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化与宋代出版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0-0763(2012)02-0110-04
宋代的雕版印刷术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空前绝后的，由此引发了中国出版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以纸为介质的出版传播方式的进化，不仅带来了第三次传媒革命，其文化触角更是延伸到宋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并推动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由之可以管窥技术进化对文化传播的影响，这种影响对整个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发展意义重大。这对于当前我们社会转型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十二五”规划中强调产业结构调整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与文化产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技术进化中的宋代出版传播
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以生物进化论为出发点，通过对技术产品和生物物种的类比，与技术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相结合，构造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技术发展进化模式，并出版了专著《技术进化论》(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从而解释多样性的人工制品出现的原因及其选择机制。巴萨拉的技术发展进化假说的理论基础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基本研究对象是代表技术标志的人造物[1]。
以纸质介质为载体的印刷术是宋代出版传播活动的重要因素，可以理解其为一种宋代科学技术的标志性人造物。而“人造物对如何理解技术起关键性的作用”是阐述技术进化论的关键因素，是研究的基本单位，“人造物对技术进化的重要性不亚于动植物对生物进化的意义”[2]。没有以纸为介质的广泛应用，雕版印刷术在宋代改进和带来的出版传播革命就无从谈起，更不可能有活字技术的进化。
技术进化不但有继承的特性，更重要的是还有创新性。在技术进化的历程中，创新也是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使得技术世界呈现出多样性。巴萨拉也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人类的想象力、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技术的传播以及科学的进步，这些因素协同促进了创新的发生[3]。纸质介质的出版传播方式虽然最早发端于汉末，但其真正发扬光大是在宋代。其原因就在于宋代的经济文化社会背景和整体科技水平的向前推进，使雕版印刷的技术在创新层面上取得许多重大突破，如纸墨原料的范围扩大与质量提高，编排开版技术中首次运用象鼻、书耳、包背装、分割版面等等。所以宋代出版传播的发展是与技术进化的脚步保持相应的节奏。此外，技术进化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变化的迅速性[4]，譬如宋代出版传播中对雕版技术的吸收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出现了比之更有创新性的活字印刷术。
技术进化在宋代出版传播中主要表现为出版介质的进化与出版传播技术的进化，我们对二者的考察可见技术进化对文化传播的影响。
二、出版传播介质的进化
介质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本文基于从“介质”最本源的意义出发，借用到社会科学，指在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中所凭借的信息载体。
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五次传媒革命：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数字传播，这五次传媒革命发生的一个共同原因就是其传播过程中的“介质”发生了改变，并作用于传播方式。这五次传媒革命的介质经历了从“结绳记事”的草绳、到龟甲兽骨、石鼓金鼎到泥版纸草之书、雕版到谷腾堡的印刷机、计算机到IT网络，这也正反映了“介质”的变迁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传播是人类的基本社会活动方式。其中，介质在技术革命上的变革可以影响传播活动的效率和效力。介质的变革折射出人类文明的飞跃，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变革。政治传播学者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曾经说过，“历史是由可以排列和割裂的纪年或时代组成。一个时代的标志就是那个时代的媒体。媒体对信息进行吸收和记录，并把这些信息转换为处于同一时代的社会制度权力结构。此外，媒介类型和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产生各种倾向性，这些倾向性强烈的影响着社会文化趋势和价值观念”[5]。英尼斯所讲的时代标志的“媒体”，更多应该是工业革命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发展而强化起来的现代传播手段。其实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译为“介质”一词，会更加贴近传播的本质，更合历史的逻辑。
中国古代的出版介质直接影响着出版传播的方式。最初，在文字产生或确立之前，是以“绳、木、石”等为介质，还谈不到出版。甲骨文、钟鼎文成为三代传播中的主角，并借助甲骨青铜此类介质，即使进入农耕定居时代，也继续是传播主体。以石刻为介质的传播，开辟了真正的出版传播时代，其传播内容、价值、效果是丰富多彩的。竹木经“汗青”工艺而成“简”的简牍是一种上承甲骨、后开纸本书的出版传播方式；而大约同一时期以“帛”为介质的帛书，则是一种“贵族式”的出版传播方式，其文化内涵与秦汉魏晋的贵族精神文化气质相一致。这样，精神文化的分层就由其传播介质表现出来。在最初的出版传播活动中，帛因为高昂的价格不是寻常百姓所能承受，寒士通常在“不得不”的情形下才使用纸张，由之产生“贫不及素”的自卑心理。
