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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对马克思去世以后关于其价值理论的主要思想和思潮的总结。文章将通过透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空单系统解读(TSSI)，观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些思想和思潮的发展和演变。近年来，TSSI作为一种研究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方法，已受到相当的关注。本文将对TSSI进行解释，并突出强调推动价值理论重要概念向前发展的重大事件。
回顾历史，我认为，TSSI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所遭受的一个世纪之久的强烈攻击面前，对其进行重新发现这一漫长过程的完备。遗憾的是，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思主义者引领。还有一些解释价值理论的尝试虽不够全面，却是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这些尝试中很多既难能可贵又富有趣味。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将TSSI置于马克思时代以来价值理论发展的整体背景之下。
20世纪的黎明时分，我们处于现代所有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争论之源，处于奥匈大帝国之都维也纳——欧洲的文化重地、保守思想的堡垒之中。巴黎共产党失败之后，欧洲各国的领导人便高枕无忧了。进步专制政治论者“约瑟夫二世”(Josephinism)和俾斯麦的福利主义相争，掌控了整整一个经历过工业发展、文化活跃、知识分子亵渎君王的新时期，历史学家们将这段时期称为“美好时代”。
然而，骚动已经隐隐出现。仅成立25年的第二国际在欧洲建立起规模日益庞大的党派，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2和第3卷，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开始在迅速扩张的工人运动中生根发芽。
帝王弗朗兹·约瑟夫(Franz Josef)自1848年开始当政，1916年去世，是欧洲在位时间最长的专制主义君主。传说中视阅读为颠覆性活动的Metternich王子向他谏言：要惯常地实行审查制度。从此，对政治嫌疑人物的警戒就发展成了一种职业。由Franz Josef的财政大臣奥尔根·冯·庞巴维克所领导的意识形态反攻开始形成。不久，他将“财政稳定性”的各项原则引入政府，其中包括，对国家开支的强烈制约，这一点加上一场不能取胜的战争很快就唤来了一轮革命的热潮，从此永远地终结了其黄金帝国。
帝国主义一波又一波的征服为扩张提供了财政基础，扩张的潮涌中又诞生了各种社会力量。这些力量和自专制主义时代以来都鲜有变革的奥地利、德意志、俄罗斯等军事—基督帝国的政治环境相对峙。马克思的理论解释了新生代工人身边目睹的一切：定期发生的难以控制的冲突事件、赤贫和炫耀权力与财富的腐败行径并存、大批工人的失业和悲惨营生，外加野蛮的政治镇压和政治暴力。对于马克思作品的风靡，庞巴维克(B
hm-Bawerk)(1949[1896]：3)曾愤愤不平地写道：
作为一个著书的人，卡尔·马克思是非常幸运的。没有人会主张将他的作品归为通俗读物之列。很多带有晦涩乏味的辨证和数学演绎的书籍，往往畅销无门。而马克思却成了广大读者的传道者，这些读者中还包括很多原则上不宜进行高难度阅读的人。
Bhm-Bawerk的两部重要作品是《资本与利息》①和《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②。前者是对价值理论领域的界定，后者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斥责。自Bhm-Bawerk之后，在对马克思理论的讨论中，以下三条主张就占了支配地位。
1.商品价值的尺度在于从这件商品中获得的益处③。
2.有两种价值：客观价值和主观价值④。边际主义告诉我们，后者可以解释前者⑤，并取代经典理论关于在生产中定位价值来源的主张。
3.马克思在试图充分发展经典理论的过程中，证明了经典理论行不通。《资本论》第3卷中得出的结论和第1卷中的结论相矛盾。马克思的辉煌主张不过是空洞之辞，经典惯例已死。
众所周知，第一条主张，即传统边际主义的观点，是很有问题的。第二条也同样值得怀疑，尽管它已作为价值理论的“标准”被归类载入文献，质疑的具体原因我们会进一步分析。那么第三条主张就非常重要了：没有它，其他的就无法成立。对马克思理论不一致性的确定是非常必要的。庞巴维克对此不遗余力。
庞巴维克(Bhm-Bawerk)思想是打开20世纪经济学思想变化历程的钥匙。尽管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70)曾对20世纪经济学思想过程进行过阐明，但不应将其理解为一般的科学思想，在一般的科学思想中，一项理论的成功与否最终只取决于与实际观察是否相符。
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并不是优选经济学理论的标准。经济学不仅对2008年的动荡及接踵而至的衰退毫无准备，而且还是不意后果的催化剂。因为经济学小心翼翼地去除或边缘化了人们(如凯恩斯)从诸如1929年动荡等历史事件中获得的领悟，相反，却迷信有效市场假说这类明显荒唐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拆除了自那时沿袭下来的大部分抵御金融过度的保护机制⑥。我们只有懂得经济学理论被选用的依据是意识形态、政治和物质标准而非解释力和预测力，才能较好地认识这一事实。对资产阶级而言，经济学是用来合理化他们的需求，并保护他们不被弱势群体反抗的，这些弱势群体的产生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富足。所以，经济学当然绝对不能认可马克思这样具有颠覆力的思想，不仅不能认可连当回事也不行。马克思之所以被妖魔化，就是因为始终坚定地代表着这些思想。经济学从未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交锋，也从不打算如此，而是避之唯恐不急。
马克思理论能很好地解释当时所观察到的事件，就如它能解释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一样，且因为Bhm-Bawerk的文章，得到了广泛的宣传，最终被人们视为可解决所有经典理论中突出问题的最高理论成果。这是在情理之中的。
因此，Bhm-Bawerk所要做的就是证明马克思理论和经典理论的科学对峙永远不会发生。他不得不表示，虽然他本人的理论有许多漏洞，但是却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了。为此，他努力证明马克思的理论是不可能有成效的，因为它“毫无意义”。其证明的结论在当时是不太可能成立的，任何可预言的成功一定都是偶然来临的，在来临之前可能且应该受到压制和忽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敏锐的洞察力既带有幻想色彩又带有反叛色彩。在后来的几百年内，马克思的支持者们发现这个精心上了饵的钩刺痛了他们。
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与马克思理论直接对立的经济学理论中没有一个是独立于自己的双脚的。不论是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理论兴起，还是由2008年动荡逐渐引发的当前的知识危机，每临关键时刻，理论的不稳固性就会浮出水面。所以，证明马克思理论不连贯既非偶然又非次要。这对Bhm-Bawerk发起其接任者继续的意识形态审查工程至关重要。很悲哀的是，我们会看到，审查对象包括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
第二，对马克思理论的讨论并非学术性的。在20世纪前半叶推起政治事件的革命浪潮消退以后，学术界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讨论就变得愈发稀少、模糊和做作。但是如果我们对“讨论”的理解仅是围绕诸如癌症产生原因的理论争辩，我们将既无法领会讨论的意义，也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者及马克思主义反对者和对手之间粗俗的相互辱骂行为。其中的利害关系涉及的不仅仅是某些教授和资深人士的个人生涯。随着经济学理论渐渐被根据其对资产阶级或其他少数人的帮助大小而被选择或淘汰，以及在资金、识别、出版、宣传、甚至简单闲置时间方面越来越先进的控制方法不断被发展，学术界所面临的微妙且可能腐败的诱惑已经成长为一个井井有条的系统，供某些阶层购买富有意识形态意义的经济学理论。
在这点上，Bhm-Bawerk是一个典范，是一个开拓者(如果“开拓者”可以用在这里的话)。他不是不偏不倚、冷静客观的学者，而是训练有素的政治思想家。他想证明不受欢迎的政策在无产贫困人们身上直接反应并强加了资产富裕阶层的需求。对马克思理论的意识形态审查成了一场政治诫命。
这一点没有变。新自由主义政策并不是从逐步细化或发现的过程中发展而来；它们其实代表着衰退，被强加在托达罗(Todaro)和史密斯(Smith)(2009)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反革命”中。诸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主导机构中聚集了众多经济学家，他们可以很靠谱地三言两语用图式阐明结构性调整原理，并将这些原理运用于第三世界国家，让他们也去体验一下所谓的“失去的数十年”。20世纪70年代前还不过是个偏门别派的“芝加哥学派”突然间名声大噪，靠的就是其政治功效而非理论成果。它为美国让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为重振其日渐缩减的国力作出某些决策，为里根和撒切尔执政时期本国人民经历的财政紧缩和普遍失业进行了辩解。
历史不断前进，但关键部分会反复。1968年及其后时期将马克思理论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继Bhm-Bawerk后，反对马克思的新一轮意识形态攻势又蓄势待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71)接受丰厚的赠与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潜心研究马克思理论，为的就是发表一篇文章，漂亮地指出马克思的“推理”是如何漏洞百出，如何没有研究价值。这就为将马克思理论排除于正统期刊和经济学课程奠定了持久稳固的基础。就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重演总是以新的方式进行。这一次，马克思主义者们发起并完成了反击式防御⑦，原因即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这场防御对马克思价值理论后来的全部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二、一致性和所阐释的问题
