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国家政治转型期的不稳定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转型期论文,不稳定论文,因素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12月以来，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浪潮从北非席卷大多数中东国家：执政多年的政治强人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相继在国内民众大规模抗议和军方的压力下黯然下台；反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抗议浪潮迅速演变成一场内战，多国部队随后对利比亚展开军事行动，国际刑事法院于2011年6月27日以“反人类罪”对卡扎菲发出逮捕令；也门武装冲突不断升级，总统萨利赫遭炮击出国疗伤；叙利亚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牵动着国际社会多方神经；巴林、约旦、沙特和阿尔及利亚等国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骚乱。从全球范围看，这实际上是新世纪全球化进程加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大调整、国际新秩序建立过程中发生在该地区的一次“板块地震”。本文以2011年中东的政治变革为缘起，通过分析中东国家政治转型期的不稳定因素，揭示其内在规律，为进一步研究该地区国家的政治转型做前期铺垫。
一、政治因素
在世界政治史研究中，威权主义政体（Authoritarianism Regime）是介于民主政治和专制体制之间一种较为温和的过渡形式。作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初级阶段的政治选择，威权国家的领导人往往通过强制性的政治整合维持社会秩序，以达到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之目的。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选择了以威权主义推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由于这些政体与20世纪上半期的威权主义存在着明显差别，又被称作“新权威主义”。相对于“威权主义国家”，“新权威主义”更具开明性，更加淡化意识形态的作用。“新权威主义”者在理论上援引亨廷顿的政治学说，此种政治模式由于借鉴了英美自由民主政体的外壳，具有明显的现代变革导向，因而有别于历史上的极权主义；同时，它又反对激进民主主义思想，侧重以强制性的权威意志作为稳定社会秩序、推进经济改革的基础，所以又具有强烈的集权特征。具体到中东国家，则指已实现政教分离或事实上政教分离的国家，它们实际上仍实行集权统治。在这些国家中，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集中在世俗的一人、一党、一派手中，其统治权威主要不是源自传统，而是源自20世纪产生、发展起来的中东地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在现代民族独立运动及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涌现、成长起来的传奇式人物之人格魅力、丰功伟绩，同时借助其控制的军队、政党。这类国家有相对完整的现代政治体系和法律体系，有一定的民众参政渠道，但是民主程度还有所欠缺。②
独立后的阿拉伯国家继承了处于分化中的传统社会：民族主义激进情绪支配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抛弃传统社会而另辟炉灶的现代化建设上升为官方政策。③ 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先进技术的输入，使得这种政策的推行成为可能。这些国家逐渐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传统社会分化与现代社会发育。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状态逐渐成为处于转型期的中东国家动荡不安的根源：对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彷徨的阿拉伯人来说，不存在清晰的行为和信仰准则。一方面，传统社会不再完全是他们效忠的基础；另一方面，现代主义也未能满足人们的心理和精神需求。特别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传统的制度供给模式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历史进步和国家发展。这些国家传统的政治模式均具有鲜明的“奇里斯玛式”魅力型色彩，其统治规则“通常是一个人的政府，他使用法律和国家的压制性工具达到他自己垄断权力的目的，并且拒绝给予那些同他竞争的组织以政治权利和机会”④。这一模式被认为是不稳定的统治类型，“它无法稳定地保留下去，它要么与传统权威结合，要么与法理型权威结合，要么二者同时兼备”。⑤ 由于在政治发展中的滞后，阿拉伯国家政治专制与保守普遍存在，政治张力加剧。尽管它们对政治制度进行了调整，但本质上仍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进而成为民众采取抗议手段试图颠覆的对象。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向现代性进展的速度愈快，政治动乱就愈严重。