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敌自卫，功过任评说——1938年花园口事件研究概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花园口论文,功过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03)02-0031-10
1938年6月，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进攻而实施了黄河花园口决堤，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阻敌西进南下的目的，但同时又给抗战中的豫、皖、苏三省人民造成了新的灾难，是为花园口事件。时至今日，国内外尤其是海峡两岸对其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还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具体的研究状况是什么样的，成果在哪儿，缺陷又在哪儿，后续性研究的重点是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并非清晰，有必要进行细致的梳理。
一
本着澄清事件的基本事实，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宗旨，花园口事件研究应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全局出发，结合战场形势的变化过程，包括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战略与策略，弄清中国军队决堤阻敌对策的来龙去脉及其实施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日本军队的占领政策和侵略罪行，再现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坚强柔韧的生存意识，并借此窥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局部因素。
（一）大陆方面
大陆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动态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以1949年和1978年前后为界。前两个时期的研究，其参与主体、立意动机，以及所面临的社会背景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政治语境中的宣传色彩很重，甚至还有出于不同目的而歪曲事实的成分，所做工作未至深入、系统，因此尚不能称之为严谨的学术研究。
其中，1949年以前的“研究”是在国民党政府的旗帜下进行的。主要是因为其事不远、决策者和执行者均还健在的缘故，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由此谴责日本侵华的野蛮罪行和希望尽快复兴黄泛区，进行战后重建的层次；不仅对花园口决堤的事实真相讳莫如深，对于花园口事件的后续性问题黄乏区的研究，还更为单纯地集中在获取各种损失统计数字上，以便向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寻求尽可能多的帮助。如1946年6月30日出版的《水利季刊》，有宁祥瑞的《花园口决口后整修豫境黄泛工程概况》一文，开篇写道：“（民国）27年6月，抗战军事吃紧，暴敌炸我沿河防区，黄河旧堤南一总段所辖之赵口及花园口，于2、5两日，先后溃决，河势突变，全河旋由花园口夺溜南泛。”由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纂委员会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合编，以韩启桐、南钟万名义于1948年出版印行的《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一书，在全面统计、介绍黄泛损失的时候，对决堤也只是闪烁其辞地说：“27年6月徐州陷后，历史上久祸中国的黄水，因为抗阻日军的西侵，又有第七次的改道。”曹聚仁、舒宗侨所著《中国抗战画史》坦然地把当时就流传的花园口决堤是谁所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摆放出来，但是在作了所谓的分析之后，也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至于像宋庆龄女士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能够勇敢地道出事实，那毕竟是极少数。即使如此，该文还在“1938年初夏，日本军队从徐州向汉口推进。中国军队决开了黄河南堤岸”一句后加上了括注“事先疏散了当地居民”，其意不言自明（注：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社：《中国北方的水灾难民——一项生产救济方案》，《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第21期。转引自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页。）。因此，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研究，即没有全面揭示花园口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多方面的社会影响，也没有真正切入到生存多艰的泛区民瘼和曲折复杂的泛区军民抗战，更没有触及近乎十年的社会变迁。一言以蔽之，简单肯定之中蕴藏着很深的政治利益，集权政体之下封杀了史学的关注机会。
