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看欧洲政党政治制度的危机与改革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德国论文,政党论文,政治制度论文,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危机
近年来西欧政党政治危机已经成为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话题。据统计，在最近15年内 仅在德国政治学界至少已经发表了1384篇论文讨论德国政党制度危机。(注：弗兰茨· 瓦尔特《德国政党：失去核心与目标》，载于德国《议会周报副刊，政治与现代史》20 01年第10期。)尽管这是一个被人们讨论很久的问题，但是今天的情况与历史上任何时 刻都很不相同。目前的德国政党并不缺乏活动资金和通过各种媒体宣传手段施加影响的 能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在的资金空前雄厚，宣传手段空前强大有力。问题是政 党自身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几乎陷于近于面临生存危机的严重混乱状态。90 年代是社会上厌恶政党情绪广泛传播的十年，围绕党内民主的讨论把这些政党组织上的 弱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2000年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献金丑闻使德国政党的公众形象进 一步恶化，使关于政党危机的辩论再度激化。
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欧洲其他地区，学术界、公众舆论界进行的批判政党的辩论在 指出大量危机现象的同时，总结出一系列制度性的结构问题，表述了对未来的忧虑和恐 惧。德国哈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乌尔利希·冯·阿雷曼把批判政党辩论中提出的问题归 纳为十个要点内容：党员大量流失；参加选举的选民人数不断地大量减少；政党体系日 益分裂，并且日益分散化；长期投票支持某一个政党的基本选民人数不断减少；广大居 民对于政党和政治家的总体信任程度不断降低；青年人越来越疏远政治；他们准备进行 暴力斗争的意愿日益增长；对于其他的国家机关、大型社会组织、甚至对于教会的信任 正在日益消失；媒体报道的政治丑闻的数量日益增多。
议会内的反对派政党并没有从广大群众的不满中获得好处，只有一些更小的抗议政党 从中获利。人们对于政界和经济界解决问题的信心总体上不断下降，在民意测验中经常 可以听到这种说法：“政治家忙于腐败活动，小人物总是受骗上当。”(注：乌尔利希 ·冯·阿雷曼《变幻年代的政党》，载于德国《议会周报副刊，政治与现代史》1996年 第6期。)
近年来德国政府机构以及一些社会研究机构提供的大量数据证实了阿雷曼的分析。
首先是党员人数持续不断地减少。在10年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人数减少20.1%，同 期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员人数减少了18%。而自由民主党自从1990年8月与东部地区的自由 民主联盟实现联合以后，党员人数几乎减少了64%，人员损失最为严重，这种减员主要 是在德国东部地区，在西部，自由民主党的党员减少27.1%。在这种大量减员的总趋势 下，只有西部地区的20世纪90年代联盟/绿党和巴伐利亚州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属于例外 情况。(注：参见维纳·魏登费尔德《时代转换，从科尔到施罗德》斯图加特形势出版 社1999年版。)
第二就是成员老化。据统计，在1980至1998年间，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德国社会民主党 内年龄超过60岁的老年人的比例从20%上升到35%，其中超过70岁以上的党员数目是25岁 以下青年党员数目的6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这个比例为5倍。在民主社会党内，2/ 3党员年龄超过60岁。
1988年在明斯特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关于青年政策的决议，其 中说：“一个没有青年人的政党，就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政党。”由此看来，目前德国政 党的发展前景都不怎么美妙。最近25年来，青年人大量脱离政党组织。1974年德国社会 民主党内青年党员的比例高达10.8%，1999年下降到2.8%。基督教民主联盟下降到2.5% ，1983年这个比例尚且维持在3.9%。总体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 16至24岁的青年党员的数量从1980年的89176人，减少到1997年底的31087人，几乎减少 2/3。1980年平均在104名青年人中有一个人加入政党，1998年平均有222名青年人中有 一名政党成员。
青年人对于政党的厌恶情绪不仅表现在青年党员的减少，而且还表现为在大量拥有选 举权的青年人拒绝参加选举投票，在历次联邦议会和州议会的选举中青年选民的投票率 直线下降。在1972—1976年与1998—2000年州两次各州议会选举中青年选民的投票率从 70.6%下降到48.2%，减少了22.4%。(注：埃尔马尔·维森达尔《对于政党毫无兴趣，青 年人离开政党》，载于德国《议会周报副刊，政治与现代史》2001年第10期。)
