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早年对科学僭越的“时代病”之预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僭越论文,鲁迅论文,早年论文,科学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3)02-0024-04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但在当今中国，对鲁迅的理解是各式各样的。其中有的对鲁迅采取颠覆的态度。他们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太厉害了，几乎就是全盘否定；而20世纪中国文化出现所谓“断裂”，跟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四新文化先驱者们的“激进”大有关系。最近中国又掀起“国学热”，提倡传统文化的研究，于是对鲁迅和“五四”的批评的声音也就加大了。这种社会现象很复杂，这里不可能展开讨论，我只想回顾一下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一些思考，特别是他所关注的科技发展和人性的关系问题。也许从这里也可以了解鲁迅作为思想家的特别之处。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确是采取彻底反对和批评的立场的，他认为这是文化转型的必要过程。鲁迅对传统文化有一种整体感受，他基本上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尊重人的，是缺少活力的。当传统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拘跘着社会进步时，要冲破“铁屋子”①，鲁迅只好采取断然的态度，大声呐喊，甚至是矫枉过正。鲁迅把传统的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批判，他对传统文化中封建性、落后性的东西批判得非常厉害，完全不留情面，不留余地。但这是为了打破封建禁锢，提醒人们不要落入复古的老套。可以说鲁迅是全盘否定传统，但是这种全盘否定，是有历史理由的。②
鲁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体验是非常深刻的。他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的病，是对人的压抑，对个性对生命的压抑，对创造力的压抑，“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腐到毫无精力了”③。所以，他要猛烈攻打，冲破传统的束缚。鲁迅总是从如何“致人性以全”④的角度考虑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他的任何激烈的批判都是着眼于人性的复归。
鲁迅也并不讳言自己的“偏激”，他是要通过某种必要的“偏激”来打破禁锢，激活思想，引导解放。鲁迅太了解中国的国情，太了解中国文化的弊病了。他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个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容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鲁迅甚至还说，在中国办一件事太难了，连“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⑤。这也是一种体验，一种整体性的把握，鲁迅对中国人，对中国的文化的利弊，的确看得很透。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有很多糟粕，整体上很难适应现代中国的变革需要。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有怀疑、有焦虑的。⑥
那种认为鲁迅和五四一代人的偏激造成了中国文化“断裂”的观点是浮浅的，这种指责也是缺少历史感的。如果我们能够回到上个世纪初那种特定的历史语境来讨论问题，就比较能够理解鲁迅对于传统的攻打，他那种决绝甚至是偏激的批判态度，同时也不会忘记鲁迅“偏激”反传统的另一面——对文化转型的探求的贡献。
鲁迅对文化转型的焦虑与思索，涉及面很广。我这里就其中一点来讨论，那就是鲁迅早年对现代“文明病”的感悟，以及对科技发展与人性关系的思索。他在一百多年前的思考，现在看来是非常有价值，甚至在当今也还有尖锐的警示性的，好像就是针对当下中国的情形来说的。
鲁迅年轻的时候在南京水师学堂学水手，后来到日本学医。他最初是理工科出身的，后来为了疗救国民精神，才立志转向文学创作。鲁迅其实最有资格从科技与人文的“结合部”来谈论问题。他早年非常关注世界科技的发展，甚至写过很多与科技有关的文章，比如《中国地质略论》、《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等，都是20世纪初写的，当初影响不大，后来几乎不为人所知。但今天看来，这些论著都很“前卫”。鲁迅提出的问题仍然缠绕和警示着我们，这位文化巨人留给我们的思想资源值得珍视。
