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画市场经济伦理秩序的先驱——亚当#183;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亚当论文,先驱论文,市场经济论文,秩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F091.3
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海尔布罗纳在其被译成25种文字的《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一书中指出：“直到很少的几个世纪以前，人们还不能完全肯定，是不是应该用怀疑和厌恶的眼光来看待市场制度。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传统和命令这个已经习以为常的老规矩下过活，现在要放弃这个保障，而改革市场制度这一可疑而使人困惑的活动方式，这就可以说是等于进行一次革命。”（注：美L ·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 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3页。）而催生这场革命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就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他不仅是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而且也是著名的伦理学家。斯密不仅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而且构建了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转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当前，我国正处于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时期。学习和研究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吸收其中合理的内容，对于改造和更新我国社会的传统观念，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
长期以来，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国外，许多人都认为亚当·斯密所崇尚的市场经济伦理秩序是利己主义。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施蒂格勒指出：“《国富论》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石的一座辉煌的宫殿。”斯密最重要的胜利就是把在竞争条件下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的分析置于经济学的中心地位，它至今仍是资源配置理论的基础。（注：美G·J·施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13页。）然而，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指出斯蒂格勒将斯密的“谨慎”原则等同于“自利”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正如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解释的那样，谨慎是下述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方面是‘理智和理解力’这两种品质，另一方面是‘克己自制’的品质。‘克己自制’概念，是斯密从斯多噶哲学那里得来的。根据斯多噶哲学的观点，人应该把自己视为世界这个浩瀚的大自然共同体的一个成员，为了这个伟大的共同体的利益，他应该随时愿意在必要时牺牲他那微不足道的自身利益。”（注：Amartya Sen:On Ethics and Economic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2 ～23。 ）森特别强调：“自利行为的信奉者和倡导者在亚当·斯密著作中已经找到的那种支持是误解的产物。如果以更广泛的角度和无偏坦的态度来理解斯密，那么就很难找到那种支持。……对斯密那广博的近代经济中人类观点的狭隘理解，正是当代经济理论的主要缺陷之一。”（注：Amartya Sen:On Ethics and Economic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5）
仔细阅读斯密的著作，我以为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更为可信。斯密一生只公开发表过两部著作，一部是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另一部就是1776年的《国富论》。据1895年首次发现的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讲课笔记证实，这两部著作都是他的原计划的大的研究系统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两部著作是相互关联的：《道德情操论》围绕着什么是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来展开研究，它所阐明的人性是《国富论》立论的根据和出发点；《国富论》实际上是《道德情操论》的续篇，它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是人类为改善自身状况的愿望所驱使而又受理性所引导的人性。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指出：“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在一种需要互相帮助的状况之中，同时也面临相互之间的伤害在出于热爱、感激、友谊和尊敬而相互提供了这种必要帮助的地方，社会兴旺发达并令人愉快。所有不同的社会成员通过爱和感情这种令人愉快的纽带联结在一起，好像被带到一个互相行善的公共中心。”假如社会成员缺乏相互之间的爱和感情，社会必定要减少许多幸福和愉快，“但是社会仍然可以根据一种一致的估价，完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被维持下去。”倘若这种互利的准则也被抛弃，不义行为的盛行肯定会彻底毁掉整个社会。（注：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5～105页。）显而易见，斯密所推崇的是利己与利他相统一的互利原则，并认为这是维系社会有序运转最基本和必不可少的道德原则。
《道德情操论》出版17年后，斯密在《国富论》中依然认为互利才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应有的伦理秩序。他指出：“一个人尽毕生之力，亦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3页。）在这里，斯密认为，人人都有自利的追求，而唯有互利才能使每个人的自利追求得以实现。互利既是对自利的理性限制，又是实现自利的桥梁和纽带。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市场经济具体的运行机制时，多次重申了互利这一基本原则。如他在谈到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时强调：“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能在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这原则是完全自明的，简直用不着证明。”（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42页。）不仅如此， 斯密还公开抨击了商人的只顾自己的极端自私心理，要求用充分的自由竞争来保障互利的实现。他写道：“商人和制造业者通常是使用资本最大的两阶层。……因为他们通常为自己特殊事业的利益打算，而不为社会一般利益打算，所以，他们的判断，即使在最为公平（不总是如此）的场合，也是取决于关于前者的考虑，而很少取决于关于后者的考虑。他们比乡绅高明，与其说是由于他们更理解公众利益，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们更理解自身的特殊利益。……其实，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有时甚或相反。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可是前者，虽然往往对于公众有利，后者却是和公众利益相反。缩小竞争，只会使商人的利润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余市民却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负担。”（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72页。）从上述对商人的自私自利的谴责中我们不难发现，斯密这位道德哲学教授和政治经济学的开拓者并没有患精神分裂症。他固然充分肯定人的自利追求具有促进公共利益增长的动力作用，但他从来也没有把利己主义看作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与此相反斯密始终坚持认为，互利才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德范式和应有的伦理秩序。