二、批评
大量批判政党的文章一致指出，当前德国各个政党的普遍问题主要是缺乏一个明确的 领导核心。在勃兰特、施密特、科尔那一代领导人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德国政党普遍进 行了一次更新换代。新一代党的领导层非常不稳定，涣散无力，无法形成明确的政治核 心。
政党政治危机首先体现在思想理论方面。许多批评家指出，现代电子时代的政党和政 治家普遍失去了理论思考的兴趣。尽管各党都设立了纲领委员会，但是这些理论机构所 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党的原则纲领越写越长，内容越来越庞杂臃肿，而且面目越来越趋 于雷同，失去了这些政党历史上曾经具有的鲜明个性和特色。上个世纪德国社会民主党 的纲领，如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用了3页纸，就把党的基本目标说得清清楚楚，而现 在的原则纲领长达上百页，篇幅越长，内容越是索然无味。即使在六七十年代，德国政 党的领导人也还都知道自己党的思想源泉在哪里，思想原料是什么，能够从这些思想原 料中提出一些关键性的建议。这些建议不仅能够促进党的一体化，而且还能形成党的鲜 明特色，形成持续的约束力量。例如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特色在于推崇乡土民族观念，尊 重家庭、私有财产，反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许诺要进一步扩大雇员参与共决的权利 ，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化，在对外政策方面促进东西方的缓和。自由党人认为最重要的 是尽快实现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促进资产阶级全体当事人的市场盈利。绿党的乌托邦是 建立一个没有暴力的、基层民主的、有组织的、实现生态良性循环的社会。在当年的联 邦德国，这些目标都可以动员起这些政党成员或选民的政治热情。现在这些党失去了他 们的思想理论特色，再也没有理论家对于重大理论问题、政治行动的目标和前景重新进 行深入思考，党内再也没有旗帜鲜明的不同派别所进行的理论辩论。现在这些党不仅失 去了斗争目标，而且也失去了斗争意志。正如哥廷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弗兰茨·瓦尔特 所说：“我们说，这些党在公共生活中变得无所不在，但是与此同时，又变得毫无勇气 、毫无力量、毫无目标。虽然这并不是什么新现象，但是这与1951、1961、1971、1981 甚至1991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当年这些党还知道为什么进行斗争。到了2001年就再也不 是这样了。当年这些党特别喜欢使用的斗争概念，现在已经变得十分陌生了。它们再也 不想，也不知道进行什么样的斗争了”。(注：埃尔马尔·维森达尔《对于政党毫无兴 趣，青年人离开政党》，载于德国《议会周报副刊，政治与现代史》2001年第10期。) 阿雷曼在《变幻年代的政党》一文中写道：“在德国，自从两德统一以来，对于政党 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厌恶政党、厌恶政治成了这些年的时髦词汇。人们抱怨：可恶的政 治，它使得对于各种问题的决策无休止地拖延下去，最终泡汤。可恶的政治家，他们就 会制造丑闻，那么容易被收买，拿着高额薪俸，什么用处也没有。可恶的政党，自己内 部乱作一团，在竞选前热衷于追逐获取权利，但是上台后，面对涉及人类基本生存问题 的政治决策，它们又忘掉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可恶的媒体，它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了个人 的事情，把信息变成了一种消遣娱乐，把政治家拖进了媒体斗争。可恶的政府机构，它 们不断地强迫选民参加竞选斗争，但是它们自己做不出什么真正有用的决策，并且阻碍 直接民主的实现。可恶的普遍道德，它根据‘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眼前的利益，老实人 都是傻子’的信条引诱人们自私自利、只顾自己。”(注：乌尔利希·冯·阿雷曼《变 幻年代的政党》，载于德国《议会周报副刊，政治与现代史》1996年第6期。)应该说， 阿雷曼的概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欧社会中广大居民群众厌恶政治的社会心态和情绪 。
在批判政党的舆论浪潮中，确实不乏来自新闻界、学术界和政界认真严肃的声音。例 如康纳德·亚当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写文章批评说：“政党掌握着权力，但是它们会 很巧妙地回避自己的责任。它们把公共福利缩小为自己的集团利益，然后再把它变为个 人的高额私利。”社会学家埃尔文·朔伊希、法学家汉斯·海尔贝特·冯·阿尔尼姆在 他们的畅销书中都做出类似批评。他们描述政党如何“结成帮派，抱成一团，一起往上 爬”，描述“政党如何衰落”，描述“国家如何变成被瓜分的战利品”。就连联邦德国 前总统查德·魏茨泽克也指责政党把自己发展成为一个不成文的第六宪法机构，对于其 他五个宪法机构始终不断地在部分领域施加决定性的影响。(注：参见乌尔利希·冯· 阿雷曼《政党》赖因贝克出版社1995年版。)许多人对于政党资金筹措方面的混乱，对 于它们的决策失误，以及惯于甜言蜜语粉饰太平的毛病都提出了正确的批评。