在确定马克思理论有无意义时，不得不优先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马克思理论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我们显然无法去询问他本人了⑧。他本人所发表的亲笔文字也只到《资本论》第1卷。起初，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甚至马克思反对者在为自己的论著作序时，都首先陈述他们相信该理论是存在的。至于为什么这样认为，可以从他们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中找到答案。的确，很多著者如考茨基(Kautsky)在工人运动中的名望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严肃回答了马克思理论是什么而获得的。
这种正派的做法后来逐渐淡出。变化具体是发生在哪一天很难交代，但是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继斯威齐(Sweezy，1942)的著名注释之后，马克思价值理论方面的作家们要么不再阐释要么不再为自己的阐释辩护，而是开始转向对马克思的“共识”解读，就其细节我们将简略地进行分析。“共识”因为是大多数人的共同观点，慢慢就不需要被陈述了。结果，后来关于马克思的文献都假定性地以为对马克思的阐释是来自介于马克思理论和马克思本人之间的数代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共识。
但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共识”性阅读真能代表马克思的思想吗？被称为TSSI的新兴思想流派又重新打开了这一问题。该流派主张，共识是一种被强加的误读，它所接受的是奥地利经济学家鲍特凯维兹(Ladislaus von Bortkiewicz)继Bhm-Bawerk抨击后不久对马克思理论进行的基本重述，并认为这一重述正确地代表了马克思理论。共识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为一般经济均衡中的一个变量，视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éon Walras)于19世纪60年代建立但直至20世纪开端才盛行于经济学领域的范式。相反，TSSI学者们则认为，马克思理论要用暂时主义来解释，暂时主义是被运用于经济学以外的所有学科中以研究运动的常用范式，可以从不同的一般均衡中产生不同的结论，而且，这些结论是可验证的。在这样的阐释方法下，马克思理论会生成很好的结果，和共识解释方法下的结论相比，具有更高的现实一致性(Freeman，2009a；Kliman，2010b)。
实际中可能确定马克思“思想究竟是什么”吗？这类研究的学术方法并不稀有。例如，哲学家们研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系统时，他们会由评估开始，仔细缜密地依照已知步骤对亚里士多德说过的话进行评定。再由庞大的学术团体对各种阐释的有效性进行卖力的检验。而且要在各种阐释之间对比判断，以确定每一个作者所说的话正确与否。这样的方法在人文学科得到了很好的运用。他们为其中的具体做法确定了标准，经济学家斯蒂格勒(Stigler，1965：48)曾说到：“准确的文本阐释，可以在对文本前提(阐释)的基础上，获得(并因此复制)理论结果。”
TSSI理论家们重新点燃了对马克思理论的讨论，并通过显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未能理解对马克思的判决如何取决于共识阐释是否代表马克思的实际理论，来讨论马克思理论的有效性。如卡雷曼(Kliman，2007)所示，阐释本身因此成为学术理论发展的中心。
有一种重要的误解需要指出：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将TSSI学者的诠释学主张，即对某种解释有效性的确定，视为树立教条权威、谋求对真理一家独大的垄断的野心。莱伯曼(Laibman，2004)如是说：“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声称，马克思的图式，不论是价值理论中的，还是对资本积累和资本危机的分析中的，都确实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没有出错，而是遗赠给了我们一个具备所有要点的完整体系；马克思走在同时代的人前面，因此不幸在20世纪中完全被误解了。”
事实上，TSSI理论者们的立场非常不同于其他理论者：在接受一项解释时，我们必须用证据法则研究它是否如其他任何科学命题一样，代表着其所主张的思想。这和简单地说某项理论或解释是正确的大不一样。在没弄清楚这些思想是什么之前，我们无法判定它们正确与否。在对马克思的讨论中，教条主义者仅是那些宣称自己的解读才是最终权威，而不愿将其解读置于验证之下的人。
TSSI学者不认为阐释本身就有所谬误，也不会捏造失实陈述；相反，他们责备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懂得阐释是在所难免的。不加任何解释就将他人理论置于某种框架之下进行陈述是不可能的。重要的不是不加解释地陈述，而是识别有赖于此种解释的结论。
反对达尔文主义的里查德·斯皮尔斯伯利(Richard Spilsbury)说，达尔文主义“将奇迹般的力量带给了不当的作用物”，很明显是在说，在“非思想过程”的力量下诞生了“创造性思想者”。如果某位神灵论者因为这一言论就要求学校禁止教授达尔文理论，科学界将作出如何的反应呢？通过类比这样的询问，我们就能阐明以上TSSI的这一观点了。
达尔文很谨慎地避开了关于隐射奇迹是可观察到的自然现象这一说法。否则，这一观点将给课堂的传授带来隐忧，尽管原因可能不是斯皮尔斯伯利所说的那样。
达尔文主义者们应如何回应呢？“修正达尔文理论”以去除“神奇力量给了不当的作用物的错误归因”是再愚蠢不过的了，这只会让出阵地。如果达尔文真的出错了，不管修正与否，为什么还要将他错误的思想教给学生呢？他们第一要做的是评定达尔文是否提出过这样的主张。可是，在正统理论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攻击面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没能意识到这种最初的防备的重要性。
对历史思想的正确描述是理性科学对话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对理论和事实之联系的朴素追求。没有正确的描述，任何一种恶意的修辞技巧都可以乘虚而入、置换言辞、颠倒乾坤。
因此，研究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发展史时，不仅要考虑主要参与者的结论，还要思索他们自身如何理解马克思，确实，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比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更加重要。下面我开始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三、均衡和暂时主义
Bhm-Bawerk晚年时期，历史向他扔出了一个难题：法国社会革命家和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984[1876])确立的聚合方法，即当下所谓的“一般均衡”法，开始在正统经济学思想中占优势。
Bhm-Bawerk不赞同这一方法。直至今日，“新—奥地利”流派也还反对“一般均衡”法，并有Werner Sombart(仲伯德)将其描述成“对逻辑学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大罪”⑨。然而，支配着20世纪的正是马克思和奥地利批评者间博弈的一般均衡重构。
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1974：127)解释了这一重要环节上的中心问题，即因果关系的问题：“分析方法取决于对因果关系的假设——含蓄的或直接的，和关于应解释内容的预想。因果关系可以是序列的(A引发B，B又引发C)，可以是同时的相互决定(如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中)，还可以是各种‘趋向’的交汇，其净结果可能和任何个体元素大相径庭。在经典时期，不论是正统还是异派经济学家都倾向于从序列角度构建因果关系，而不是在同步均衡寻找因果关系。”
在Bhm-Bawerk的因果逻辑中，需要用人对现象的主观经验来解释现象本身⑩。但是，尽管人对商品的主观经验是从对商品的消耗中获得，但商品客观属性的产生是在早于消耗的生产中。那么这种主观经验如何解释在其之前就发生了的事情呢？
向一般均衡过渡背后的意识形态诫命也是基于这样的因果逻辑，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1973：184—185)对此做了极好的解释。马歇尔(Marshall，1890)(11)认为这是英国边际主义者杰文斯(Jevons)和包括Bhm-Bawerk在内的奥地利人共有的一个弱点。Bhm-Bawerk仍然只从顺序角度构建因果关系；杰文斯认为价值按以下方式确定：
●生产成本决定供应量
●供应量决定最终的效用程度(边际效用)
●最终效用程度决定价值
对此，Marshall表示反对，他说：“如果这一因果关系链真的存在，那么不妨可以省略中间阶段，直接说生产成本决定价值”。为举例说明这一问题，他将Jevons的逻辑颠倒过来：
●效用决定可供应量
●可供应量决定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决定价值
但是，这样的因果关系不能按顺序发生：因为在这一逻辑中过去需要由未来决定，即生产该商品的成本需要由出卖后的商品价值来决定。这就是由Bhm-Bawerk本人确立的边际主义工程的中心问题。市场还未告知生产商某种商品的需求程度时，该商品的生产成本就已经形成。商品先被生产后被出卖，那么如何是由出卖的状况来决定生产的状况呢？
马歇尔总结出，经济学应该落脚于“供应价格、需求价格和生产量”三者间的相互制约上。然而，即使如此，只要消耗在生产之后，这个难题还是不能被排除。瓦尔拉斯体系(均衡理论)的优点正是可同时确定所有的量值(12)。
均衡理论虚构了一个排除一切变动的理想经济体。在这样一个经济体中，价格和数量永远不变。所以，均衡理论者的逻辑是这样的：通过对系统内所有运动的抽象来研究效用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关系，如果系统是静止的，就预测这种关系将可能是什么。均衡理论并不声称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而是会更微妙复杂，即它们认为世界的运转方式不会一成不变(Friedman,1953)。不幸的是，就如2008年再次提醒我们一样，我们所观察到的世界的运转和均衡理论的预测一点也沾不上边。不论是基于本身预测能力标准，还是基于波普尔标准，一个理论在遇到其所不能解释的事件时，都应该被摈弃。严重地说，均衡理论是不正确的。
因此，一般均衡理论之所以还能被采用，是出于意识形态而非科学。采纳均衡理论就避免了生产成本决定价值这一结论。之所以要避免这一结论不是因为此结论不正确而是因为其社会危害性。甚至在马克思以前，霍吉斯金(Hodgskin)辈的社会宣传家就已经从中推论出了利润是劳动者劳动输出中的一个扣除项这一令人不快的结果。随着马克思的声望日益壮大，建立绕开此结论的经济学理论就成了迫在眉睫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般均衡理论来得正是时候。
