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论、决定论还是中心论——兼论当代西方关于非西方社会的发展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定论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非西方社会的各种发展形态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理论界的空前重视。西方学者开始从各个领域和视角进行探索，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如韦伯的世界文明比较理论；帕森斯的社会演变和文化传播理论；罗斯托的结构变动理论以及“现代修正学派”和“强大政府学派”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非西方社会发展的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也给予了新的启示。今天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将沿着整体论、决定论还是西方中心论的方向发展，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和第三世界的兴起，迫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理论界对之作出解释，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获得了空前的重视。西方学者开始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不同的视角，对之进行多方面的探索，提出自己关于非西方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新理论，经历了一个由分析到综合、一般到个别的理论嬗变过程，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些成果为我们深化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思想，提供了新的理论来源，但也提出不少挑战。本文注重当代西方各种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学说之间的整合，选择几个最有代表性的学派，从总体上梳理其发展的内在逻辑线索，以便为我们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寻求新的理论来源。
一、整体文化效应：宗教精神与资本主义
马克斯·韦伯的世界文明比较论虽然不是直接研究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但他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伦理导因和中国（以及印度）社会经济发展之谜以及东方儒教和西方新教伦理的对比研究中，直接涉及到了非西方社会发展问题，从而对之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以至在当代，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对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必然就有韦伯的理论相伴随。
韦伯的世界文明比较论思想，主要集中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5——1906）和《诸世界性宗教的经济伦理》中。前者相当于他的世界文明比较论的导论，主旨是探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兴起的伦理要素。后者则在与之比较中，转向了更加广阔的非西方社会。
就新教伦理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而言，所谓新教伦理，指的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所兴起的基督教新教，韦伯是按照下面的逻辑展开自己的这一思想的。
1.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是与“资本主义精神”分不开的。在韦伯看来，工作就是目的本身，必须具有“天职”观念，它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①]。这就与前资本主义工作的目的就是财富的拜金欲划清了原则的界限。
2.“资本主义精神”属于“理想类型”的概念，而不是描述性的概念和规范性的概念。这样它可以作为揭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起源座标图上的原点和设置一个概念上边界明晰的参照点，从而达到客观地理解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产生过程中人们行动的主观内容，进而对这一行动与社会环境的因果联系作出合理性解释，说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起源的真正原因。
3.“资本主义精神”源于新教伦理。在这里，韦伯面对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就一般意义而言，宗教活动与经济活动是互相排斥的，因为前者是出世，对入世的经济活动兴趣不大；后者是入世，往往对出世的宗教活动兴趣不大。那么，“资本主义精神”为什么会源于西方宗教中的新教伦理呢？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中的加尔文教的“命定论”（Predestination）的剖析，走出了“二律背反”的困境。加乐文教的“命定论”认为，《圣经》是信仰的唯一准则，始主亚当堕落犯罪后，整个人类本性都已变坏，故人类无法自救；谁将得到救赎和谁将永远沉沦，是由上帝早已“命定”的。所以，谁也无法预测自己未来的命运而陷于恐惧之中，其唯一的出路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自信自己已被上帝“命定”选中而得以赎救，通过自己的心来理悟上帝，在对上帝的绝对信仰中得到安慰；获得被选中的自信的唯一途径，是尽力劳作于自己的职业来侍奉于上帝。“资本主义精神”中工作就是目的本身的“天职”观念，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韦伯看来，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产生之后，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作用，资本主义经济转而由其自身的种种机制而运转，另一套与早期“资本主义精神”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因而与之呈现出深刻的矛盾。
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和由其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仅仅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出现在西方而非东方的诸原因中的一个。其它原因包括：新的能源取代人力，导致了工业技术化的过程；由饥饿所逼被迫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的出现；合理化簿记方法在工业企业中的运用；自由竞争市场的出现；理性化的法律系统的逐步确立；股票和其它纸币的使用和经济生活的全盘商业化。显而易见，韦伯在这里深受马克思的影响。
就东方宗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互相排斥而言，韦伯是通过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相比较的视角来进行的，这里仅以他对中国的研究为例，作一分析：
