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正负效应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负论文,浅谈论文,收入分配论文,对策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1）04－0028－03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已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着重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正负效应及对策，谈点个人的粗浅看法，求教于同仁。
一、收入分配差距正负效应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开，它给理论工作者和政策研究部门提出了两个急需解答的问题：一是如何正确分析、评判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差距？二是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应采取什么对策？这是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切身利益的问题，也是关系到促进经济发展，深化体制改革，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
如何评判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目前学术界大多数的学者，都选用“基尼系数”为评判的依据。但笔者认为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评判，如果仅仅以“基尼系数”为依据，显然是不够全面、客观的。理由有以下两点：第一，“基尼系数”存在不确定的因素，仅以“基尼系数”为评判依据，影响分析、评判的全面性、客观性。“基尼系数”的不确定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尼系数”计算方法的不确定因素。“基尼系数”一般有三种计算方法，（1 ）按家庭总收入计算；（2）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家庭为单位计算；（3）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个人为单位加权平均计算。这三种计算方法由于其中家庭人口数量是不确定因素，导致在实践中所用计算方法不同，“基尼系数”结果差异大。二是“基尼系数”数据统计过程的不确定因素。诸如：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不健全，财务失真；统计过程出现“实物”收入部分遗漏；人们“怕露富”的思想影响；各种“福利”、“津贴”、“捐款”、“救济”非正常收入遗漏等因素使统计数据与实际数据差异大。三是“基尼系数”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存在各国国情的不确定因素，因为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人们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承受能力及价值观念存在很大的差异，使得“基尼系数”的指标，只能是有弹性的参考指标，而不是绝对的数值指标。第二，“基尼系数”只是反映收入均等程度的指标，仅以“基尼系数”为评判依据，影响评判的全面性和客观性。主要理由：一是“基尼系数”只是收入均等程度的指标，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各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社会制度与社会承受力的基本状况。而各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社会制度、社会承受力不仅影响、决定当时的收入分配差距，并且也是评判当时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依据。因此，评判收入分配差距是否适度、合理，如果仅以“基尼系数”指标为评判的依据，通过简单数学逻辑推导进行评判，而不分析考虑各国不同时期现实的具体经济水平、社会制度、社会承受力等因素的基本状况，评判显然是不够全面客观。二是“基尼系数”的指标，仅仅是从量的关系上比较宏观、笼统地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具体成份是否合理。而对收入分配差距评判，如果不从质的合理性上进行分析，而仅以简单的数值为依据，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一些就不好，缩小一些就好，这显然是不够全面客观，也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过程不大相符。由于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差距，并不是在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出现的，而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它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紧密联系的，由发展、改革所决定的，并对发展、改革、稳定发生全局性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收入分配差距与改革、发展、稳定的相互关系出发，着重分析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发展、体制改革、社会稳定所发生的正负效应，并以此为依据，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进行初步的分析、评判，提出解决收入差距负效应对策。
二、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正负效应问题的分析
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存在量上是否适度，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正负效应问题；而且在质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收入分配差距，其发生的效应也是根本不同的：一种是伴随改革的深化，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带后富，逐步拉开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这种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起着积极的推动与促进的效应；另一种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制度、法规的不完善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贪污、受贿、营私舞弊、权钱交易、偷税逃税、制假冒伪劣等违法暴富，以及凭借垄断优势和利用制度、政策不完善的漏洞等导致的收入差距。这种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起着消极的负面效应。以下分析收入差距正负效应的具体表现。
（一）收入分配差距的正效应的内含及表现
