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兼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两难处境（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太平洋论文,自由主义论文,之二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当然不会让中国从容地组织起来，而是企图在中国尚未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之前就灭亡中国。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1933年进攻热河，是年5月，中、日签订《塘沽协定》，日本侵略势力向关内延伸。也就是在这时，第五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在加拿大班夫 （Banff）举行（注：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太平洋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冲突与控制”，具体包括：太平洋地区社会政治力量之趋势与控制、太平洋地区经济计划、太平洋地区文化接触和教育问题。这一议题是由学会程序委员会主席胡适和研究干事霍兰德（W.L.Holland）精心设计并征得各分会同意的。见Elizabeth Green，The Fif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 Survey，Pacific Affairs，Vol.6， Oct ，1993，Conference Supplement.）。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团主席率团出席。出国前，胡适拜访了罗文干和汪精卫，罗、汪向他出示了华北停战以后的新说帖等重要文件，他也因此更能“谅解”政府的“艰难”地位（注：《胡适日记全编》（六），第218-219、231-232、641页。）。赴会途中他经过日本，与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的会员进行了会谈。他对日本会员说，中日问题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心问题，无法规避，不如老实承认此问题。大家开诚讨论，也许可以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建议两种方式：一是由中日两国各推若干人，开特别会议，研究解决方案；二是由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组织一个“中日问题特别委员会”，由各国代表团推选若干公正学者组成，开特别会议，此特别委员会或于大会期中报告，或可长期存在，大会完后，仍可继续研究，俟有结论时报告理事会（注：《胡适日记全编》（六），第218-219、231-232、641页。）。胡适的建议并未实现，但两国会员私下仍保持接触。在会上，两国代表尽量回避有关中日问题之激烈辩论。胡适在会上大谈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法则，并痛斥各国竞争海军之非，但对东北四省先后失陷于强邻暴力之下未置一词，这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反感。有人指责太平洋学会是“代表帝国主义的‘学者’藉以麻醉民众的组织”，参加学会的学者是“迷于和平的幻想，欲于坛坫之间‘化干戈为玉帛’”（注：周宪文：《毫无生气之第五届泛太平洋学会》，《新中华》第1卷第18期，1933年9月。）。胡适本人在会后谈及班夫会议的感受时也承认故意回避了政治问题，“会议无甚结果”，但他又表示“此也为事实所趋，不得不如此也”（注：胡适：《太平洋学会》，《胡适文集》（12），第651-652页。）。显然，胡适的内心也是矛盾的，他不愿意看到国权的丧失，但又“体谅”政府的艰难地位，主张继续对日忍让。
然而忍让并没有换来和平。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日本灭亡全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胡适也感到这一次已非两年前的状况可比了。对日本的态度强硬起来，言论上也从“低调”转为“高调”，主张不惜一切与日作战。他在给王世杰的信中说：“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三年的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去作战场，一切文化中心做鲁汶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必须处处败而处处战，此外别无作战之法。今日最好笑的，是政府诸公甘心抛弃北方，而天天整饰南京，好象南京是没有危险似的。此种气象真使全国人民都感着难受。”（注：胡适：《致王世杰》（1935年6月27日），《胡适书信集》中册，第648页。）胡适的这种变化日本方面也感受到了。1936年7月，胡适赴美参加第六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途经日本会见室伏高信。胡适对室伏说，“我虽然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象我们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已经成了少数了。由苏俄来的影响，长时间支配了中国的青年。虽然如此，到了最近，民族主义已获得压倒性势力，国家这个东西成了第一线。在现下的中国里是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这种大势的。”听胡适这么说，室伏“这时不禁想起去年夏天游历北平时的情形。这位自由主义者在当时对于当时显著发展的民族主义倾向，我总觉得他是看作一个反动的东西似的。”（注：室伏高信：《胡适再见记》，《独立评论》第213号，1936年8月9日。）
1936年8月15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次年会在美国玉斯美公园（Yosemite Park）举行，胡适再次率团出席。尽管会前日本分会致函总会要求“不谈国际近事，只求研究根本原因”（注：《胡适日记全编》（六），第218-219、231-232、641页。），中日问题还是被列为中心问题。胡适在会上一改前两次会议上对日本的温和态度，就日本对华政策，猛烈加以抨击。胡适指出，中国任何政府，凡力足以统一国家而增强国家之地位者，皆非日本所能容忍，此在日本，殆已成为定策。日本以武力占领东三省后，对于中国，即已酿成一种战争状态，不但中国经济复兴运动为所阻挠，即他国与中国合作事业，亦因而无法进行。其用意即为阻挠中国之民族复兴。中国兹已抱定决心，誓必奋斗到底，以维护本国之生存（注：《太平洋学会胡适指日阻挠我建设》，《申报》1936年8月26日。）。日本代表芳泽谦吉极力否认日本阻挠中国统一和复兴，并称中国只有改变反日态度，与日本合作，才有和平与安宁之可能（注：《太平洋学会席上芳泽谦吉诡言答辩否认日本阻我复兴》，《申报》1936年8月27日。）。会上，日本代表还表示，中日之间的问题应由中日两国政府来处理，所有其它的列强都应让中日单独解决问题并鼓励双方达成一种互利的协定。对此，中国代表表示，只要日本对中国还抱有领土野心，只要日本想从中国拿走他想拿的所有东西却什么也不给中国，中日之间就不可能合作。只有当中国人民都相信日本没有这些企图时，日方的任何行动才不会遇到抵抗（注：Problems of the Pacific，1936，P179-180.）。
