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台湾海洋文化的历史与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海洋论文,现实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1)04-0011-06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台湾逐渐兴起了一股谈论“海洋文化”的热潮，至今仍方兴未艾。这股热潮不只局限于学术界，而是遍布社会各界，“海洋文化”、“海洋立国”的标语频频见诸台湾的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从许信良、吕秀莲等政治人物到余英时等学者作家，都纷纷著书撰文，发掘台湾的海洋文化历史，宣传台湾的海洋文化传统。“海洋文化”俨然被当做台湾文化的核心与代表。台湾这股全方位的“海洋文化”热潮，吸引了社会各界对海洋文化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台湾海洋文化研究的发展。但是，在这股热潮的背后，同样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在推崇台湾海洋文化的同时，也存在着一股否定中国海洋文化的存在，排斥中国的大陆文化，割断台湾文化与大陆之间关系的倾向，这是需要我们注意和思考的。本文试就这一现象的特点、成因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台湾某些人士鼓吹“海洋文化”的几个特点
以是否为“海洋文化”作为区分台湾与中国大陆文化标准的论点，其实早已有之。1977年，张俊宏在为许信良的《风雨之声》一书所作的序言当中便声称：台湾这一千年来所建立的文化是海洋文化。面对中国大陆的崛起，台湾文化必须“要发展完全相异的特质”，否则将“屈从为旧中国的奴隶”。①但当时国民党当局对于言论控制甚严，其观点未见广泛流传。20世纪80年代后期“解严”之后，台湾岛内言论日益开放，此类说法逐渐增多，并与政治活动相结合，成为一些“独派”人士大力鼓吹的观点。1996年，有“台独教父”之称的彭明敏以“海洋国家，鲸神文明”为口号，参加台湾地区领导人竞选，宣称台湾人是完全不同于中国人的海洋民族。廖中山则出版《海洋台湾VS大陆中国》一书，为彭明敏竞选造势。2000年民进党执政之后，这种观点在官方的推动下更是频繁出现。2004年，吕秀莲为了配合她与陈水扁的地区领导人竞选活动，也出版了《台湾大未来：海洋立国世界岛》一书，表示台湾“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国家，而不是附属在中国大陆的边陲岛国”。②类似观点至今仍不乏鼓吹者。纵观这些论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将中国大陆的文化定性为“大陆文化”，视其为落后文化、没落文化的代表。如谢长廷认为中国是大陆文化，是保守、僵化的，比较不会变动。杨碧川则指责中国人有着恶劣的大陆性格，“目光浅薄、性情急躁、唯利是图、没有世界观、缺乏宽阔的气度”。③
第二，将台湾文化定性为“海洋文化”，强调其相比大陆文化的优越性。张俊宏声称：台湾海洋文化是“进取的、单纯的、爽朗的、阳刚的、明快的”。④郑钦仁认为，台湾的海洋性因素是开放、自由、进取的。李筱峰也提出：“从生活、经济的形态来看的话，三四百年来的台湾社会有着非常浓厚的海洋文化性格。所谓海洋文化性格，是相对于大陆文化而言。近代的海洋文化较具有浓厚的商业根性，它是比较具有流动性的、开放性的、多元性的、包含性的”。⑤
第三，将台湾的海洋文化与中国大陆的大陆文化对立起来，认为“海洋文化”是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本质区别。严重排斥中国文化，声称台湾文化中不存在，或是不应该存在大陆性成分。陈水扁在任上接受采访时就强调：“台湾文化不是大陆文化，不是中国文化，我们台湾的文化不只是多元文化，更是海洋文化。”⑥还有人则说：“台湾人要摆脱历史的悲情，必须重新找回海洋精神，舍弃大陆性格，再造福尔摩沙人的雄伟个性。”⑦大陆文化“并不符合我们台湾开放的海洋生态文化，所以我们要摆脱中国套在我们身上的枷锁，回归到台湾岛的主体性，建构一个海洋文化的民主价值”。⑧
“海洋文化”论在台湾的形成、传播因素及其影响
为何会出现这些将台湾海洋文化与中国文化、大陆文化相对立的论调，原因是多方面深层次的，这需要从台湾社会内部、两岸关系、国际环境等方面来寻找。
首先，台湾社会内部存在着省籍、族群矛盾。国民党在台执政期间，为了维持自身的专制统治，长期实行戒严体制，严格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压制人民的反抗斗争，这些深深地伤害了台湾民众，酿成了之前“本省人”与跟随国民党来台的“外省人”之间的矛盾对立。本省人把国民党政权视为外来政权，认为他们忽视本省人利益，对其报以排斥态度。以民进党为首的政治反对派把民众与当局的矛盾联系到文化层面，说成是外来政权所带来的落后中国大陆文化与先进的台湾本土海洋文化的冲突，加深社会对立，为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制造舆论。