至于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参与，则真实地表现出了历史运动的轨迹：事件之初，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共产党以国家利益为重，保持与国民政府的一致，在接触了决堤的一系列真实真相的情况下，依然把予头指向侵略中国的日军；后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破裂，特别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和两党争取国家政权的国内战争的进行，开始以批判的态度重新评价花园口事件。这在1947年前后围绕着要不要和如何堵复花园口大堤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1949年，共产党取国民党而代之，在大陆建立了新型政权。在新历史观的指导下，抗日战争过程中的花园口事件再一次被历史教育、历史宣传和历史研究所触及，直到1978年中国政治发生重大变化之前，这个时期大陆的研究经历了从简单而微弱的二分法到全盘否定的转折。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史学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批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妥协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同时，对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表现也给予了一些客观论述。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里，怀疑一切、批判一切的是非观念盛行，花园口事件当然地被当作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的例证而定性，而且还以此为契机对国民党的政治统治进行了全盘批判。客观而论，这一时期的严谨的史学研究并不多见，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冲击了正常的生活，学术自然在劫难逃。因此，几十年前发生在抗击日本侵略过程中的花园口事件，留给人们的印象只是国民党政府是如何的“腐败无能”、“逃跑”、“失败”，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痛苦”又有多大多深，花园口几乎成了中国旧政权欺世害民行径的标志，还成了旧中国人民遭受灾难和贫困的代名词。产生这一深厚的社会影响，河南乡土作家冯金堂和著名作家李準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前者所著《黄水传》和后者所成《黄河东流去》均是长篇巨制，它们名噪一时，以文学的视角和笔法给世人展示了有关1938年花园口决堤，特别是其后长达近十年的黄灾及在黄灾中人民求生的艰难困苦状态。
1978年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人用史学的眼光和笔触，回溯花园口决堤这一历史事件。在学术刊物上最早专题性地研讨花园口事件，当推陈传海和丁福利（注：《花园口掘堤》，《大学文科园地》1985年第4期；《花园口掘堤事件再评价》，《商丘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1986年沈家五利用手头所掌握的大量国民党政府的原始档案在《民国档案》第一期发表《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经过》，是关于这一事件原始资料利用最直接、最集中，也是最早的成果。从此以后，对花园口事件的历史关注，逐步被扩展、深入，开始了从点到面，从微观到宏观的学术变迁。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在经过了十年的左倾社会运动后，学术研究刚刚开始拨乱反正，力图回归求实求真之路，这时候陈传海等人对花园口事件的审视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姑且不论其评述的得失。到了90年代，军事学领域里的研究异军突起，先后有田照林的《正面战场作战史料的选用——兼论花园口决堤对抗日战争的影响》（注：《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和马传廉的《花园口事件的军事价值》（注：《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还有邢军纪的纪实作品《黄河大决口》（注：邢军纪：《黄河大决口》，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他们立足抗日战争的历史大背景，宏观地考察了花园口事件的社会影响，无疑又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推动了对花园口事件综合性思考和多角度研究。