1.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期处于停滞之中，其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具有与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特点：（1）就城市而言，西方的城市是享有政治自主权的市民自治城市，而中国的城市则并不如此，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血缘亲属关系未被打破。（2）就政治体制而言，在地理环境（如大河流域所要求的水利工程的建设等等）特殊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央集权制，是中国城市无法成为西方市民自治城市的又一个重要原因。（3）就宗教而言，中国缺乏如西方那样强有力的、由教会控制世俗统治者的宗教团体组织，而是政教合一，皇帝同时又是宗教的最高领导者，宗教仅仅是其控制、驯顺人民的有用工具。（4）上述三个特点的相互作用，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僵化的社会结构模式，最终导致了中国历史的停滞和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强有力的抵制。这就是说：血缘亲属关系阻碍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运行；土地出卖或因国家禁止或因家规反对而十分困难；世袭制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形成了庞大的有利可图的官僚集团，这种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又反过来维护世袭的中央专制统治。上述因素形成了阻碍法制发展的阻力，从而在中国实行的是实质（伦理）法，而不能建立起适合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需要的法律体系。
2.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近代中国有利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产生的条件的出现及其夭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儒教。韦借正确地看到17世纪以后的中国，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产生的条件，诸如私有财富的增加、土地买卖的较大松动、人口的增加、移居流动以及职业选择的较大自由、水利的改善和耕作技术的提高。然而，最后的结局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并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这样一来，韦伯面临着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的血缘亲属关系、土地买卖因国家禁止和家规反对十分困难以及世袭制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所形成的庞大官僚集团所导致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所必需的法律制度不能建立，决定了中国纵向历史发展的停滞性以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不可能产生。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中国能够产生有利于当代资本主义文明产生的条件呢？
3.同理可证：在韦伯看来，正如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在西方起源的重要原因是新教伦理（基督教新教）一样，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在东方中国不能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也在于中国特有的儒教。中国传统僵化的社会结构被中国特有的儒教所强化，从而使17世纪所形成的有利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产生的条件最终未能打破中国传统僵化的社会结构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所造成的种种障碍和桎梏，而不得不中途夭折。韦伯在这方面的比较研究纵横交错、极为复杂。本迪克斯在《马克斯·韦伯：一幅知识肖像》中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分析。
在韦伯看来，儒教与基督教新教虽然在表面上有不少相同之处，如都基于一定的终极宗教信念，主张清醒节制和自我控制，自觉慎重地处理现世事务，不反对财富的积累等；但在本质上是相互排斥的，代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精神：儒教过于重视由血缘关系和人身依附所构成的家庭关系；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是打破这一关系，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经济计量成为一切人和一切活动的公正尺度，而新教伦理把工作作为目的本身，通过侍奉上帝达到对现实生活的主宰，主张打破血缘亲属关系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束缚。正是这种本质上的对立，决定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只能起源于西方而不是非西方社会的中国。
必须在这里作一辨析和说明的是：主要在韦伯看来，文化价值观念确实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能否产生的主要原因，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它的进一步发展与传播是不同的。同样，儒教在历史上曾经成为扼杀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但它不一定会成为扼杀资本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原因。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理论观点。由上可见，韦伯在西方和非西方的对比研究中，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的思想观点：1.冲击了西方的线性历史观。韦伯在对西方和东方宗教深入广泛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东方宗教有自己特有的理性，不能用西方的发展来解释东方的发展。2.突出了非经济条件的文化价值观念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一个有力的启迪，对于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发展而言，现代化应该是全方位的。在一定的意义上，离开了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经济的现代化。3.看到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局限性——人成了外物的奴隶。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在实现其现代化的过程中，对此必须要有清醒自觉的认识。4.说明了在文化价值观念问题上，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和它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播是不同的。由此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合理的观点：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其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对借鉴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也有积极意义，必须对之作辩证的分析。