从主张忍让到主张抵抗，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情况下的一种转变。这种变化并不表示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放弃了自由主义的立场，它只是表明，当自由主义遭遇民族主义冲击之时，自由主义可以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为民族的生存而斗争。换言之，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日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只有全民族的抗战，彻底消除这一危险，中国社会才能继续向前发展。
四、无奈的结局：分歧、失望与退出
193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全权大使，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工作暂由刘驭万负责。1939年底，退职后寓居天津的颜惠庆出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学会工作。因为战争的关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总部也迁往香港，地址是：C/O China I.P.R.10 Peking Road，Kowloo，Hong Kong［香港九龙北京路10号］（注：Pacific Affairs，Vol.12，No.4，Dec.1939.）。作为政府官员，胡适暂时停止参加学会的正式活动。他没有出席1939年11月在美国弗吉尼亚比奇（Virgina Beach）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七次年会（注：此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有：一、中日双方的立场及其背后之政治经济形势；二、远东冲突中的第三者，也即列强在远东的政策和利益；三、远东调整的可能性。参见《大公报》1939年11月22日。）。不过胡适始终保持与学会的联系，甚至当他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也得到了学会的帮助（注：胡适：《致江冬秀》（1939年9月21日），《胡适书信集》（中），第791页。）。
1942年，蒋梦麟接替颜惠庆担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职。是年12月，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八次年会在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屈布兰（Mont Tremblant）举行。会上中国代表团关注的重心是如何迅速打败日本并使中国成为保证太平洋地区永久和平的主要力量。中国代表团团长施肇基在演说中指出，中国最大的希望，就是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特别是废除列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中国希望在战争胜利结束后能收回那些被武力或武力威胁夺去的土地，渴望战后的和平与安全，将在战后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欢迎外国来华投资并在技术上给予中国帮助（注：Sao-ke Alfred Sze，A Chinese view of China' s position in the post-war world，War and Peace in the Pacific，P16-18.）。已经辞去驻美大使职务的胡适没有出席会议，但他向大会提交了论文。他在论文中表达了要求归还被占领土和列强放弃在华特权的愿望。胡适还表示，中国应该被允许参与战后普遍安全计划。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了战后亚洲民主制度的发展对太平洋地区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注：Hu Shih，Two papers on Post-war Asia，War and Peace in the Pacific，P131-132.）。
由于中国在1942年的会议上对战后世界总体局势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问题缺乏一个明确而具体的表态，给人的印象似乎中国仍全神贯注于对日作战之中，无力思考战后的问题。有关战后计划与和平的若干著作都出自欧美学者之手。同时，由于中国未能把她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告诉世界，关于战后世界的许多文章也未能对中国人民的和平目标和愿望给予充分的注意。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于1944年出版了由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周鲠生教授所写的《赢得太平洋的和平》（注：S.R.Chow ，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A Chinese view of Far Eastern postwar plans and requirements for a stable security system in the Pacific area，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44.）一书。胡适称该书尽管不代表中国政府的观点，却是最好地反映了许多中国知识界领袖人物的要求和希望（注：Hu Shih，Foreword，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A Chinese view of Far Eastem postwar plans and requirements for a stable security system in the Pacific Area.）。
周鲠生在他的著作中提出，要实现太平洋地区的永久和平，必须满足四个条件。首先，日本在战败后必须彻底解除武装；其次，中国与其他列强的关系必须有一个基本的重新调整；第三，太平洋地区的种族和民族问题必须公平加以解决；第四，建立一个地区性的机构以维持和平与安全（注：S.R.Chow，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P7.）。周鲠生所提的前三条是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的共同主张，但是第四条即使是在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内部也未能获得一致的认同。胡适即不赞同这一做法。他认为这样一个地区性的组织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象“地区安全系统”、“经济军事制裁”和“永久国际军事力量控制”这类事情由一个国际性的组织而不是一个地区性的组织来处理会更好。而且地区性的组织与新的世界性的组织在功能上有重复在权限上有冲突，会导致不必要的混乱和浪费。因此胡适主张战后应致力于建立和实行一种能为各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有效的集体安全的“世界秩序”，而不是试图在各国与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秩序之间建立某种地区性的权力机构（注：Hu Shih，Foreword，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
