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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圣与诗史称谓之区别与联系
杜甫其人被后世尊为诗圣。杜甫所写之诗被后人称为“诗史”。诗圣与诗史在内函上不能混同。一指人，一指诗。这虽然是常识性问题，但近来常见行文混用。其实，诗圣之成立虽与诗史有密切关系，但绝不会只因其诗具有史鉴的认识作用便可尊作诗之人为诗圣。杜甫之后不乏作出诗史之诗人，比如仅以两宋为例，王安石、陆游、范成大、文天祥等都写出过不朽史诗，后人称他们为优秀诗人，从不冠之以诗圣之号。范成大使金途中所作七十二首绝句，可以补史之不足。但范石湖距诗圣宝座还距离远着。不少人误会，杜甫之独得诗圣尊号，就因为他写出了诗史。之所以这是一个“误会”，乃在于把“诗圣”与“诗史”二者看成一种单一的因果关系了。
杜诗之美虽然也包含史鉴价值这一内容，但远远不止于史鉴这一点。“诗圣”尊号标示的内函比“诗史”要深广得多。这，正是诗圣与诗史二者的联系和重大区别。
二、“诗史”正名历时三百年
称誉杜诗为“诗史”，经历了一个从“初识”到“正名”的历史过程。今存文献中首次记述杜诗为诗史之人为晚唐孟棨。此人出入科场三十年，屡举进士不弟。大约在晚唐僖宗第四次改元为光启之二年(886)撰成《本事诗》一卷。内容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在第三类“高逸”部分，途述李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之后，盛赞杜甫咏李白之诗“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由此，又顺笔论及杜诗的史鉴价值言道：“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当时”词义应指杜甫在世之时。
孟棨稍后，五代后唐时刘
监修唐史，在《杜甫传》中未采用孟氏“诗史”之论。又历经百余年的鉴识讨论，到北宋中期，欧阳修、宋祁等人修撰《新唐书》，在杜甫本传中方采用唐人“诗史”之论。《新唐书·杜甫传》写道：“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这一官修正史的评鉴在南宋得到广泛响应。比如南宋初胡宗愈便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1]两宋之后，杜诗号称“诗史”遂成定评。后世各界人士皆认同唐宋人评鉴。于是从兹始，千余年来杜诗享有“诗史”这一殊荣，但凭此尚不能使杜甫达于“诗圣”颠峰。“诗圣”之誉，其内函又比“诗史”要深厚得多、全面得多、崇高得多。
杜甫生卒年为712—770年。首记杜诗为诗史之人孟棨生卒年不详。但知其在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曾任职梧州，又于晚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登进士弟。其《本事诗》一卷写成于僖宗光启二年(886)。这时距杜甫卒已116年。《新唐书》成书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此时距孟氏《本事诗》诗史论又175年。即杜诗被识鉴为诗史，从初识到正名，第一时段达116年，第二时段（正史评鉴）达185年，前前后后，历经三百年之久，绝非个别偏爱者一时兴起之偶然感想。“诗史”之誉是经过历史的严格筛选鉴定而逐渐形成的。诗史之誉初起于杜甫生活的“当世”。
“诗史”之誉，从初感，局部认识到全面鉴定约历三个阶段。杜甫生前身后之世，诗坛对杜诗的印象，第一是诗作艺术水平高，集古今大成，律切精深。第二才是杜诗内容真切动人，言事有征。因此盛唐中唐是“诗史”的初感阶段。晚唐人对杜诗“言事有征”的特征，有了进一步理解。明确了杜诗善于“备叙其事”。通过“读其文”而能“尽得其故迹”。又可通过杜诗描写的杜甫经历“推见至隐”，使杜甫生活的社会背景如安史之乱，难民失所等情况反映得“殆无遗事”。这是认识杜诗为诗史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认识局限是：只认识到杜诗是反映杜甫个人生活及其社会背景的生动史料。“诗史”的理解范围不离杜甫个人生平经历。