从资料的角度看，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或者与史学研究同步，关于花园口事件的历史追忆、档案整理、史料汇集成为颇具代表性的三种成果。它们一方面烘托、映衬了该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促进、繁荣了该问题的研究。比如有关当事人对花园口事件的回忆或追记，或者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文史资料中，或者蕴藏于个人传记与回忆录里，最为丰富。主要的如《爆破黄河铁桥及花园口决堤执行记》（注：朱振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第54辑，1962年。）、《记豫东战役及黄河决堤》（注：晏勋甫：《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第54辑，1962年。）、《国民党军新八师破坏黄河铁桥及花园口决堤情形纪录》（注：《黄河史志资料》1986年第1期。）、《炸黄河铁桥扒花园口大堤真相》（注：熊先煜：《文史精华》2001年第11期。）、《李宗仁回忆录》、《程潜传》、《商震传》、《西北王胡宗南》、《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等（注：类似的资料还有：王果夫：《花园口决口纪实》，《河北承德文史》第3辑；熊先煜：《黄河花园口决堤始末记实》，《重庆沙坪坝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熊先煜：《新八师戍守黄河》，《郑州文史资料》第6辑；徐福龄：《蒋介石在黄河上犯下了滔天罪行》，《河南文史资料》第1辑；《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情况简介》，《河南文史资料》第4辑；《黄河花园口掘堤专辑》，《郑州文史资料》第2辑；邹春屏：《抗战时期黄河掘堤前夕亲历记》，《湖南祁东文史资料》第2辑；刘康熙：《黄河花园口掘堤前后》，《陕西新城文史资料》第3辑，等等。），这些几乎都是当事人或亲历者的记忆，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档案资料的整理越来越投入，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凭借其得天独厚的馆藏优势，率先整理发表了《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经过》（注：《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1938年黄河决堤史料一组》（注：《民国档案》1997年第3期。），《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中国抗日战备之两份建议书》（注：《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国民党政府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案）》（注：《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而且，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成立之前，其前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还内部整理编印了《蒋介石制造的黄河花园口决口》。址在河南的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也正在把自己所存不多的相关档案资料加以整理，以供研究之用。涉及到花园口事件和黄泛区问题的资料汇集更多，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31册）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志》（上、中、下），彭明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第5册补编），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等。
除此之外，还有立足学校历史教育和面向社会历史宣传的各种文章，也以不同的体裁和风格涉及了花园口事件。如鲁岩的《蒋介石扒花园口黄河大堤概述》（注：《中州今古》1983年第4期。），马仲廉的《花园口决堤六十周年祭》（注：《炎黄春秋》1998年第6期。），蔡铁山、赵六奇的《花园口六十年祭》（注：《档案管理》1998年第4期》。）。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大批专著和系列作品，几乎都注意了花园口事件，尽管它们因所涉主题的关系又几乎都没有对之做缜密的梳理。如中国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中、下），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中国抗战军事史》，龚古今、唐培吉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章伯峰、庄建平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上、中、下），马振犊的《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等。还有一部分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即在水利学科中关于黄河和淮河变迁历史的研究成果。其实，这里蕴藏有很多花园口事件的宝贵资料，而且，它的视角还很有启发性，值得宏观的史学研究借鉴。
从立论和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对于花园口事件的研究逐步突破置其于单纯的通史研究中的狭隘和偏颇，而渗透到断代史研究、专门史研究等领域里来，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诸如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政治史、军事史、抗日战争史等众多的研究视野中。人物研究的关注程度也有很大的提高和拓展，比如关于蒋介石、程潜、胡宗南、商震、汤恩伯、何应钦等国民党人物，和周恩来、陈毅、彭雪枫、吴芝圃等共产党人物的研究，都有涉及花园口事件的内容。关于抗日根据地研究，由于客观的原因，使其成为史学研究中投入较多的一个方面，取得的成果也很丰富，特别是豫皖苏边区和冀鲁豫边区历史研究对花园口事件着墨很多。