斯密坚持市场经济应遵循互利的道德准则和伦理秩序，并认为只有在一切商品交换领域引入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态机制，让市场的力量来褒奖那些注重商业道德的经营者，惩罚不讲商业道德的人，才能真正实现互利。这一主张的深远意义远远超出了斯密所处的时代。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个人的自利追求必须通过对他人和社会的互利互惠来实现，必须遵循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规范的约束，决不能以抢劫、欺诈或暴力等“非理性”手段来追求和实现自利。这一价值取向应该为我们认真吸取。虽然中国自古就有“以义取利”、“义利兼得”的优良道德传统，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只求自利而不惜损人利己的不道德商业行为仍广泛存在。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除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还应该引导人们走出对市场经济认识的误区，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无序经济；遵守市场经济的伦理秩序不仅给交易双方带来长期性利益，还会产生一些良好的外部效果。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充分引入自由竞争机制，最大限度地运用优胜劣态的法则来维护互利互惠的市场经济秩序。
二
经济公平从来就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斯密在构建市场经济伦理秩序时当然免不了要回答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公平观的问题。在《国富论》中，他虽然没有用专门的章节来论述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但纵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到，斯密是以机会均等作为经济公平的核心判断标准的。
首先，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就是用来支持机会均等的经济公平观的重要理论依据。早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就指出：“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注：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0页。）。17年后，在《国富论》中， 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则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第227页。）从这些论述中可以发现，斯密坚持这样的价值观：主观追求自利的“经济人”，会达到客观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良好效果。因此，社会不应禁锢人们的自利追求，而应给予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让每个人都能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去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从而自然地实现富国裕民的目标。
其次，斯密主张每个经济主体都有平等地参与市场的机会，反对制造机会不均等的国家干预。他指出：“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则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页。）不仅如此，斯密还认为，给人民平等的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是一项基本的人权——“禁止人民大众制造他们所能制造的全部物品，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断，把自己的资财与劳动，投在自己认为最有利的用途上，这显然是侵犯了最神圣的人权。”（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则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52～253页。）从市场经济的运行来看，使人人都有均等机会参与自由竞争，这是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必要条件——“任何一种学说，如果特别鼓励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把社会上过大一部分的资本拉入这种产业，或要特别限制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强迫一部分原来要投在这种产业上的资本离去这种产业，那实际上都和它所要促进的大目的背道而驰。那只能阻碍，而不能促进社会走向富强的发展；只能减少，而不能增加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则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53页。）显然， 斯密认为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率的最大化必须以不受限制、机会人人均等的自由竞争为前提。没有自由竞争，就不可能有效率的提高。
需要指出的是，斯密虽然注重机会均等的自由竞争对于效率提高的重要作用，但他并不是只求效率优先而不问分配结果是否相对公平。在《国富论》的第一篇——“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中，斯密论述道：“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是对社会有利呢，或是对社会不利呢？一看就知道，这问题的答案极为明显。各种佣人、劳动者和职工，在任何大政治社会中，都占最大部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2页。）在“论劳动工资”一章中，斯密认为，劳动者的工资应该大大超过维持劳动者一家生活所需，这样的工资才是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7页。）斯密还反复强调：“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进的征候，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乃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候。”（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5页。）因此，斯密不仅关心经济效率的提高， 还关心经济效率提高对于改善社会大多数人生活状况方面的效果，将大多数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视为公平的重要内涵。由此可见，斯密的经济公平观是：机会均等优先，兼顾分配结果的相对公平。当然，他所期望的相对公平决不是通过什么普遍的拉平过程，实现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而是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在总的产出水平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应该相对地增加共享它的人数，消除社会贫困现象。斯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就是这样定义的——为人民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