鲁迅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中国非常落后，经济上贫弱不堪，文化上精神上也几乎垮了。不少先驱者提出向西方学习，期盼能“科技救国”。也有人看出西方文明很多弊病，认为只有东方文明最好，幻想最终还是要靠东方文明来“挽救”世界。鲁迅在诸多争论中显得比较独立。他不反对学习西方，科技兴国，但更看重的是“立人”。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⑦。他认为“立人”是“立国”的前提。鲁迅所要“立”的“人”，当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民”、“良民”，而是具有健全独立人格的新人，这种新人脱离了旧的传统道德的束缚，又能摆脱过于物欲化的现代文明的利诱。我们当然不必理解为科技和“立人”是对立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也不能实用主义地断言，必须先把科技搞上去，经济大发展了，回过头来再考虑人的精神问题。鲁迅是人文学者，他的意见是在科技发展的同时更注重民族精神的重建。一百年前，鲁迅看到了科技的发展是世界性大趋势，必然极大地改变世界，包括改变中国。这是不可逆的趋势。但他高明之处在于，当普遍地举起双手欢迎科技时代到来时，当科技极大地改变世界并给人类物质生活带来便利时，鲁迅似乎先知先觉地感觉到这个改变可能是有正负两方面的。一方面，科技进步当然是可以给世界带来好处，鲁迅说那是照耀世界的神圣之光，科技带来的物质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翼。但鲁迅又说，不能过高地评价科学对国民精神改造的价值，不是科技发达了，生活质量就高了，人的素质就高了。他甚至怀疑科学、物质文明无节制地极大发展，可能会构成对人生的一种“威胁”。他提醒如果片面地追求科学和物质文化，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和潜在的危害。这些观点在《科学史教篇》和《文化偏至论》两篇文章中得到充分的阐述。当时是在190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没有拉开序幕。
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一个观点：科学的发展必须“致人性以全”。科学发展为了什么？是为了人类更加美好的生活，为了人性的健全。所以，他反对过分崇奉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忽略精神的解放与重建。鲁迅这样提醒人们：“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趋于无有矣。”⑧意思是说，知识、科学虽然重要，但不应当过分推崇，更不能当成人生的目的，否则会丢掉人性健全发展这一根本，那就本末倒置了。
鲁迅这样提出问题，绝非危言耸听。他看到了19世纪后叶西方社会的教训。那时欧洲科技发展已经显出对科学与物质文明崇奉逾度的弊果，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唯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已停，于是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⑨。鲁迅指出科学偏至、物欲膨胀所带来的人文衰落，当然是指西方当时的社会弊病。他认为这是一种“通蔽”，是“新疫”，是普遍的，一经出现，就不容易控制的，这也就是“时代病”，或文明病。事实上，鲁迅的担忧已被近百年来世界科技发展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所证实。⑩
但鲁迅又不是抵御物质文明的清教主义，他用的是二律背反的思维方式。他承认西方的科学和物质文明毕竟有代表社会进步的一面，或者说这是一种趋势。这一点，鲁迅和当时那些只盯着西方出现的弊端，盲目以为只有东方文明可以救世的国粹派和改良派是不同的。鲁迅认为中国的出路还是要冲破传统，另辟蹊径，向西方学习科学和物质文明；不过，也应该注意吸取西方的教训，不能以为“科学万能”，应警惕从西方可能传过来的“新疫”。在五四之后的“科学与玄学”的论争中，鲁迅对玄学派盲目以为所谓“东方精神文明”胜于“西方物质文明”的论调固然不屑，但也显然不赞同“科学的人生观”的提法。(11)鲁迅的思想是超前的。作为一个思想家，鲁迅最有价值的是，提醒在引进发展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同时，不忘记“根底”在人、在人的解放和民族精神的重建。(12)
在谈到科技和人性关系时，鲁迅是非常谨慎的。他说科学发展要注意“致人性以全”，也就是以人为本，做科学研究，从事科技工作，不忘记最终目标是为了提高人的整体生活素质。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鲁迅反对在崇奉科学物质文明的同时放松对人的尊重。他显然意识到，如果放任科学僭越自身界限，科学就会“异化”，就会抑制和消解人所当有的自由意志，毁坏人伦道德的底线。论及科学的偏至带来的后果问题时，鲁迅认为物质的、科学的无序发展足以引起人的欲望的加速度的发展，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必将泛滥，这将是人类的灾难。鲁迅这种意识是超越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可惜大音希声，当时鲁迅的文章影响并不大，甚至多年以来始终也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
这些年我国科技和经济都有了大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条件也大大改善了。毫无疑问，这是巨大的进步。但我们是否也付出了过多的代价呢？我们在发展经济、推进科技的同时，是否注意做到了“以人为本”呢？实际上问题很大。鲁迅当年所说的“通弊”、“新疫”，或者说“文明病”，现在似乎都出来了。鲁迅说物欲膨胀的后果会造成一种通病，人文精神、人性的关怀可能会受到破坏，现在不就这样吗？比如环境生态问题、诚信问题、道德底线的突破问题，还有安全感问题等，都出来了，被鲁迅不幸而言中。有些地区、有些部门只管发展，只管赚钱，别的顾不了那么多。这就造成很坏的后果。我们老是说“交学费”，但未免交得太多，代价太大了。鲁迅提出的对现代科技发展的焦虑，决不是杞人忧天。欲望的膨胀，还有人有时候有邪恶的好奇心，它都可能会在科技发展里带来人类所不能控制的灾难。比如说克隆人，现在尽管美国、英国很多国家都发表声明，不准克隆人，但我想迟早会有好事者把人克隆出来的。这是人类邪恶的一面，后果不堪设想。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科技偏至、物欲来蔽、人文亏蚀、道德滑坡的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这些问题的产生缺少警觉，缺少“致人性之全”的发展观。看来，如何张扬性灵，克服过分崇奉物质的弊害，如何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避免西方曾有过的所谓文明病，的确是有待解决的大问题。