两宋是“诗史”内函得到全面发掘的第三阶段。此时，“诗史”内函包括：（一）杜诗“善陈时事”。读之可以知其世。（二）凡杜甫本人“出处去就，动息劳佚”等身世履历一见于诗”。（三）杜甫全面反映了“学士大夫”的价值观和伦理情操心理。但凡读书人的“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等情操言行皆在杜诗中得到体现。两宋以后属于广泛运用杜诗作史料文献，去补充正史之不足的时代。“诗史”的发掘虽时有新意，但总体框架不出唐宋人之右。
三、“诗圣”正名经历了八百年历史鉴定
杜甫被尊为诗圣，从初识、共识到正名，其评鉴历程比诗史评鉴历程稍早、更长。前后长达八百年有多。其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接力棒”式长跑，方完成全程。
第一阶段的初识亦产生于杜甫当世并有文字记载。杜甫当世，诗界同侪已有推崇杜诗为“大名独步”者。诗史之称虽产生于“当世”，首记文字却见于晚唐。诗圣的初识并见诸文字则可确切地在杜甫36岁—46岁之时找到证据。
第二阶段为中晚唐人评价。此时诗界已公认“杜诗集古今之大成，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即已在实质上将杜甫当作诗圣加以理解。只缺少做出“诗圣”这顶帽子。
第三阶段为两宋对杜诗的推崇。随着中唐开始的古文运动在北宋文坛取得成功，文学创作重实的美学倾向为朝野所重视。又随着晚唐五代以“花间派”为代表的浮华艳词的不得人心和北宋初“西昆体”枯涩无物诗风的失败，人们自然而然地把眼光转向唐诗。由学习唐诗进而发现了杜甫的价值。诚如宋人严羽后来总结的经验教训：“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沧浪诗话·诗辨》）宋人从历史发展（包括诗歌史的发展）中认识到杜诗能收“入门正，立志高”之效。上行下效，两宋朝野普遍形成学习杜诗的时代风气。由学习杜诗进而形成研究杜甫的专门学问。宋末元初提出了“杜诗学”问题。这一阶段社会各界（不止于诗界）人士普遍视杜甫为诗界孔子。尊杜甫为诗界祖师。但即使在此时，杜甫在盛名之下，仍然未明确戴上诗圣的桂冠。
第四阶段为明代。明代中前期即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终于有人挑明了“诗中之圣”这一提法。进而“诗圣”一语问世。杜甫号称诗圣遂正式“正名”。
杜甫被同侪推为“大名诗独步”的时间是他58岁漂泊潭州（今长沙市）的大历四年(767)。杜甫被明代陈献章首称“子美诗之圣”大约是在明武宗正统(1436—1449)到明孝宗弘治(1488—1505)这一时。姑以十五世纪末这个折衷数为准，则八世纪七十年代与十五世纪九十年代之差，足足八百年有多。八百年之历史筛选，诗圣之号得来何其不易。这其间经过了多少甄别、比较、调整、才逐渐地鉴定确认。杜甫被尊为诗圣是从盛唐迄明代八百年间人们的共识。有清一代继承了这一认识。人民共和国的人们更认识到杜甫不仅是“诗中圣哲”，而且是具有人民性的民族巨人。“民间疾苦”皆化作了杜甫的“笔底波澜”。近日有人从经济建设的角度，又提出杜甫是我国最早的“安居工程”的呼吁者。他早就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似又从新的角度在理解诗圣。
杜甫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精神遗产滋养后人。杜甫是中华民族唯一的诗圣。中华文明因有这位诗圣而凭添一段光荣。
四、杜甫生前，诗名已著
有的人生前默默无闻，身后名声大振。《晋书·张翰传》记：张翰生前对人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这是很“实用主义”的人生观，不足取法。杜甫生平常常自我检讨，“三省吾身”。如杜诗中常出现这样的诗句：“我生性放诞”[2]“我生苦飘零”“我生本飘飘”；“我生无根蒂”；“此生何太劳”，“偷生长避地”“偷生惟一老”；“生者何自守”；“宇宙此生浮”；“全生或用奇”，“人生反复看亦丑”，“人生快意多所辱”。人生如此艰难，茫茫更无归处。时光易逝，杜甫往往有一种被压抑的紧迫感。感到年岁已老，事业无成。“人生几何春已夏”，“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有时，他感到嗟伤，也曾想得过且过了此一生，愤然声称要“且尽生前有限杯”。但他从小所受的儒家正统教育，又时时提醒他要关心天下兴亡，要致君尧舜，再淳风俗。不论处治世、乱世，都不能自私地置身世外，只求一己的安乐。何况，他觉得玄肃二帝于他本人皆有知遇之恩。“此生遭圣代”[3]那容闲偷生呵。