更深层的本质使其成为选择意识形态可用教条的方法。试回想，它最初的假设就是经济体系内不发生任何变更。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在体系内找到任何变化根源。换言之，该理论所描述的经济体系是不可能从内部出现危机的。若出现问题，只能是出于外因，如糟糕的银行营运、众多的贸易联盟、政府治国无方、恐怖主义威胁、一波又一波的技术冲击等。体系本身是不会出错的，它永远处于最佳的自然状态。
总之，随着经济学转向一般均衡理论，对真正经济生活的研究就被一场从逻辑上就荒谬的思想体系取代了，因为这一体系产生了政治上可接受的结论。这是经济学思想中的一次分水岭，此后，所有以一般均衡为形式的经济学理论都染上了教条的色彩，都受制于资产阶级的需求；经济学任何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进步，包括凯恩斯的著作等，都脱离于一般均衡理念。
四、马克思持均衡理论吗？
现在我们真正开始进入这场辩论了。20世纪早期，奥地利学者拉迪斯劳斯·鲍特凯维茨(Ladislaus von Bortkiewicz)(1952，1906，1907)是Walras 的狂热门徒，在经Bhm-Bawerk同意后，发表了他的两篇重要文章。自19岁起，Bortkiewicz一直和Walras保持通信往来。他们的第一封信是在1887年11月9日(Jaffé,1965：Vol II，p.230)，其结尾处写道：“先生，您的文字唤醒了我对将数学运用于政治经济学中的浓烈兴趣，在对经济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中为我指点了迷津。”
15年后，他解释了当初这封信如何改变了他关于马克思理论阐释的想法：“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有一次这样说李嘉图(Ricardo)：‘他没有在一长串的因果关系链中，明确地论述在正常价值问题中各元素如何相互制约而非相继制约，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他并没有完全清晰地理解这一点’。这一描述对马克思更为适用。……他坚定地认为所涉及的元素必须被视为处于某种因果关系链上，链条上每一处衔接的组成和量级都取决于其之前的衔接……现代经济学逐渐跳出了接连主义偏见的藩篱，这一点要归功于Léon Walras所引领的数学流派。”(Bortkiewicz,1952：23—24)
Bortkiewicz是一位聪明而缜密的数学家，他对经济学的贡献通常被低估了，或许这使得他过度希望取悦他的边际主义赞助人(Gattei，1982)。他细致地将自己的体系同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区别开来。相反，Bortkiewicz开始通过重新界定价值、价格和利润，使得它们和瓦尔拉斯均衡方法保持一致，来“修正”马克思。在这个过程中，偶然间他彻底认识到，马克思本身不是均衡主义理论家，这点我们可从他以上的引言中看出。很多马克思主义评论者批判TSSI学者们太过教条主义，不愿接受任何对马克思的修正。然而，他们中却没人愿意提及Bortkiewicz本人所作“修正”的内容。因为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不得不同意Bortkiewicz的观点。
要完全地理解他的观点，还需要把握一些细节。他没有像Bhm-Bawerk及今天的其他一些人一样在《资本论》第3卷和第1卷之间比较，而是对第3卷和第2卷进行对比。他希望在第2卷中的再生产图式和第3卷中的价值—价格转换中寻找到一致性。他认为，如果商品交换的生产价格在某段时期和下一段时期间有所变动，再生产就不能发生(这一观点开始没人理会，后来被克里曼(Kliman)和麦克罗恩(McGlone)驳倒)。他这样推理：生产数量由价格信号决定，但来自前一阶段的价格信号，不能精确地反映出本阶段的需求量，因为本阶段的需求量会受到新的价格的制约，新价格不同于指引生产的旧价格。
Kliman和McGlone表示，这样的推理是错误的，事实上，就如Carchedi(1984)所指出的一样，马克思再生产图式和价格的因时变动是相一致的。然而，在这一基础上，Bortkiewicz提出了一个建立于均衡理论之上的新的价值理论，这一理论后来一直全面代表着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他争辩到，马克思本应假设，在生产过程中价格不会改变，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输入价格和产出价格相等”：商品被出售后，本身又进入了生产。比如说钢，必须假定在生产过程末端钢被出售的价格与之前被生产出的钢进入另一轮生产时的价格相同。
同样，我们还可以为另外两个部门也分别写出两个方程式1b和1c，求解这些方程式就可以得到每个部门所产出的价值。
加上部门Ⅱa和Ⅱb的方程式2b和2c，三个方程式可用来解出单一利率和一套独特的价格比率。这带来了一个难点，那就是将这些价格任意求积都能得到答案，对此Bortkiewicz可以理解。他假设将一种商品，比如黄金，用作货币，并将此界定为奢侈品，这样所有价格都能通过部门Ⅱb的商品价格的乘积表现出来。现在，他可以重新将“转换问题”表达如下：一共有两套数字，价值在方程组(1)中给出，价格在方程组(2)中给出。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在这一系统中维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角度具体阐述过的两项“基本等同”：
1.特定时期内所生产商品的价格总和等于价值总和；
2.同一时期的剩余价值总和等于利润总和。
然而，Bortkiewicz发现，两处等同都不能成立。由此，已有三代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结论，马克思理论是自相矛盾的。这就是著名的转换问题所在。
TSSI学者用了三条被普遍接受的术语来描述他们的方法。第一是“同步性”，指理论成立所需的若干同步方程。第二是“双体系理论”，指的是其中所包括的两组方程，表示价值的方程组(1)和表示价格的方程组(2)。最后是价值到价格的转形分别包含在计算出两组数值和两者间的证明推论上。可见，不是所有的同步阐释都具有双重体系。然而，Bortkiewicz的“同步双重体系”方法被广泛地当作马克思本人的方法来接受，以至于引用时无需进行注明出处。
最后，我们将Bortkiewicz和同其相伴的思维方法归诸于“物理主义学派”。对此还需进行详细的阐述，但是随着辩论的往下进行我们将能愈发明显地发现其重要性。这一术语之所以被用在这里，是因为此双重系统下的价值和价格都完全是由“物理”价值或者说使用价值决定。给定三个生产部门中每个产出和消耗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物理商品的数量，给定工资，价格和价值就可以被唯一地确定。
所以货币不参与价值或价格的决定。正如我们所提过的，该体系只决定价格比率，而不决定绝对价格。Bortkiewicz选择某种商品作为货币的方法并非真正有效，因为其选择是任意的：任意商品都可以被用作货币，如Bhm-Bawerk和后来的诸多作者所称，货币仅是一个数量单位(“numéraire”)。严格地说，利率和用作货币的商品无关，而是完全由工资和进出生产的商品物理量决定。
而且，在对Bortkiewicz理论体系发展为“线性生产”体系过程的讨论中，我们稍后还会看到，该体系认为劳动本身在价格决定方面也不起作用。就如Steedman(1981)后来所说，价值体系是“多余的”。存在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一个用劳动来计算价值，另一个用物理量来结算价格。
后来，Samuelson(1971)将此描述为对转换问题“擦除式”的解决方法，这一描述是恰当的。一个先写下了价值体系，另一个将其擦除并同时写出另外一套计算价格的体系。这样就可以声明价值被转换到价格中去了。在此基础上，三代马克思主义者和正统经济学作者们都认为，已经证明马克思理论系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然而，Samuelson有他自己擦除了的地方：他删除了所批判的理论的起源。他的批评指错了对象：他可以针对Bortkiewicz的体系，但不能针对任何马克思本人所写的东西。他就如一个教授，本应给学生A打分，结果却将分数打在学生B的文章上了，因为学生B的文章上写了学生A的名字。这样的话，人们便可以借评论者的笔误，来否认从达尔文到爱因斯坦的任何科学论文了。
在马克思的转换步骤中，看不见甚至也推导不出同步方程：他根本没有假定也没有暗示输入价格一定要和产出价格相等，在无数地方，他的假设恰恰与此相反。另外，他也没有在转换过程中预设简单或部分再生产，根本就没有提及任何种类的再生产。马克思绝对不认为货币只是numéraire(计量单位)，也不认为价值量独立于劳动。Bortkiewicz的理论体系并非简单地重现马克思的理论，而是变成一种完全相反的理论了，一般被认为是马克思的修正。下面我们再来分析由此带给后来三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
五、经典问题：转形为什么重要？
Bortkiewicz对马克思理论的处理引发的最著名的问题就是上述描述过的：不祥但闻名的“两个等同”。
这两个等同为什么重要呢？Bortkiewicz的解释具有很大的数学模糊性，以至于根本问题都被掩埋了。问题不是简单的“数值是否相加”，尽管这点也是重要的，而是：除非这两处等同确切成立，否则马克思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和“资本家仅从劳动阶级所生产的价值中获得收入”这两项主张都将被推翻，他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唯物分析就会变得没有根据。
如果摒弃前一个主张，就必须先得出“价值源泉独立于劳动之外”这样的结论。别忘了，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是价值的量值(13)。所以，如转换之后总价格大于总价值，就产生了剩余价值。推翻马克思的结论后，剩余价值就不可能产生于劳动了，那么必然存在另外一种价值源泉。这种奇异的价值源泉不需要监督，不会招致贸易联盟或工人不满等复杂情景，也似乎无需任何成本。那么，具有无穷创造精神的资本家迟早会倾其全力，不必顾及劳动者的生活需求。
或者，Bortkiewicz的体系让我们得以断言总价值和总价格的神圣一致性。但是我们会发现，在Bortkiewicz的体系中总利润不能等于总的剩余价值。不过这就等于诋毁了马克思。如果利润不等于剩余价值，那么除了剥削工人外，资本家就会还有其他获得利润的方法。但是，这样一来，剥削理论的基础又被推翻了，剥削理论也只能被作为奇物移至博物馆了。
被Freeman(2010a)称为“没有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认为剥削理论无关紧要。他们说，马克思的最重要贡献不在于他神秘的经济学理论而在于政治学分析：他所代表的阶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心理学等。
但是，如果采纳Bortkiewicz体系，失效的不仅有剥削理论还有阶级理论。如果资本家的收入来自于劳动以外的地方，他们就不用依赖劳动者而生存了。在解释了一连串线性的理论依托之后，马克思逐渐解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并推导出各种社会、政治和历史结论。
就如谢赫(Shaikh)(1998)、奥乔亚(Ochoa)(1984)等人宣称(14)的一样，历史唯物主义帮我们证实了“差别不是很大”：即使一千美元中只有一分钱的利润能被证实没有雇佣工人，资本阶级也会倾其所有去开发这种可以产生利润的新资源，这比牺牲时间、精力和社会稳定性去压榨工人有意义得多。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在Bortkiewicz体系的基础上，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利润来源不能被放大。