在此期间，中东国家也面临着转型带来的“阵痛”：一方面，新的社会阶层伴随着社会转型而逐步成熟与壮大，他们对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诉求是或早或晚的必然，而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又不可能自甘放弃已经获得的社会地位。这种社会身份的更替自然会导致政治、经济等物质利益层面的冲突；另一方面，各种文化及文化要素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也都会因社会转型而凸显出来，从而造成文化利益层面的冲突。面对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这些国家普遍采取赶超战略，政府被赋予主导和组织现代化运动的使命，它们是发展的计划者和推动者，担负着促进增长、社会动员、公平分配、国家整合、政治参与等多重任务。政府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家长式”角色使其常因“超载”、供给能力下降而面临发生危机的风险。为了动员社会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统治者往往以加快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变革为许诺来获取公众信任。但事实上，许多“政治体系不能很快地提高满足要求的能力以适应来势快得多的政治抱负和期望的高涨，这样就使政治体系陷于困难”⑥。
事实上，作为全球君主制、家族式统治和强人政权最为集中的地区，此次发生政局大动荡的中东国家从所谓的“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之过程，既是一个矛盾重重的高风险时期，也是一个冲突迭起的结构调整时期。这些国家尚未改变执政党长期占主导地位和总统个人集权的政治格局，没有充分利用政治革新的机会。原本的强人政治或威权政治模式已经无法维持。特别是当阿拉伯产油国私人资本迅速扩张，财富愈益集中在少数上层群体手中时，就造成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并导致社会变革动力不断增强。国家对部分经济部门的垄断和统治集团对政治权力的控制，使阿拉伯国家形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结构，难以产生一个强有力的公民社会，从而使民主化进程缺乏一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这一社会结构注定政府无法较好地回应社会，出现动荡在所难免。⑦
有学者指出，中东国家的政治变革正设法令原本死气沉沉的阿拉伯世界复兴。⑧ 20世纪50年代以来，阿拉伯人开展反殖民斗争，领导人有自己的立场、阿拉伯世界有自己的主张，他们还设定了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反抗外国统治的任务。阿拉伯领导层曾经支持过一系列伟大的事业——泛阿拉伯团结、反抗西方国家、抵抗以色列，虽然不都是成功的，但却让阿拉伯人引以为豪。然而，如今它完全失去了斗志，除了等着看别的国家准备怎么做，阿拉伯各国政府没有明确和有效的方法解决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它们奉行的政策又违背了民众的意愿。阿拉伯领导层是消极被动的，即使积极主动起来也软弱无力，这和阿拉伯阵营力量的下降密切相关。曾被视为中东地区大国的埃及，早在政变发生前，就已经丧失了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在伊拉克问题上不见踪影；对伊朗政策一直限于抗议、抨击和侮辱；在与叙利亚的较量中没有占到上风；在争夺对黎巴嫩的影响时也输了；对阿以和平进程没有真正的影响力。就这样，社会成员过高的政治期望与政府过分低能的现实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随着不稳定因素的逐步累积，任何政策上的失误和挫折都极易形成“成就缩小效应”并导致政治局势的不稳。
二、经济因素
从世界范围看，发展中国家在转型时期首先面临的是经济困难和经济政策选择问题，其核心是宏观经济稳定和结构调整。有学者认为，新民主政权的维持依赖其经济表现。大多数民主转型的国家同时也面临着经济危机，那些对公众要求作出回应的政府将因民众抗议而不得不修改经济改革计划，以获得民众的支持：一方面，这使得民主治理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大众抵抗伴随着经济改革而采取的强制措施等运动，将导致政府可能重新回到威权主义。⑨ 由下表可知，阿拉伯国家近年来的高出生率、高失业率以及高贫困率已成为普遍问题。快速的人口增长并未伴随着经济的同步增长，导致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并引发一系列经济危机。
此次发生政变的阿拉伯国家普遍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殖民地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地区战争与国际制裁严重削弱了经济基础；体制弊病阻碍了经济发展；占人口多数的普通民众没有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一系列问题严重阻碍了这些国家政治转型的顺利进行。
首先，阿拉伯国家因长期受外国干预，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在全球化分工中处于边缘位置。特别是殖民统治和掠夺加剧了中东地区的贫困落后状况，加大了不同国家间的经济差别：一战后，英法两国为了获取石油利益，强行划分了中东北非地区的国界线，埋下了日后长期存在的国与国之间、教派与教派之间的纷争，确立了以资源、劳动力出口为主的殖民地经济；二战后，美苏对抗主导了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埃及等一些国家又形成了依赖外国援助的“乞讨经济”；冷战后，美国在中东地区一家独大，埃及、沙特、巴林、约旦等国对美国过度依赖，利用美国提供的支持对抗经济改革要求，畸形经济结构长期延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东地区作为全球经济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最先断裂，并由经济困难引发政治动荡。