总之，关于花园口事件的研究是越来越深入和全面。其中，作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轨迹，所取得的最大成果是：立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宏大历史背景，坚持把花园口决堤视为日本侵略中国的产物和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副产品。这种共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也还有一个极其明显的薄弱环节——专题性的个案研究稀少、事件研究落后，迄今为止一直没有一本研究花园口事件的历史专著。至于说毕春富的《抗战时期掘口秘史》（注：毕春富：《抗战时期掘口秘史》，台北明文书局1995年版。），是站在军事策略的角度涉猎花园口事件的，而梅桑榆的《花园口掘堤前后》和邢军纪的《黄河大决口》，则带有较多的纪实味道，尚不能称为严谨的史学研究。
（二）台湾地区
相对于大陆在较长时期内一直是以批判性研究为主，台湾地区对花园口事件的宣传和研究则更多地受着政坛变化的左右。
国民党政权移入台湾后，对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付出了不少的精力。尤其是最近几年口述历史研究的推广应用，不仅拓展了学术的空间，增强了学术的吸引力和生命力，也使历史研究因此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支持。据周元正统计，仅1950-1987年间台湾出版抗日战争史著作论文就达6000多种（注：周元正：《台湾出版抗日战争史著作论文索引(1950-1987)》，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在去台之前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所发表的个人传记、回忆录等文件，再一次丰富了史学研究。从这些富有特色的资料中，越来越多的关于花园口事件的信息展示了出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花园口决堤的真相和结果定性上，各种信息资料基本上依然恪守着传统而回避了历史真实和历史良知。如1955年再版的《八年抗战之经过》，尽管何应钦在序言中特别说明所著该书是“荷蒙总统蒋公核定交国防部刊印”的，其中《兰封附近诸战斗》一节仍然说：“七日敌机轰炸黄河堤，赵口附近河堤崩溃，水流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汛，敌我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由原国民党宣传部长董显光主编的《蒋总统传》（注：董显光：《蒋总统传》，台湾中华大典编委会，1967年版，209页。），对花园口决堤的结论是：“决堤纵然不能拯救汉口的命运，但已延缓其被占领之时日达三个月以上”；《蒋总统秘录》（注：日本产经新闻社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央日报》社，1974年版。）的结论则是：“由于此一洪水得以遏阻日军向武汉推进达半年的时间，又在淹水一带的以西地区，在此后的六年时间，得以一直未许日军侵入”；1962年出版的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著的《抗日战史》第12册，更将这次“决堤却敌”作为战略上的“重大成就”之一加以评价：“6月7日夜，先后于赵口、花园口河堤，放水成功，至11日，适大雨滂沱，益助其势，水流急湍，如万马奔腾，陇海路附近尽成泽国。12日，向南涌注入贾鲁河，致中牟、尉氏、扶沟及其以南，均成泛滥……。于是，我东凭汛区障碍，北连黄河天然地障，与敌对峙达六年之久。而通往武汉之最佳接近路线——平汉路，在嗣后之武汉会战中，遂未为敌所用，反而须绕越崎岖难行、道路稀少之大别山区……换得最珍贵之五个月时间……对稳定战局，挽救国家危亡，确具有至高之贡献。”（注：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著：《抗日战史》，本局出版，1962年版，第220-221页。）其他如《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5卷（注：蒋纬国总编：《抗日御侮》，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等也持类似的观点。论文方面有《艺文志》1980年第9期程王讽的《初期黄河决口的经过》，《战史会刊》1983年第14期符治孙的《抗战期间黄河决口纪实》，均追忆和介绍了当时决堤的具体情形，评价也大同小异，没有脱出旧迹。直到1973年吴相湘的皇皇巨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才率先坦承花园口决堤是中国军队所为，并称：“黄河洪水泛滥，豫皖苏的若干地区不免遭受水灾，这种牺牲争取到了将近半年的保卫武汉的时间。”（注：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下），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447页。）真正有所突破，是从1976年蒋介石逝世开始的。