六、利率和资本主义生产障碍
现在我们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同步阐释所遇到的第二个难题。
正如我们所见，Bortkiewicz和20世纪60年代前追随他的大部分人都专注于价值向价格的转变。直到富有献身精神的日本共产主义者田信夫·置盐信雄(Nobuo Okishio)(1961)出色地用数学方法揭示出潜在的根本问题后，注意力才开始至少是部分地转移至马克思理论的另一方面，即浓缩在其理论中的“利率下降趋向”(TRPF)。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们一直将它作为资本主义外部力量的作用结果来看待，马克思本人认为这一实证趋向强有力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所以，Ricardo等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为绝对事物的经济学家，感觉到这种生产方式为自身设下了障碍，并试图从生产而非本质中(出租理论中)寻找障碍的根源。他们对利率下降的惧怕中重要的一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遇到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这和生产财富没什么关系，而是这种特有的障碍事实上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局限性、历史性和短暂性等特点，见证了这并不是创造财富的绝对生产模式，而是会在某个特定时期，会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冲突。”
反对同步阐释的那些人，对马克思总体思路中TRPF的发现位置仍争论不下。对整个马克思主义者学派而言，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未来的争论(1981)中得出的TRPF是能富有逻辑地证明资本主义会经受灾难性崩溃(或者说Zusammenbruch)的证据之一，这类证据也包括所谓再生产图式中的突出矛盾。对此，马克思本人的描述要微妙得多。在《资本论》第1卷第25章中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趋势”这一题下，马克思写到，TRPF是资本主义基本历史趋势，资本主义本身会产生更远的后果同时也含有相互抵消的一些因素，在这样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易出现危机的历史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包括：劳动大军的储备、工人阶级的劳苦、资本集中、非资本部门中资本的贪婪膨胀、对社会关系的变革、对需求认识的周期性失败，其中很多还保留至今。
据我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TRPF并不是间歇性信用危机或周期性工业循环的直接成因，马克思最先指出成因掩藏在他们背后，尽管有些其他作者认为TRPF就是成因。有些人强调价格波动和不同周转时期的资本投资聚集，还有一些人关注失业率升降所引起的工资波动，另一些人则主要将工业循环视为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果(15)。这些解释当然可以和马克思价值理论相互包容。不过，有争议的是，他们也和马克思利率下降趋向理论相容。所以，我认为，将TRPF对立于这些其他人的解释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TRPF出现位置的误读。在马克思作出此类解释的文字中，其预设的背景和假定是，资本主义无法“通过自身的成长”来摆脱这些问题，因为TRPF为积累设下了绝对的限度。而且，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会恶化这些次生矛盾，原因正好是在解决微小的困难中丧失了资本能力，并滋生了一些无谓的结果，如投机和金融诈骗，这主要是由于获益的投资遭到一贯的破坏。
实际上，只有当诸如帝国主义、战争和法西斯主义之类的巨大政治动乱将主要生产部门移除资本主义关系网时，资本主义才能逆转这一长期的趋势，开始新一轮的繁荣(Freeman,2010b)。和Ricardo及其前人不同，马克思的重要贡献在于在积聚过程中找到了此种长期历史趋势的成因。Ricardo的问题来自土地生产力对增长造成的绝对限制，表现在地主阶层所占有的不断扩大的利润成分中。但马克思认为，地主阶层和增长限制无关，因为资本可以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就如可以提高任何其他领域的生产力一样。而是积聚过程本身导致利率的降低。积聚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摩西和先知”，没有了积聚就不再是资本主义。
在这一理论基础上，马克思独一无二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内部的长期矛盾。他认为，这些矛盾不得不为另一种社会制度铺路。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将导致内部矛盾的产生，内部矛盾又将铺平通往新历史时期的道路，这一观点是马克思特有的历史研究方法的中心所在。
不幸的是，在对马克思进行的任何一般均衡阐释的基础上，这个观点并不成立。在世纪之交，克罗塞(Croce)和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wsky)曾暗示过这一点，莫斯科斯卡(Moszkowska，1925)后来对此做了明确的阐述，再后来罗宾逊(Joan Robinson)也有此主张。然而，只有到Okishio，才在同步体系中建立了严格的数学论证，证明只有在实际工资不增长的情况下利率一定会不确定地增长，同时合理地认为资本家只有在可以降低单价时才会投资新技术。
这一观点，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比转换异议更加诋毁了马克思的理论，因此，如我们刚才所指出的，TRPF不仅是马克思危机理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还是他对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总体分析中的重要成分。
除了将其嵌入一种能让危机预先消失而且永远不再回来的思维模式中，还有什么更简单易行的方法能让马克思理论无效，使它失去革命意义？
七、马克思主义者对Bortkiewicz的支持
鉴于以上的难点，人们可能期望，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同一阵营会站出来明确反驳Bortkiewicz的阐释，坚持对马克思实际理论的正确解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弄明白其中的真正原因是理性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
1917年革命高潮之后的时期有一个自相矛盾的特点，出乎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本人意料的是，历史舞台上发生了两种重要的变化。第一是革命浪潮在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而非西方达到最高；第二是，更加没有预料到的，西方工人阶级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挫败，法西斯的崛起更是让他们雪上加霜，从此走上长期的政治衰退。
或许我们还应该加上第三点，那就是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去国际化。1914年以前以及晚至20世纪30年代，都毫无疑问地存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团体，他们相互间定期通讯，在国际上发表论著。到1939年，在美国，不论是说英语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说德语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发现这被分离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崛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受各种意图和目的的驱使，变成了英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际上，是英语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者退至两个庇护所中：左翼政治党派和学术界。马克思理论的发展不得不被理解为两个领域中各方面压力的作用结果。在两个庇护所中，一个重要元素要么已经缺失，要么还在走下坡路，那就是大规模的社会或阶级运动，只有它们才可为马克思理论提供一个上诉法庭。希法亭(Hilferding)给庞巴维克(Bhm-Bawerk)的著名答复至今还未被遗忘，不只是因为其科学价值，还因为他诉说的对象是一大群具有批判精神的听众，并且已将信息传给他们。如今，这样广大的听众不存在了。在左翼党派中，他们的位置被注明为来自某标准文本等教条权威的文献引用取代了，在学术界被出资人取代了。
更为复杂的是，尤其是在Bortkiewicz的影响下，对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争论开始以一种特别晦涩而无谓的数学形式进行。让人越来越难以将其置于工人运动中理解。随着革命力量的逐渐衰退，越来越难以诞生能对峙一群新生“马克思主义专家”的知识分子。这些专家身负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对工人运动的解释渐行渐远，只能慢慢沦落至追求一个体面生涯而已。
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改编以适应资产阶级体制和现状是从这一点开始的：资产阶级也许不太懂理论，不过到需要雇用专家时，它一定要知道在做什么。那么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专家们就应和着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改头换面。Bortkiewicz对马克思理论的重构为他带来了学术威望；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人士来说，在掀不起大浪的学术圈里将自己标榜为工人运动的“倡导者”确实是一项既简便又实用的做法，因为学术圈纵使再“大胆激进”也是无力构成任何威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于是变成了一个竞技场，不是被用来为发展和延伸马克思的思想，而是供学术人士袭击以从中寻找到能推进他们学术生涯的标新立异的“观点”。