1945年1月，第九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在美国弗吉尼亚的温泉（Hot Springs）举行。胡适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战后日本的处置问题。与会者在战后日本解除武装、领土变更及赔偿问题上的看法大体一致。主要有：（一）日本必须解除武装。日本现有的军事力量及军事工厂必须摧毁，日本的征兵制度、宪兵和秘密警察必须废除，并且这些措施必须在盟军占领的最初阶段实施（注：Security in the Pacific，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Ninth corg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Hot Springs，Virginia，January 6-17，1945，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P.R.New York，1945，P32、45-46、 40-43、 47-48、 5-6.）。（二）严格执行开罗会议决定，不仅剥夺日本所辖之台湾、朝鲜及委任统治岛屿，而且琉球、千岛等地也须剥夺以作盟军之海空军战略基地（注：《太平洋学会协议战后处置日本》，《大公报》1945年1月13日。）。（三）朝鲜必须独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朝鲜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的稳定。但在朝鲜完全独立之前，朝鲜由盟军占领（注：会上对《开罗宣言》中所谓的“在预定时期内”（In due course）朝鲜独立的说法进行了讨论。朝鲜代表称，朝鲜完全恢复主权的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中国代表也表示，朝鲜独立的早日实现有利于整个地区的安全。在盟军占领朝鲜期间，朝鲜的内部事务应由朝鲜人自己处理。Security in the Pacific，P37.）。（四）日本必须为它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赔偿的大部分由光复后的土地上的日本财产充当。由于日本不可能对它所造成的所有损失都给予赔偿，因此赔偿与其说是为了获取足额的补偿，不如说是一种加强太平洋地区安全的手段（注：Security in the Pacific，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Ninth corg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Hot Springs，Virginia，January 6-17，1945，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P.R.New York，1945，P32、45-46、 40-43、 47-48、 5-6.）。
当会议讨论到天皇的处置与日本民主政治改革的方案及战后日本经济恢复之程度等问题时，与会者出现了分歧。关于天皇的处置与日本民主政治的改革，一种观点认为，天皇现在是并且将来仍可能是日本反动势力利用的工具，天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基础，应该加以废除。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的天皇制度可以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使之进化为较好的君主立宪制。关于日本政制的未来，一些人认为，如果一面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一面又试图在日本建立民主政府，这是危险的。在日本人认识到自己的生活正沿着民主路线前进之前，盟国在日本过度执行民主改革是不合适的，盟国首先要做的是维持日本国内的稳定。一种相反的意见认为，如果日本的政制只有极小的或孤立的变化，旧的官僚仍然会在旧的宪法下掌握权力，他们就可能很容易地阻碍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并且复活军国主义。关于对天皇本人的处置问题，有人提出在如何处置天皇的措施最终决定之前，把天皇送往中国，允许其忠诚的下属前往探视。这种提议的另一个变种是主张把天皇送往伦敦，让他在那里“愉快地”度过余生。当然也有人主张天皇的命运由日本人自己来决定，不过这种主张只是回避而不是解决了问题（注：Security in the Pacific，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Ninth corg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Hot Springs，Virginia，January 6-17，1945，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P.R.New York，1945，P32、45-46、 40-43、 47-48、 5-6.）。
关于日本工商业之地位及日本经济恢复之程度，会上也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日本被占领以后，其经济生活应允许很快恢复。对日本经济的严重压制是危险的，它将导致日本不稳定期的延长，而日本政治社会不稳定对世界安全是一种威胁，因为繁荣且不断发展的经济较少有侵略性，因此日本应被给予建立最低生活水平的机会。为此，在早期就应采取措施打开日本与其它国家贸易的渠道，也就是必须给日本一个机会，建立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一位英国会员说，除非我们给日本提供更多的出口机会，日本就不可能维持其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平，那种认为我们可以摧毁日本的工业，要求日本进行赔偿而日本仍能维持其生活水平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不过中国会员表示，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仍会带来危险，那样的话它会很容易再转向战争生产。安全必须建立在相当的工业生产潜力上。中国希望自己能够赢得时间尽早工业化，也即是在日本完全恢复之前实现自己的工业化。如果日本得以迅速恢复，中国又如何能指望日本有关“日本的贸易是和平的”、“日本的重新武装得以制止”及“日本旧的制度和习俗得以废除”的保证呢？中国会员还指出，生活水平是相对的，战后日本的生活水平不应以美国或英国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而应以中国、菲律宾或印度的生活水平为标准。无论根据道德、政治还是军事的标准，中国和其他友好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应优先于日本。日本的恢复应视其他太平洋地区国家经济重建的需要而定（注：Security in the Pacific，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Ninth corg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Hot Springs，Virginia，January 6-17，1945，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P.R.New York，1945，P32、45-46、 40-43、 47-48、 5-6.）。