在台湾地区的花园口事件研究中，有一个人是必须专门提及的，他就是1938年花园口决堤时任国民党军队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的魏汝霖。据其回忆，花园口决堤是在他的具体主持下完成的，决堤的次年即1939年3月，他曾写有个人日记，详细记载了决堤的过程。该日记现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与时任新八师司令部参谋熊先煜的《花园口掘堤日记》齐名的两大真实历史记录，而且还因其距事发时间最短而被广引为信史。在这部日记里，魏说：“6月1日，策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地作战略上之转进。同时决定黄河决口企图，做成大规模之泛滥，阻敌西进。”但是，到台湾后，魏一直缄口不言，直到1972年在《中原文献》第3期发表《抗战期间黄河决口纪实》，才开始讲述当年的事情。从1976年蒋介石逝世，他的声音逐渐多了起来，先是在该年张其昀监修的《战史论集》中，以当年的工兵参谋刘叔琬的名义，发表《抗日战争期间黄河决堤经过纪实》。同年7月，又在《中原文献》第7期发表《抗战期间黄河决口经过纪实》（注：《东方杂志》复刊第5卷（1971年卷）第1期予以转载。），1979年接受《中外杂志》之邀，发表《抗战初期黄河决口真相》。他的结论是：“抗战八年，黄汛阻敌西进，保障西北，功不可没。”
国外出版的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著作，很多也都涉及到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最具代表性的是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他在其中写到：“这一策略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入侵者暂时被阻滞，进攻武汉的战役，可能被推迟了三个月。”并且称赞：这是中国军队在抗战初期所表现出来的与淞沪战役、台儿庄大战一样的决心（注：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5页。）。
二
多年来，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地区，对花园口事件的研究愈益广泛，在取得许多共识的同时，还依然存在着很多争论，甚至也还有一些空白点未被注意。
（一）关于决堤的决策依据和思想来源
随着档案的逐步开放和可资佐证的当事人回忆的增加，人们开始认识到决堤决策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酝酿和权衡。1938年5月的豫东战场形势对中国军队越来越不利，只是一个外部军事环境，或者说是个导火索；中外战史上多种多样的“以水阻敌”策略的成功运用对处于危机之中的中国军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从建议者的众多呈文内容可见一斑；当时出于对日军野蛮性的感性认识而担心其会先发制人，决黄河水淹我，这种担忧似乎也不是没有丝毫的道理。还必须注意一点：自1935年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首提决堤建议以来，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一直承受着来自不同方面的以水制敌建议的影响，特别是到豫东战役吃紧的时候，更是这样（注：毕春富：《抗战时期掘口秘史》，台北明文书局1995年版。）。在决定要不要决黄河大堤阻止敌人的5月31日夜和次日，尤其是在决堤过程中，蒋介石“日必电讯”多次，反复催促，甚至以“奖以法币”施加压力，流露出难耐的焦虑和期待，或许可以从中感悟到作为最高军事领导人和决策者对战场形势变化的密切关注，也还可以由此窥探出他对这一策略的斟酌和犹豫。至于说蒋介石在最后关头，是依据谁的建议为蓝本而决然拍板，这倒是个歧见纷纭的问题。如1938年4月陈果夫的建议被如陈传海、丁福利和沈家伍、古屋奎二等引以为抗战期间黄河决口的发轫。兰封战役时担任第三十九军司令部参谋处长，后来亲自参加黄河决口的黄铎五回忆说蒋介石是“依据冯副委员长（冯玉祥）建议，决于赵口和花园口两处施行黄河决口，构成平汉路东侧地区间的对东泛滥。”（注：黄铎五：《黄河决口亲历记》，《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也有材料说是根据白崇禧的建议决策的（注：《河南文史资料》第4辑。）。其实，似乎可以说纠缠于此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结论和事实是最关键的。
（二）关于决堤的具体方法
决堤是在日军攻打开封的时候开始的。当时，不仅有一部分日军已经进攻到郑州南面的新郑，并一度切断了平汉线，黄河北岸也早已为其所占领，三面临敌的险恶形势给决堤者的心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从黄河水流的情况看，汛期未到，水少流缓，主流离大堤较远。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什么方法和手段，就直接影响着决堤的进度和成功的几率。但是，从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而言，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而且它们还都直接起源于是当事人的日记。一个是人工挖掘的“掘堤说”，以熊先煜为代表。熊在他的日记中记载说整个决堤过程都是用圆锹、十字镐、钢钎、箩筐、土箕、木杠等挖运工具进行的。为了说明这一点，1997年5月15日，他还专门写信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并随寄了决堤时所拍摄的照片4张用于证明。（社会上常言“扒花园口”，大概即由此而来。）另一种是以炸药和地雷轰炸决堤的“炸堤说”，以魏汝霖为代表。魏在他的日记中记载道：6月5日正午，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奉委座电话严厉督促实行，启公（即商震）遂携汝霖赴赵口视察，并令工兵营长蒋楷携带大量黄色药和地雷，准备作爆破河堤之用。”接着，在6日、9日的日记中，他又接连两次提到用黄色药和地雷炸堤的功效情况。当然，还有人说使用了大炮，如当时参加决堤的新八师副师长朱振民回忆说，兰封战役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曾派一炮兵连长带领一排炮兵，携两门平射炮，对着已经决开了一部分的缺口处进行轰击，从而加快了决堤进程（注：朱振民：《花园口决堤决堤的内幕》，《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
