际上与阿萨德的观点一致。
⑨另见John F.Szwed，“An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dilemma：The politics of Afro-American culture” In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edited by Dell Hymes，153-81.New York：Vintage Books，1972.
②James Ferguson，Expectations of modernity：Myths and meanings of urban life on the Zambian copperbelt.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Gérard Duménil and Lévy Dominique，Capital resurgent：Roots of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Translated by Jeffers Derek.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David Harvey，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Naomi Klein，The shock doctrine：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2007; Sherry B.Ortner，“On neoliberalism” Anthropology of this Century，Issue 1，May.2011，http：//aotcpress.com/articles/neoliberalism/.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张步天先生研究《山海经》20余年，他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少年儿童的视角、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山海经》进行了全新阐释。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秋玲不仅对《本草纲目》进行了精彩的阐释，还对原著中的认知局限和讹误进行了点评。
回到另一个阿尔君·阿帕杜莱给出的例子。其研究的以印度人为基础的群体是跨国网络窝棚与贫民窟居民国际的一部分。涉及人群是穷人中最穷者，卡杨·桑亚尔将他们描述为不仅在资本主义的底层，而且正被排除在资本主义“之外”(outside)。阿帕杜莱描述了大量该组织参与的安居行动，并主动配合该组织培训基础研究方法，声称“记录即干预”(Documentation is Intervention)。[62](P.280)另外，阿帕杜莱在此基础上更广泛地研究激进主义对卷入其中的参与者以及当代人类学的意义。他直言当代长期的晦暗，并就其所谓可能性(probability)伦理与可行性(possibility)伦理进行了比较。前者笃信我们所称的世界与人类学晦暗的一面
；后者根植于“提高希望层次的思想方式、感觉方式以及行动方式”[62](P.295)。阿帕杜莱呼吁人类学家“做可行性伦理的调节者、协调人、倡导者……如此能为改善这个星球上的生活质量提供一个具有包容力的平台，并且可以包容各种关于善的生活的看法”[62](P.299)。
如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ume I：An introduction.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New York：Vintage Books，1980.
爸爸妈妈们了解宝宝冬季常见病的相关知识很有必要，这样才能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配合医生做好治疗，同时也做好居家护理，让宝宝们少受罪，早康复。
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工厂接连倒闭被解释为全球化的必然结果，通信与交通技术进步带来了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市场。
美国工业被说成“必须”通过外包生产才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然而，某种程度上除了必不可少的利润，新自由主义似乎造就了鄙视工人阶级与穷人的态度。这一态度具体表现为前文提到的政府的收缩及逐渐丧失社会服务功能，并且也以许多其他方式在不同社会领域得以展现。由此，我们于去工业化之外发现了一种针对穷人的更主动的战争，并且在各个地方、各种情况下被以民族志的方式记录下来。例如，简·柯林斯(Jane Collins)[18]已注意到沃尔玛如何摧毁了整个社区，并且令其员工从内到外一贫如洗。她指出这种破坏并非理性商业计划偶然的副产品，而是“必然的，刻意计划的，并涉及沃尔玛与穷人多方面的关系”[18](P.99)。布雷特·威廉姆斯(Brett Williams)记录了主要在穷人邻里之间运作的高利贷产业，以及“使用暴力与侮辱手段的收债产业”的增长，后者可以追踪那些不能按期还款的举债人。她总结道：“无信不立”
。
尤见Luther H.Martin，Gutman Huck，and Patrick H.Hutton，eds，Technologies of the self：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Amherst，MA：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8.