其次是在两岸关系方面，“台独”分子为了达成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野心，不但在政治上鼓吹“台独”，在文化上也推行“去中国化”。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台独”的作家李乔便坦言道：“何以要从文化层面来主张‘台独’呢？简言之，因为这才是‘台独论’的根本：这样的‘台独论’才有效；这样的‘台独论’才能使‘台湾真正独立’——亦即‘台独有意义’。”⑨而“海洋文化”论则被“台独”分子视为“文化台独”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台独”分子“坚持最多，也自以为最有创意的一种理论”。⑩他们声称海洋文化是台湾独有的文化，同时从历史上否定中国大陆海洋文化的存在，以显示两岸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着本质差别。他们还将中国文化定性为大陆文化，并对其文化价值加以全方位的歪曲和贬低，宣扬台湾海洋文化相比大陆文化的无限优越性，引导台湾民众轻视、排斥中国文化，视台湾为“我群”，视大陆为“他群”，为“台独”制造文化基础。
再次是在国际上，以海洋与大陆区分文化的理论，首先是由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所提出。黑格尔在他的著作《历史哲学》当中，将民族所生活的地理环境视为决定他们文化类型的重要因素，声称亚洲大陆所孕育的文化是静止的、封闭的，消极的，“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并没有分享海洋赋予的文明”。(11)黑格尔的文化理论及其衍生思想在西方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于是被“台独”分子“借用”，迎合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海洋文化霸权话语，对外宣称中国大陆没有海洋文化，台湾才是先进海洋文化的代表，两岸文化有本质区别。企图以不同文化作为借口，证明两岸不是同一个国家，以便欺骗国外舆论，为“台独”寻求国际支持。
因此，在多方面因素的推动下，有关“台湾文化是海洋文化，中国文化是大陆文化，两者是对立关系”的观点逐渐在台湾发展起来，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论调。
虽然到目前为止，“台独”分子的“海洋文化”论调大都还只流于口号，谈不上专业、系统的论证，从学术角度来说，本不值一驳，但是它们“制造出台湾历史的不少盲点，对不明真相的人们有着一定的迷惑力和欺骗性”。(12)这些论调频繁出现在电视、报纸、书籍当中，对人们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普通民众而言，“中国大陆是大陆地形，而台湾则是海岛”这种地理上的直观认识，使得他们更容易在某些有意识的诱导下，将地理特征与文化类型相等同，得出“中国是大陆，中国文化自然是大陆文化；台湾是海岛，台湾文化自然是海洋文化，两者完全不同”的认知。这使“海洋文化”论比起“文化台独”的其他手段来说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台独”分子鼓吹台湾的海洋文化，是为了培养台湾人所谓的台湾本土文化认同。他们贬低和排斥中国大陆文化，否认中国海洋文化的存在，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台湾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他们企图利用这种手段，最终让台湾人“从对台湾的文化认同导致对台湾的‘国家认同’”，(13)以达到分裂主义的目的。
“海洋文化论”的历史事实与真相
实际上，“台独”分子的所谓“海洋文化”论，从学术角度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如前所述，这种论调是先将中国文化与台湾文化分别定性为特点截然相反的“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然后以此为论据，证明两岸文化之间有着本质区别，毫无关系可言。然而历史事实究竟是否真的如此，实在值得打上个大大的问号。
第一，中国大陆真的没有海洋文化传统吗？
在“台独”分子眼中，中国政权统治者奉行大陆主导思维，对海洋一直抱着排斥的态度，压制人民向海洋发展。中国大陆“汉唐以后的大一统思想，使大陆性文化淹没了异质的海洋文化”，(14)认为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海洋文化的台湾与大陆的陆地型文化已渐行渐远。因此，中国只有大陆文化，没有海洋文化传统，谈不上什么海洋文化。诚然，由于重陆轻海的传统思想影响，中国历史上的海洋文化活动大部分停留在民间和地方层次，海洋文化的发展史也少见于官方主流典籍记载。海洋信息的缺少，造成了海洋人文历史记忆的缺失和扭曲，这也给了“台独”势力以歪曲历史的机会。但是，这并不能抹杀中国历史上海洋文化的存在。这点已经为众多学者所承认。早在1984年，陈昭南先生便在为《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所写的引言当中明确指出：“中国不只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15)中国的海洋传统源远流长，从春秋时期就开始活跃在中国东南沿海的闽越族便是典型的海洋民族，他们“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16)有着出色的航海能力。其后裔疍家人被称为“白水郎”或“泉郎”，漂流在今福建、广东、浙江沿海一带，“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移徙……冲波逆浪，都无畏惧”，(17)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以船为家、以海为家的海洋民族。