杜甫将自己曲折的人生际遇和复杂的内心感受一一写入诗中。其情本已真切灼人。加之杜甫写诗又极为认真严肃，讲究诗艺，故杜诗的感染魅力在他生前已名满天下。与杜甫同时的侪辈已有人称颂杜诗之美为同侪第一。对此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证据存在。
第一杜甫诗文自身透露出杜甫诗才不凡，诗名早著。杜甫诗文中每以汉赋之圣司马相如扬雄自比。杜甫对自己的辞章诗赋之才极具自信。他认为自己的诗作才能足可与扬、马匹敌，只是学术成就逊于扬雄。杜甫在科场上两次失利，但其诗赋作品却能震动朝野。杜甫36岁时自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4]此后杜甫还多次讲过“诗成觉有神”[5]之类的话。杜甫42至43岁期间，曾自信而大胆地据理向唐玄宗申诉并提意见。一次上书说：“岂意头白之后，竟以短篇只字，遂曾闻彻宸极，一动人主，是臣无负于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者已。在臣光荣，虽死万足，至于仕进，非敢望也。”[6]又次上书说：“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诸？”[7]杜甫生平有赋诗之癖。他常说：“有情且赋诗”，“遣兴莫过诗”，“诗尽人间兴”，“陶冶赖诗篇”。他常常“独立苍茫自咏诗”。他之遣兴，并不在闲看白云野鹤，而是“赋诗称流涕，乱世想贤才”。然而如高适一样的贤才难得。因此，“愁极本缘诗遣兴”，结果“诗成吟咏转凄凉”。尽管杜甫常觉“诗应有神助”，他自己也自勉“不敢废诗篇”。然而诗好却无补于乱世。因此，他有时恨自己有诗癖，骂自己“久遭诗酒污”。这诗癖如酒瘾，士之沾兮不可解脱。杜甫终于以嗜诗终老。他“题诗好细论”，“说诗能累夜”。他“晚来渐于诗律细”。他一方面是诗魂沉醉，一方面是士操凛然。二者结合，其诗作自然高出时人一头地。杜甫在儿子宗武生日的奖励礼物是祝贺儿子“自从都邑语，已伴老夫名。”可见杜甫已诗名远播。第二杜甫同时代之侪辈已用“大名诗独步”称颂杜甫。钱起径直以杜甫与司马相如相提并论，“不识相如渴，徒吟子美诗。”[8]杜甫友人都官郎韦迢在《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一诗中说：“江畔长沙驿，相逢缆客船。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9]韦迢曾做都官郎，终岭南节度行军司马。韦氏在潭州与杜甫之间诗书往来各诗二首。此时乃大历四年(769)，韦氏将赴任韶州。“大名诗独步”之语出自岭南地方官之口，可见不只是“京都”“沙龙”诗翁们嗜好杜诗。其时又有一位衡阳判官郭受称颂杜诗：“新诗海内流传遍，旧德朝中属望劳……春兴不知凡几首？衡阳纸价顿能高。”[10]开天之世还有位隐居积年的“野客”怪杰任华，为人戆直狷介，傲岸不羁，生平以文章自负。官场职位仅致秘书省校书郎、桂州刺使参佐之类。时人称誉此人：“任子文辞，可为卓绝”[11]就是这位任子，对李白、杜甫倾慕不已。天宝三年(744)，他闻李白在长安，特往拜见。及至，李白已离长安。任华在《杂言寄杜拾遗》诗中说：“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与君别来已多时，何曾一日不相思。杜拾遗，知不知，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前年皇帝归长安，承恩阔步青云端。……英才特达承天蜷，公卿谁不相钦羡。只缘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却为椽。如今避地锦城隅，幕下英僚每日相就提玉壶……”[12]任华此诗无韵无律，自由发挥。从内容看，诗写于杜甫入蜀居浣花草堂之时。诗中信息丰富。从感知杜甫为“诗圣”这个角度论，任华此诗已包函中唐元稹论杜的基本内容。任华认为在杜诗面前，曹刘之诗只能俯首称臣，而沈谢之诗只如小儿面临巨人。“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这与杜甫的自述恰相扣合。杜甫所言“竟以短篇支字闻彻宸极，一动人主”显然不但指所献“三大礼赋”，更指杜诗。“三大礼赋”实非“短篇只字”，唯诗章可称短篇。
