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后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戈尔巴乔夫论文,年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07）09—0053—04
最近，2007年5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很有价值的新书：《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李京洲等译，以下简称《奔向自由》），并被列入我国“领导干部参考译丛”系列。《奔向自由》是一部论文集（全书38万字），收录了二十二位作者的论文；有当年亲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智囊班子成员，有苏联和西方人文学者，还有苏、美、英外交官。从专业身份看，有当今俄罗斯科学院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外交官，原苏共中央工作人员，也有苏联解体后成立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研究人员。论文集作者们试图回答：当时的苏联是否需要改革？改革是否社会发展客观要求使然？那些使改革中止并导致苏联解体的不幸事件是否不可避免？改革给苏联和世界带来了什么？它留下了哪些遗产？俄罗斯的改革进程是否仍在继续？究竟谁（哪些社会势力）应该对“葬送”改革负责？
一、作者们观点概览
关于苏联是否需要改革，能否进行成功的改革，《奔向自由》的作者们一致认为，苏联社会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但是，对于苏联社会制度弊端的缘起，却有两派意见。一部分作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背离十月革命和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道路，是对列宁主义的继承。作者们对1917年十月革命和列宁经过探索建立的社会主义道路持充分肯定态度，也就是说，他们赞成戈尔巴乔夫早先在《改革与新思维（为了我国也为了全世界）》中表述的对十月革命所持的立场。例如，历史学家、前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亚·加尔金认为，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治和社会经济体制失去了当时所宣布的许多价值，并逐步演变为以加速国家现代化取向的纯粹动员型体制（按，当指斯大林所建立的体制模式）。尽管这一体制在“非常”情况下（苏俄国内战争、克服经济崩溃、实现工业化、卫国战争）显示出其有效性，但是在二战后不久，在随后的和平发展进程中，这一有效性开始急剧降低。动员型体制的政治制度架构有悖于新的、更文明的社会，主要是城市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其经济体制则不能适应科技革命新阶段的绝对要求。早在斯大林逝世时，国家统治集团内部就已经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而且发生过不止一次改革尝试，最大胆的尝试是赫鲁晓夫和柯西金进行的，但遗憾的是两次改革都由于能力不足，没有成功。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体制最初的隐蔽性危机状态已经显露无遗，安德罗波夫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他自己还承认：“我们并不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他很快就去世了。① 与此同时，苏联社会的“下层”各居民群体都已感到需要重大的社会改变，要求改革的情绪异常强烈。② 属于这一派的学者还有俄罗斯哲学家鲍·斯拉文、俄科学院院士、著名学者奥·博戈莫洛夫③。
美国著名俄国问题专家史蒂文（斯蒂芬）·科恩则从更宽泛的角度，以独特的方法，分析列宁与戈氏改革的关系。他认为，那些说苏联制度是不可改革的观点，是（西方）形成的一种错误的历史观点。科恩说，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制度有着代议制民主的一切架构：规定了公民自由的宪法、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联邦制，改革的任务不过是向形式架构里填充民主内容罢了。（苏联）这一制度的基原，本是1917年时由人民、多党制机构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政权，只是后来才变为某种别的东西；1930年以前，经济中并没有垄断性控制，而且存在着市场，是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行动导致更严重的变型的。④
那么，究竟是谁葬送了苏联改革？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改革”派，和以苏共二把手利加乔夫为首的各层特权官僚（即上了“官名录”的官员）保守派相互呼应，自始至终阻碍着苏联的改革进程，各项改革措施被层层“克扣”，或者阳奉阴违，干脆不得落实。更有甚者，到了改革后期，列入“官名录”的特权官员们把手中的权力直接转变为侵吞国家财产的手段。这使得从改革初期就形成的“阻塞机制”（以前译为“障碍机制”）更加难以克服。“激进民主改革”派具有俄罗斯传统的民粹主义“空想”特征，保守派则是“官名录”中强大的既得利益政治一社会势力。除了这两个派别、政见的不同之外，他们又都具有超强的权力斗争欲望。但戈尔巴乔夫等人一直对此估计不足。反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这两股势力，客观上最终紧密地联合了起来。具体的表现就是：1991年8月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以及各权力要害部门领导人等组成“紧急行动委员会”发动的“8·19”未遂政变；以及同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总统舒什科维奇签订的《别洛韦日协定》（包括12月21日在阿拉木图签订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宣言》）。这两件重大事变最终使建立苏联新型联盟的“新奥加廖夫进程”流产，苏共被解散，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
作者们认为，有一些重大问题当年戈尔巴乔夫等人发起改革时根本没有估计在内：早已潜藏的强大的民族分裂势力的破坏作用根本没有得到重视。改革者们最初认为，苏联根本不存在民族问题，苏联已经组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民族体”。严重的民族问题是随着改革进程而逐步显现的，并且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作者们没有充分考虑的破坏因素，还有苏联改革给民众带来的不是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明显的下降，甚至是恶化。