其次，地区战争和国际制裁长期伴随着中东伊斯兰国家。半个多世纪内，该地区仅大规模战争就爆发了9次，小的战争和冲突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战争既有同非伊斯兰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有伊斯兰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国内战乱。战争和冲突造成数十万人死亡，300多万人沦为难民，直接财产损失近万亿美元。雪上加霜的是，国际经济制裁屡屡发生：如对伊朗“核威胁”的制裁，使其社会转型困难重重；海湾战争后，联合国对伊拉克进行了十几年的政治制裁和经济封锁，使得伊拉克在萨达姆政权倒台之前就已经危机重重；“洛克比空难”事件后，美、英、法三国于1993年11月11日推动安理会通过883号决议，开始了对利比亚长达7年的制裁。多边制裁对这些国家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也严重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
再次，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在一个长期动荡不安、战乱不止的地区环境下进行的，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社会财富的积累经常被打断，且其主要不是凭借科学技术发展和创新能力赢得的，而是依赖出口资源换来的。⑩ 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很多弊端，并造成了经济畸形发展，引发分配不公等问题。更何况，当威权政体的限制被排除后，原先的分配冲突重新出现，导致被压制群体的要求爆发，这些要求同时也伴随着过去优势团体为了确保自己利益而提出的要求。于是，从经济危机中转型而来的政府，既面临着改革的机会，也面临着政治困境。
最后，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享受到多少现代化成果，民众的经济状况没有得到大的改善，政府的经济政策并未能阻止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西方强力推销、本国精英极力引进的现代化，在实践中举步维艰，结果导致过分拥挤的城市、失业率上升、社会失序、文化冲击等问题。正如埃及学者指出的：“公民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将会造成政治失稳。经济资源的缺乏意味着公民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极易造成心理紧张，当发现摆脱这一困境的手段是改变政治制度时，他们通常会诉诸暴力，引发冲突。”(11)
在政治转型过程中，中东国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当旧的体制逐渐失去约束力，而新的体制尚未形成时，制度短缺造成了权力约束的真空。处于转型期的中东国家打破了原有的政治格局，迫使当局有可能与那些曾受益于前政权甚至前政权内部的人合作，同时行政机关必须具有更大的权力来执行政策计划，而这些举措有可能破坏民主的巩固。因此，在建立过渡政府的过程中，需要权衡的方面很多：政府权力过大可能侵犯公民权利，但政府权力不足又无法有效阻止建设繁荣的包容性社会所必须的群体行动，也无法保护弱者不受权势部门的压制。(12) 可见，发展中国家在政治转型中，探索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道路的任务仍很艰巨，甚至可能出现曲折和反复，尤其是在中东国家，这一过程还经常受到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制约。
三、宗教因素
对中东国家来讲，在政治转型和民主化制度变迁中，不可能脱离其独特的政治现实，即伊斯兰教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伊斯兰教是一种涉世性极强的宗教，它具有政教合一、族教混同、两世兼重等特点。从本质上讲，伊斯兰教作为文化因素，在中东国家民主化进程中起到干预变量的作用，并一定程度地推动或阻碍了民主化进程。
首先，从政治发展角度看，导致阿拉伯国家未能迅速走上民主化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因素——伊斯兰表现为较强的民主抵抗性（democracy-resistant）。(13) 一直以来，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民族文化与现代民主之间存在较大的张力，甚至表现为强烈的对抗。传统的伊斯兰政治文化以及受其影响的威权主义政治向来是制约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伊斯兰作为一种政治体系，由伊斯兰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组合而成。它依据一定的社会条件存在并产生政治作用，具有所有政治体系生存发展的共性，而它的宗教性、历史性和在各时期生存的社会背景又赋予它中东传统宗教政治的个性，这就决定了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它与世俗化的民主政治形成对立。这种传统宗教政治在思想理论、法律法规和制度方面，与现代化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与全球化趋势也不甚融合，因此在实践中，双方必然产生诸多矛盾和问题。