作为亲自参与了决堤行动的这两位参谋人员（熊是新八师司令部参谋处上尉参谋，魏是第二十集团军司令部参谋处少将参谋处长）在决堤时还在大堤上见过面、商讨过对策，而所记决堤方法、手段竟然如此大相径庭，着实留下了一个历史疑点。根据常理，从面临强敌而必须秘密行动来看，似乎不适宜使用炸药和地雷，当然也不可能使用大炮；但是从决堤的紧迫性和两次失败所带来的焦急程度来看，使用非人力工具又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三）关于花园口决堤价值和意义的总体评价
这是分歧最大的地方。基本上可以概况为三种态度：以台湾学者为代表的肯定论。他们认为决堤有三个积极结果：推迟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表3个月、5个月或半年之久；改变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最佳接近路线——平汉线”；使新黄河以西地区在此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得以未被日军侵入。还有人甚至认为决堤的军事价值显著：既保住了豫中、豫西及陕西等大片国土不被日军占领，又推迟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表……等等（如前所述，从略）。大陆也有学者持此态度。还有人论证说，如果没有及时的决堤，装备优良、凶猛异常的日军决不会放过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大好机会。因为当时中国军事当局已经调集了全国军队的主力参加徐州会战和之后的豫东战役，而且都在陇海线中段附近地区。如果围攻而聚歼之，乃绝好的机会，对于急于压服中国的日本政府来说，恐怕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一机会的。所以没有如此，仍是决堤的功劳。如果说日军没有足够的兵力，那也只是当时暂时没有足够的兵力过河追击中国军队，后来有兵力为何不这样做？沿平汉线运送兵力和军事物资不是比走水路更加快捷安全吗？为什么一定要坚持顺淮河西进呢？过不去，没办法。
否定论者也大有人在。针对台湾学者的一味肯定，他们指出，日军推迟进攻武汉，并非黄河决堤之功，关键是日军兵力不足，且不论决堤使豫皖苏三省数十县市的地区沦为泽国，数十万人民葬身洪流，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给人民带来巨大而长期的灾难后果及影响，仅从军事角度看，肯定论者所说的三个价值也是值得商榷的（注：田照林：《正面战场作战史料的选用》，《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决堤的军事价值仅在给日军造成了一些困难，使其主力沿淮河推进为沿长江推进。与豫皖苏人民因黄水泛滥遭受的损失相比，这点军事价值不足称道。”（注：马仲廉：《花园口决决口的军事价值》，《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政治、军事、经济、道德等多重角度去思考决堤事件，评价的方法也逐步从单纯的定性法向定性与定量综合的层面转化。这样一来，评价的视野开阔了，事件影响的多维性也就随之而出：决堤有军事上阻敌西进南下之功，但水淹三省，其过也不在小；决堤后不久中国政府所宣传的“功在国家，害在地方”，需要适时适地地理解；决堤军事上有可取之处，但经济损失和政治代价太大，道德责任也很沉重。
（四）关于决堤后的黄泛区问题
对花园口决堤持否定论者，其最重要的论据就是近乎十年的黄泛区给豫皖苏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持久的痛苦。因此，反映黄泛期间人民苦难生活的文章，包括回忆录等在各种媒体上经常可以见到，据笔者统计有过百之数，特别集中在豫皖苏三省各地的文史资料中。
花园口决堤后，在西起平汉线、东至津浦线，北起陇海线、南至淮河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水淹世界——黄泛区。豫东、皖北、苏北的数十县常年为水所害。但是，黄泛区到底有多大，这是有争议的，在1949年以前有64县说、36县说、25县说、44县说，现在基本上认同了44县说。其中河南计有20县：口门附近郑县、广武和中牟3县，贾鲁河流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鄢陵和洧川6县，颍河流域商水、项城、沈丘和淮阳4县，惠济河流域开封、陈留、杞县、睢县、柘城、鹿邑和太康7县；安徽共计18县，颍河流域太和、阜阳、颍上和临泉4县，涡河流域亳县、涡阳、蒙城和怀远4县，淮河流域及其湖区凤台、寿县、霍丘、凤阳、灵璧、泗县、五河、盯眙、天长和蚌埠市10县市；江苏省6县，高邮、宝应、洪泽诸湖区宝应、高邮、淮阴、淮安和泗阳5县，里下河区涟水1县。