从任华“盛名君一个”到韦迢“大名诗独步”，已可证杜甫在同侪中的声望了。杜诗当时在朝野流传很广，向杜甫请教习诗者亦众。如《赤甲》中所写“荆州郑薛寄诗近，蜀客郄岑非我邻。”此处四人，“郑”可能是郑审，“岑”乃任职嘉州（今四川乐山市）的岑参。薛、郄二人无考。与杜甫诗书往来之人，每得杜诗便感欣喜而互相传阅。杜甫曾谆谆叮嘱告戒不要乱传。一次杜甫送魏仓曹入京，顺道给岑参与范季明二人寄诗问候。同时，嘱咐魏氏说“见酒须相忆，将诗莫浪传。若逢岑与范，为报各衰年”，[13]在飘泊湖湘时，亦曾叮咛韦匡赞等人说：“念我常能数字至，将诗不必万人传。”[14]
由上种种可见在杜甫生前其诗已为朝野广泛传诵，并已成为诗歌楷模。
第三杜甫与高适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师友关系，高适有志于诗受过杜甫的鼓励和指导。两唐书皆述高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年五十始，为诗即工”。两唐书所述应为可信。后世多有将《新唐书》这句话点为“五十岁始为诗，即工”。愚意以为应点为：“年五十始，为诗即工。”这里两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高适五十岁以前不会做诗，而是说高适五十岁以前没有将注意力放在作诗上，因而那时做诗水平不稳定。五十岁以前写过不少诗篇，其中固有成熟的作品，但更多的却是未必很成熟的作品。“年五十始，为诗即工”这句话的潜台词大约是说五十岁以前作诗未达随心所欲不逾距那种炉火纯青的境界，五十岁左右在写诗总体水准上有一大飞跃。从此始，高适作诗进入娴熟随心，即作即工之化境。这样理解两唐书的文意恰能在高适本人的经历与述作中找到印证。
高适年谱多种，其生年说法亦多，699年、700年、701年、702年、706年等等。卒年诸谱略同，皆为765年。本文谨以刘开扬先生所著《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一书所订年谱为准（以下简称刘谱），再参照周勋初氏所做《高适年谱》。高适生年采用704年之说，参照700年之说。按刘谱，天宝八载，高适46岁，作诗《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主题是“受职封丘尉后在洛阳别友赴任”。此年高适举有道科中第。诗中说及高适参加本届科考事和高适对科考仕进的态度。“忆昨相逢论久要，顾君哂我轻常调。羁旅虽同白社游，诗书已作青云料。蹇步蹉跎竟不成，年过四十尚躬耕。长歌达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后名。幸逢明盛多招隐，高山大泽征求尽。此时亦得辞渔樵，青袍裹身荷圣朝。犁牛钓竿不复见，县令邑吏来相邀。……不知何时更携手，应念兹晨去折腰”。诗中反映高适对科考仕进，求取一官半职的“常调”世态并不感兴趣。参加开元廿三年那次科考落第后，他并不积极准备再考。此次应举也是在颜真卿、张九皋二人促成下才参加“有道科”考试。考前全靠颜张二人推荐鼓吹。高适感激二人“吹嘘美意”才赴考。中第后要“远路”去作县邑小吏，向五斗米上司小儿“折腰”。高适对作小吏的“仕进”生涯并无兴趣。由于对科考仕进持这种并不积极的态度，高适未像那些一心仕进的举子般孜孜用心于习作诗赋。他只把“诗书”当作登第的拐杖看待。“诗书已作青云料”一句即诗书只是供登第用的资料。登第后便没多大用了。再说高适所应“有道科”，在唐朝常例科考十二类专业中位在第十一。考此科在诗赋要求上比进士科宽松得多，在经学功力上比明经科也宽松得多。故从高适应举选科和“中第”后所作此诗中不难看出，这时的高适年将半百，却仍然未曾“留意于诗什”。