二、线性演化的社会发展模式
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学派的人类历史社会进化的演变模式和文化传播理论，直接受到了韦伯理论的影响，但其为了维护传统的线性历史观的西方式现代化理论，仍然采用东方停滞说，抛弃了韦伯理论中对西方线性历史观冲击的合理思想。
帕森斯深受韦伯“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范畴的影响，其理论出发点是“社会行动”，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内涵：（1）行动有机体系统，承担适应功能，可用英语字母A（Adaptation）表示；（2）人格系统，承担目标获取功能，可用英语字母G（Goal attainment）表示；（3）社会系统，承担整合功能，可用英语字母I（Integration）表示；（4）文化系统，承担着潜在模式维持功能，可用英文字母L表示（Latency,Patern maintenance）。在帕森斯看来，这四个方面的内涵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结构。这就是他用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著名的“AGIL模型”。
正如“社会行动”是由“AGIL”四个基本要素及其功能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构成一样，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系统作为其中的一个子系统，自身也由四个要素及其功能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构成。与“AGIL模型”相适应，它可以用英语小写字母agil表示，构成“agil模型”。具体说来：a——经济，承担适应功能，意指社会系统通过经济活动与外部环境交换，获取自身所必需的资料，并在系统内各个部分之间进行分配。g——政治，承担目标获取功能，即由社会政治部门负责确定社会总体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对社会成员的动员。i——综合，承担整合功能，指由种种原因形成的社会群体和共同体承担对社会系统各个部分以及每个部分的各个单位在各种层次上的协调统一，特别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和整体运动的协调一致。l——价值托管，承担潜在的模式维持的功能，“潜在的”的含义是指按某种规范原则指导进行的行动暂时中止，但规范原则仍然存在，一旦行动恢复，规范原则也同步恢复指导作用。因此价值托管具有本质上是根据一定的规范原则确保社会系统内行动连续性的功能。
帕森斯认为，在人类历史中，社会系统的四个部分并不是同步发展的，而是有先有后、错综复杂的。据此，帕森斯运用“agil模型”建构了人类历史社会进化的演变模式——“四过程和五阶段说”。“四过程”是指在社会的进化中，必须经过分化、适应性升级、包容和价值普遍化四个过程。“五阶段”是指社会系统四个部分从原始状态中有先有后地分化和发展的程度不同所形成的社会进化的五个阶段。它们是原始阶段、古代阶段、中间阶段、温床阶段和现代社会阶段。
当帕森斯把人类历史社会进化演变模式的理论具体地应用到人类历史时，他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从原始阶段经过古代近东、罗马、阿拉伯国家，特别是经过希腊、以色列到现代西方，构成了这一演变的主线，围绕着这一主线同时也有许多支线。然而，从东非的部落到中国、俄国、伊斯兰等许多伟大的文明都走上了这一演变支线的道路，未能完成这一演变模式而成为失败的落伍者。而且越接近现代社会，这些支线的失败也就越多。西方成了唯一的成功者，进化几乎变成了单线。他运用社会系统“agil模型”，说明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人类历史社会进化的推动力，在于分化、整合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仅仅只有源于古希腊、以色列的文明才真正具备，其表现是使契约和财产制度化。社会进化的标志是法制的完善，以便能够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化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的标志是“独立的司法制度”，而在非西方社会中的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由于缺乏人类历史社会进化所必需的分化、整合能力，因而都未能进入现代社会而不能不成为失败的落伍者。那么，非西方社会怎样才能实现进入现代社会呢？帕森斯根据他从西方社会中抽绎出来的标准，运用文化传播理论，认为非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唯一出路是西方化——采用西方的法制和价值观念。
帕森斯深受韦伯的影响，高度重视文化在人类历史社会进化中的作用，认为在“AGIL模型”的四个部分虽然互相依赖、互相作用，但起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文化系统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中，文化系统必然要影响到社会系统内部的经济、政治、综合和价值托管四个部分，为社会系统内部的成员提供基本的价值指导和行为规范的原则。
所以，“AGIL模型”以及下一个层次的“agil模型”，不仅可以运用于整个人类历史的社会进化，而且可以把它们的运用结合起来。
以此为立论的依据，帕森斯着眼于人类历史社会进化的总体，把各个社会内部的文化系统发展过程看作人类历史社会进化总体上的文化系统发展总过程中的一个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把世界上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的文化系统看作这个总体上的文化系统的不同发展阶段，因而一个特定的社会内部的文化系统的发展，如果达到了当代总的文化系统的最高水平，便有可能超越这个社会的界限而向外传播，从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对整个世界的各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据此，帕森斯认为在人类历史社会进化的演进模式中，应当区分非西方社会支线的失败和西方社会主线的成功，作为支线的非西方社会可以没有西方社会成功的一整套条件（就“agil模型”而言），但可以接受西方社会的文化传播，实现自己的现代化。所以，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只能是西方式现代化。
不用怀疑，在帕森斯的理论中有某些合理的见解，如看到非西方社会纵向发展上的停滞，用文化的传播引起非西方落后国家跳跃式的发展来突破其停滞的状态，注重社会法制体系的建设。他的“AGIL模型”以及下一个层次的“agil模型”，作为对人类历史社会进化分析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并在这一分析过程中提出了不少令人深思的思想，如看到在人类早期生活中血缘亲属关系的重要作用，看到了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与经济、政治发展的关系等等。然而，在他的理论中充满了线性历史观的“西方中心论”以及“资产阶级社会永恒论”的偏见；夸大了文化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此外，文化传播理论还过于夸大了外因的作用，看不到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有着自身实现其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所以，必须加以扬弃。