根据作者前文所述，此处特指美国学术界而言。Sherry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冷酷的一面，同时也对人类社会持乐观态度。而美国人类学界却仅关注其中冷酷的部分，对其积极乐观的层面视而不见——译者注。
如Mahmood Mamdani，Citizen and subject：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关于族群冲突的论述；Nicholas B.Dirks，Castes of mind：Colon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关于阶序的讨论。)
Jean Comaroff and John Comaroff，Of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volume 1：Christianity，colonialism，and consciousness in South Africa.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Jean Comaroff and John Comaroff，Of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volume 2：The dialectics of modernity on a South African fronti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1997.关于非洲；Engle Merry Sally，Colonizing Hawai’i：The cultural power of law.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关于夏威夷。)
初学者见Bonnie Urciuoli，“Neoliberal education” In Ethnographies of neoliberalism，edited by Carol J.Greenhouse，162-76.Philadelphia，P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0；Hugh Gusterson and Catherine Besteman，eds，The insecure American：How we got here and what we should do about it.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
见如Sherry B.Ortner，New Jersey dreaming：Capital，culture，and the Class of ’58.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6.
人类学家也已对那些“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展开研究，以Aihwa Ong，Spirit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Factory women in Malaysia.Albany，NY：State Univerity of New York Press，1987.为起点，还包括美国-墨西哥边境劳工情况的研究(Fernández-Kelly María Patricia，For we are sold，I and my people：Women and industry in Mexico’s frontier.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3；Leslie Sklair，Assembling for development：The Maquila industry i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San Diego，CA：Center for U.S.-Mexico Studies，1993; Melissa W.Wright，“The dialectics of still life：Murder，women，and Maquiladoras” In Millenial capitalism and the culture of neoliberalism，edited by Jean and John L.Comaroff，125-46.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
Brett Williams，“Body and soul：Profits from poverty” In In The insecure American：How we got here and what we should do about it，edited by Gusterson Hugh and Besteman Catherine，224-37.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230；亦见Lo c Wacquant，Punishing the poor：The neoliberal government of social insecurity.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9.关于“惩罚穷人”。)
卯亚谊是一间给需要重回正常生活的无家可归者，提供社会援助与实际支持的收容站。
该词源于Roger Lancaster，“Republic of fear：The rise of punitive governance in America” In The insecure American：How we got here and what we should do about it，edited by Gusterson Hugh and Catherine Besteman，63-76.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的标题。
Nikolas Rose，“Governing ‘advanced’ liberal democracies” Foucault and political reason，edited by Andrew Barry，Thomas Osborne，and Nikolas Rose，37-64.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Wendy Brown，“Neo-liberalism and the End of Liberal Democracy” Theory and Event 7(1)，2003.doi：10.1353/tae.2003.0020.
Aihwa Ong，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6；Michel Foucault，The birth of biopolitics：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1978-79.Translated by G.Burchell.Houndmills，UK：Palgrave Macmillan，2008; Bonnie Urciuoli，“Neoliberal education” In Ethnographies of neoliberalism，edited by Carol J.Greenhouse，162-76.Philadelphia，P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0.
Aihwa Ong，Flexible citizenship：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 Aihwa Ong，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6；亦见Steven Gregory，The devil behind the mirror：Globaliz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
如Teresa Caldeira P.R，City of walls：Crime，segregation，and citizenship in S o Paulo.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Sherry B.Ortner，Not Hollywood：Independent film at the twilight of the American Dream.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13a.
门禁社区的推广也可以解释为与新自由主义经济逻辑中对“私有化”(privatization)的需求有关。但是，经济领域的“私有化”并非个人的“隐私”(privacy)，而是与将公有资产卖给私营商业有关。不过，某种程度上其结果一致：变卖公有财富或退入私人门禁社区都导致公共领域的萎缩。
故事本身已骇人听闻，但根据宾夕法尼亚州现在著名的回扣方案，情况变得更加严重。该州的两个法官与当地一座私立少年拘留所所有者密谋将数以千计的儿童送进监狱，以令该所有人/看守能够收取人头费。Michael Moore(director)，Capitalism：A Love Story(film).Produced by Moore Anne，Moore Michael，2009; William Ecenbarger，Kids for cash：Two judges，thousands of children，and a $2.8 million kickback scheme.New York：The New Press，2012.