再看天宝十三载，高适51岁所作《奉寄平原颜太守并序》一诗，情况就大不同了，此诗序文中说颜、张二人都认为高适本有诗赋天分，又将高适“所制诗集”上奏“明主”，“遍呈当代群英”——显然是为鼓吹朝廷重用高适造舆论。高适一方面感激二人美意，自惭有“负知己”。一方面又自愧“终不才，无以为用，龙钟蹭蹬”。可见科考中第后，在形势迫促之下，高适方用心于诗艺。为了提高诗艺，高适曾虚心求教于同侪，以能者为师。天宝九载，高适“中第”的次年，他在一篇诗序中说：“征诣长安，时侍御杨公任通事舍人，诗书启予，盖终日矣。”为此高适写下了《酬秘书寄幕下诸公并序》一诗。诗成，高适自愧其诗“非六义之流也”。即高适自认作诗水平在“风雅颂赋比兴”这六义上不能融通自圆。“诗书启予”乃为诸友在“诗书上启发于我”之意。可以说，高适在46岁至49岁这几年间才在提高诗境水平上狠下了工夫。于是诗思觉醒了，诗艺臻于成熟了。五十岁以后诗是越做越好，对做诗的兴趣也越来越高，乃至后来竟好“以诗代书”与友人文字往来。晚年他曾《酬裴员外以诗代书》。他与杜甫之间也以“诗体书信”往来。
高适以“能者为师”而学诗艺时，杜甫是高适心悦诚服的诗家能者师之一。高适年长于杜甫8—12岁。然而，从今存高适咏杜甫及杜甫咏高适之诗中，透露出高适总是恭恭敬敬地对待杜甫，其亲切之情中带着徒弟尊师的一分恭肃。如杜甫初抵成都，高适立时从彭州写诗信问候。《赠杜二拾遗》中敬问杜甫起居说：“传道招提客，诗书自讨论……草《玄》今已毕，此后更何言？”这几句诗翻译过来是：“听人说贵客已到成都，暂居在古寺之内，想必您在着手整理您的诗书，又着笔撰写您那如《太玄经》一样的大著作。如果您已写完手头的大著，敢问先生下一步还有何打算呢？”上元二年人日，高适58岁，杜甫50岁。高适恭祝杜甫身心康健，写下《人日寄杜二拾遗》。诗中高适说自己“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对杜甫这位“东西南北人”。一个年长者常在年小者面前抱自惭自愧心情，这确是一种从下仰视于上的心态。
再看杜甫对高适的情态。首先杜甫对高适的称谓值得注意。高生、高三十五使君、故人、高公等皆出现在杜诗中。颇可玩味者唯“高生”一称。按说，高适应是杜甫的老大哥，私交又厚，杜甫尊高适一声兄长也属理当。然而作为年岁上后生辈的杜甫敢称其为“高生”。如“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叹惜高生老，新诗日又多。”这口气仿佛长者对后生。高适不乐做县邑小吏，曾在《封丘县》诗中说：“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为摆脱小吏处境，他辞职投军到西域守边。杜甫在《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中对“高生”的选择奖誉有嘉，谆谆叮嘱“高生”要好好干，别急燥简漫有失礼仪。杜诗说：“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脱身薄尉中，始与捶楚辞。借问今何官？触热向武威，答云一书记，所愧国士知。人实不易知，更须慎其仪。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达，足以慰所思。男儿功名遂，亦在老大时……黄尘翳沙漠，念子何当归。边城有余力，早寄从军事诗。”高适后来以边塞诗名家与此时杜甫鼓励他“早寄从军诗”有直接关系。杜甫此诗写于天宝十一载，此年杜甫41岁，高适49岁。天宝十三载43岁的杜甫又写诗对51岁的高适叮咛鼓励说：“叹息高生老，新诗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主将收才子，崆峒足凯歌。闻君已朱绂，且得慰蹉跎。”（《寄高三十五书记》）此时高适作诗已在西域传出美名，杜甫探问他学习用“六义”做“佳句”诗法又有何进步。由上述两诗可清晰看到在高适46岁至51岁这五年诗兴诗境的转化与升华期中，杜甫是高适一位主要的“能者师”先生。
“生”这一称谓有一个历史演化过程。先秦时“士”之尊称为生，后演化为称有才学品德之人为生。西汉时称儒学经师为生。唐世，“生”之称一用于泛称读书人，二用于长者称后生。后生在长者前亦自称生或小生。如元稹在《上门下裴相公书》中对裴氏而自称“小生”。杜甫对高适称“高生”，而且还表现出一种长者口吻态度。这就很不寻常了。
杜高友谊，二人保持终生。不过安史之乱以后，高适功勋地位日益崇高，二人的师友关系渐变为以“友”关系为基调。直到这时，杜诗始出现高公、使君、故人等称呼。杜甫在成都生活发生困难时径直要求高适帮助：“为向彭州牧，何时救急难？”杜甫说他们的友谊“交情老更亲”。杜甫经常催问高适“诗好几时见？”杜甫后来欣慰地说高适：“诗名惟我共”——徒弟的诗名已与老师的诗名相当。最后杜甫以“独步诗名在”推誉高适。