三、经济视角：从线性到结构的社会变动模式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是“线性阶段模式”的理论代表。罗斯托的理论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形态色彩，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化是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出路。为此，他坚决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罗斯托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划分为五个依次演进的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在1971年出版的《政治和成长阶段》一书中，他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后面又增加了一个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罗斯托看来，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论”中，其贫困和落后是由一连串的因果联系的链条组成的。“起飞”就是突破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经济的停滞状态，在其工业化初期较短的时间内（20—30年）实现基本经济和生产方法上的剧烈转变。实现“起飞”的两个必要条件是：1.资本积累率要达到10%。2.建立“起飞”的“主导部门”（指发展较快、能带动其它部门而本身又能创汇的工业部门）。在罗斯托看来，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实现的“起飞”相比较，非西方社会的发展中国家“起飞”的困难主要有两个：（1）人口增长率高；（2）国内政治动荡引起资金和人才外流。有利条件也有两个：（1）有西方现成技术可以利用；（2）有“国际援助”可以加快“起飞进程”。为此，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必须特别注意以下十个问题：1.防止出现“早熟消费”（“消费超前”）；2.着重进行“基础结构”建设，如港口、交通性、动力等；3.降低人口出生率；4.发展“创汇部门”；5.解决“隐蔽的失业”问题；6.国家在干预经济方面起较大作用；7.防止人才和资金外流；8.动员国内闲散资金，必要时实行“强迫储蓄”。9.吸引外资，并有制度保证。10.加紧推广新技术。其中的核心是“资本”问题。
应当肯定，在罗斯托的上述理论中，存在相当合理的思想，特别是在具体问题上，更是如此。例如，上面提到的必须特别注意的十个问题，有针对性，发人深省。然而，按照罗斯托这一理论实施的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却没有能够实现现代化的“起飞”。实践的检验充分暴露了其理论上的重大弱点：
1.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发展理论，不敢正视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正视其民主革命的任务，特别是土地改革。
2.作为一种线性历史观的发展理论，把西方资本主义化看作是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因而虽然在现象上强调其特殊性，但在本质上无视非西方社会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
3.作为一种研究人类历史社会进化的发展理论，用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演进模式理论框架去分析历史，离开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而不能正确地揭示人类历史社会进化的“重复性”、“常规性”和“顺序性”，也不能科学地说明传统与现代化的真实关系。
4.作为一种研究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却掩耳盗铃地无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掠夺以及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严重地制约着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的发展。
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提出，后经耶鲁大学的费景汉和拉尼斯等人发展的“结构变动模式”理论，以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不发达的经济利用什么样的经济机制才能从仅能糊口的传统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制造业和劳务业为主的现代化、城市化和多样化的社会为中心研究课题。他们提出了“结构变动模式”理论建构的三个假设前提：1.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不发达的经济可以划分为两个部门：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现代化部门；农村中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传统部门。2.劳动无限供给，即农村中由于劳动和其它生产要素相比供过于求而使“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其劳动力相对过剩，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隐蔽性失业人口，因而对城市工业部门而言，劳动可以无限供给。只要城市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增加就能吸收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3.工资水平不变。这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对工业部门的劳动无限供给，决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被城市吸收完之前，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不会随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提高，始终保持不变的水平。
根据三个前提，他们提出了“结构变动模式”的运行机制。
这里所谓的“变动”，是指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化。因为只有现代化的城市工业部门才是增长的主要部门，传统的农业部门只能是消极被动的部门。城市工业部门增长的动力是资金积累，它来自利润的再投资，利润来自对剩余劳动的利用。同时，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又是密切相关和同步进行的。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农村中的剩余劳动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快地被吸收到现代工业部门中去；当农村剩余劳动被吸收完而这一过程中止时，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也就实现了现代化。
由上可见，“结构变动模式”理论着重分析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内部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对立的客观规律，看到了这一过程中农业部门大量隐性失业人口问题，强调了资本积累和技术的同步进行，并考虑到了体制等方面的因素，在具体的理论观点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启发性，与“线性阶段模式”为主的西方发展经济学相比，体现了认识的前进性，这也是它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赞同以及被许多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采用的原因所在。但由于这一理论以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指导和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经验为根据，主张在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发展西方式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其在本质上的非科学性。其具体表现在：