黄泛区形成后，该地区一度成为战争的真空地带。但是，很快日军和伪军都进入了这一地区，中国国民党军队也紧跟而进，加上共产党新四军的武装，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逐步地活跃起来。然而，迄今为止，关于黄泛区中国军民的抗战情况却没有被系统地研究。从中共党史和抗日根据地的角度进行的细致研究，形成了如《睢杞太地区史料选（上、中）》（注：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睢杞太地区史料选》（上、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豫皖苏边区革命史》（注：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豫皖苏边区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豫皖苏边区革命史》（注：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豫皖苏边区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代名将：彭雪枫传记》（注：冯文刚等：《一代名将：彭雪枫传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颇富价值的学术成果。只不过由于立足点和研究主题的限制，这些研究没有把中国军民特别是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在黄泛区里坚持抗战的历史过程全面地反应出来，对于黄泛期间中国政府的政治建设、中国军队对新黄河的决口设关行为也没能给出应有的注意和评价，有一些相关的回忆文章，如《何柱国在沈丘》、（注：徐乃顶、李天赐、李珍：《何柱国在沈丘》，《河南文史资料》第45辑。）《我乘黄泛退日军》（注：刘庆云：《我乘黄泛退日军》，《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我的河边生涯》（注：徐福龄：《我的河边生涯》，《河南文史资料》第68辑。）、《抗日战争中的洧川县自卫队》（注：贾兰田口述，程廉清整理：《抗日战争中的洧川县自卫队》，《河南文史资料》第24辑。）等还依然零星地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文史资料里，少人问津。
值得注意的是，黄泛区问题研究在另外一些领域和方面却有了进展，成为灾害学、地质地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关注的对象，以至于对黄泛区问题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要比花园口决堤本身吸引了更多的人，并且已经深入到黄泛区的土壤、农作物、交通运输等方方面面的社会变迁上来。1947年发表在《土壤季刊》上的《黄泛区的土壤与复耕》（注：席承藩、程伯容、曾昭顺：《黄泛区的土壤与复耕》，《土壤季刊》第6卷第2期。）一文可以看作是这种研究态势的最早表现；1948年由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纂委员会编辑印行的《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一书，是有关黄泛区善后工作的第一部专著，及时、全面地总结了黄泛区的具体灾害情况，成为了解这一问题的权威材料，迄今无出其右者。孙艳魁所著《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从难民问题入手，考察了花园口决堤后黄泛期间的中原社会面貌，研究触角很独特，从而把花园口事件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领域和范畴中。此外，《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黄河长期夺淮期间淮北平原湖泊、水系的变迁和背景》（注：韩昭庆：《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黄河长期夺淮期间淮北平原湖泊、水系的变迁和背景》，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黄淮海平原地区农业地理》（注：姜德华：《黄淮海平原地区农业地理》，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黄淮海平原盐碱地改良》（注：中国农科院农田灌溉研究所：《黄淮海平原盐碱地改良》，农业出版社1977年版。）、《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变迁与水流变化》（注：吴祥定：《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变迁与水流变化》，气象出版社1991年版。）、《黄泛平原林地资源利用研究》（注：刘寿坡：《黄泛平原林地资源利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等则是综合研究黄泛区问题的成果，从新的视角记录和回顾了1938-1947年间豫东、皖北、苏北地区的社会状况。
总的来说，花园口事件研究很活跃，可以概况为一句话：军事学的深入与地理学的介入相先后，灾害学的新视野与文学的硕果并比存，而历史学在踏实的步伐中取得了长足进展——不仅发掘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还弄清楚了许多具体的细节，特别是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变化最有意义——从社会史的角度渗入，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史研究的封闭和紧张，开阔了视野。但是，对于进一步的历史研究而言，花园口事件的诸多资料还需要相互印证，比如决堤的方法和手段、决堤时到底有没有疏散居民的行动、新黄河的多次决口究竟是谁所为等；一些具体细节迄今尚未找到富有说服力的原始证据，比如花园口决堤前日军准备决黄河大堤的计划，决堤后日军何时知道了决堤行动，1938年5月31日夜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之间决定决堤的来往电文，6月1日武汉最高军事联席会议决定决堤的决议等；另外一些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定性，如决堤后国民政府的善后工作和救济行动、黄泛期间中国军队的设关行为等。在方法上，除了进一步整理和使用档案资料外，实地考察和口述取证是不可忽视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