在作诗上，高达甘愿以杜甫为师，高适已然是盛唐大家。故知杜甫在盛唐已是大家中的大家。杜甫生前虽然功名不显，但是其诗名已经卓然超出同侪，诚如韦迢、任华等人所赞：“大名诗独步”，“盛名君一个。”可见“诗圣”之地位已在杜甫在世的“当时”就奠定了基础。
五、诗圣名号分析
中国诗史上有给诗人起“浑名称谓”的习惯。往往以一个“浑名”或“别称”去概括人们对这位诗人特征的认识，除李白诗仙、杜甫诗圣之外，其他如诗鬼李贺、诗神白居易（苏轼亦曾被称此号）。刘禹锡被白居易称为“诗豪”；王昌龄、王维曾被人称为“诗天子”；贾岛、释无可被称为“诗奴”；孟郊被称为“诗囚”；晚唐罗邺被称为“诗虎”。此外，还有诗癖、诗魔、诗妖等怪称。形成这种给诗人起“浑名”、“外号”的趣味和习惯，在心理文化学上也是一个颇可专题研究的课题。笔者粗略估计，这种习惯大约起源于西汉。可能是汉世尊称《诗经》博士为诗宗这种文雅风习的世俗演化。《汉书·王式传》中提到“博士江公，世为鲁诗宗”。其义指江公为治鲁《诗》的读书人视为宗师。至唐代“诗宗”一词词义转化，不再与《诗经》学派相关。如姚合《寄陕州王司马》称：“自当台直无因醉，一别诗宗更懒吟”。魏晋世称许“诗家巨擘”通常用语为“诗伯”，也就是“诗老大”、“诗霸”之意。到唐代社会富庶，人际关系环境宽松，读书人之间喜互称排行。诗评中亦喜取“浑号”。“浑号”中自有高下蔡田分寸。在唐宋之世，“诗圣”一词虽未发明出来，但对杜甫更无其他任何讥嘲调侃类浑称。每提到杜甫，上下人等都表现出恭肃敬重的心态。对“圣人”是不能调侃的。可见唐宋人心目中杜甫已是圣人。
中国诗人中唯杜甫称谓最多。在诸多称谓中，“诗圣”一称出现最晚，也最崇高。除“诗圣”称之外，人们对杜甫还有很多的敬称和亲称。如：
老杜、杜公——敬崇称；杜陵、少陵——郡望称；
杜拾遗、杜工部——职官称；子美、杜二——亲密称；
杜甫——姓名称。
在杜学中人们用得更多的是老杜、少陵二称。“诗圣”尊称只能是在很正式的评价场合才用，不能用作随常称谓。“诗圣”不同于“浑名”、“别号”之类，可含调侃。“诗圣”是辉煌肃然的一顶桂冠。上下三千年，这顶桂冠只有杜甫一人获得。
李白、杜甫这对盛唐诗坛的双子星座，人们习称“李杜”。杜甫生前对李白非常崇拜，这种崇拜发自内心，不因俗世的政治风波而改变。永王李璘之乱平定后，朝中有人认为李白参加过李璘军幕工作而要重治李白“附逆”之罪。杜甫即时明确表态说：“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杜甫爱慕李白诗才，成为当世李白最深挚的知音。“李白诗无敌”，“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流放后，杜甫预言李白将永垂不朽：“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李杜友谊，李杜并垂不朽的诗歌成就，使后世把二人看成一组特异的文化现象加以并称。其实李杜并称，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若干对。世人却逐渐形成用“李杜”专称李白、杜甫。其他对“李杜”亦逐渐不为后人所共知。
东汉李固杜乔因共同反对权臣梁异而被杀，当世合称李杜：“李杜司职，明心合力”（《后汉书·李杜传赞》）。稍后李膺、杜密同被党锢之祸而入狱，时人同情合称李杜：“党事既起，免归本郡，与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时人亦称李杜焉。”（《后汉书·杜密传》）东汉还有第三对李杜，为李云、杜众。李云因忠谏获罪，杜众上书愿与李云同死。二人的友谊义气被当世并称李杜。唐代李杜并称比汉世少一对，为两对。盛唐李白杜甫，同为诗界巨擘，友谊义气深挚，后世并称李杜。晚唐李商隐、杜牧同为晚唐诗坛大家，后世亦称为小李杜。汉唐两世五对李杜中，唯李白、杜甫最为知名。几乎妇孺皆知，乃至“李杜”逐渐发展成二人的专指。凡提李杜不加前提说明，必指李白、杜甫。五对李杜都是历史名人，偏偏李白、杜甫独成“李杜”专称。历史的筛选作用，不知该看成有情？还是无情？
