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政治价值形成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治通鉴论文,原因论文,政治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资助政治的史著，它一诞生就受到了崇高的评价。当时的宋神宗说：“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毕沅：《续资治通鉴》）明胡应麟说：“自司马光之为《通鉴》也，汉、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鉴》之止司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胡应麟《史书占毕》）而从政治的角度评价得最为详细而又中肯的当推明末清初的王夫子了。王夫之说：“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读通鉴论·叙论》）
《资治通鉴》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崇高的评价，为什么那么多的政治家、统治者从中吸取了智慧，受到了启迪？这当然在于它的自身价值，特别是在于它对于政治巨大的借鉴价值。《资治通鉴》巨大的政治借鉴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于它取材的集中性。史义、史事、史文，这是史著的三要素。所谓史义，也就是史著的宗旨，它是选择史事的标准。社会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庞大而复杂的体系，每个方面都发生过各类各样的事情。史事浩如渊海，史著如何在这浩如渊海的史事中取舍，这就要以史义为依据。与司马光并称为“二司马”的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它的史义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所以司马迁取材的视野十分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它的史义是“穷究治乱之源，上助圣明之鉴”（司马光《谢赐通鉴表》），“止欲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资治通鉴》卷六十九）所以司马光的取材视野比起司马迁来就要小得多。在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史事中，司马迁只是选择了那些事关治乱可以从中总结出政治经验和教训的事，如果不是事关治乱，哪怕再有名的人，再有名的事都不在他的视野之内。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孔子、屈原、贾谊等文化名人，作为“究天人之际”的《史记》，或列于世家或列于列传，对他们都有详细记叙；而作为“穷究治乱之源”的《资治通鉴》则很少记叙文人。说《资治通鉴》不记文人，不记文人作品这是不合实际的，因为《资治通鉴》记了文人，但只是记了与政治相关的文人和文人作品。杜甫与白居易，从文学史的角度，前者的地位要高一些，但《资治通鉴》记叙白居易的事迹多得多，这是因为白居易身处高位，他的事迹和他的作品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内容。柳宗元是大散文家，《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在其作品中并不是文学成就最高的，但前者说的木匠头目没直接造房子，人们却说房子是他造的，对宰相运筹帷幄有启发；后者说的一个会种树的驼子让树自生自长，对于县令采取与民休息的政治策略有启发，所以《资治通鉴》对这两篇作品都有记载。
其次是取材的广泛性。《资治通鉴》根据“穷究治乱之源”的史义，广泛地总结了各方面的政治经验。就其内容来说，有政治的、军事的；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资治通鉴》既载美政，也载恶迹；既写好皇帝，也写坏皇帝；既写忠孝节义可以效法的，也写不忠不孝、伤天害理、不堪入目的。就其人物来说，既写执政者，上至最高统治者封建帝王，下至国公大臣、州宰县令；也写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甚至包括敌对阶级农民起义领袖那样的人物，从他们的行迹中总结政治经验和教训。
《资治通鉴》广泛的历史题材来源于广泛的史籍。张煦侯先生的《通鉴学》对《资治通鉴》所用的史籍作了详细考证：正史二十五种，编年史二十九种，别史五十四种，杂史六十七种，霸史三十五种，传记二十五种，奏议八种，地理十种，小说十五种，诸子九种，以上十类共计参据书二百七十七种。由上可见，司马光在《进通鉴表》中所说的“遍读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渊海”，并非虚言。
再次是取材的真实性。对于历史政治经验的借鉴必须以真实性为前提，对于“治乱之源”的穷究，这“治乱”必须是史实。《资治通鉴》的真实性是由如下几个方面保证的：
一是直书。它不象“《春秋》笔法”为尊者隐，为亲者隐，它不遮不隐，历史是个什么样子就写出个什么样子，即使是对于最高统治者的封建帝王也是如此。《资治通鉴》固然写了许多好皇帝，但也写了许多坏皇帝。其中有汉武帝的穷奢与繁刑，有晋惠帝不知青蛙叫是为公还是为私的愚蠢，有南朝宋孝武帝纳叔父女为妃向群臣索要钱财的贪淫……即使是写封建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农民起义，也能反映真实面貌。其中有“饥寒愁苦起事”对东汉末年赤眉起义原因的揭示，有对“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黄巢起义队伍进入长安时军威的描述……