虽然随着中国南方地区落入中原王朝的控制，南方少数民族逐渐与迁入的汉族相融合，但是海洋文化传统却并未因此而消失，而是为汉人所继承和发扬。特别是自唐宋以后，随着海外交往的扩展，海上活动已经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南滨海之地，以贩海为生，其来已久，而闽为甚”。(18)泉州、广州等沿海城市成为了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即使到了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推行海禁政策，也阻止不了当地人奔向海洋的步伐。他们敢于冲破禁令，建造大型船舶往来于海外各国之间，积极进行海上贸易，勇于向海外探索、移民，体现了开放进取的海洋精神。他们的海洋活动遍布中国、日本、南洋各处，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形成了跨区域的海洋文化体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今。种种历史事实都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优秀的海洋文化传统，海洋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部分地区甚至占据着主导地位。将中国文化窄化为大陆文化，否定中国海洋文化传统的存在，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台湾海洋文化真的与中国文化毫无联系吗？
既然海洋文化同样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与台湾的海洋文化之间是否有所联系？还是说台湾海洋文化是独立发展的结果？学术界的看法更倾向于肯定前者。陈昭南先生认为：“今日台湾是一个汉民族殖民建立的社会，是中国人向海洋发展所造成的历史事实。”(19)台湾著名学者余英时也说过：“海洋中国仍然是从中国文化的长期演进中孕育出来的。”(20)而台湾就是这个海洋中国的尖端。从历史上看，台湾文化真正成长为面向海洋的文化，是随着大陆移民对台湾的大规模经营开拓开始的。16世纪以来，由于中国东南地区人口的急剧增长，让有限的土地资源难以承受，因此富有海洋精神的当地人自然将目光投向了海洋，希望能在那里找到新的发展空间。一水之隔的台湾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他们的开拓目的地之一。在随后的两个多世纪中，大量大陆移民横渡海峡，涌入台湾定居，其中大部分人来自闽南的漳泉及粤东的潮汕地区。这些移民成为台湾海洋活动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带去了祖籍地开放进取的海洋精神、以海为生的海洋传统、兼容并包的海洋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台湾原有的以先住民为主的文化生态环境”。(21)
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声称台湾的海洋文化在荷据时期就已经和中国大陆脱离了关系，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黄富三就认为：“台湾一进入历史时期即跃入以贸易为导向的海洋文明体系。……由荷人充当‘首动者’(prime mover)角色，贸易竟成了日后台湾历史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特色，而有别于自足导向的中国封建经济。”(22)李筱峰更据此认为台湾从荷兰统治时期就已经被拖离中国历史轨道，脱离“大陆封建经济圈”，提前三百年加入海洋文化体系。(23)他声称：“台湾的海洋性格，从荷兰时代便展现出来了，甚至有学者说，台湾的开发与世界的走向海洋时代大抵同步而行。荷兰人来台湾之后，经营糖、鹿皮等外销，并且在台湾发展转口贸易。台湾不但已经显现出以外销为导向的经济雏形，而且台湾也已扮演成远东货物集散中心的角色，用现在的话说，简直可称为亚太营运中心。这种以外贸导向为主的经济雏形，使台湾有别于中国大陆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24)这些论点没有与中国大陆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因此得出错误的结论。在这里，讨论两个问题。
一是就台湾大多数人的祖籍地福建而言，如前所述，其海洋文化历史传统更早于台湾。唐宋以来，闽南地区一直是中国海洋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对外海上贸易十分繁荣。早在唐代，福建的泉州就是对外贸易的名港，到了宋元时期更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著名的西方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声称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25)另一位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也形容“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26)即使是实行海禁政策的明朝，也因为福建当地官民不断下海走私，屡禁不止，而于隆庆年间(1567-1572)开放福建漳州月港，“准贩东、西二洋”，(27)并对来往番舶征收商税。(28)而荷兰殖民者直到1624年才开始侵占台湾南部，至于对台湾的贸易开发就更是以后的事了。这就是说，中国大陆福建等地“加入海洋文化体系”的时间更早于台湾。可以说，台湾加入海洋文化体系，非但不是与中国脱离关系，反倒应该说是追随了中国大陆的步伐。