戈尔巴乔夫等人对民族问题最初估计完全错误，出现问题后又茫然不知所措。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民族分裂要求出现得最早，戈尔巴乔夫先是派遣军队介入，接着又毫无作为，灰溜溜地“无功而返”。这一切都说明不论是改革初期，还是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等人都是身处“黑屋子里”的主观主义囹圄中，盲目“应付”多于清醒的现实主义评估和有效的应对措施。如此看来，苏联改革最终落得个失败，就是意料之内的事了。
二、国际社会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评价
关于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国际社会更多的是倾向于正面评价，认为它结束了危及全人类生存的核军备竞赛和危机四伏的冷战时代，开启了国际社会尽管缓慢，却是逐步的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新时代。西方国家也对戈尔巴乔夫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国舆论界对于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其改革，意见是矛盾的。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角度看问题，人们给予的评价，否定多于肯定。但是也有超越意识形态，从世界大格局、人类前途和国家利益出发看问题的。在这方面，首开先例的是邓小平。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举行了历史性会晤。会谈时，邓小平指出，“长期以来，我们面临的国际局势是非常严峻的。冷战和对抗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缓和。坦率地说，世界的中心问题是苏美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总的局势是军备竞赛，水涨船高。戈尔巴乔夫同志在海参崴的讲话（按：指戈氏1986年7月28日讲话，时隔不久，即9月2日，邓小平就做出了公开回应）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有新内容。当时还没有‘新思维’这个词。（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出版于1987年11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见于同年12月）”戈尔巴乔夫插话说，“好像也没有‘国际政治新秩序’这个词一样。”（按：邓小平正式提出国际社会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在1988年9月21日）邓小平接着说，“当时我们看到，美苏军备竞赛可能有一个转折，有一个解决的途径，美苏关系可能由对抗转向对话，这是全人类的希望。”⑤ 约15年后，钱其琛写道：“作为历史人物，戈尔巴乔夫的功过，自有后人去评说，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钱其琛还写道：“前苏联驻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在其名为《跨越时空》的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曾对其陪同人员说，他打算像晚辈同长辈谈话那样去同邓小平会谈。”⑥ 特罗扬诺夫斯基的回忆录印证的戈尔巴乔夫来访情况还要更多一些，他在书中两次谈到戈尔巴乔夫对拜访邓小平的诚挚、景仰心情：“我认为，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琢磨过访问北京的好处，因为这比起在莫斯科接待即使是中国的最高领袖来，将是一件效果更显著的事情。此外，我们也很清楚，考虑到邓的年龄，他也未必能来莫斯科。而这时候戈尔巴乔夫可能已经决定让自己扮演一个年轻活动家前往拜访老一辈活动家的角色。我们到北京后，就在会见邓小平之前，他曾对我们这些陪同人员说：‘我们的举止应该像年轻的活动家去拜访老一辈活动家那样。这在东方会产生好印象’。”特罗扬诺夫斯基还写道：“邓这一次又讲，（中苏）必须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虽然他大部分时间还是谈的过去。他的一些说法曾引起疑惑。但是戈尔巴乔夫认为聚精会神去思考积极的东西要比进行争论好，我想，他的做法是对的。”⑦
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中苏关系结束了对抗，双边关系步入正常化轨道，使得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事业，有了稳定和平的北方边界。
三、我们应该给予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何等评价
在戈氏改革20年后的今天来反思苏联改革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毕竟还是过于短促。对这一问题，我们除了同意《奔向自由》某些作者的分析和结论之外，仍然保有自己的见解——这也是我们经过20年的观察、反思的结果，——中国的改革之路也赋予了我们这样的理由。
第一，我们要问：1985年苏联改革的发动者，为什么对苏联社会的矛盾没有比较清醒的估计？戈尔巴乔夫及其智囊班子发起改革时，是否应该料到实际存在的种种“障碍机制”，从而想到这些“阻力”可能导致1991年的悲剧结局，他们应该怎样探索前进的路径？如果他们对此有所准备，是否还会像当年那样被种种“意外”情况“牵着鼻子走”，最终落得个不可收拾的结局呢？尽管马列主义在今日的俄罗斯已经不那么受到尊崇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见解来回答这个问题。恩格斯对于历史进程有过极其中肯的解读。他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中写道：“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由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⑧ 恩格斯的观点完全适用于评价流产的苏联改革！
