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对主流增长理论逻辑、理解与论证的反思_经济模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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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关于资源

要素与经济增长的核心观点

1.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核心观点:资本积累决定经济增长。历史上古典经济学家大都属于物质资本积累决定论者,认为是物质资本积累推动了经济增长。他们以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作为考察对象,强调源于生产大于消费所积累的生产资本的重要性,资本通过提供厂房和机器等,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导致国民经济的增长。在该模型中,总产出(TP)为工资(W)和利润(EW)的总和,资本的剩余和积累会引起劳动力需求和工资的变动(增加);当工资超过维持工人生存的最低水平时,会刺激人口增加,迫使工资又回至生存最低水平;整个过程反复发生,产出不断增加,经济不断增长,直至工资等于产量,经济达到稳定状态。

作为古典模型与凯恩斯增长理论的混合物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同样将能源要素排除在外,强调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一系列假定的条件下,①得到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方程:

式(1)说明了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资本的投入,决定于储蓄率,表明了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以及资本—产出比之间的关系,即经济中储蓄率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而资本—产出比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就越低。

HD模型简单明了地显示了单一稀缺生产要素(资本)和单一均衡产出间的动态关系。按照此模型,当满意的储蓄率既定时,有保证的增长率就只有一个唯一值,这使得现实生活中的稳定的经济增长很难实现,大部分情况是不稳定增长。

2.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核心观点: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源于索罗(1956)和斯旺(1956)等人对哈罗德—多马模式的修改和补充。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并不认同一国的生产水平与其资本存量大小之间不存在确定的关系,在模型中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当作变量对待,而且认为这两个变量不仅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同时还取决于技术革新速度。在一系列假定条件下,索罗和斯旺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提出了一个总量生产函数(3),并推导出了表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方程(4)和经济实现增长的条件(5):

该模型表明,经济可以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经济所具有的增长速度恰好可以吸收人口的增加,从而可以在充分就业下长期保持稳定增长。但经济增长率只与人口增长率有关系,与储蓄率和生产的特征无关。因此,长期的经济增长由外生的因素决定,任何旨在通过增加资本积累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努力都是无效的。

与古典经济学的物质资本积累决定论不同,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大都属于技术进步决定论者,他们在经济增长模型引入了技术进步因素,而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都当作变量对待,认为这两个变量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同时还取决于技术革新速度,从而技术进步也就成为现代社会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

3.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关于能源与经济关系的结论、逻辑、论证及认识。主流经济增长理论无非是这样一个结论:能源是可以被其他要素所替代的外生变量,即使存在能源约束的情况下,经济也可以得到持续增长。

就能源与经济的关系来说,主流经济学家的“即使存在能源约束的情况下,经济也可以得到持续增长”的结论必须基于以下三点方能成立:

第一,在逻辑上,主流经济学家假定能源是现实存在的和非枯竭的;第二,在认识上,主流经济学把不同生产要素同质化,忽略能源要素的特性;第三,在论证上,主流经济学家把具体的能源抽象为简单的生产成本问题,而技术进步等因素显然可以抵消因为能源和资源的递减与约束而引起的生产成本的上升。

事实上,这几点也正是能源等自然资源被主流经济学作为外生变量而排斥在生产函数之外的根本原因。而一旦真如主流经济学假定的那样,当能源和自然资源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时,经济利益和经济增长的目标便最大程度地被释放,随之而来便造成一系列能源问题的大量产生。

二、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关于资源与经济关系的纠正

1.新经济增长理论与能源要素的“内生化”。基于当前的能源和经济问题,作为理论上的拓展,首先应在主流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尝试和探索,将能源等重要的自然资源当作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或拓展旧有的增长方程,或创建新的增长模型。这不仅在现实上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在学术上也是对经济增长理论和能源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的发展所做的有意义尝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内生技术变化为新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一条崭新的分析框架,使上述的研究设想有可能获得真正的突破。尽管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试图去解释耗竭能源和环境污染问题,但与新古典增长理论没有能够对技术进步机制做出合理解释(即技术是外生的)相比,它对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技术进步的机制做出了科学合理的解释,不仅很好地将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要素内生化,而且在逻辑上也必然存在着技术对耗竭能源和环境污染的抵消机制,这无疑对能源经济学的研究拓展了思路和框架。