二是荷兰统治时期的台湾并没有“脱离”大陆。当时台湾的海洋经济与中国大陆福建等地经济相比，并没有明显的不同。众多历史记载证明，当时中国大陆福建等地的经济，并不像内地那样是以农业为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其实，福建经济从来不是依赖粮食与纺织品的生产，而是依赖各种小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29)其商品销售和交换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海外市场。清代官员蓝鼎元对海外贸易之于福建、广东等地的重要性有着这样的描述：“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内地贱菲无足重轻之物，载自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钱财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所关为不细矣。”(30)这同台湾以外销贸易为主的经济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而从台湾经济本身来看，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同样非常密切。当时在台湾经营海上贸易的商人，主要是居住在福建沿海的大商人。输出的主要商品是中国大陆的生丝、瓷器、砂糖、丝织品以及台湾的鹿皮。商船除了荷兰船之外，台湾当年还没有造船业，航行海峡两岸的都是中国大陆制造的船只。所以杨彦杰指出：“从台湾出发的商船，大部分属于居住在大员的中国商人所有，但也有居住在福建沿海的大商人从台湾派船外出贸易”，他进而指出：荷兰统治时期的台湾转口贸易，“不是建立在台湾本岛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是依靠大陆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而转口贸易的衰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大陆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的反映”。(31)
因此，从各方面来说，两岸海洋文化都同出一源，同属一体，彼此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台湾海洋文化可以看成是中国大陆海洋文化，具体地说是闽南海洋文化的延伸。这种历史文化纽带是无法否定的。
除了前面几个问题之外，关于台湾文化是否只属于海洋，而不包含大陆性文化，同样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林满红就认为：“内陆文明还是台湾的一个文化根源，如果将台湾的文化根源窄化成只有海洋文明，其实并不完整。”(32)许信良也承认：“它既不完全属于海洋，又不完全属于大陆。”(33)可以说，从学术的角度上看，所谓“海洋文化论”的各个方面都充满了疑问和谬误，在历史事实和真相面前，终究是无法站住脚的。
此外，“台独”分子为了实现其分裂目的，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要与中国撇清干系，对大陆与台湾正常的海洋文化交流自然也横加指责。这些人声称“‘中国妈祖’是……外国神格，唯有‘台湾妈祖’才是真正保佑台湾安全之本土神明”。(34)台湾信众们前往中国大陆妈祖原籍地进香的活动被他们歪曲为一种“‘文化的乡愁’，不只不必要，而且对追求新而‘独立’的‘国家’台湾，绝对会产生负面的作用。”(35)参与者都“需要加以心灵重建”。(36)他们叫嚷要将外来文化(指的是中华文化)从台湾剔除出去，让所谓“真正属于台湾人民的本土政党”取得执政权，才能将海洋文化发扬光大。这些将文化、学术问题政治化，蓄意在两岸人民之间、台湾人内部之间制造分裂对立的狭隘行径，正如有的评论所指出的，恰恰暴露了在这些人身上具有的根本不是什么海洋文化，而是“封闭、保守、短视、狭窄”的“岛屿文化”，(37)对照他们自诩的所谓“自由、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无疑是绝大的讽刺。与此同时，台湾的海洋文化却正在遭受破坏，“原有优良的海岸文化资产成为劣质的文化负债。海岸不再可亲、可近”。(38)“海上，及保存海洋文化资产最多的海下勘察与考古，在观念上，制度上，技术上长期被忽视”。(39)这让那些真正关注台湾海洋文化发展的人们无法接受。无怪有人发出这样的抱怨：“假若想要真正塑造台湾的海洋文化，首先要让老百姓从看得到海，可以亲近海洋开始吧！”“如果真的发自内心爱台湾，就请停止在岛内制造仇恨与对立，先效法海洋文化有容乃大的精神，把眼光放长远，然后在爱与包容的基础上，鼓吹正面的海洋文化观，使它真正成为全民的共识”。(40)
总之，这些年来以“海洋文化”为旗号，割裂两岸文化联系的做法，已经成为“台独”势力推行“文化台独”的手段之一。从历史上看，中国大陆有着悠久的海洋文化传统，海洋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海洋文化是中国闽南海洋文化向台湾的延伸，两岸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谓台湾文化是“海洋文化”，与中国大陆文化有本质区别的说法，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