由斯密率先创立的机会均等优先、兼顾分配结果的相对公平的经济公平观，对后世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1848年，英国的约·穆勒（1806—1873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一书。该书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三次大的综合的首次综合。穆勒在该书中更完整而清楚地表述了古典学派的经济公平观。这就是：一方面，“我们必须假定，每个成年男子或妇女都能自由使用和发挥其体力和脑力；生产手段——土地和工具在他们之间公平地分配，这样，就外界条件而言，任何人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也可以设想，在原先分配时就对自然的损害给予了补偿，并让虚弱的社会成员在分配上占些便宜，以取得平衡，但是，这种分配一经实施，就再不受干预；各人要靠自己的努力和一般机缘来利用其所分配到的物品。”“（注：英约·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9页。 ）另一方面，“人们不要象现在这样只一味强调增加生产，而应把注意力放在改进分配和提高劳动报酬这样两件迫切需要做的事情上。总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立法者和慈善家就无需再那么关心绝对产量的增加与否，此时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分享总产量的人数相对来说应该有所增加”。（注：英约·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24页。）1920年， 另一位著名新古典经济学家庇古（1877—1959年）出版了《福利经济学》一书，庇古确立的经济福利标准是：（1）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福利愈大；（2）收入分配愈平均，福利愈大。从此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关注机会均等问题，同时也更强烈关注收入分配的结果是否公平的问题。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同样是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注意纠正和缓解收入分配悬殊的少数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要远远小于不注意纠正上述偏差的国家。而后者的社会动荡和国内矛盾冲突要远远高于前者。这从反面证明了关注分配结果公平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具有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经济伦理又曾长期居统治地位。因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仍致力于追求分配结果绝对平均的试验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与此同时，由于在封建社会的多元性中，最匮乏的是人人平等和民主法制，体现“人人平等”的机会均等和权利均等在我国长期得不到很好的地落实。时至今日，我国公民在真正享有机会均等的权利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以反封建的“人人平等”精神为基础的机会均等原则仍值得在我国大力弘扬，它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秩序的重要内容。此外，我们在破除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心理定势方面仍需继续努力。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重新回到绝对平均主义时代，机会均等原则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不管人们如何利用这样或那样的机会，得到的报酬都将是相等的。我们应在全社会树立起这样的信念：机会均等——让才能开辟前程。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社会可以不关心分配结果是否相对公平。尤其是在当前的我国，一方面经济已呈现相对过剩的特征，另一方面处于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数量或百分比还比较大，这就更需要我们的各级政府高度关注分配不公的问题。我们也应当让尽可能多的人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三
在《国富论》中，斯密用了将近全书30%的篇幅来批判重商主义，“正是从这种被指控的重商主义体系的灰烬中，产生出了斯密自己的政治体系。”（注：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3页。）然而，斯密却从重商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中，继承下来了崇尚节俭，反对奢侈的价值观（注：乔洪武：“重商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探析”，《经济评论》，1998年第2期。）， 并将它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社会中私人和公共开支的一项基本伦理准则。
斯密认为，分工和资本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而这其中始基性的因素是资本，因为“要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必先增加资本，……要改良机器，少不了增加资本；要改良工作的分配，亦少不了增加资本。”（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0页。）那么， 什么是影响资本积累的关键要素呢？斯密认为，那就是节俭。他说道：“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诚然，未有节俭以前，须先有勤劳，节俭所积累的物，都是由勤劳得来。但是若只有勤劳，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资本决不能加大。”而且，“个人的资本，既然只能由节省每年收入或每年利得而增加，由个人构成的社会的资本，亦只能由这个方法增加。”（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0页。 ）斯密高度评价了节俭的道德意义——“节俭可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从而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他们的劳动，既然可以增加工作对象的价值，所以，节俭又有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趋势。节俭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增加年产物的价值。”（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2页。）
与此同时，斯密对奢侈与妄为，给予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奢侈的危害之一是蚕食了资本，使之能雇用增加物质财富的劳动量减少了。这样，全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价值减少了，全国居民的真实财富和收入亦减少了。他写道：“社会的支出超过了社会的收入，那必将会侵蚀社会的资本，资本必然会减退。随着资本的减退，其产业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亦减退。”（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则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52页。）所以， 在一个国家中，“如果另一部分人的节俭，不足抵偿这一部分人的奢侈，奢侈者所为，不但会陷他自身于贫穷，而且将陷全国于匮乏。”（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4页。）奢侈的另一危害， 是会消弥人们锐意进取的精神。斯密指出，我们从生到死，对自身境地总有一种不满足感，它促使着人们不断进取，追求进步和改良。“一个人所以会节俭，当然因为他有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9～320页。）而奢侈只追求满足现在享乐的欲望，“例如，有些富翁简直是室满奴婢，厩满犬马，大吃大用的花。”这种即享即用的奢侈消费，不仅会使自己积累起来的财富被浪费得“连痕迹也没留下来”，而且会养成游惰和懒散的品质，“像这样大花大用的人不是迫于破产，很少有改变习惯的勇气。”（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4页。）