20世纪90年代,随着能源的大量消耗引起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一些学者比如Beltrat(1995)、Goulder & Mathai(1998)、Nordhaus(1999)将上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与全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相结合,开始研究环境污染问题。这些研究很好地将环境治理成本内生化到经济增长过程中,但由于这些研究的出发点是基于当时比较突出的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分析的重点是环境治理政策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关系,在模型中没有考虑资源耗竭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制约。

基于能源和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日益显现,一些国内学者也尝试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探讨能源和资源约束下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其中突出的代表是于渤、黎永亮和迟春洁(2006)、张彬和左晖(2007),他们同时考虑了能源耗竭与环境污染或环境质量,较为全面地描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不过,尽管张彬和左晖的研究利用Lucas内生增长模型并考虑了再生能源的影响,但其研究并没有就技术对能源存量的作用机理做出较为充分的解释,从而就能源要素的内生化而言缺乏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就研究意义来看,并没有把内生增长模型的本质和内在逻辑跟耗竭能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相互结合起来。事实上,就内生增长理论的内在逻辑来看,正是内生化的技术解决了其他要素(包括能源和环境要素)的规模递减,使经济的持续增长成为可能。

综合来看,伴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和演化,经济增长理论关于能源、资源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必须,也必然被重新认识。或许,能源和资源问题重要程度早已使之摆脱和远离了它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的问题了。

2.考虑能源和环境约束的内生增长模型的拓展。根据以上分析,笔者以Romera的内生技术变化增长的3*4模式为基础,借鉴金—赖贝罗线性技术内生增长模式中将不可再生资源纳入模型和将复合资本品进行分解的思路,把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作为独立要素融入生产函数,进行拓展研究,拟纠正和填补主流经济学增长模型,探讨基于能源和环境约束下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可能性和条件,而且开拓性地引进了能源技术增长指数这一指标并对技术对能源的保障机制做出了解释,将能源要素内生化问题的研究又推进了一步。其中,所建立的人均产出的Cobb-Douglas函数、相应的目标效用函数及现值汉密尔顿动态优化函数分别为(6)、(7)、(8)如下式:

同时,就污染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言,上述模型求解的结果表明:在稳定增长状态中能源污染物的治理投入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一定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环境和能源的持续发展。这一比例为:

进一步可以分析,当治污比例取0.5时,在2001~2007年国民经济增长中,有2.4%的收入增长是由于对环境污染没有得到治理而产生的增长,换句话说,如果考虑到国民经济应当对环境治理进行合理的补偿和对价,那么2001~2007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仅为7.8%。

由此可见,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实现的,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沿着一条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环保标准的粗放型增长道路。

很显然,如果环境治理的投入比例过低,势必破坏均衡增长的稳态,造成环境中的污染物存量大量增加,当污染物存量超过环境容量阀值时,必然诱发环境危机,导致更多的经济损失。

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观念上,我们必须坚决摒弃增长优先的原则,加大环境治理投入,节约能源使用,实现经济、环境、能源和谐统一的发展。

3.确立新的发展现,正确认识人类、自然与环境的关系。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既是一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史,也是一部浓缩的生态环境兴衰史,同时也是人们对能源、资源、环境和经济关系的从忽视到重视、从忽略到发现、从无知到科学的过程,这也正是增长和发展的理念不断地更新和确立的过程。文启湘和李金铠(2006)沿着历史发展的顺序研究了人类对能源和资源的价值从忽略到发现的过程与所付出的代价。

惨痛的教训和代价,促使人类日益重视经济与环境、经济增长与环境成本的关系并提出了各种发展理念和行动计划:20世纪70年代初梅多斯等人提出了应考虑资源环境的最终极限对人类发展和人类行为影响的增长极限论;1983年联合国推出了新发展观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了综合发展观;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12月通过《京都议定书》;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确定了著名的“巴厘岛路线图”。在中国,2003年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005年中国又提出了推进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主张和要求。这一切都旨在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综上所述,人类对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资源和环境成本认识过程可以从表2中清晰地体现出来。

21世纪的今天,能源问题已经突出到足以使石油价格曾涨至每桶147美元。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必须寻求一条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除了现实之中找到以节能和提高能效为核心的具体措施外,还应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关于资源和经济关系的认识加以反思,纠正和摆脱主流经济学增长将能源要素作为可以被其他要素所替代的外生变量的分析框架,正确认识人类、自然与环境的关系;并在新的认识下确立新的发展观念和新的发展道路。

注释:

①假定产出Y是资本L和劳动A的函数,资本和劳动不能替代(即生产函数比例固定)、人口增长率固定、技术条件固定、储蓄率固定、不存在资本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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