Bortkiewicz是马克思主义者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他当然不反对马克思，尽管他对转换问题的图式阐述被广泛用来证明马克思错了。然而，更要理解的是这一点：他为在主流一般均衡理论所迅速确立的体系规范的框架下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讨论打开了大门。他让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支持者得以在学术圈中，以一种既不损害理论安全性又不危害恳请者个人生涯的方式，对其进行“解释”。
于是对马克思的均衡重构掀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在这一点上，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起了种子作用，尽管重构绝非因他一人而起。他对Bortkiewicz的拥护，对马克思理论的表述，至今或许还是影响力最大、最为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记述之一。《资本主义发展理论》(Sweezy,1970[1942]：53)对他的研究方法作了解释：“用现代的话来说，价值规律本质上就是最初关于简单商品生产，后来被改至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均衡理论。”
这为一般均衡范式在经济学中如果发挥作用提供了有用的视角。它是一种潜在的信号物，和中世纪天主教信条有几分相似，可被用来鉴别“真正”的经济学家和险恶的门外汉。激烈而持续的压力使得所有创新的经济学思想都被平衡化。所以，凯恩斯(Keynes)——均衡思想的猛烈抨击者和萨伊定律的顽固反对者——刚刚为自己的理论立定了框架，Hicks(1937)的IS-LM重构就将其说为均衡中的一个变量，并生成了新的“凯恩斯理论”，其后一直被当作“凯恩斯的真正意思”在大学课堂中讲述，因此，罗宾逊(Robinson)公正地痛斥之为“冒牌的凯恩斯理论”。在支持Bortkiewicz并将其体系视为“真正的马克思”的过程中，Sweezy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进入令人神往的学术圈打开了一个入口。
Sweezy认为，价值和价格都是资本主义具体现实“逐次近似”过程中的阶段。价值是最抽象的范畴，可以想象它存在于假设的商品经济体中，并且在这一经济体中，资本流动不充分，利润补偿不够。Sweezy将和资本能自由流通的某一阶段相应的生产价格描述为对现实社会“更具体更好的近似”。最后，实际的货币价格要在现实中观察。所以，Sweezy的表述中包括两层思想：
1.价值是一个“近似值”，而不是从现实中观察而计算出的具体的量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潜在不可见的量，处于经济体的运行背后。
2.价值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人类世界具体范畴的演绎的一个阶段。
这种论述模式和边缘一般均衡理论有几分相似，这并非偶然。Sweezy所认为的价值，就是边际主义所认为的效用一样，不是我们可直接从世界中看到的。同效用一样，我们从它所带来的影响中感知到它。然而，Sweezy添加了另外一个观点：这种近似的过程是对马克思抽象方法的表述。但是实际上，这种思想可以说是任何概念下的抽象的漫画版，更不用说马克思的抽象了。近似和抽象并无关联。抽象来自于现实。例如，羊是动物。“动物”是一种被抽象出的概念——动物有很多种，如牛、马等。但是100只羊的羊群中包含100只动物，而不是93只。
不过，托Sweezy的福，大家一致同意，Bortkiewicz本人的理论就是对马克思的“官方”定义。对此，非马克思主义者Bronfenbrenner(1968[1965]：205)发出了如下声音：“马克思理论体系很容易就被转换进Walrasian的一般均衡理论中去了……也许要视它为没有充分利用的动态平衡。”
Morishima(1973：2)庆祝马克思成了均衡理论创始人时说：“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Walras的资本积聚理论应一同被视为现代一般均衡动态理论之父。”
这一转换是完全的。有思想的历史学家“看看猪再看看人，又看看人再看看猪”，但是现在被归功于马克思的理论，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的了。
八、计划、输入—产出分析和皮埃罗·斯拉法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现代发展包含详细的计算以及刚刚我们所描述的讨论结果。
最重要的发展是皮埃罗·斯拉法的贡献和接踵而至的论战。然而，若将此归位，我们需要理解在他重要作品之前已有的发展，即所谓线性生产理论。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史密斯的劳动分工思想。如果社会把自身规整地分成若干个小的部分，每一部分专门从事某种单一的活动，专门生产某种产品，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并非完全正确地认为：经济体系是由成千上万的分支构成，每一个分支都只生产一种使用价值。木材业只生产“木制品”、农业只生产“农产品”等。
那么，马克思再生产图式得到这样的重新阐释：事实上，不只有三个生产部门，而是有很多个，每个部门分别生产一种产品，分别涉及一种具体的劳动。造钢的工人造钢，造铁的工人造铁，等等。
温特尼茨(Winternitz，1948)，梅(May，1948)和塞顿(Seton，1957)按这一思想，将Bortkiewicz原本的三部门生产图式改成了一种包含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商品的社会“模式”，每种商品都专门由相应的生产者而生产。这种模式起源于战时紧急的军事生产。在俄罗斯训练有素的里昂惕夫(Leontief)起初在基尔(德意志北部城市)工作，1931年以后在美国。1941年，他开始研究后来为人所知的“输入—产出分析”。他的论著通俗易懂，把美国经济划分为500多个分支。而且，他记录了每个分支对另外一个分支产出产品的消耗量。一旦这一步做完，模型就可被用来预测，比如多造10%的飞机的话，经济体系一共需要生产多少铁。
不过现在，我们遇到见证均衡推理力量的另外一个例子：Leontief的接任者做了一项重要的简化。他们假设系统是“封闭”的——即每一阶段的输入和同年内的产出相等，而不是像现实中一样，和前一年的产出相等。并且他们还假设在这个过程中价格不变。
这种简化是没有必要的。它并没有使计算变得简单。没有它的情况下，本也可以反复使用同样的等式来预测经济体内某个变化的最终影响和其随时间的动态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获得所谓Leontief逆矩阵的数学步骤需要将系统重设为开放不变且不断重复的，好似经济体为围绕自己的柱子跳舞。Leontief本人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同Paul Samuelson(1989)早期的阐述一样，霍金斯(Hawkins)和西蒙(Simon，1949)也认识到，可能存在另外一种“接连主义”阐释，他们之前在研究此封闭系统的稳定型和可行性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6)
不过，输入—产出的各种模型既没有获得反复的运用也没有获得暂时的运用，它们也被吸收到一般均衡的一致意见中去了，并被命名为“线性体系”或者“线性生产体系”(帕西内蒂(Pasinetti)，1979)。于是，出现了将马克思理论和一般同步的线性生产理论相等同，而非简单地与Bortkiewicz体系相等同的做法。其挑战被作为反启蒙主义而排除了。
“在所有的经济学中，20世纪马克思理论的生产价格概念和价格形成概念最相接近，这点是可以论证的。它在价格体系中确定了相互制约的性质，避免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图式中的明显矛盾(假设这些图式被视为完整的理论工具而非近似值)，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新古典主义中心概念‘不足’，这一概念被认为是价格理论的基础……
然而最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将其看成神圣先知来避免对他的不敬。Messiah声称整个20世纪是一片理论和实践的荒漠，然而如果我们最终读懂了马克思，我们会听见他的声音，顺着他的指引走出资本主义的泥潭。显然，在我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亟待创造性的解决方法时，这种态度简直没什么帮助。(Laibman，2004)”
下面开始谈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他是意大利的一名经济学家，后来移民至英国，和凯恩斯及剑桥“马戏团”有密切联系。他的作品《用商品生产商品》在Kliman(2010a)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瓦解”年代里成了权威。
Sraffa的贡献在于超级有效地运用线性生产理论来反攻边际主义，通过证明居于一般均衡形式下的边际主义本身内部的不连贯性，将Bhm-Bawerk策略反转过来。
从根本上说，如果我们将线性生产系统作为“客观的”价值理论，将新古典一般均衡论(NGE)作为“主观的”理论来理解，我们会发现，两者的结果是互相矛盾的。两种理论都自称要在线性系统方程的基础上解释价格。在新古典一般均衡论的框架下，主观效用通过边际参数以及边际成本和产出而被感知到。但是，在线性生产体系中，它们来自于生产和总消费的绝对需求。边际一般均衡系统中的“主观”参数远远不能解释客观结构，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很可能与其相冲。
这逆转了Bhm-Bawerk本人的抨击，华丽地改善了边际主义的处境。很明显Sraffa(1960：v)的主要意图是：“边际方法需要关注变化，因为如果工业规模和‘生产要素比例’都没有变化的话，就不会有边际产量和边际成本的产生。在一个体系中，如果日复一日，生产的这些方面都一成不变，某个要素的边际产量(或者某个产品的边际成本)不仅仅是很难发现，而且是根本不存在的。”
然而，真正发生的情况和Sraffa及其拥护者所预期或希望的完全不一样。对边际主义的抨击失败了，因为他误将正统理论视为科学。经历一连串没好气的、拖拖拉拉的、最终还是未决的交流(哈考特，1972)之后，主流理论间接地承认了斯拉法(Sraffa)的观点，随后却好似什么也没发生——这进一步证明了学术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特点。
在马克思主义者中，这样的结果是不寻常且具破坏性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充满疑惑。前些年里挥之不去的问题如今又回来折磨他们了，不同的是这次又加了一个新问题。
第一反应是前所未有的乐观。Meek(1979)辈的作家们张开双臂欢迎Sraffa体系，因为像很多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在他的体系中看到了对马克思的辩护和对马克思理论敌的对抗。的确，不久之后，包括Meek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就热烈庆祝Sraffa体系，视它为马克思本人观点的表达。但事实证明，不仅从Bortkiewicz那里来的难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一连串的新问题，且Bortkiewicz如今的数学表述更加严谨，所产生的难点让人更加难以否认。这样的阐释又指出了马克思体系中新的矛盾点。在所谓“联合生产”的环境下，它会导致消极价格和不定结果的产生。“联合生产”即一个部门不只生产一种商品，如牛畜业不仅产牛还产皮革。Bortkiewicz将货币引入体系中的伎俩被识破了，货币只成了经济体系中没有用途的“面纱”。
