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行为决策思想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人们似乎一致认为，日本的管理思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却不知，这一先进的管理思想是建立在美国的科学管理与中国的古典管理思想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思想中，有着极其丰富的行为科学观点，它代表着东方古典的行为科学，尽管它有着许多先天的不足，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将其中的精华纳入我们现代决策科学的体系，加以深入的研究与不断地完善。
一、决策的人本观
对决策人才的选拔，是行为决策理论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人贵论”是在中国古代人本思潮中孕育出的伟大思想，也是中国古代的决策主体观，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选才用才思想，成为中国管理文化中的精华。这些思想与精华集中体现在：
(1)人才可贵，唯才是举。中国古代的先哲们不仅重视人的力量、人性的问题，而且更重视人中之“贤”、人中之“能”、人中之“杰”。墨子在《尚贤上》中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孟子·尽心下》中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强调用贤良之才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合理用人既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也关系到个人的荣辱。因此，对选人用人的问题特别重视。曹操在《求贤令》中曾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就是说，只要是有才能的人，我就提拔重用，表现出他对人才的无比渴求以及在选人用人上的无畏胆略和巨大的魄力。《资治通鉴·唐纪》中说：“举贤为国，非私人也”。即认为举贤是国家的事，而不是个人的私事，应该出以公心。
(2)用人要有标准。中国的先哲们对用人的标准有过很多论述，至今，人们仍然在以这些标准选人用人。如，用人不唯名，《资治通鉴·汉纪》中主张：“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告诉人们，在选拔人才时，要看其思想、主张、实际才能，而不必考虑他的名气大小。再如，用人不计门第和权势，《韩非子·亡征》中曾说：“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货得者，可亡也”。告诫世人，官职能够因权势而得到，爵禄可以用材货而谋取，这样，国家就要灭亡了。又如，选人用人不凭资历，只看功劳，宋人叶适在《上孝宗皇帝札子》中进一步指出了用人唯资的危害，他说：“不用贤能而用资格不可动”。他认为，一个社会，一个组织，如果用人唯资，就会僵死，就会失去朝气蓬勃的生命力，就会停止它前进的脚步。
(3)人才修养。中国古代历来重视人才的修养，素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对于决策者的素质修养，在《孙子兵法》中有详细论述，孙子将将帅的主体素质及伦理特征归结为五条标准，即智（多谋善断）、信（赏罚有信）、仁（爱兵抚士）、勇（勇敢坚定）、严（明法审令）。孙子尚智，就是重视才能，他并不唯才是举，但他要求决策者应该足智多谋，洞悉敌我，预知胜负。信与严是要求以法治军，严格管理，严格训练，要会文武并用，恩威兼施，赏罚并行。仁是要求帅既要身先士卒，勇敢顽强，又能爱兵抚士，“与众相得”。另外，孙子还提倡指挥员应具有静、幽、正、治的性格与情操。只有这样，指挥员才能做到虚中见实，败中见胜，沉着镇定，刚柔相济。
二、决策的辩证法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决策辩证法，不仅丰富了现代领导哲学理论，同时也丰富了现代决策理论。在现代中国人的领导理论著作中，仍然不乏这些思想在闪光。
(1)“极则反”。西汉的《淮南子》，是一部杂家管理思想典籍，尤其是《淮南子·兵略训》中，更是充满了决策的辩证法思想。这部书继承了阴阳学说，认为万物都是阴阳两方面的对立统一。阴或阳无论缺少哪一面，事物都不能产生，这是对事物对立统一规律的充分肯定。同时，事物又是相互转化的。“天地之道，极则反，益则损。五色虽朗，有时而渝，茂木丰草，有时而落，物有隆杀，不得自若”。（注：《淮南子·泰族训》。）“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注：《淮南子·人间训》。）关于战争决策与战争的发展怎样由极而反的转变，古代哲人提出了由量变到质变的合理的思想因素。
(2)动与止。在决策时，人们往往要对各种方案进行判断，最后择其优者而动之，择其劣者而止之。显然，这与对方案的肯定与否定的决断有关。而动与止、肯定与否定，是辩证的统一，任何领导决策都包含有动与止、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孙子兵法·九地篇》中曾提出：“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意思是说，能够造成有利于我的局面就行动，不能造成有利于我的局面就停止。在这个动或止的决断过程中，决策者的胆识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没有胆识，纵然有好的方案也不敢于做肯定的决断，这是对决策者素质的要求。
