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历谱的两次考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夏商周论文,西周论文,两次论文,工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提出的西周金文历谱，是多位学者反复研究讨论的一项成果，已见于《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后来陈久金先生又作了一些必要的修订。在历谱编竣之后，出现了两件铭文历日可供稽考的青铜器，是否能顺利排入历谱，可说是对“工程”工作的考验，特分论如下：
一、成钟
2000年12月出版的《上海博物馆集刊》第8期，刊有陈佩芬先生的《新获两周青铜器》一文，文内第五件是成钟。这件钟铭文虽无月相，仍有年月日，且王世可推。
成钟通高31.8厘米。入藏后经过去锈，发现钲部及左鼓有铭文6行，共33字：
（钲部）惟十又六年九月丁亥，
王在周康
（夷）宫，王寴（亲）锡成
（左鼓）此钟，成
其万年
子子孙孙永
宝用享
钲部两行及左鼓第一行均系刻成。钲部两行首字都在界格线上，第二行末字“成”向右偏出。左鼓第一行系刻成，其余三行皆为范铸。
钟是甬钟，正鼓部饰对称“工”字形云纹，右鼓有鸟纹，其篆部为C字形云纹。如果不考虑界格是用阳线还是阴线，它与《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钟11庄白钟和钟12晋侯苏钟丙，可谓非常相似。大家知道，晋侯苏钟的铭文也是刻成的。
为什么成钟的文字一半是铸的，一半是刻的呢？陈文已经指出，钟的钲部尚可见原铸的字迹，是被刮削掉了。我们看现在的铭文，知道周王当时是赏赐给成这件早已铸成的钟，上面已经有了铭文，成得到后只是把他不需要的字刮去，改刻了自己的话。至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云云，乃是人人可用的套语，就保留下来了。
成加刻上的文字，相当简炼，但在钟的钲部界格以内还刻不下，以致两行首字出格，第二行末了还得跨开。余下几字，只好刻在左鼓本有文字与“工”字云纹之间。由此看来，这件钟大约是一组编钟最后一件，原来的文字只系整篇铭文的最后部分，出于某种具体原因，周王给成的仅有这一件。
这种在已铸成编钟上加刻铭文的情况，和晋侯苏钟是一样的。晋侯苏编钟，如我们过去所说，是将来源不同的钟组合在一起，然后镌刻铭文。两者的刻铭，都是在不能铸作文字的条件之下施行的。
与成钟比较接近的，还有《分期》钟17逆钟和钟18五祀胡钟。胡钟为厉王自制，年代自然是厉王五年。逆钟历日是“惟王元年三月既生霸庚申”，“工程”西周金文历谱排于厉王元年。晋侯苏编钟，历谱排于厉王三十三年。这样考虑，成钟最好排在厉王十六年。
成钟的时代，就铭文内容而言，其实是满清楚的。铭中有“周康宫夷宫”，年数又是十六年，这当不外于厉王、宣王二世。查宣王十六年，为公元前812年，该年历谱已排有克鎛、克钟，云“惟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据《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庚寅是该月朔日。成钟与之月分相同，而日为丁亥，丁亥在庚寅前三天，无法相容。再查历谱厉王十六年，是公元前862年，其年九月庚辰朔，丁亥为初八日，刚好调谐。
二、士山盘
士山盘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新入藏的一件重要青铜器，朱凤瀚先生已有文做了很好的论述。（注：朱凤瀚：《士山盘铭文初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1期。）承朱凤瀚先生及历史博物馆各位先生的帮助，我有机会观察原器，并得与裘锡圭等先生切磋讨论。
盘内底有铭文，计8行96字：
惟王十又六年九月即（既）生霸甲
申，王在周新宫，王格太室，即位，
士山入门，立中廷，北向。王呼作册尹
册命山曰：“于入
侯。”
（遂）徵（懲）蠚（鄀）刑
方，服；眔（暨）蔡虘，服；履，服；六蛮，
服。侯、蠚（鄀）、方宾贝、金。山拜稽首，
敢对扬天子丕显休，（注：“子”字下原误衍重文符。）用作文
考釐仲宝
盘
，山其万年永用。
冠首有年、月、月相、干支俱全的历日，朱文正确地指出应排于周共王时。现略抒拙见，以支持这一看法。至于士山的身分，以及铭内史事，容另文叙说。
如朱文所论，盘铭有“王在周新宫”，是其所属年代的标志。十五年趞曹鼎铭云“共王在周新宫”，年次正好同士山盘的十六年邻接。另有师遽簋，记“王在周，格新宫”，“工程”西周金文历谱排在共王三年。同样有“王在周新宫”的还有近几年发现的两件虎簋盖，（注：参看李学勤《论虎簋盖二题》，《华学》第4辑。）“工程”历谱定于较早的穆王三十年。虎簋盖从其铭文内容看，早于同人所作师虎簋，后者在懿王元年，同时虎簋盖的历日又与穆王三十四年的鲜簋相调谐。（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6-27页。）合观这些材料，知道“周新宫”之称始见于穆王后半期，延用于共王之世，士山盘即在其间。
士山盘在西周金文系联中的位置，也说明它必须在共王时。
1984年，我在讨论甘肃庆阳地区博物馆所藏穆公（系人名，不是谥法）簋盖时，（注：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68-72页。）曾谈到其与师遽簋等器的关系。把与之有关的一组器铭，同我在《西周青铜器研究的坚实基础》小文中根据“工程”历谱做的系联表连结起来，（注：李学勤：《西周青铜器研究的坚实基础》，《文物》2000年第5期。）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士山盘的位置是不可移的：
上表中的青铜器都应属于穆王后半期到共王时。这首先有长思的“穆王”、十五年趞曹鼎的“共王”这两个明确的称号作为证据，其次如我在讨论穆公簋盖文中所说，还可找出文献的证明。表内的宰利，当即《穆天子传》所见的井利，他与班簋的毛班并称。在《穆传》卷六（即《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井利与王子伊扈（后来的共王）、王女叔
等参加盛姬的丧礼，他的职守和《周礼》宰夫相合。（注：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第70-71页。）
由器物学的角度看，士山盘腹部外壁的顾首S形龙纹非常接近周原出土的
方鼎口沿下的纹饰。的一组器物，一般认为属穆王世，其字体文例有近于虎簋盖之处。（注：参看李学勤《论虎簋盖二题》，《华学》第4辑。）这也证明士山盘肯定作于共王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