还需要在这些异议上加上另外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出自TSSI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第一，没有价值也能产生劳动；第二，假如利润为正值，剩余价值为负值，资本主义体系仍能成立。
九、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划分
可以毫无保守地说，价值理论在这些问题上被麻醉了，而且我还认为(Freeman，2010a)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被麻醉了。以下三种主要流派陆续登场：最强势的一个声明与马克思的理论划清界限；较小的那个带着批评的眼光重新诉诸于Bortkiewicz阐释的假设；另外那个，我将其命名为“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Freeman，2010a)，在社会地位日渐衰落的马克思主义者间占有支配地位，并雄心壮志地奔向那项越来越站不住脚的主张：即不用马克思的理论也能得出马克思的结论。
在意识形态的攻击下，划清界限受到了强力的鼓舞。意识形态的攻击就是这样，Paul Samuelson(1971)所谓的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学术检验，发展到与马克思理论划清界限。Paul Samuelson将马克思否定为“二流的李嘉图”，但声称他对马克思的评判“就像期刊评审员对任何认真的投稿人一样毫无懈怠”。Ian Steedman(1981[1977])在他的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书中，无可辩驳地指出了马克思体系中的大多数矛盾点，并且同样不以为然地在上面贴上“马克思的”这一标签。这本书让划清界限流派如虎添翼。
“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斯蒂德曼(Steedman)本人、与约翰·罗默(John Roemer)和罗伯特·布莱纳(Robert Brenner)相关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运动、Geoff Hodgson的理论方法，还包括“长期分析”学派——Sraffa的接班人，其中最显著的代表是库尔兹(Kurz)和萨瓦多里(Salvadori)。无数的引用文字(主要指我自己所作的引用)都可以用来论述“没有马克思”这一点。我将它们归类在一起，因为我发现，大多数不见活生生证据就难以相信当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自身所立足的基础就是明确反对马克思本人的理论：
“本书旨在用尽量简单连贯的方式表述非常确实的结论，并强调与马克思唯物主义分析完全相一致的观点即回答了马克思与之格斗过的重要问题，又显示了‘他的价值量分析和这些回答无关’。(Steedman,1981：27—28)
严格来说，我们不能承认马克思，除非他已做好准备‘摒弃劳动价值论’。(Morishima 1973：8).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界定的剥削，即本书的焦点，实际上是和资本主义财产，及同生产资料一样有用的财产(排除技术和其他人员)的不均等所有权相关的特殊形态的剥削。在第九章中，‘我完全摒弃了马克思从剩余价值角度对剥削的经典定义’。(Roemer，1989)
读者显然会发现，以上这些观点要么可以直接归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要么是受其启发而来。……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和马恩理论相反，‘我们的剥削理论不是建立于劳动价值理论之上’。(Hodgson,1980：273)”
这一流派至今仍然统领着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圈。以下莱伯曼（Laibman）(2006)的表述最具代表性：
“根据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人物有温特尼茨(Winternitz，1948)，多布(Dobb，1955a，1955b)，斯威齐(Sweezy，1970)，斯拉克(Sraffa，1960)，米克(Meek，1956)，布洛迪(Bródy，1970)，斯蒂德曼(Steedman，1977)，谢赫(Shaikh，1977)，哈里苏(Harris，1978)，利佩茨(Lipietz，1982)，和杜梅尼尔(Duménil，1983)；也可见莱伯曼(Laibman，1973，1992)——没能在价值画面中转换输入是马克思阐述上的一个瑕疵或者说缺点，这违反了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并造成他对利率的测量不正确，这一点已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做了更正。”
我们应该停下来问一问，为什么发现Bortkiewicz的阐释是错误的人如此之少？因为这在思想史上是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客观明确的原因是，当时再也没有另外一种阐释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TSSI。在五十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因为Sweezy的权威而简单地以为Bortkiewicz的解读是正确的。在两次战争之间的马克思主义者间，Grossman可能是唯一一个略知此处之滑稽的学者。(Kuhn,2007)
第二个原因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革命运动并未渗透到第三世界国家，仅有的成就是最终推翻了弗朗哥的专政独裁。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场革命运动全群撤退，从此没有再卷土重来。很多流派发现顺带摒弃马克思很容易——一种不是不值得考虑的发展，极端的情况下，导致过对科莱蒂(Colletti)的摒弃，Colletti临终前还是Berlusconi(贝卢斯科尼)右翼意大利力量党的议会代表。
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一流派所作出的让人迷惑的反应，它一方面坚持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又全面诋毁并试图压制马克思主义内的批评家。(17)这也有其实质性的根源。潜在的问题是，这一派人物发现他们走入了学术的死胡同，在当下的危机面前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这点和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去甚远了。建立在过时的学术根基上的职业生涯需要受到保护，这种保护又只能通过维护学术圈中温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作用才能得以实现。
因此产生了无法形容的混乱。正统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的讨论如今变得像两个魔鬼的决斗。前者以魔鬼Sraffa为代表，后者以Bortkiewicz为代表。他们在一个空空的房间里格斗，在场的观众少得可怜。
少数理智的学者群体开始了一项更为认真的研究。他们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试图回到马克思最初的思想，看看他的价值理论是否可以有其方式来理解。
十、什么是暂时主义
下面，我从“暂时单一系统”(TSS)——对马克思价值理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阐释——的早期成果开始讨论。这种阐释产生于一些作者独立的作品中。早期Murray(1973)对Okishio理论的一次驳斥无人在意。继Ernst(1982)的具有开创性的询问、那不勒斯(1985，1989)关于价值研究暂时方法的著作、Carchedi(1984)价值—价格关系的质询之后，Kliman、McGlone(1988)及Kliman(1988)发表了两篇界定性的文章，同吉桑尼(Giussani，1991)、马尔多纳多—菲略(Maldonado-Filho，1994)各自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1992年，Freeman和Mandel一同编辑了一部论文集(Mandel and Freeman，1984)，还在暂时原理的基础上生成了计算机模拟，和Giussani协作后Freeman(1995)将这一新方法描述为“暂时非二元主义”。拉莫斯(Ramos)和罗德里格斯(Rodriguez，1996)对货币功能的研究著作对此进行了更明白的阐述，并由Ramos(1996，2004)将其纳入暂时理论框架下。米歇尔·哈森(Michel Husson)，罗伯特·朗斯顿(Robert Langston)和布莱恩·平克斯通(Brian Pinkstone)等其他作者对讨论也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尽管他们所贡献的成果未能被出版。(18)Kliman和Freeman组织了十场“价值理论国际工作组”(IWGVT)会议，会议的文章可见www.imgvt.org；Freeman和Carchedi(1996)出版了一部作品集(19)，所含作品几乎全在TSSI理论框架之下；Freeman，Kliman和Wells(2004)共同总结了十年发展和讨论的成果。
什么是暂时主义？它和同步主义有什么区别？曾经引用过的Sowell的简短解释能很好地阐明这一思想。它被明白地写在马克思杰出的价值循环中：M—C…P…C'—M'。
马克思本人的话语就可以解释这一要点：“每一种作为固定资本进入另外一种商品的商品本身是另一个生产过程的结果。这样，这种商品便在成为其他商品生产的先决条件和作为以另一些商品为先决条件的生产过程的结果间交替。”(Marx,1972：167)
“价值”，Bailey说，“是同时期商品间的关系，因为这样才能相互间进行交换”……这点是他总体上的误解。若按他的话说，交换价值等于价值，价值的形式也就是价值本身，这样商品在不能很好地发挥交换价值时，其价值就不具有可比性了，那么商品间也就不再能进行交换了。所以，他毫不怀疑，只有价值可以自我认同并在周转的不同时期自我比较时才具有和货币一样的功能，这根本不是“同一时期”，而是相继发生的。(Marx,2006a：186)
周转阶段是不同的时间点。在某个给定的时间点t[，0]，“M—C”阶段，资本家获得开始生产的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那么，劳动和原材料(C…P…C'阶段)在t[，1]时间处产生新商品，新商品然后(在C'—M'阶段)被销售。循环一圈后，我们到达时间点t[，2]，如此类推。
现在思考一下，假设某种商品，比如说“钢”，进入了另外一种商品“铁”的生产中。假设在时间t[，0]处，钢的价值是每吨十小时，用货币表示就是$10，再假设它在时间t[，1]处被售予铁的生产者。销售价格是多少呢？