一些学者对于近年来的政党批判舆论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们提醒人们不要把政党批 判推向极端。有些人的批评意见使人们想起魏玛共和国末期保守党人的立场。他们当年 声称，对于“体制内的政党”深恶痛绝。现在奥地利的海德尔、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都 极力把群众厌恶政党、厌恶政治的情绪引导到右翼民众主义的道路上。他们在反对精英 政治家的口号下进行反对民主政治制度的活动，对于这一危险趋势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三、原因
如果说，不仅在欧洲范围，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所有工业国家的政党都显示出某种危 机症状，那么，这无论如何也不是某一国家的问题，而是工业社会的普遍趋势。无论是 选民对于某些政党的拒绝和抵制，还是政党组织本身结构上的缺陷，几乎所有欧洲国家 的政党体制都同时表现出类似的危机症状。一些学者用三个变化趋势来解释政党体制的 变化，这就是：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媒体变化和政治变化。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伴随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的增加、社会流动性的加强， 为社会多数人所接受的社会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美国学者罗纳德·英格雷哈特 发表的《静悄悄的革命》一书指出，在工业国家，由于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发生了一 场静悄悄的革命，原来的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念——如高额收入、经济增长、社会安全和 秩序等，正在被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如自我实现、注重生态和社会参与所取代 。这种变化对于政治所产生的后果是不容忽视的。正是在那些拥有很多后物质主义者的 国家内，政治和生态的抗议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公民倡议运动向那些地位稳定的大型政 党提出了挑战，最终出现了生态主义者组成的新型政党——绿党，并且作为一支长期稳 定的政治力量，在德国和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党体制内站稳脚跟。
取代后物质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强调个人主义化、多元化、分散化和解构化。简单地说 ，社会不再分裂为几个相互对立的阶级，而是分化为成千上万个小集团，特别是青年人 ，越来越不愿意长期接受一个政党、工会或者教会的约束。人们对于这些组织更多地采 取了批判态度。许多人把直接民主手段放在了优先考虑的地位，从原来的接受别人领导 、履行义务责任的价值观念转变为自我发展的价值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托马斯 ·迈尔对此分析说：“以个人主义化概念来描述的社会结构中的变化、社会分化和心理 状态涉及三个交互影响的方面。乌尔利希·贝克所描述的‘个人主义化’这一社会结构 发展过程的出发点是近几十年来个人对自己的生活道路、社会归类和自我理解作出决定 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它的后果是很大程度地扩大了个人行动选择权。传统的价值样式、 生活形式和社会归类的强制性丧失了权威，这就显著地扩大了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风格 、自己最重要的交往群体和自己可望采取的生活道路的余地。”(注：托马斯·迈尔《 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所谓媒体变化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剧烈变化的媒体世界中，现在已经有很多广为 传播的媒体，新的电视节目、录像带、电子传真、国际互联网、激光唱片、激光视盘等 等。日常生活中在各种机会之间所作的选择主要是由所选择方案的经历价值决定的：消 费商品、饮食习惯、职业、伙伴、住宅的位置、还有公共政治生活的人物。毫不奇怪， 这个经历社会对于政治和政党正在产生很大的反作用。政治和政党本身已经部分地成为 一种媒体现象，就像宣传产品新鲜刺激的经历价值的广告那样，对于政党和政党领袖的 宣传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也需要这种新鲜刺激因素。
在欧洲，新闻媒体不断地商业化，私营电视台的节目大大增多，争夺观众的竞争日益 激烈。在娱乐消遣和广告推销的方向上推出的节目不断花样翻新。政治信息不再受欢迎 ，它必须同娱乐混合在一起，成为一种信息消遣，或者说与消遣娱乐联姻。用电视遥控 器频繁地变换频道，这是一些人媒体欣赏方式的特点。追求花样翻新的变化，也是今天 许多青年人非常时髦的现代生活风格，这和政治选举中选民的行为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又如何能够稳定发展?