(3)福与祸。老子有一名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注：《老子》第58章。）即是说，灾祸，幸福紧靠它旁边；幸福，灾祸埋藏在里面。任何决策都是福祸相随，利弊皆有。因为“有机智之巧，必有机智之败”。（注：刘向《说苑·反质》。）由于福与祸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领导者在决策时，就尽可能地预测出决策失败的可能性，与现实决策相关的损失。这样，才能有充分的准备，以不变应万变，化失败为成功。
(4)柔与刚。柔与刚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甚至“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注：《后汉书·官传》。），在某种条件下，“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注：《列子·黄帝》。）通常，我们在进行决策时，很少考虑“柔守”与“弱保”的问题。其实，认识不到这种辩证关系恰恰是决策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一些决策者并不能正确发挥出自己的长处，以克他人的短处。在竞争中，以自己所长对他人所长，以自己所短对他人所短，各自不能发挥优势，从而导致决策的失败。
(5)明与智。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注：《老子》第33章。）意思是说，能够了解与认识别人的人叫做智，能够认识自己的人才是明。管理者在进行决策时，要做到明与智，做到知己知彼。《孙子兵法》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显然，决策中，如果不能做到明与智的辩证统一，就将以失败告终。但是，管理者在决策中往往能充分地认识或了解别人，或论证决策方案，却忽视分析自己，尤其是对管理者个人的价值观念、指导思想、决策的出发点、思维方式等缺少认真的分析。因此，老子所说的“自知者明”是不无道理的。
三、决策的权变观
权变管理的思想是美国70年代初为了适应当时动态变化的局势而提出来的管理理论。纵观中国管理的历史，人们会惊奇地发现，管理与决策的权变思想在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孙子、吴子等人的学说中就已经提出来了，特别是这些思想对中国人影响之深刻、之长远，以至于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活动中，人们仍然在沿用这些思想进行决策。中国传统的决策权变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择人任势。《孙子兵法·势篇》中说：“故善求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意思是善于指挥打仗的将帅，他的注意力放在任势上，而不苟求部属，因而他就能选到适当的人才，利用有用的形势。孙子认为，高明的统帅并不是去寻找所谓完人，而是利用“适合”的人选或那些“有缺点”的人才的最优组合，造成有利的态势，以实现对战略过程的控制。一名出色的将领固然宝贵，却也难求。更多的手下将士则各具特色，素质特征各有优劣。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也许没有能力出色地、灵活机动地完成决策方案，甚至可能因为某一方面的严重缺点，导致决策方案的失败。但是如果将帅依据他们的各自特点将其用在最有利其特长优势发挥的地方，而同时又使他们各自的缺点在相互影响下抵消，则“微妙而难以测度”的势就可以在众人的齐心协力的作用下向着决策者的意图与方向发展。
(2)奇正谋略。孙子的奇正谋略思想对于当今的领导决策来说，可以称之为“至宝”。孙子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注：《孙子兵法·势篇》。）孙子所说的“奇”，是指根据战场情况，运用计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打敌人于措手不及；“正”是指按照通常的战术原则，以正规的作战方法进行战斗的。奇正就是不采取正规的作战方法，而是采取奇妙的办法作战。刘伯承将军曾这样评价过奇正理论：“正兵和奇兵，是辩证的统一，是为将者必须要掌握的重要法则。”可以说，奇正双方，失去任何一方都为不可，所谓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奇正相依。奇正谋略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以智取胜而不是以力取胜。以智取胜就是要善于巧设计谋，在行动中表现出变化莫测，扬长避短。