第二，我们还是要问，在当时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有了十年改革经验的情况下，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没有把中国作为参照系，对苏联的特殊国情，即存在着强大的“障碍机制”，有所考虑和预谋之策呢？80年代中国的改革已经成就斐然。尽管戈尔巴乔夫对于中国改革持肯定态度，特别是对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怀有景仰，但却把苏联的国情与中国的改革经验对立起来，从内心深处认为苏联的发展阶段、苏联的改革要高于、胜于中国，因而中国经验并不适用于苏联。他和他的同事只关注城市居民的需求，其实，苏联当时极端落后的农业才是制约民众生活的“瓶颈”——尽管国家把大量的资金用于支付农民的“工资”，但是对斯大林建立的僵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制度仍然丝毫未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不到国家政策的调动。从戈氏会见邓小平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无疑会使《奔向自由》的作者们对苏联改革做出新的反思。 《奔向自由》第一篇论文就尖锐地提出了“为什么没有选择中国模式？”⑨ 在随后的一系列文章里也反复地回到中国改革这一问题上来。遗憾的是，至今他们仍然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
其实，1989年戈氏会晤邓小平时就接触过上述问题，并且交换了意见。戈尔巴乔夫说，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一个模式，现实证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几年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我们设法根据我们国家的具体条件，将马列主义落实到现实生活中。邓小平对此表示赞同说，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必须依据实际情况认识、继承、发展马列主义。不可能存在一种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式。世界形势，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不用新的思想观点来继承、发展马列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戈尔巴乔夫回答，苏联正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中国发生的事情，并从中学到了有益的东西。⑩ 1989年戈尔巴乔夫来访时，正是中国发生政治风波时期，我们从上述对话可以看出，戈氏不仅没有认真思考中国经验，而且还暗喻有“居高临下”的深层含义。
第三，苏联改革之所以必不可免，本来是苏联政治经济制度陷入深刻危机所致，是苏联民众普遍迫切地渴望改变现状所致。改革本应始终得到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的热烈支持，这应当是推行改革的基础和动力。因此，就有个改革从哪里下手，从哪里汲取社会动力的问题。从国际社会历史上看，所有的改革都必须遵循满足社会特定阶层或群体的利益要求这一铁定的规律。当代社会主义改革首先必须满足社会最广大的群体——绝大多数民众的经济利益要求。二战后苏联由于追逐军备竞赛、国际霸王地位，特别是70年代由于国际石油价格飙升，苏联财政收入进入“黄金期”，但它把大量资源用于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人民生活水平日益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到了80年代初安德罗波夫时期，石油价格又普遍下降，财政收入更因“反酗酒运动”而捉襟见肘，国民经济陷入全面短缺，但是庞大的军工综合体还在继续吞噬国家财富，群众要求变革的心态更趋强烈。须知，酗酒现象的背后隐藏的是大众的苦闷与无助，从反酗酒开始改革，其实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是头痛医脚的本末倒置。即便如此，以苏联深厚巨大的潜在国力和资源，改革也完全有能力从满足民众需求入手。可是，《奔向自由》的作者们却错把戈尔巴乔夫的“加速经济发展战略”误认为是从经济改革入手。(11)“加速战略”失败后，立刻掉头转向政治改革，认为是抓住了改革的关键。社会很快陷入混乱，民众生活江河日下。改革设计者们忘记了苏联改革必须得到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的坚决拥护！只有人民群众才是他们战胜“障碍机制”的力量源泉。
试想，随着苏联改革步步“推进”，民众的生活水平却每况愈下，这种牵动全社会的大变革怎么会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拥护呢？！改革又怎么会不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呢？！
当然，苏联的改革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搬照抄中国模式，但是中国改革的思路和途径是苏联改革者们不应回避，不应置之不理，应当拿去作为最重要的借鉴和“参考系”的。否则，苏联只能剩下两种选择：或者重蹈老路，使改革逆转（如“8·19”事变）；或者像“激进民主改革”派那样，干脆倒向西方自由市场（如“500天计划”、“休克疗法”）。
我们的结论是：《奔向自由》确实是“回头看”苏联改革的重要著作，很值得阅读并且深入研究，以作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借鉴。不过，真正使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的“总结”到位，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放在更加宽阔、更加长远的历史长河中去认证，去反思。
正像论文集作者之一——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科学院副院长亚历山大·涅继佩罗夫的文章标题那样问道：“在黑屋子里逮住黑猫容易吗？”这一标题有着些许迷惘，带有感伤，更多的是，仍然没有答案的苦苦思索……
注释：
① 加尔金：《戈尔巴乔夫改革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奔向自由》第57—74页。
② 《奔向自由》第57—58页。
③ 博戈莫洛夫：《历史的转折：一个目击者的思考》，《奔向自由》第167—176页。
④ 史蒂文·科恩：《苏联的制度能不能改革？》，《奔向自由》第18—37页。
⑤ 见《人民日报》，1989年5月17日头版头条。
⑥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⑦ 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336页。
⑧ 恩格斯：《致越·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697页。
⑨ 瓦吉姆·梅德韦杰夫：《改革曾有成功的机会》，《奔向自由》第6页。
⑩ 《人民日报》，1989年5月17日头版头条。
(11) 《奔向自由》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