而传播政治观点的新闻业在传播信息的工作风格方面也在发生变化。像那些经常改变 选举方向的选民那样，新闻记者的政治方向也在迅速变化，他们再也不会宣布自己遵循 一条负责任的固定的政治路线。政治界和政党，特别是党的政治家，非常容易受到媒体 斗争的伤害，因为媒体斗争追求的是轰动效果和收视率。曾经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的奥斯卡·拉封丹曾对此批评说：“让·博得里拉德在解释政治属类时说，政治已不再 具有专有的特性了，它的基本特征不再是决策和行动，而是录像游戏。他还说，政治的 干预范围越来越局限于估算特殊的效应。政治家丧失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在大众的媒 体思想中，他们可以通过娱乐演艺界或体育界代表来代替。这是对于我们时代的政治家 工作的全盘否定。然而，政治根据电视和电视广告的法则来运转，这难道不是今天社会 结构的必然结果吗?其后果是什么呢?政治将变得很气短，因为画面和话题不断变换。一 切取决于，要在同一天的电视新闻中表现不错；一切取决于，要在第二天的标题新闻中 得到好的待遇。这样，政治成了媒体生意，偏离了长期纲领。”(注：奥斯卡·拉封丹 《心在左边跳动》社会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
价值观念的变化和媒体变化改变了政党的活动环境，也使政党和政治本身发生变化。 媒体不仅渗透进政党的通讯宣传机构，而且使它们相互竞争。普通公民很少有时间从事 政治工作，电视系列片和足球比赛转播吸引了他们的兴趣，占据了他们很多时间。公民 倡议和各种行动小组同样也需要时间，也夺走了人们有可能在政党内进行政治工作的时 间。与以前相比，今天的政党处于更大的竞争压力之下。
现在，政党再也不能借助传统的工作形式，如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或者强有力的基层 工作，使人们获得共同的集体活动的经历体验。大型政党正在落入“现代化的陷阱”之 中，它们历史上曾经具有的强大实力归功于一支广泛的党员队伍和基本选民队伍。现在 这些集团都被它们所忽视，它们把目光转向了新的中间阶层、后物质主义者、在经历社 会中崭露头角的人们。
四、改革
20世纪90年代也是德国政党积极倡导改革的十年。在这里几乎所有政党都显示出两个 发展趋势。第一，在自身的组织活动中，努力吸纳融合直接民主的成分。第二，努力提 高党组织结构的开放性和灵活性。除此之外，作为党内通讯交往的现代化手段，国际互 联网得到广泛应用。政党努力对于政治文化的发展作出反应，对于居民态度变化找出适 当的对策，总的意图就是提高党组织的吸引力，设法在党员人数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依 旧保持一个能够得到广大群众支持的大型政党的身份。
在德国，政党要想在党内意志形成的过程中使用直接民主手段，首先遇到的是制度上 的基本框架条件的限制。根据政党法和联邦选举法，在代表大会或者党员大会之外选举 执委会或者联邦议会议员候选人是不能允许的。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 盟这些大型政党目前正在讨论的改革建议都把对法律作出相应修改作为政党改革的前提 条件。
在政党改革方面，绿党扮演了先锋角色，在原来的代表制度中引入了直接民主的成分 。它的章程第21条规定：“90年代联盟/绿党在所有政治问题上，特别是纲领、基本共 识和章程，都可以实行意见普查、书面征询。”因此在具体实践问题上，由参与决策的 党员所做出的决策的合法化，既可以采用自上而下、也可以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在绿 党这里，代表制原则进一步被直接选举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所打破(章程第11条)。确定基 层民主是争取公民倡议者支持的必要前提条件，而绿党就是由这些人建立起来的。绿党 对于自己党员的政治文化倾向作出了反应，与普通居民相比，这些人更加喜爱直接民主 的手段。加强基层民主的特点也符合绿党自称“新型政党组织”的自我定义。(注：参 见约阿吉姆·拉什克《绿党，成因与形象》科隆1993年版。)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这里，一方面在政治文化范围内直接民主的发展趋势日益强烈；另 一方面，代表制依然继续坚持遵守。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90年代在所有组织层面 上都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党员直接参与手段。