(3)因形用权。吴子曾主张“因形用权”，（注：《吴子兵法·论将》。）即通过表现于外部的形貌而因势制宜、因情指法，以求得不费大的力气就能取得胜利。“因形用权”是为了夺心，夺心必先知心，所以，要对对手的性格、特点、能力、专长以及弱点了如指掌。在了解了对手的情况之后，“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这一观点其意义重大。根据不同的“敌情”采取不同的战法，以己之长，击彼之短，就能在竞争中得到“不劳而功举”的效果。诸葛亮曾主张用兵之道在于“攻心”，即打心战，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进一步将攻心与审时度势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很有意义的权变观点。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的行为决策思想是一个整体，不是哪一家、哪一派就能够完全代表的。在很多有价值的行为决策思想上，各家的认识是相通的或互补的，这些思想集中地体现在：
第一，以人性理论为基础的行为决策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研究人性问题最多的是先秦时期的儒家、道家、法家。先秦诸子都认识到管理的核心在人，即有效地调节人际间的关系、了解人的心理特点、将人的行为引向管理目标，才能实现统治者的目的。因此，必须了解人的本性，即人的基本欲求以及基本欲求制约下的行为中的“善”与“恶”的反映。他们比西方的行为科学家与管理学家更早地认识到了人的价值。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代表，提出了“人性可塑”的理论，他所倡导的管理决策模式是仁政与礼治。以后孟子与荀子继承了这一模式，主张惠民安邦，实行德治，管理者应正己举贤，尊君爱民，实现政通人和。道家主张顺应道与人的自然本性的管理决策模式，强调决策的基本规律是以“柔弱胜刚强”，主张无为而治，最终实现小国寡民的管理目标。法家提出了人性本恶的观点，人的本性就是好利。因此，仁政、礼治的管理决策模式是不行的，必须用权势管理，以法治国，所以倡导集权专制的管理决策模式。以后汉代董仲舒提出的“性三品”，宋明理学提出的人性二元论等理论都是建立在先秦的人性理论基础之上的。中国管理思想中的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都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性理论。
第二，以道德为核心的决策价值体系。这是中国传统行为决策思想的一大特色。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很早就认识到伦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及管理决策中的重要意义。强调伦理教化或道德教育在调整人际关系、保持社会有序方面的积极作用。西方的一些学者同样也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特点及其对世界历史的价值。英国学者罗素就说过：西方文明的特殊贡献是科学方法，而中国文明之特殊贡献在于合理的人生观。也正是围绕着“德”这一决策的价值观，中国古代文人提出了许多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民本与君道的关系、人治与法制的关系、奖励与惩罚的关系、尊君与爱民的关系、正己与教人的关系等精辟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儒学、道学、宋明理学等诸多著作中都有大量的论述。这些思想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高尚的精神品质，哺育了无数志士仁人，而且对日本、美国等先进国家的管理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三，以系统、权变为特色的兵家决策思想。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今看，兵家决策与管理决策都是一脉相通的。这不仅因为它们同属于人类的共同性活动，而且它们在决策的职能上、在决策的结果上、在决策者的素质上也存在共同的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兵家决策思想之所以受到当今中外管理学家们的重视，就是因为它所论及的决策思想与决策方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与实用性。在中国古代兵家的决策思想中，最突出的是系统组织原理与权变观。尤其是《孙子兵法》中自发地运用了系统方法与控制原理，强调对计划的实施要不断加以调控，体现出较强的系统性的组织原理。权变观是中国古代兵家决策的一大特色，它不仅从哲学的高度体现出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而且也从管理的高度提炼和升华为高超的领导艺术，表现了一种创造性决策的智慧光华。
当然，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的决策思想本质上是一种落后的封建主义的农业社会的治国之道，必然存在着不足与局限。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性的认识与理解是片面的与绝对的。其次，中国传统的行为决策思想更多的是建立在对个别心理现象随机剖析与议论之上的，缺乏系统的、对某一特定群体的分析。再次，在对人的识别与使用上，传统的知人之道只是停留在一个“观”字上。这种观察法的孤立运用必然会影响研究结果的代表性与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