李白杜甫这一对“李杜”在形成专指中，都伴随而产生过神话式传说。有关李白的神话传说，在李白生前已开端。贺知章一见而惊其风采呼为谪仙人。身后范传正作“李公新墓碑”，已然行文说：“公之生也……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长庚星即俗常所称太白金星。李白是太白金星投胎。故其诗才乃天纵，故必成诗仙。在神话传说中，杜甫也是“天使下谪”，是文星下凡。天帝敕封其在人间成诗王，并赐以诗王石印为凭。相传为唐·冯贽所作的《云仙杂记》记了一则杜甫的神话。道是：“杜子美十余岁，梦人令采文于康水。觉而问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见鹅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下谪，为唐世文章瑞。九云诰已降，可于豆垅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诗王本在陈芳国，九夜扪之麟篆熟，声振扶桑享天福’。”从这则传说的文气名物看，愚以为不像唐人所编，而像笔记白话小说发达的后世创作。《四库总目》据《墨庄漫录》辨析为宋·王铚伪托。《云仙杂记》这里写了“声振扶桑享天福”一句话殊难理解。此扶桑指金乌出没之神木乎？亦指《南史》所提到的“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之“古国名”乎？径直指日本国乎？从日本所藏日本留学生手抄本李善《昭明文选》残卷看，中唐时《文选》已被手抄传入日本。难道杜诗亦在唐世即传入日本并为日本所重视么？
且不管唐世杜诗在日本国的影响如何，但至迟在明代日本已掀起过举国学习杜诗的高潮。北宋初有证可查杜诗已传入日本。当时乃日本平安朝末期。明代邵傅所著《杜律集解》传入日本。当时日本大诗人松尾芭蕉(1644—1694)受杜诗影响极大。他自称是一位“品尝杜甫心酒”的人。他死后，其陪葬的头陀袋中恭敬地放着一部《杜工部集》。尊杜甫为诗圣，至迟从明清之世起已不只是中国人的认识，日本诗界也认同了“诗圣”的意义。
二战以后，日本处在战后的恢复时期，需要激发人民中淳正的精神。杜甫成为培养这种淳正精神的历史榜样，于是在日本形成研杜的高潮。学者众多，著述丰硕，出现了杜学专家。如大阪大学黑川洋一、京都大学铃木虎雄。这位铃木虎雄教授早在1928年即有《杜少陵诗集》成果面世。吉川幸次郎毕生从事杜甫研究。他撰写了大量研杜论著。他称杜甫为“地才”。认为：“杜甫的眼光始终注视着祖国大地，描写普通人的苦恼和希望”，“杜甫本身太伟大了，其艺术尤其对偶之妙可以傲视万邦”。
杜甫是中国人的诗圣，也是汉字文化圈认同的诗圣。杜甫头上这一顶诗圣桂冠，我们理当惜之又惜，永远宝贵，永远珍重，不断发扬光大。
注释：
[1]《草堂诗笺·成都草堂诗碑序》
[2]—[3]之间所引杜诗详见如下篇目：
《寄题江外草堂》、《通泉驿南去通泉县十五里山水作》、《宿青溪驿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四松》、《王阆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南征》、《归梦》、《枯棕》、《重题》、《猿》、《可叹》、《醉为马所坠诸公携酒相看》、《绝句漫兴九首·之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七》、《绝句漫兴九首·之四》、《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翟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
[4]《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
[5]《独酌成诗》
[6]《进封西岳赋表》
[7]《进雕赋表》
[8]见《钱考功集·江行无题一百首·其十八》。前人有考此诗出自钱起曾孙钱珝之手者。特注。
[9]《杜甫卷》上编第一册第4页。
[10]此诗仇注本作《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附于杜集中。
[11]任华《与庾中丞书》，资料出处见《中国文学家辞典》古代第二分册第162页。
[12]见《唐人选唐诗·又玄集卷上》
[13]《泛江送魏十八仓曹还京因寄岑中允参范浪中季明》
[14]《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