早在1991年就建立了一个“2000年德国社会 民主党”委员会，专门研究党的改革问题。1993年5月，由于涉及政治丑闻(巴舍尔事件 )，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比约恩·恩格霍姆被迫辞职。德国社会民主党陷于困难状态， 在新主席人选提名问题上，除了进行党员民意咨询没有别的出路。6月开始进行党员意 见调查，参与比例之高简直使许多党的高级干部感到吃惊。56.7%的党员选举鲁道夫· 沙尔平。在这次成功尝试的鼓舞下，199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于党的章程作出两个重要 补充。一个是在具体问题上可以进行决策性的党员公决，进行公决的倡议可以来自上层 领导，也可以来自下面基层群众。二是对于总理候选人进行初选。除此之外，德国社会 民主党在各州和区县的中层组织都得到授权，同样可以进行党员公决，对于当地党组织 最高职位的候选人进行初选。
2000年4月2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总书记弗兰茨·明特费林在柏林勃兰特大厦的一次 研讨会发言中提出一个激进的改革计划，从而开始了社会民主党改革辩论的第二阶段。 他建议，社会民主党一方面必须保持拥有相当数量固定党员的成员党的身份，另一方面 也要适应媒体社会的需要，对于那些不愿意接受政党政治约束的人们实行开放政策。在 吸纳融入直接民主手段方面，明特费林希望在2006年联邦议会选举以前修改选举法，然 后根据美国的榜样举行公开的预选。这意味着，在提出候选人的时候，不仅要由党员直 接投票选举，而且还赋予那些非党群众以选举权。这样的措施可能会对于党的组织结构 产生深远的影响。2000年5月，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决定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专门研究这 个问题。(注：安德烈亚斯·基斯林《德国的政治文化与政党》，载于德国《议会周报 副刊，政治与现代史》2001年第10期。)
德国政党改革的第二个重点就是通过党的组织机构的灵活化对于非党员群众实行开放 政策，希望能够借此抵消许多党员脱离组织的消极后果。电脑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起到 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通过一个党员网络提供的享有信息的特权加强党员的地位。在这个 问题上，绿党通过实现广泛的基层民主原则已经起到先锋作用。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组织灵活化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在党的执委会授权建立的各种 专题工作小组中可以吸收非党人士参加。根据社会民主党组织章程第10条，这些小组在 各级党的代表大会上拥有提案权、发言权。弗兰茨·明特费林在2000年4月提出的改革 建议，例如实行公开预选的计划，实际上是向作为一个由固定党员组成的成员党的组织 提出了挑战。在下一届联邦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中计划将吸收10名非党人士参加。除 此以外，党招募新兵的职能也应得到改善。在2002年联邦议会选举之后，联邦议会党团 中应当有30名年龄在40岁以下的议员。(注：安德烈亚斯·基斯林《德国的政治文化与 政党》，载于德国《议会周报副刊，政治与现代史》2001年第10期。)
在德国政党改革辩论中，电子互联网的作用得到高度重视，有人甚至提出，德国政党 正在走向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成员党。电子互联网在党内的渗透可以改变党内意志形成过 程和决策过程，改变党的组织形式。通讯交往结构的变化可对党内权利机会的分配产生 影响，还会影响到党的合法性认同和政治进程中的行动能力。
当然也有人对于德国政党的自我改革能力表示怀疑，认为在现有制度框架之内，无论 如何改良也无济于事。目前传统政党体制之外的各种政治活动主体空前活跃，这既是对 于传统政党制度的挑战，也是预示西欧政治文化新变动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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