收入分配差距正效应是指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符合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则要求的适度收入分配差距，对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社会稳定所发生的积极效应。其具体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1）激励与推动效应。改革以来， 我国分配体制由单一的按劳分配，转变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并实行先富带后富的政策，从根本上克服了传统分配体制“平均主义”的弊端，适当拉开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差距，这对调动各生产要素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发挥了强大的激励与推动效应。一是对社会成员的勤奋、竞争精神的激励和推动。收入分配差距的适当拉开，使那些勤奋劳动为社会多作贡献的人们得到应有的报酬；使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教师、医生、科研人员、资本密集产业的劳动者收入得到较快增长，使收入分配既能客观地反映人们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由于智力、体力、机遇等方面的差异带来的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同时起到了奖勤罚懒，调动全体社会成员勤奋、竞争、向上，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二是对各生产要素投入的激励和推动。允许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拉开了收入分配的差距。这种收入差距的拉开，一方面体现了生产要素分配的社会所得，客观上满足了各生产要素按贡献获得报酬的要求，调动了各生产要素投入的积极性，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使生产要素资源得到充分发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加速金融资产集聚，推动资本的形成和集中，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居民收入的提高，产生极大的推动效应。这种推动效应，目前已经和正在起着积极的作用，据《经济日报》报道：2000年全国民营企业总数达3656.25万家，解决就业1.6亿多人，年产值5.1141万亿元。其中个体经济2537.36万家，从业人员5070万人，产值7161.69亿元，私营经济176.18万家，从业人员2001.15万人，年产值10739.78亿元。三是对经济增长与居民生活改善的激励与推动。改革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24.1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89404亿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500.4元，提高到2000年的6280元；农民的纯收入从1978年133.57元，提高到2000年的2253元；城乡居民个人消费平均递增5％－8％，消费结构明显改善；全国城乡居民储蓄逐年增加，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仅220亿，现已达7万亿。这其中，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开无疑也发挥了激励与推动作用。
（2）先富带后富效应。拉开地区之间、 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产生先富带后富效应。具体表现：一是示范效应。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的先富，为后富地区和人们提供了经验和榜样，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1979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96亿元，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665.24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1.2％。 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20多年高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对后富的人们和地区产生极大的示范效应，推动后富地区经济的发展。二是“辐射”、带动效应。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们，经济的迅速发展、收入的高增长，对后富地区经济发展发生巨大的“辐射”、带动效应。后富地区的劳动力到先富地区打工，他们在增加财富的同时增长了才干，回到当地成为创业致富的带头人，推动后富地区的经济发展。三是扶持效应。一些地区与人们的先富，一方面为国家创造更多财政收入，增加国家的扶贫资金，使国家有更雄厚的经济实力帮助、扶持后富的地区与人们；另一方面先富地区增强了经济实力，增多了扶贫的项目与资金，加强了扶贫的力度。
（3）兼顾公平与稳定社会效应。收入差距的适当拉开， 既体现了权力与义力对等交换的一般公平原则，同时调动了各要素的投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相对丰富的财富，为社会公平的逐步实现提供了物资前提和经济基础。因为，公平的实现过程从根本上是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力越发展，社会物资财富越多，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越能在较高的程度上实现。改革这些年，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国家加大、加快了脱困扶贫和完善社会保障的力度与进程。全国农村1978年贫困人口有2.5亿，2000年底除丧失劳动力的民政救济对象， 全国贫困人口的温包问题基本解决，我国政府确定的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保障方面：2000年末全国有10408万职工参加了失业保险，10367万职工和3173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4332万职工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
（二）收入差距负效应的内含及表现
收入分配差距负效应是违背市场经济本质要求，与效率分配相对立的收入分配及过于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为：
（1）负效率效应。贪污、受贿、营私舞弊、权钱交易、 偷税逃税、制假冒伪劣违法暴富，以及凭借垄断优势导致的收入差距所产生的负效率效应：一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要求，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二是伤害了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人们对提高效率采取消极态度。三是在民众中滋生了不公平感与不满情绪，影响社会稳定，最终导致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违法暴富给国民经济造成的负效率，据报道“九五”期间，由于权力资本化的负效率，直接造成金融机构流失的利差约3000亿元，地租流失差收益4000亿元，国有资产流失5000亿元。