在这两种不同的意见中，中国与英、美处于对立的地位。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九次年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蒋梦麟把中国的立场概括为三条：一是完全彻底地打败日本；二是太平洋各国相互信任与合作；三是迅速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的工业化国家（注：Security in the Pacific，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Ninth corg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Hot Springs，Virginia，January 6-17，1945，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P.R.New York，1945，P32、45-46、 40-43、 47-48、 5-6.）。总之中国不希望看到日本在战后迅速恢复起来，但英美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决定在战后扶持日本。这样中国知识分子所希望的战后彻底打败日本并使中国迅速强大起来的愿望再度落空。
1946年胡适自美返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又由胡适担任。但是，战后太平洋国际学会遭遇严重的信任危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也受到影响，加之中国国内政局恶化，胡适的积极性大不如前。1946年印度邀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出席1947年在印度召开的“全亚洲会议”（Inter-Asia Relations Conference）。尽管国民党政府希望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能参加此会，并愿意提供会议经费，胡适还是表示不参加此会（注：胡适：《致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各理事》（1947年1月10日），《胡适书信集》（中），第1081-1082页。）。1947年9月在英国艾汶河畔斯特拉福镇（Stratford-upon-Avon）召开的第十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上，中国也只有少数几个人参加了会议（注：中国与会代表有蒋梦麟、朱世明、刘毓棠等，参见《大公报》1947年9月7日。）。这是中国代表最后一次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年会。之后，随着美国国内对太平洋国际学会指控的升级，胡适决定解散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50年9月18日，胡适在致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主席吉尔克莱斯特（Huntington Gilchrist）的一封信中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胡适说：“作为中国太平洋关系研究会主席，我很抱歉地通知您和太平洋理事会，自即日起，中国太平洋关系研究会决定退出国际太平洋关系研究会和太平洋理事会，并决定不再派代表参加第十一次太平洋关系研究会的国际会议。我［是］在自由中国、香港和美国等地尽可能广泛征询各方面意见和中国太平洋关系研究会会员意见的基础上做出这一决定的。我代表中国理事会，向太平洋理事会以及各国理事会表示深深的歉意。多年来我们在一些政策和观点上存在分歧，这些分歧最终导致我们结束这种兄弟般友谊。”（注：《胡适日记全编》（八），第80-81页。）
按照胡适的政治理念，这种政策和观点上的分歧不应该成为解散学会的理由。真实的原因是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相信了有关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指控，对学会的所谓“亲共情结”（Procommunist Sentiments of the I.P.R.）非常不满。如前所述，尽管这些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但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反共思潮的背景下，人们大多相信了这些指控。这是导致太平洋学会最终瓦解的直接原因。这样的结局，肯定也是胡适当初不曾料到的。
综上所述，自1931年以后，胡适已成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灵魂人物。尽管他极力想在学会中推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但还是受到了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随着中日两国的冲突愈演愈烈，胡适与学会的对日态度也经历了一个从主张忍让到主张抵抗的转变。到抗战后期，在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的问题上，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与英、美会员发生分歧，胡适对此非常失望。战后美国国内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调查与指控，最终促使胡适下决心解散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从1925年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到1950年退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总共存在了25年。在这期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政治变化，太平洋国际学会也直接参与其中。胡适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中的言论、思想和行动典型地反映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遭遇的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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