二是慎重。《资治通鉴》在选择史料方面是慎重的。魏晋以后，史料增多，对于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不同的史料有不相同的说法，甚至有相反的说法，究竟取哪一种？《资治通鉴》对于这样的材料是很慎重的，是经过反复比较认为比较可靠才载入。为了说明选择的理由，司马光作成了《通鉴考异》三十卷。《资治通鉴》在著作过程也表现了慎重。《资治通鉴》的写作过程是这样的：先由司马光的助手编出丛目，即把要用的史料按年代顺序抄出来，再审查丛目写成长编初稿，最后由司马光一个删繁就简，慎重去取，写成定稿。《资治通鉴》在史论方法上也是慎重的。史论是对史事的评论褒贬，这种评论褒贬的方法是不同的。字句褒贬如《春秋》是一种；夹叙夹论，如司马迁的《史记》是另一种。司马光从他的“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的史义出发，它的史论“非若《春秋》褒贬之法”。（《资治通鉴》卷六十九）为了使善恶自见，“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同上），他采用的是“臣光曰”的史论方法。这就把史事与史论适当分开了，把历史事实与作者个人情感适当分开了，从而保证了史著更大的真实性。
第四是史论的启发性。史论是阐发史义的，是史著不可或缺的要素。《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穷究治乱之源”的政治史，史论的地位更加重要。《资治通鉴》之所以受到如此崇高的评价，之所以能给人如此多的政治启迪，与它的史论的启发性分不开。司马光是一个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政治家，又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史学家。司马光政治上的保守性虽然使得他的一些史论显得迂腐僵硬，但他的政治经验和渊博学识使他的许多史论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资治通鉴》有史论二百零九篇，其中选录前人的九十五篇，“臣光曰”一百一十四篇。在这一百一十四篇史论中，言之所及，无不是关于治乱盛衰，生民休戚的大旨。其中许多史论一言中的，言前人所不能言，读后确有豁然开朗之感。如卷二十二在记载了汉武帝的功过之后评论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性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守统，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在这里，司马光把汉武帝与秦始皇进行对比分析，应该说，其对于“治乱之源”的探究是十分中肯的。
（二）
《资治通鉴》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政治借鉴价值还有着史学文化传统、时代政治背景以及著作本身条件等多方面原因。
中国博大精深的史学文化，没有一个国家，包括埃及、印度等文明古国能够与之相比拟。中国与古埃及、古印度等文明古国比起来，其博大精深的史学文化不但表现为源远流长、绵远连续，而且表现在史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史学家与政治家的紧密结合。在中国，史学一直被当作实现政治的工具和思想武器，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中说：“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灭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先，必先去其史。”正是因为史学对政治对于天下生民休戚的重要，所以作为学者的史学家，他们把修史作为报效国家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种途径；作为政治家的史学家，他们或者身居高位仍不忘述作，或者官场失意而发愤叙述。也正是因为史学对于政治的重要，所以中国历史上有为的政治家无不重视史著。唐太宗李世民就在诏书中说：“前代史书，彰善瘅恶，是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自身之黾镜。”
中国最早的史著是孔子的《春秋》，中国最早把史学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的史著也是孔子的《春秋》。孔子修《春秋》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护当时已经“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孔子在《春秋》中以事述义，“微言大义”，按照自己的政治标准、政治理想在谴词造句中褒贬人物，“故吴、楚之君而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这就是“《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就是以政论史的笔法，就是按照一定的政治标准褒贬臧否人物的笔法。“《春秋》成，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可见《春秋》在当时就对政治发生了重大影响。这种政治影响在后世更加重大而深远。它不但影响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甚至影响国家立嗣这样的重大政治决策。西汉景帝时，皇太子被废，窦太后要景帝立她溺爱的小儿子景帝的胞弟梁孝王。窦太后堂弟窦婴反对无效，是袁盎搬出《春秋》指责宋宣公传弟不传子的一段论述，才使窦太后无言以对，作为嫡子的刘彻才得以立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汉武帝。