Michael Lambek，ed，Ordinary ethics：Anthropology，language，and action.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0b; Yunxiang Yan，“How far can we move away from Durkheim ：Reflections on the new anthropology of morality” AOTC Issue 2，October，2011; Didier Fassin，“The ethical turn in anthropology：Promises and uncertainties.” Hau：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4(1)：429-35.Abstract，2014.
彼时全球多个国家认为此次欧洲与美国武装干涉利比亚的行动并不合法。所谓“根据联合国保护责任原则”完全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是不尊重弱小国家主权——译者注。
Jean Comaroff，Body of power，spirit of resistance：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a South African peopl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 Aihwa Ong，Spirit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Factory women in Malaysia.Albany，NY：State Univerity of New York Press，1987; James C.Scott，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James C.Scott，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Hidden transcripts.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
Sherry B.Ortner，“Generation X：Anthropology in a media-saturated world.” Cultural Anthropology 13(3)：414-40，1998; Sherry B.Ortner，Not Hollywood：Independent film at the twilight of the American Dream.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13a.
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July-August)：53-92，1984; Jean-Fran 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Translated by G.Bennington and B.Massumi.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
当然，笔者认为布迪厄是一位技术性的社会学家，但其已然在人类学占有重要地位。
但见Philip S.Gorski，ed，Bourdieu and historical analysis.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13; Sherry B.Ortner，“Bourdieu and ‘history.’” Review of Bourdieu and Historical Analysis，edited by Philip S.Gorski.Anthropology of this Century，Issue 8，October， 2013b.关于布迪厄与历史的研究。http：//aotcpress.com/articles/bourdieu-history/)。
如Marshall Sahlins，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Structure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Sandwich Islands Kingdom.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1.
见库里克(Kurik)的完美概述，未注明出版日期。
Jeffrey S.Juris，“Reflections on # Occupy Everywhere：Social media，public space，and emerging logics of aggregation.” American Ethnologist 39(2)：259-79，2012; Maple Razsa，and Kurnik Andrej，“The Occupy Movement in Zizek’s hometown：Direct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becoming” American Ethnologist 39(2)：238-58，2012.
阿帕杜莱特别提及娜奥米·克莱恩对“资本主义灾难”(disaster capitalis)的研究。
衷心感谢蒂莫西D·泰勒(Timothy D.Taylor)多次阅读此文，并提出有洞见的评论。笔者还要感谢在卢塞恩大学(University of Lucerne)以及瑞士其他地方接待我的安吉利卡·维尔利(Angelica Wehrli)；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接待我的丽塔·阿斯图蒂(Rita Astuti)与查尔斯·斯塔福德(Charles Stafford)；参加笔者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新自由主义研讨会的学生们；不可或缺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化(Culture)/权力(Power)/社会变化(Social Change)”(CPSC)兴趣小组中的伙伴们。笔者还要对以下同事、朋友和读者富有助益和价值的建议表示感谢，他们是汉娜·阿佩尔(Hannah Appel)，罗杰斯·布鲁巴克(Rogers Brubaker)，詹姆斯·莱德劳(James Laidlaw)，迈克尔·兰比克(Michael Lambek)，乔纳森·帕里(Jonathan Parry)，丹妮伦·卢瑟福(Danilyn Rutherford)，以及杰森·斯鲁普(Jason Throop)。最后，感谢贾斯廷·戴尔(Justin Dyer)缜密而细心的文字编辑，以及最后压轴的乔凡尼·达·卡乌(Giovanni da Col)的睿智、活力、热情和他作为编辑的热心帮助。所有人及其聪慧、敏锐、渊博的反馈，极大地提高了本文的水平。作者衷心感谢Skomp讲座的慷慨资助，也感谢介绍本文初稿的印地安那大学(Indiana University)人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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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9)04—0001—14
基金项目 ：西南民族大学外专引智项目“藏边社会的亲属体系及其实践”(C2018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雪莉 ·B.奥特娜 (Sherry B.Ortner)，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人类学系杰出教授，研究方向：女性主义与人类学理论。
译者简介 ：王正宇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人类学、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四川 成都 610041
收稿日期 2019-01-20
责任编辑李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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