西汉时纸的应用使出版传播的介质形态发生革命成为可能。纸质介质在出版传播中地位的确立与桓玄也有很大的关系。他称帝后下令制作书籍一律用纸，“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6]纸写本与以纸为介质的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纸发明后最主要的两大出版传播方式。五代之前，纸写本(手抄本)在出版传播的方式中占主导地位，它直接促进了中国书法的产生，并为雕版印刷直接提供了成熟实用的文字。后唐宰相冯道和蜀相毋昭裔分别由官刻和私刻两大不同系统雕版刊刻“九经”，开启了中国出版传播史的新时代，宣告了出版传播方式革命的到来。在实际的操作中，雕版印刷不但避免了手写本“脱衍讹倒”的问题，而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很快在宋代形成了以官刻、坊刻、私刻三大出版系统和开封、临安、成都、建阳四大出版中心，产生了拱花、套色等一系列新技术、新发明，从而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之后，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术，标志着活字印刷传播方式的产生。随后又相继产生了磁活字、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等。与雕版相比，手工活字印刷更具灵活性，凸显了单字的利用率，此后排版便成为刻版印刷的一道重要工序，全面推进了纸质介质在出版传播介质中的主导地位。
中国古代出版传播方式的演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系统的进化的过程。它同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系统中的其他诸要素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稳定、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些要素包括文化、文字(汉字、少数民族文字)、科技、宗教、道德以及价值观等。尤其是每次新介质的广泛运用，都带来出版传播方式革命性的变化。宋代广泛开始的以纸为介质的出版传播方式是人类文明史上受众最广，目前为之传播范围最大的一种出版传播方式。
三、出版传播技术的进化
雕版印刷术是宋代出版传播革命中重要的技术因素，但它也有固有的缺陷：版本笨重，堆积如山，不易保管，刻写又费时费力，刻后开印一两次后也就难以再用，弃之可惜，藏之又占地方等。也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技术创新成为可能，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在技术进化的路线中有了应然性。
活字印刷有灵活小巧、以简驭繁、方便实用等优点，是极具现代印刷术特点的高效率媒体生产方式。缪艺风《艺风藏书续记》卷二，即著录了其所藏的这部用木活字印刷的书。书后的印书缘起中，写明为“南宋嘉定辛巳季夏望日，青社齐砺书”[7]，可见活字印刷术对出版传播活动的影响是颇大的。但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版传播活动中，活字印刷的技术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活字印刷品也在出版物中并未占领市场。因此卡特在谈到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时，也说到“专家们似乎一直认为，毕昇的胶泥字和随之而起的铸锡作字，似乎始终没有广泛流行”[8]。活字印刷在我国出版传播活动中的长期近似于停滞的状况，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1.技术进化的步骤缓急与社会对新技术的消化能力密切相关
从有用知识集合Ω到可行技术集合λ的映射(mapping)，必定是任何技术进化模型的核心概念之一。这包括科学知识与其应用之间的全部关系。但是Ω比科学包含得更多[9]。无疑，活字印刷术在宋代的发明，完成了科学知识到可行性技术的这一转变过程，然而它达到一种确定性过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10]。宋代活字印刷术是出版传播技术进化步骤加剧的产物，但当时的社会对这种新技术的消化能力相当有限，导致其至少在当时不能得到广泛的运用。在宋代，雕版印刷术刚刚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出版传播活动的黄金时代，当时出版量最大的传播物往往篇幅短小，刻写方便，版印销售也很容易，而大部头的鸿篇巨制印制数量并不多，雕版印刷旋写旋刻，不必一一找字、布字，与这种社会需求很是匹配，比起活字反而是显得更方便。因此在宋代，活字印刷术几乎没有机会来显示其实用性和优越性。所以，根本上还是宋代社会不能消化活字印刷这种新技术。
2.活字印刷自身在技术层面上还存在问题
一项新的传播技术的发明往往要有成熟与发展期，活字印刷术在北宋处于刚刚发明阶段，所以尚未成熟，在技术层面上还存在缺陷。譬如，行距不整齐，乃至歪斜，甚至出现单字横置、倒置的情况；字体大小不一，墨色浓淡不均；金属活字不易着水墨，导致印刷效果差。元代王祯《农书》所附《造活字印书法》曾载：“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11]
3.汉字的特殊形态也延缓了活字印刷术在出版传播中的推广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通常一个字往往即表意又表音：表意有多重意思，表音又有大量的多音字，这样单个的汉字就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整个汉字的库体系的信息量更是惊人。即便只是满足基本排版的需要，一副活字至少也得有几万个字模，有的甚至要刻制十几万的字模，制作工程繁复，制作时间很长。而西方的拼音文字体系，只需制作数十种字母、符号的字模，就可以便捷地完成排版工作。数万种活字与数十种活字从制作到使用的工作量差别巨大，也正是这种差别，客观上延缓了活字印刷术在大工业革命之前出版传播中的推广。
4.传统文化也影响着活字印刷技术的传播与普及