注释：
①④张俊宏：《始终没有离开的朋友》，许信良：《风雨之声》序言，台北：文星书店有限公司，1989年，第9页，第6页。
②吕秀莲：《台湾大未来：海洋立国世界岛》自序，台北：知本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第4页。
③⑦杨碧川：《台湾的智慧》，台北：国际村文库书店有限公司，1996年，第219页，第221页。
⑤(24)李筱峰：《台湾历史与文化的特色》，台湾“国父纪念月会”专题演说，2001年7月25日。
⑥陈水扁：台湾公共电视“台语晚间新闻”开播专访，2008年3月3日。
⑧(14)庄万寿：《海洋文化与台湾海洋文化的辩证发展》，台湾《“国家”政策学刊》，2009年第3期。
⑨李乔：《台湾文化造型》，台北：前卫出版社，1995年，第319页。
⑩刘登翰：《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闽台文化关系论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0页。
(11)[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999年，第97页，第108页。
(12)陈孔立：《台湾历史与两岸关系》，《历史》，1996年第10期。
(13)陈孔立：《台湾“去中国化”的文化动向》，《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3期。
(15)(19)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引言，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4年，第I页。
(16)袁康、吴平：《越绝书》卷8外传，纪地传第十，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123页。
(17)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2，泉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030页。
(18)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卷400，《续修四库全书》1661·集部·总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90页。
(20)余英时：《海洋中国的尖端——台湾》，天下编辑：《发现台湾》序言，《天下杂志》1992年。
(21)杨彦杰：《闽南移民与闽台区域文化》，《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2)(23)李筱峰、刘峰松：《台湾历史阅览》，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9年，第44页。
(25)[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第2卷第82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2页。
(26)[摩洛哥]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51页。
(27)张燮：《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1页，第132页。
(28)关于月港开港的具体时间，史料记载分为隆庆年间和万历年间(1573-1620)两种说法，今从史学界支持者较多的隆庆年间说。但无论是哪种说法，均要早于台湾的荷据时期。
(29)徐晓望：《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56页。
(30)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鹿洲全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31)杨彦杰：《荷据时代台湾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8页，第152页。
(32)林满红：《当代台湾的史学与社会》，《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18期。
(33)许信良：《新兴民族》，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182页。
(34)(36)董芳苑：《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民间信仰——兼论台湾社会宗教人之心灵重建》，见张德麟主编：《台湾汉文化之本土化》，台北：前卫出版社，2003年，第72页。
(35)张德麟主编：《台湾汉文化之本土化》序言，台北：前卫出版社，2003年。
(37)(40)参见刘新圆：《台湾需要发展怎样的海洋文化？》，《“国政”研究报告》，2007年10月4日。
(38)(39)郑水萍：《台湾的海洋文化资产》，见邱文彦主编：《海洋文化与历史》，台北：胡氏图书出版社，2003年，第167页，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