斯密不仅主张私人开支应奉行节俭原则，更强调政府的公共开支也应奉行这一原则。他指出：“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私人奢侈妄为而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有时可把它弄得穷困。”（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4页。）他认为，政府要求人民节俭， 首先自己必须以身作则，作出表率。他批评道：“英格兰王公大臣不自反省，而颁布节俭法令，甚至禁止外国奢侈品输入，倡言要监督私人经济，节制铺张浪费，实是最放肆、最专横的行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始终无例外地是社会上最浪费的阶级。他们好好注意自己的费用就行了，人民的费用，可以凭人民自己去管。”（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8页。 ）从节省公共开支的要求出发，斯密建议，首先必须精简政府人员，以减少维持政府的费用。他将政府官员与牧师神父都归于不生产者一类，“如果他们人数增加到不应有的数额，他们可能消费了人民全收入的这样大的部分，使得这么多人民不得不侵蚀他们的资本，……以致不论个人多么节俭多么慎重，都不能补偿这样大的浪费。”（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5页。）其次，政府必须严格限定公共开支的范围，明确“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费用，其中哪些部分应由对全社会的一般课税来支付，哪些部分应由对社会内特殊部分或特殊成员的课税来支付。”凡有利于全社会的各种设施，在不能由那些最直接受益者维持时，才应由全社会来承担。除了国防等少数开支为必要的外，其余的开支均应坚持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则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74～275页。）斯密对政府的公共开支作出严格的限定，目的是明显的，这就是让政府严格紧缩公共开支的范围与数量，以保障人民能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加快经济的发展。他反复告诫人们：“总之，无论就哪一个观点说，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的恩人。”（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3页。）
斯密在《国富论》中极力推崇节俭这一美德对后世具有较大影响。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西尼耳（1790—1864年）还由此发展出“节欲”说，即资本是牺牲眼前享乐的节欲，节欲和劳动一样理应取得相应的回报。甚至约·穆勒也赞成道：“资本家的利润，照西尼耳的精当的用语，则是忍欲的报酬，……这种忍欲是必须有报酬。”（注：英约·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52页。）如果仅从抽象的角度来看， 节俭确实是一种美德。但是，如果将资本的积累都归结为节俭，并认为利润是对资本家“节欲”的报酬，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不符合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内在本质。马克思对此早有深刻的批判。所以，斯密的这一经济伦理思想本质上是错误的。从维护市场经济持续的健康发展来看，斯密的上述价值判断也有局限性。早在1819年，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1773—1842年）就发现，在市场经济下，生产本身不是收入，只有在生产的每一件商品找到需要它的消费者后，才决定收入，因而归根到底是消费决定生产。如果消费不足，商品在市场上找不到消费者，就必然产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照西斯蒙第的看法，节俭并非是一种美德而是危害市场健康的毒素。本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年）再次对斯密推崇的节俭美德进行抨击。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系统地论证了就业量决定于总需求，总需求又决定于消费倾向和一定时期的投资量；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失业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于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所引起的。凯恩斯甚至针锋相对地指出：“资本之来，不是由于储蓄倾向，而是由于需求，需求则又来自现在的和未来的消费。”（注：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13页。）在他看来，节俭并不是资本形成的原因， 倒是失业与资本毁灭的种子。
就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仍是我们最大的弱点。因此，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应坚持崇尚节俭、反对奢侈的价值取向，以积累必要的资金支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在这一方面，斯密提出的政府应该作奉行节俭的表率的观点和政府应该严格控制公共开支的政策建议尤其应当为我国的各级政府认真吸取。斯密学说在欧洲大陆最早的诠释者、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萨伊（1766 —1832年）曾这样说过：“公共浪费和私人浪费比起来更是犯罪行为，因为个人所浪费的只是哪些属于他的东西，而政府所浪费的却不是它自己的东西，它事实上仅是公共财富的托管人。”（注：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67页。）显然， 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级政府官员更应该明白自己只是公共财富的托管人，他只有珍惜人民财产的义务，决没有以权谋私，挥霍浪费人民财富的权力。我国社会中的各级领导干部理应更高尚的道德觉悟。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反对中国社会中流传已久的过分强调节俭的价值取向，鼓励人们用自己的合法收入更积极地消费，更好地享受美好的人生。应该看到，在中国传统的过分推崇节俭的价值观的背后，隐含着劝导人们安贫乐道、安分守己的用心，以便使人们的消费欲望总是与生产力低下和供给短缺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适应。它具有消弥人们锐意进取、不断求新精神的严重负效应。在我国经济已经从短缺型进入相对过剩型的时候，这种过分推崇节俭的价值观对于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制约作用已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所以，无论从推动我国的经济持续发展来看，还是从增强人们不满足于现状、不断开拓和进取的精神来看，我们都应将积极而又健康的消费视作一种道德的选择。
本文系教育部“九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秩序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1999－04－06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自由市场经济论文; 社会公平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亚当·斯密论文; 经济学论文; 公平原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