通常某些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应用或排斥印刷术也起了重大的作用[12]。在传统中国社会，在儒家因循守旧，中庸的边际平衡处事态度影响之下，人们视某一事物为正统后，便对新思想、新技术持怀疑态度，并认为新事物是邪佞，活字印刷术便是如此，譬如陆深在《金台纪闻》曾说：“近日昆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间讹谬尤易。夫印已不如录，犹有一定之义；移易分合，又何取焉！兹虽小故，可以观变矣。”[13]
尽管宋代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版传播活动中一直比较被动，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但它是出版传播技术进化过程中的里程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旦遇到适宜的发展时机，必将显现其巨大的能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出版传播方式。
四、出版传播介质与技术进化的影响
技术进化与宋代出版传播是一种良性互动和彼此有机作用的关系。技术因素影响着出版传播活动，而出版传播活动的扩大，使更广泛的人群获得知识的可能性增大，造就了一批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形成了科学活动的群体，使科学技术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
尽管已进入数字传播时代，可当今出版传播活动的本质没有变化：既依赖于技术进化又在技术进化之外的一种纯知识的生产方式。通过分析宋代技术进化在出版传播中的影响，可见出版传播介质与技术进化作用一斑。
1.出版传播介质与技术进化影响文化创新
宋代以纸为传播介质主体的广泛运用和雕版、活字印刷技术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宋词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汉字的发展等文化创新。
宋之前，词主要以歌伎为传播中介，不少词家应歌伎的要求创作词作，这样歌伎的自身特点对词的创作和传播有很大的影响。宋代以纸为介质的印刷出版逐步取代歌伎演唱成为宋词传播的主要渠道，影响了宋词的内容、形式到艺术风格，甚至审美价值取向等方面。譬如，词体内容从娱宾遣兴的艳曲歌词变为词人自我抒情言志的载体。创作的目的也可以是直抒胸臆，如抗金复国、建功立业、壮志难酬等抱负情怀，并且可以及时、方便、迅捷的结集出版，在更大的人群范围获得认同感。
以纸为介质的雕版印刷出版传播方式促进了汉字的大规模批量复制。易于形成相同的字体、字形结构，以及近似的书写风格，减少了因为传抄而产生的字体变异和谬误错乱，给汉字使用者提供了统一的字形样式，规范了汉字的形体结构。此外，还影响了汉字的书体特征，从最初的书写体发展到为后来的刻书体，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宋体字”，广泛流传，至今还是我们印刷中的主要字体。
当前数字出版技术与新媒体的广泛运用，文化传播随着技术的进化，文化自身的创新内容与方式也深受影响。譬如随着“微博”这种载体日益被受众所接受，新的“微博体”的“微小说”、“微创作”也开始崭露头角，而这背后就隐藏着技术对文化创新的影响。
2.出版传播介质与技术的进化促进社会进步
出版传播是人类利用出版介质进行信息沟通和意义交流的传播形式，不仅具有深刻的人文内涵，而且其介质变化后，传播的范围和深度都作用于社会历史进程的各方面。出版传播史实际上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侧影。出版传播从外在效果看是使人获得了知识信息，从长的历史时间段看则在缓慢变更人的存在状态，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以此推动着整个社会的进步。
宋代出版传播介质与技术的变化，使得宋代出现了官刻、坊刻、私刻三大刻书系统，闽、浙、蜀、京四大刻书中心，还形成著、刻、印、发行一条完全的产业链，出版业也成为社会经济中一个重要的产业，对书商、刻工、士人等相关社会阶层产生深远影响，这样使得朝野都喜以劝学为重，整个社会形成倡导读书之风，学术活动也得到空前的发展。
3.出版传播介质与技术的变化促进汉字文化圈的扩大
以汉字这一东亚地区各国共有的文化要素作为标志的“汉字文化圈”，是一个真实的、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宋代出版的昌盛繁荣，促进了汉文、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等文化要素在东亚内部关联扩张，使得东亚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文化概念，成就了“文化东亚”。
宋代的出版传播不仅是在介质变迁层面上的，更重要的是它还在汉语文化传播样态之中，对汉字文化圈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出版传播作为一种重要手段，张扬了文化的受容性，使东亚汉字文化圈内诸国，在文化精神、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审美情趣、文学艺术等各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同化，甚至于在民风民俗、民间礼仪等方面各国都有相似、相同的地方；也加快了汉字文化圈发展的深度与广度。作为思想传播的媒介，如越南、朝鲜、日本及琉球，中国文字的应用于书写和书籍，在历史上都有很长的一段时期[14]。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处于全面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中优先发展与规划哪些产业意义重大，这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日后如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影响深远。通过对宋代出版传播中技术进化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高新技术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因此我们当下最近的调整产业结构战略思想是正确且必须要坚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