（2）反公正、反公平效应。由违法暴富或制度、 规章的不完善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它对改革、发展、稳定产生明显的反公正、反公平负效应。最突出的表现：一是违法暴富的反公正、反公平效应。贪污、受贿、营私舞弊、权钱交易、偷税逃税、制假冒伤劣违法暴富，是对社会的公正与公平的践踏与破坏，它在社会上产生的反公正、反公平的负面效应，直接引发社会各种矛盾，破坏国家安定局面。二是各种形式的垄断对公正、公平的破坏。一些部门、行业甚至个别社会成员，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市场进入的限制，排斥甚至打击其他竞争者，进行垄断经营；或控制、操纵市场价格以获取高额利润，凭借垄断优势扩大行业收入差距，这种收入差距，直接破坏了市场经济竞争的公正、公平。国家有关部门1999年按16个大行业分析，其中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职工工资的4.5倍，在非垄断行业的职工中产生不公正、不公平感，直接影响他们劳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发挥。三是分配行为的不规范不透明对公正、公平的损害。如：创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由于国家缺乏有效的制度措施，对机关事业单位的创收活动与创收经费使用加以规范，致使各单位的资金发放失控，少数垄断的行业工资外的若明若暗的灰色收入与日俱增。这种分配行为的不规范不透明，既损害分配的公正性、公平性，同时造成了收入差距的加剧。
（3）贫富悬殊效应。违法暴富与不合理的分配， 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产生贫富悬殊效应。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目前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可见，各种非法收入是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最主要的要素。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超出了合理的限度与范围，就会引起一系列不良后果和矛盾。一是导致消费倾向降低，影响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不同的收入阶层消费倾向存在明显的差异，一般说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低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收入分配悬殊，势必影响市场有效需求。二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矛盾加剧，影响改革与社会稳定。收入差距扩大，打破了人们心态平衡，低收入阶层有强烈相对剥夺感，致使部分人的个人改革成本失去平衡点，造成改革的信心与动力不足，影响改革的顺利进行。同时收入分配过于悬殊，处理不好，还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冲突。
三、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负效应的对策思考
（1）从制度、法规上根治收入差距负效应。 完善制度和法规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负效应的关键。为此，一要完善制度，整治不合理收入。从规范收入分配行为入手，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负效应问题。重点解决哪些社会反映强烈的垄断问题、收入分配行为不规范问题。制止垄断暴利的收入，规范行政事业单位的分配行为。各地各部门对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政策上的漏洞，要进行全面清理，该修改的修改，该取缔的取缔。改变那种国家发工资，单位发补贴的双重分配体制，营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二要以法制、法规为利剑，取缔非法收入，根治收入差距的负面效应。依法惩治违法乱纪、钱权交易的暴富者，并严格税收征管和处罚的力度，实行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加强监督约束。三要依法保护合法收入，扩大收入差距正效应的影响力，消减收入差距的负面效应的影响。凡是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和国家政策规定的合法收入，要坚持、鼓励和保护，使依法致富者光荣，敢于先富、致富，特别要坚持、鼓励技术专利、技术创新、管理等无形资本参与分配、先富，从而形成催人向上的良好的分配机制，消减收入差距负面效应的影响力。
（2）从量的适度上，限制、控制收入分配差距的负效应。 从量的适度分配差距把握，关键在于分析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发展、体制改革、社会稳定最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及其达到的程度。具体的分析、评判应当通过经济发展、体制改革、社会稳定一系列指标数据，构成综合评判的指标体系。根据综合评判指标体系，形成综合的评判指标，为评判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的依据。当综合指标分析数值，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主要发挥积极作用，这就表明收入差距是合理的、适度的，只须采取个别的调整措施；当综合指标分析数值，反映收入差距对经济社会发展稳定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时，表明收入差距出现过大迹象，就要进行较大的调整；当综合指标分析数值，表明收入差距对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带来危害时，表明收入差距已经过于悬殊，必须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进行收入分配的全面调节。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体制改革、社会稳定的综合指示反映，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在总体上是“适度”的，但考虑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人均还不到1000美元，根据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数才开始下行，我国目前正处上升通道；以及考虑改革过程中的不合法、不合理加剧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不可能马上消除。收入差距应当从量的“适度”上进行控制，防止收入差距过于悬殊。当前主要做好抓“两头”的工作：一要调节过高收入。根据国外的经验，主要通过税收进行调节，完善税制，严格执行个人所得税累进税、遗产税累进税、赠与税。个人所得税应把高收入者列为重点税控对象，建立个人档案，杜绝个人所得税偷、漏税现象，改变个人所得税“只管住了工薪族，管不住新生贵族”的现状。开证“遗产税”，重点征收有巨额财产的富人遗产。二要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收入水平。做好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城镇最低生活费标准和扶贫工作，发挥政府再分配调节能力，制定和执行一系列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和相关措施，完善社会保障，并通过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比例，逐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增强中央平衡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力度。保证低收入群众的基本生活，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帮助扶持，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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