同步主义者会认为，钢在t[，1]时间的销售价格一定等于t[，0]时的销售价格，没有这样的假设，同步方程没法建立，价格也就无法计算。价值也是如此。所有认为马克思犯了“错误”的思想都只因为这一假设。
但事实上，一般情况下两个时期钢的价格不可能相等，除非我们能假设它永远不变，或者能假设铁产商支出的货币和钢产商获得的货币一样多……总之，除非我们能假设货币和价值能凭空产生或者凭空消失。
无论如何，没有证据显示马克思持销售价格不变这种荒唐的想法。相反，他直接假设了钢铁价值——价格——会随时间变化(是“暂时的”)，可能比周转开始时高也可能比那时低。带着这一假设，我们可以在完全不同的角度上重新审视转换问题。在第3卷中，马克思显著地描述了生产的五个分支，商品在生产过程中按价值买进，按生产价格卖出。接着他阐明了生产价格的形成如何改变商品的价值，生产商可以提高某些商品的价值也可以降低另一些商品的价值。这经常被描述为误差：可这其实不是误差，而是在诸如钢在t[，0]时间按其价值买进，在t[，1]时间按生产价格售出这样简化了的顺序中完全行得通的。
不过，商品按价值买进这一假设是为了进行解释说明。马克思(Marx，2006b：264)对此做了著名的评论：“起初，人们认为某件商品的成本价格和生产该件商品过程中所消耗的商品的价值相等。但对于一件商品的购买者来说，构成成本价格的是生产价格，生产价格并由此得以形成另外一件商品的价格。因为一件商品的生产价格可以不同于其价值，所以一件商品的成本价格——其中涉及其他商品的生产价格——也可以多于或者少于因生产材料的价值而形成的各部分价值之和。需要记住的是成本价格的这种修正意义，同时需要记住如果商品的生产价格和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总是会有可能出问题。目前无需对此进行更细致的研究。”
很多的学者引用了这篇文字，将其作为证明马克思本人曾意识到但未改正其理论破绽的证据。本文不支持这一解读。马克思可能担心“读者”把简化过的描述看成事实后，会走向误区，这样的推测岂不是更简单更在理？在《资本论》中的很多地方(见Kliman,2007；Giussani,1991)，马克思都明确地解释了应该如何修正。人们必须能认识到，不论商品出售价格低于价值还是高于价值，它都是以修正价值而不是正生产价值进入生产的。
所以，假设铁的生产商不得不以生产价格而非价值来交换铁，再假设价值为12小时，用货币表示为12美元。这样的话，“错误”就可以非常简单地被改正：因为钢转入生产的价值并非10而是12单位——不论是以小时计算还是以美元计算，而马克思为我们假设了货币的价值为每小时1美元。同样，如果产品以不同于价值的价格卖与工人，可变资本的价值就应该被描述为工资价格，而非工资价值。
但这样我们不就是进行了和我们所指责的同步主义完全一样的假定吗？我们不是假设过钢和工资品的价格在不同时期一样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在这一周转时期的钢和工资品并没有在t[，1]时间出售，而是在接下来的t[，2]时间出售。它们确实有可能碰巧在t[，1]时间以生产价格被出售，但不是非如此不可，关键的是，我们在计算固定资产和可变资产价值时，并没有进行这样的假定。有了这样简单的修正，转换就不再有问题了，转换步骤就有效了，就和马克思的所有表述都相符了。
然而，问题并非就此终结，而正是在这点上，我们发现了将价值理论研究从正统派的教条中解救出来的TSSI又为我们揭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迄今未被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的。为了阐明其中的一些，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钢在t2时间的价格究竟有哪些种可能性。那么会有那些因素会导致价格变化呢？其中一个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技术变革。钢在t[，1]时间按某特定价值被购买，但如果同一时期内，技术变革引起生产效率提高，我们就会看到钢的价格下降。另外，通常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会不断下降，那么，随着连续几个周期内价值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当钢的价格下降，构成资本的要素的价值也会降低，因为钢是生产要素之一(生产要素还包括工厂、车床、机器等)。马克思本人将“生产要素的贬值”引用为导致价值降低的一项抗衡因素。然而，同步主义者认为，资本会立即贬值至同种新生产品的价值，尽管这些商品仅代表现存同种资本的一小部分，更关键的是，尽管资本家是以旧价值而非新价值购买现存资本的。如果在时间t[，1]处，资本家在机器上增加$1 000的投入，在时间t[，2]处，这些机器可以由之前价值的90%生产出，他们的资本必须被充分贬值至$900，因为同步主义最核心的规则是两次的价格必须相等。
暂时主义者认为并非如此。机器以$1 000的价格采购，这是“预付资本”。那$100差额是无法注销的，除非奇迹发生。资本家的账本里将它列为“过去”资本，按其当时的价值支付。实际的情况是，首先，“预付资本”只是部分而非全部按此类商品平均价值而非当下生产中的最低价值被计入账本，这点所有会计人员都再清楚不过了。第二，流失的或者说被记下的资本将会从资本家的收入中扣除，而非凭空消失，让人以为贬值似乎不会给资本家带来任何损失。进行了这些修正以后，利率就完全按马克思提出的那样降低了。Okishio的定理简直就是错误的，对此Kliman(1988)和Freeman(1996)都已证明。
不过，现在再来思考另外一个引起价格变动的因素。马克思多处讨论过，商品可能因为利润平均化和技术更替以外的原因而无法按与价值相等的价格出售，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它可能也确实会发生，仅因为价格会随着很多原因而发生上下波动，例如供求关系、垄断、租金等等。那样的话，会得出关于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价值的什么结论呢？为回答这一问题，学者们发现需要重新审视货币理论，(我们已看到)这是同步主义理论所不能容纳的。
十一、对货币的反思
也许对这一标准的最早思考是源于迪梅尼尔(Duménil,1980，1983)的所谓“新阐释”，“新阐释”由福利(Foley，1982)单独发现并被他改名为对转换问题的“新解答”。“新解答”进一步发展，就成了沃尔夫·卡莱利·罗伯茨(Wolff-Callari-Roberts,1982，1984)，李(Lee，1993)和摩斯利(Moseley，1993a)(20)等人的“同步单一系统(SSS)”阐释。
这些流派并未抛弃均衡理论，不仅如此，Duménil和Moseley等评论者还坚定地维护均衡理论。不过，他们质疑了由此产生的货币概念。他们的核心观点断言货币是重要的，不能被视为是一种法定货币而应该理解为价值的载体和代表。
研究Foley/Duménil“货币价值”这一概念之后，这一点就很好理解了。“货币价值”被界定为一年内以货币形式存在的总附加价值除以劳动总量所获得的比例。比如说，2009年英国，劳动总量为31 000 000，产出总值(GDP)是￡1 400bn(21)，那么货币价值就是￡1 400 000/31=￡45 161/年。事实上，这代表每位工人一年内所创造的平均价值。
这一比例再除以货币价值工作时间，就将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工资转换成了劳动量。因此，可变资本价值，即资本家需要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费用，就可以这样重新被界定：它不等于工人消耗的工资品的价值，而等于用于购买工人劳动力的货币的价值。例如，如果一个资本家一年内用每人￡20 000的货币购买十个工人的劳动力，那么他的可变资本价值就是￡200 000/￡45 161=4.43年，另外他所获得的利润，从价值角度说，就是10-4.43=5.57。
假如，整个经济体内，工资是￡770bn，我们同样用货币价值将此转换成年数。那就是770bn/45 161=17 050 000年。这样的话，剩余价值就是31 000 000-17 050 000=13 950 000年。再将此乘以货币价值，就可以得到以货币为单位的利润值，即￡630bn。请注意，我们是从￡770bn的GDP即货币形式的工资中将此减去的。
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之前，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新阐释保证了剩余价值和利润相等，却没有保证总价格和总价值的相等。这是因为，如Ricardo首先意识到的那样，总价值不仅包括每年的附加价值，还包括一年中所消耗的固定资本价值。用马克思的表述，总价值即：C+V+S；而新价值即：V+S。
所以，即使鉴于新解答所提出的等同，如果C的转换量和未转换量不等的话，总价格还是有可能偏离总价值的。
“同步单一系统”(SSS)理论在往前一步，认识到资本家用货币支付固定资本的情况下，令人满意地解决了这一点。货币价值如今就被计算为某年内所生产商品的总价格(因为包括中间产品而常常大于GDP)除以生产这些商品的总劳动时间。相应的，固定资本价值被界定为货币形式的价格，或者如新解答提出的那样，通过除以货币价值被转换为劳动时间。
SSS方案完全消除了两个等式的矛盾，证明了两个等式都是成立的。尽管“新解答”的理论条理尚值得商榷(因为货币价值仅用来改变可变资本，不改变固定资本)，但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活跃，Mohun(2003b)在计算美国及其他国家利率时以此为例(22)。
这两种方法中都存在两个难点。第一，他们没有系统全面地研究货币的范畴，而只是套用了马克思本人对货币的分析。第二，Okishio的定理仍可全副运用于同步系统：这类系统不能证明利润率下降趋势。其次，他们仍属于我们所谓的“含蓄的物理主义派”(23)。尽管他们的叙述提供了对货币作用及解读马克思的有用反思，但事实上，他们的计算仍是中了Bortkiewicz体系的毒，是其体系的派生物。
将这些观点纳入暂时理论框架中，就出现了另一幅画面。因为篇幅所限，只能对此作一番浅显的介绍。从Ramos和Rodriguez(1996：49—76)对马克思关于货币和价值的关系的思想进行分析的开创性研究开始：
“将价值界定为‘劳动’是一个很常见的错误，因为这样就将价值贬低至实物了(24)。事实上，价值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抽象劳动(其实质)和货币(其形式)的统一体。因此，它具有内在和外在两种尺度，内在尺度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外在尺度为‘交换价值或价格’。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被认为是货币形式下的社会劳动。”
货币和抽象劳动是价值的两个方面。货币之所以会产生正是因为形成价值实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须出现，货币是其出现的形式。所以说，货币和劳动时间是同一事物的两个维度。Ramos和Rodriguez在对转换问题的讨论中，特别提到：马克思从未制定价值的单位。事实上，不管我们在数字后面加上“小时”，还是在前面加上“$”，其意义都不变。
然而，首先，同一事物具有两个维度并不是说这两个维度的分量就一定相同。质量和体积也是物体的量的两个方面，但是，如果我们将钢棒加热，或者使冰汽化，它们的体积都会发生改变，这样体积和质量的比值，即密度，就会发生变化。同理，如果货币的价格翻倍，之前的1美元能代表1小时，现在就只能代表30分钟了。放大到整个社会中，货币和劳动的这一比值就被Ramos命名为“劳动的货币表现”或者“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MELT)，且被广泛使用。