第一，唯心史观与形而上学。这就是说，唯心主义地离开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谈论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形而上学地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一种线性发展的历史，进而把西方式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为其目标以及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机械地套到了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的头上。
第二，前提的虚假性。在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中，不仅农村有大量隐性失业人口，而且城市也同样如此，因而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城市失业人口。虽然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失业人数不断增加，但工业部门的工资无论在绝对量上还是在相对量上，与农村相比都在上升，而不是不变。此外资本积累和就业机会并不是同步扩大，因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后者必然相对落后于前者。所以，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是不可能都获得就业机会的。
第三，人为地扭曲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这就是说：（1）忽视农业发展在促进工业发展方面的基础作用，没有看到因农业增长而出现剩余产品是农业部门的人口流向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2）无视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生产增长和收入提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片面夸大城市工业部门扩大吸收农村剩余劳动的作用，最终必然形成城市的畸形发展。（3）回避了城市工业发展过程中工业资产阶级对农村农民的掠夺。
第四，曲解西方社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就是说，掩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平等地位以及国际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主张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片面夸大二者互相依存的一面，回避了前者对后者的剥削是后者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阻力这个铁一般的事实。
四、现代化：政治决定还是经济决定
经济的现代化，离不开政治的现代化。当代西方学者在思考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问题的伊始，有的学者对此就有一定的认识。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提出现代人就是政治人的思想。D·伊斯顿提出了政治系统分析理论，认为其生存力在于能否“权威性地为社会分配价值”[②]，即能否发挥自己最主要的中心功能。在此基础上，G·A·阿尔蒙德提出了分析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政治发展”的理论框架——结构功能主义，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增加其政治体制在解决这一过程中所遇基本问题的能力。
从总体上讲，上述学者坚信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虽然其历史、传统、文化与西方社会不同，但毫无例外地都要走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开辟的工业化道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代表着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的“终级状态”和得以拯救的唯一“诺亚方舟”。所以，其政治的现代化过程也就是其西方化的过程。
但这种离开了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硬套西方社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模式的做法是注定行不通的。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一再发生的军事政变、政治屠杀以及腐败现象的泛滥，迫使西方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由原来单纯的理论逻辑推导，进入到对实际情况的考察。由此直接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如下情况：1.政治发展极度不平衡，政治变化发展的现代化过程几乎全部集中在城市并为政治精英所控制，农村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传统的、原有的政治结构。这种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不仅不能使政治机构有效地对整个社会作出正确的反映，而且势必引发政治上的动乱。2.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如何满足群众维持起码生活要求的迫切愿望，处于极度贫困和恶性循环的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迫使社会一切都纳入政治的轨道。
这样一来，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既然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不可能同步前进，那么谁应当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上呢？政治现代化，离不开经济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又需要政治现代化。虽然球又被从经济领域踢回了政治领域，但其研究关注的中心不再是原先单纯的如何向西方的所谓政治民主发展的政治现代化问题，而是如何建立一个稳定而又有权威的政权，以便保持社会的稳定，推进经济的发展。
“现代化修正学派”和“强大政府学派”的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他们反对把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简单地划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认为传统社会也不是如死水一潭般静止不动，其本身也是一连串变化的产物并形成了一个由不同方面、部分甚至是矛盾和对立的方面和部分构成的整体。“传统”和“现代”也决不是绝对对立的，实现现代化不一定就要消灭传统，在适当的条件下，“传统”本身也可以推进现代化。所以，在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他们提出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是社会稳定，建立强有力的政权，从而把过去以西方民主制作为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转到了政治秩序稳定上来。因为由“传统”向“现代”的发展必然是一方受损和一方得益的过程，无论是“传统”的政治机构和“移植”西方式政治机构都无法吸收和承担这种由一方受损所引起的参与政治强烈要求的压力。否则，就会引起政治崩溃和腐朽的泛滥，导致整个社会长期的动乱。