最近中国开始强调科学的发展观，是有了问题意识和危机意识，是付出了许多代价之后的自觉。我理解这除了求真务实，协调好经济起飞中的各种矛盾，还有一点更重要，那就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方略。现在经济上去了，物质生活改善了，但人们仍然有许多抱怨，多集中在人文精神失落、价值标准混乱、道德滑坡等方面，其实也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因为“以人为本”这个观念被我们所淡漠太久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并不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现在执政党能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是个非常大的进步。看来是要补课，上上下下都来培育“以人为本”的意识。在这一点上，如果回顾一下近百年来发生在中国的关于科学与人生的许多争论，会发现前人已经给我们留下不少智慧的资源。比如鲁迅，他是文学家，同时又是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他对现代中国文化转型就有许多独特的看法，对“科学的发展观”也有超前的提示，不妨温习一下，从中也许能得到新的启示。(13)
中国之路应当怎么走？当时年轻的鲁迅不可能有明确答案。他不是革命家，只是人文思考者，他的思考也许难有可行性，但起码是一种观照与警醒，其人文价值也就在这里。鲁迅当年毕竟年轻，不像中年以后那样怀疑与悲观。中年鲁迅的思想非常深邃，为大家所看重，但青年鲁迅的思想也自有价值，尽管当时不见得有多少影响。现在看来，鲁迅能从二律背反的角度看待科学(科技)与人生问题，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达到了当时的思想高峰。1907年前后的鲁迅是那样心存焦虑，但对中国之前途也还是怀有热切的期望。他渴望中国能有一批有识之士，“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14)。现在看来，这种渴望并不偏至，是很辩证，也很有思想深度的。
中国这30多年的变化天翻地覆，称得上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力增大，科技发展了，物质生活也丰盈了，可是科技文化偏至、遮蔽人性的现象严重，国民的幸福感并不见得在不断提升。鲁迅当年提出和思考的一些问题仍然缠绕和警醒着我们。重读鲁迅早年那些默默无闻的旧作，我们似乎能发现什么——都希望中国能“别立新宗”，真正成为少受现代“文明病”困扰的“人国”，那么就要珍惜鲁迅以及百年来中国变革中成就的思想遗产，不受浮躁风气的左右，扎扎实实前行。
注释：
①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到过一间铁屋子：“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②参见温儒敏：《鲁迅的问题仍然缠绕和警示着我们》，《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9期。
③鲁迅：《突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4页。
④鲁迅：《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页。
⑤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3-14页。
⑥参见温儒敏：《鲁迅的问题仍然缠绕和警示着我们》，《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9期。
⑦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8页。
⑧鲁迅：《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页。
⑨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3页。
⑩参见温儒敏：《科学发展应顾及人性之全》，《北京科技报》2005年4月20日。
(11)“科学与玄学”之争发生在1923-1924年，其中一派强调在中国发展西式科学之必要，而缺乏对科学万能论的反省；另一派则多看到西方科学僭越自身界限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鲁迅没有直接参与这次争论，大概也因为他并不赞同这次争论中表现的非此即彼的偏颇。这次争论的问题早在1907年，鲁迅就大致解决了，而其思想较争论双方都要辩证得多。但鲁迅显然对“东方精神文明”优胜论表示不屑，这在鲁迅一些杂文(如《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中也可见。
(12)参见温儒敏：《鲁迅的问题仍然缠绕和警示着我们》，《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9期。
(13)参见温儒敏：《今天我们怎么关注鲁迅》，《解放日报》2005年7月31日。
(14)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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