自从孔子的《春秋》开了史学与政治相结合的先河，这种史学文化便在中国源远流长。接踵《春秋》的《左传》它与《春秋》一脉相承，总结了大量的政治经验和提出了许多进步的政治主张，记载了大量关于君民关系的历史事件，总结出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政治经验，应当说，这种总结是十分深刻的。作为史著经典的《史记》，它是对《春秋》神圣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司马迁在《左太史公自序》中非常鲜明地阐述了他作《史记》以继《春秋》的思想。司马迁自言，他的《史记》“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一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司马迁继承父志，继承发扬《春秋》精神，实现了史学与政治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结合。针对汉武帝拜神求仙他提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作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史记·天官书》）应该说，这种结合是更为现实的。
到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时，已有纪传体十七史，这十七史虽然学术成就有高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都继承了《春秋》的史学精神，都实现了史学与政治的结合。《资治通鉴》与以往史著不同的是，它“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之休戚”的史事，是一部“史学政治史”，它对《春秋》史学与政治相结合精神的继承更加集中，更加典型。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资治通鉴》这部“史学政治史”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史学一个合符逻辑的发展，它的根深植于中国史学文化的肥沃土壤中。
中国史学文化是《资治通鉴》的土壤，这是《资治通鉴》产生的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原因，但却不是唯一的原因。人们会问，为什么《资治通鉴》产生在北宋中期不是在其他时期？这就涉及到时代背景的问题。公元960年宋太祖陈桥兵变，建立了统一的北宋王朝。 宋太祖是靠拥兵自重夺得天下的。他的政治、军事经历使他懂得加强中央集权对于巩固统一的重要。于是，他采取禁军三帅鼎立的军事措施以集中军权，采取中书省、枢密院、三司使并列以集中政权。宋太祖的这些行之有效的政治措施，是宋太祖对以往的政治经验特别是对五代十国天下动乱的政治教训的总结。只不过是那时政权草创，百废侍举，这种总结只能是实践性的，还来不及进行理性反思。到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时候，北宋已历太祖、太宗、真宗三代帝王，历时近百年，这时国家安定，经济繁荣，北宋政权已经巩固。痛定思痛，为了避免五代十国那样的分裂局面，最高统治者极需要总结历史上的统治经验进行理性反思以进一步巩固政权。因此，当司马光在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把《资治通鉴》的提纲《历年图》呈给英宗时，立即受到重视并得到大力支持。这些支持包括上述成立书局并由司马光推荐撰修人才，包括把书局设在有藏书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的皇家藏书馆崇文院，还包括宋神宗赐藏书二千四百多卷和赐书名与序，还包括司马光虽反对变法却仍受到神宗皇帝的礼遇等等。
除了中国史学文化传统和时代政治背景外，《资治通鉴》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司马光的自身条件。司马光是一个渊博的史学家，从少儿起就对史学有浓厚兴趣，一直到临终都在孜孜以求学问。史载：“先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阐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宋史》第 336卷）渊博的史学知识使司马光对史事了如指掌，长期的从政经验使他对史事有独特的见地。
中国的史著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一部优秀史著的产生，仅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还要有正直高尚的人品。也就是说，不但要能言，还要敢言。司马光正具有这样的人格条件。司马光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教，父亲司马池对他管教很严。有一次，司马光要吃青核桃，姐姐给他剥皮怎么也剥不脱，一个心灵手巧的女佣用开水一烫就剥开了。姐姐问是谁剥的，司马光说是自己剥的，这话给他的父亲听到了，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从此，司马光再也没有说过假话。当时他只有六岁。司马光在《答刘蒙书》中说自己是“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这是他对自己谨慎做人的描写，也是对修史的描写。《资治通鉴》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政治价值，与它的真实性分不开；而它的真实性，又在于作者司马光正直端方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