他们认为政治与经济相比，占有首要的地位，建立一个强大而有效率的政府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从亨廷顿到A·佐尔伯格、M·哈尔彭等学者，都持这一观点。亨廷顿引用了恩格鲁玛的一句名言，来强化自己的这一观点：即“尔等先寻觅到一个政治王国，就会获得一切。”因为在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中，政治常常是经济变化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相反。
他们还坚持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西方式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认为为其付出痛苦的代价是必要的和值得的，因为一旦这一目标的实现必将带来加倍的补偿。
由上可见，“现代化修正学派”和“强大政府学派”的理论，深化了政治在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思想，提出了许多促人深思的理论观点。然而，它们除了线性历史观和把西方化当作非西方社会唯一出路等局限外，又陷入了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两难困境：社会的稳定离不开强大而又有效率的政府，政治目标占有首要地位；但从根本上讲，强大而又有效率的政府又必须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又是强大而又有效率的政府；这种循环论证是由其世界观上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所决定的。
五、挑战与启示
反思当代西方学者关于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新成果，对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并提出了新的挑战。
就启示而言：他们提出在整体中把握部分，注重从世界有机整体来考察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强调必须从西方引进资本、科学技术等等，并把非西方社会的发展置于国际经济发展史的宏观框架中来加以考察，这在方法论上是很有意义的。他们注重理论的可操作性。强调实证性研究，运用归纳的方法，注重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整体研究，吸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而比较贴近生活。他们对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注意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不少合理的见解。例如，防止“消费超前”，注重基础建设，降低人口出生率，发展“创汇部门”，解决“隐蔽的失业”，吸引外资并有制度保证，防止人才和资金外流，国家在经济方面应起较大作用。等等。
就挑战而言：1.他们指责马克思主义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是西方传统的线性历史观，根据主要是，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认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③]，以及他在19世纪50、60年代主张非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化的论述。线性历史观直接来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自从达尔文揭示了生物由简到繁和由低到高的进化规律之后，研究历史的许多学者坚信这一规律也适合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据此，非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在于资本主义化。自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第三世界许多国家按资本主义模式进行现代化建设遭到重大失败和挫折之后，传统的线性历史观受到冲击。这一冲击也波及到了马克思，有的西方学者指责马克思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是“欧洲中心论”影响下的“单线论”，有的西方学者甚至以马克思生活在西方和他一生接触的材料大部分是西方的为立论依据，来论证马克思是“欧洲中心论者”。这里需要澄清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非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究竟是不是“单线论”？它与“欧洲中心论”关系究竟如何？2.他们指责马克思是经济决定论。西方学者往往把马克思与韦伯加以比较，认为马克思注重从经济运动来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强调经济技术的作用；韦伯注重从文化、宗教发展来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强调它们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因而是文化决定论。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可以离开社会制度的性质，中性地研究现代化的发展，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上。英国学者罗斯托研究现代化理论的《经济成长阶段》一书，副标题就是“非共产党宣言”。有的西方学者，把价值观和历史观割裂开来，指责马克思只注重从无产阶级的价值取向出发，来进行现代化理论研究，因而不能客观地研究这一问题。例如美国学者弗农·V·阿斯巴图在研究现代化理论时认为“由于马克思和列宁都是人文主义者，而不是科学家，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成份超过科学的成份，是不足为奇的。他们首先关心的是社会的变化，而不是科学的变化，科学的变化从属于社会的变化。”“非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往往相对不关心价值、目标和意识形态，因为现代化的目的即其过程本身。”[④]在这里，不能回避的问题是：马克思在研究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时究竟是不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能不能离开社会制度的性质和发展来研究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价值尺度和历史尺度的关系究竟如何？
当代西方学者关于非西方社会现代化理论对马克思主义非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的启示和挑战还有许多，他们将从各个方面提供我们去作深入的思索。
注释：
①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出版社，第37页。
② 兰德尔与西奥博尔德：《政治变化与不发达国家》，麦克米兰公司1985年英文版，第2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④ 《现代化理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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