MELT的变动不是价格偏离价值的唯一原因。“单件商品”的价格可能会上升，例如价值为1小时的钢价格会从1美元涨到2美元。如果铁的生产商在这一时期购买钢来生产铁，那会怎样呢？TSSI得出结论，铁产商的固定资本价值也会翻倍，这一结论在马克思的多处文字中都可找到依据。事实上，铁产商不得不支付是价值两倍的货币来获得钢。这就是实际情况下的支出，所以也是被转移到铁中的价值。
这一观点使得很多现象都能在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框架下得到解释。马克思主义者的价值理论，在同步主义强求一致的基础上，不得不忽视所有真正的经济学现象，那就是价格系统而定期地偏离价值。在市场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体中，这些市场理论家其实什么话也说不上，因为他们讨论的只是Sweezy的假想的“根本价值”，Kurz和Salvadori的“长期”价格，或者Anwar Shaikh“93%准确”的垂直整合劳动系数。马克思——常被忽视的最高货币分析家——在将货币表达为劳动时间数量的同时，揭示了货币总量的潜在社会意义。这种货币与劳动时间之间的关联具体而不模糊。马克思体系指引的是真实的资本主义，而非虚构的资本主义。
这一观点所带来的结果中，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洞悉了流动性偏好这一相关的现象。首先思考以下问题：从价值角度看，某种商品价格上升而另外一种商品价格下降，会产生怎样的实际结果？比如说，铁的价格上升的同时服装的价格下降。这意味着服装商家会大赚一笔，而经营铁的商家则要蒙受损失。反过来说就是，铁的买家可以捡到便宜而服装买家只好节衣缩食。从价值角度说，这有着确切的意义。由服装买家支付的价值是由卖家占为己有，由铁的卖家放弃的价值却是由其买家占为己有。所以，一些相关的价格的波动起伏都表现了各种买家和卖家占据价值的多少——即利用他人劳动还是自身劳动被他人利用——的能力。
那么，如果货币本身的价值降低又会怎样呢？也就是说，如果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上升的话会怎样呢？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同样数量的货币所能购买到的劳动时间越来越少。换言之，货币持有者手中的价值被商品持有者占据了。这就是财富拥有者憎恨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因为在其他情况都一样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的结果是会让没钱的人受益而不利于富人。当然，这样的影响会被提高利率等手段抵消，因此我们不必过度同情应得财富之人。而且，有头脑的资本家都会置办具有所谓“实际价值”的财产，比如说资源、房屋、精美艺术品，再不行还有黄金。但是，在经济衰落时期(如现在)又会怎样呢？如果货币价值同前相比要么有所升高，要么下降的速度慢下来了，那么持有货币就变得非常理性，因为这时货币“购买价值的能力”提高了。
TSSI最后从马克思那里重新得到的关于马克思理论的最后一个范畴是“超额利润”，这一范畴常被误以为简单，其实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超额利润”是指在现实世界中占支配地位的平均利润以上的利润，和均衡理论中假想平均利润形成对比。资本家的动力从来不是追求平均利润，这仅是出租食利者的志向，资本家的兴趣在于追求比对手或友邻更高的利润。这就是竞争的具体形式。资本家们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获得超额利润：由对效率更高的生产过程投资而获得工业超额利润；由对某一资源或商业优势临时或半永久(若涉及资金)垄断所获得的商业超额利润；由掌控金融系统而获取的金融或投机超额利润。当资本主义国家涉入世界经济体中，某些国家在某些能获得超额利润的领域内的优势就会凸显而出，例如战后日本和德国只能倾注于工业剩余价值，而英国当然还有美国则聚焦于其特别的商业和金融优势，这一优势因战争而来。不等价交换的真正机制可在对超额利润的暂时处理方式中被发现，正如Carchedi不厌其烦地用信号表明一样。这是此领域内很多学者都未能发现的。所以，资本主义现实的核心正是这一增长动力，它隐藏于帝国主义征服和周期性的长久繁荣期背后，对于这类繁荣时期最近的例子有“美好年代”(Belle 
poque)和战后黄金年代。
然而，在均衡解决方案的视角下，超额利润从理论上就不成立。一旦利润开始偏离平均值，同步理论下的计算就变得不可能。摒弃了这一捏造的理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深刻阐释力才终于有可能越过经济学的藩篱，在新世纪这场未决之战中充分取得更好的发展。
十二、现实
我认为，时至今日马克思的思想仍然影响着正统学派，仍可合理地解释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如对此进行详细阐述需要另起新篇。不过，需认识到，对马克思真实思想的探询不等于古文献研究。TSSI学者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马克思独创的价值理论可以比其他任何理论，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世界。使得他从其他所有的经济学概念中脱颖而出。抛开经济学可提供解释人类行为的普遍理论这一主张不说，马克思的目的只是为了解释资本主义。虽然这在当时以及之后很长时间里形单影只，但马克思仍坚定地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人类历史的一个特定阶段，在固定的时间点处产生并形成矛盾，然后被这些矛盾推向前，进入另一种组织形态。
虽然，这一新的组织形态尚未出现，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对此，马克思的诽谤者们从未停止过沾沾自喜，尽管2008年在这点上他们出奇地沉默。但是，资本主义还是世界经济体中主导的组织模式这一事实恰好说明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马克思的思想还是能被用来理解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好方式。只有等到资本主义真正让位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体系时，马克思所确立的科学原理才不再适用于我们所居住的世界。而且，就如我在本文中所说明过的，“经济学家宗族”所构建的其他理论(在其他处有所命名)，都试图将资本主义定义为永恒的、没有矛盾的经济体，它们从根本上就是徒劳的，注定会失败。
马克思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当前所处的社会阶段，即因为资本主义受其本身矛盾的限制，又因为资本主义还存在于我们之间。我们已经详细分析过的商品、货币和资本仍是世界社会的组织原则。简单地说，马克思的理论比其他名声日渐败坏的理论能更好地指引着我们的行动和领悟。
①更常指的是《资本和利息》第2卷第3版，1916年出版，现称《价值和价格》，此处引用为Bhm-Bawerk(1960)。
②出版于Sweezy(1949)并带有Hilferding的反馈，此处被引用为Bhm-Bawerk(1896)。
③早期价值理论不必要地摒弃了最本质的解释。一般情况下，“取决于商品的利益尺度事实上也就是此商品价值尺度”(Bhm-Bawerk,1960：136，双引号表示引用原话)。
④“在最后的分析中，所有商品的价值都与人和人的目的密切相关。这样，人对于某个特定目的的姿态决定着他是否会将价值归于一种特定商品。这一姿态可能会有两种，而且是基于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的常见区别。主观意义上，价值表示某件或某些商品对特定主体的意义……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拥有可以解决某种需求的商品可以带来满足，快乐或者减少痛苦……另外一种价值是客观的，表示一种商品产生一定外在客观结果的能力。”(Bhm-Bawerk,1960：121—122)。
⑤“客观交换价值是经济学有必要解释的重要结果之一。主观价值属于经济学得以实现某些解释的方法或工具”。(Bhm-Bawerk,1960：123)。
⑥对于面对公众质疑正统理论是如何自圆其说，请见Colander et al.(2008)，或者Freeman(2009).
⑦见Freeman(2010).
⑧准确地说，很难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⑨见O'Driscoll、Rizzo(1996)和Rychitko(1998).
⑩预示海德格尔Heidegger(1993)的现象学坚持在本体论研究中将“意向性”置于首位的一种方法。本体性被哲学领域的主观性研究取代是20世纪中产阶级思考的普遍主题。这种取代遇到最多的问题正是在经济学中。
(11)马歇尔(Marshall)历经了几个版本。多布(Dobb)的引用出自附录I.15，页码不定。
(12)使经济学对物理学家Wheeler的定理“时间是阻止事情立刻发生的装置”保留特别的免疫力。
(13)稍后会对这一点进行详细讨论。
(14)不正确，正如Freeman(1998)和Kliman(2004，2005)最终所指出的。
(15)详细恰当的解释请见鲁特(Reuten，2004)“趋向对循环”(trend versus cycle)文献。
(16)对于近期相关动态输入—产出模式的讨论，请见Ryaboshlyk(2006).
(17)最近的例子请见www.iwgvt.org/rrpe/。
(18)马查多(Joāo Machado)在私下的通信中指出过曼德尔(Mandel，1974)总是从一种暂时意义上解读马克思，而不表明自己的立场。作为Mandel的合作编辑(Mandel and Freeman，1984)，我可以证实这一点。
(19)见www.iwgvt.org.
(20)本文将不对价值形式学派(Value Form School)发表评论，因为(大部分原因)该学派的支持者认为他们是在寻求建立自己的独特价值理论，而非对马克思理论进行阐释。
(21)所有的数字都取自英国国民经济核算，但为简洁起见进行了四舍五入。
(22)Mohun本人争辩到，新解答理论更富逻辑，因为他对将劳动力价格取代其价值使用的辩解是：劳动力作为非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的独一无二的状态。
(23)因为Moseley等人坚持他的计算只从货币角度获得，我们需要对此进行详细说明。在同步理论的计算中，价格、价值和利润都是一经商品的物理量确定后就被决定的。这对Moseley的体系也同样适用，在他的体系中，进入和离开生产的都以货币来量化。然而，Moseley没有认识到，既然在整个计算过程中价格都被固定不变，货币就只能是一个数量单位。如果我将铁的价格固定为每吨1美元，并指名制造一辆汽车要1美元的铁，那其实只是说制造一辆汽车需要一吨铁，无非就是要用货币来换一种表达。关键一点是，任何一个同步系统中的系数(应该是无因次的)都单一地决定了价值、价格和利润。暂时系统不同的是，在不同时知道系数和输入的初始价值的情况下，价值是无法确定的。
(24)例如，Hunt和Glick(1987：356)：“商品价值包括生产材料中所体现的劳动……(死劳动)和用于当前生产周期中的劳动(活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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