其次，伊斯兰教中的教派纷争极大地影响着阿拉伯国家的政局稳定。在此次政局动荡中，政治伊斯兰虽然没起到主导作用，但并不妨碍伊斯兰教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存在，宗教集团并未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削弱其对政权的向往。加之伊斯兰教内部具有不同质性，“苏菲派”倾向于视伊斯兰教为一套宗教修持的象征，“赛莱菲耶派”认为伊斯兰教是一套必须严格遵守的生活规范，而“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则视伊斯兰教为一种社会政治体系，(14) 宗教极端势力有可能借变局上位。埃及政变开始后不久，伊朗官方就表态将中东国家的政局动荡定性为“反对世俗亲西方政权的伊斯兰起义”，欢呼“一个基于伊斯兰原则的新中东正在崛起”。伊朗可能通过激进的什叶派青年对穆兄会成员施加影响。作为埃及政府的反对派，穆兄会无疑是立场最激进、最难对付的伊斯兰组织。在发生政变期间，埃及穆兄会有34名成员成功越狱，其中包括6名领导人。(15) 尽管在穆巴拉克时期，穆兄会已在第三代总训导师欧麦尔·蒂尔玛沙尼的领导下，采取以温和的改革主义为方向的政治路线，力图在现行国家体制下从事合法政治斗争，但不容小觑的是，穆兄会内部在政治战略上的意见并不一致：一部分人主张保守的传统伊斯兰理念，为了实现政治目标努力向前冲锋；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开放和宽容的伊斯兰民主精神，以伊斯兰原则开展缓慢的社会改良运动。这一系列矛盾无疑将给中东国家的政治稳定带来变数。
最后，从社会文化角度看，伊斯兰是一种“防御性文化”。历史上，伊斯兰的复兴和传播不仅是因为它满足了时代需要，也因为其缔造者是宗教理想主义者、审慎的政治家和精明的军事战略家的综合体。处于转型期的中东国家面临着诸多社会问题，陷入失望与迷茫的民众往往习惯于从传统宗教中寻求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各国政治反对派会利用宗教推波助澜，使更多的民众“回归宗教”。(16) 宗教的动员及变革性质，不但使之成为权力维持的武器，也成为对现存秩序挑战的武器。从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90年代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救国阵线险些颠覆民族主义政权和2002年以来极具宗教色彩的土耳其“正义发展党”执政，到近年来埃及、约旦穆兄会在议会广泛参政和2006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委选举中获胜并执政等一系列事件，都表明非世俗化在中东国家有重新泛起的势头。有学者指出，埃及是一个具有深厚宗教传统的国家，宗教是各个时代埃及民族性的核心因素。(17) 其他中东伊斯兰国家亦如此。《古兰经》中不仅规定了“认主独一、笃信安拉”等六大宗教信条，规定了“五大功课”和有关的宗教礼仪，而且它本身也是确立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和法律的根据。正是由于伊斯兰教与“世俗化”在本质上并不相容，以世俗化为标志之一的民主政治转型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一直以来，中东世俗化国家的统治者倡导的主流政治文化代表着其政治发展方向，但社会的传统因素和传统政治文化相当强大，在保守的老百姓眼中或多或少有“西化”之嫌，故其社会基础相当薄弱。在这种背景下，中东政变国家过于超前地进行政治改革，可能反倒欲速而不达，造成政治失稳。这同时也说明，要把汹涌的革命浪潮转化为国家政治生活常态，将临时的设想变为法定的秩序，必须经过长时间、多方面的反复讨论。不同的阶层和宗教教派差异，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再加上外力或环境因素的推动与阻滞，要组成一个有效的联合政府显然还要付出许多努力。虽然未来世俗化体制仍将是主流，但在诸多长期对政治伊斯兰势力持高压政策的强人政权相继垮台或被削弱后，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将不可避免，世俗与宗教之争恐将成为中东国家政治议程的焦点所在。
四、国际环境因素
注重环境分析是当代政治转型研究的一大特点，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往来和联系日益密切，任何国家的政治发展都不再是孤立的，而是与国际环境息息相关。亨廷顿指出：“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运动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兴起和扩展开来的。国际环境中各种因素在运动的每一个阶段及所波及的每一个国家和地区中，都充分显示了它的作用……外国政府或机构的行动也许会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化。”(18) 历史上，大中东地区从马格里布到利凡特再到海湾直到阿富汗，向来被认为是基于伊斯兰教认同、“奥斯曼帝国遗产”以及发展阶段的同质性、相似性而相互联结、俱损俱荣的独特地缘政治区块。该地区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向来相互影响，其政治日程的变幻存在某种内在联动关系。(19) 迄今为止，这种状况仍无根本性变化。
首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风起云涌，上百个国家先后由威权政体转变为民主或半民主政体；一批威权国家采取了自由化政策和实行了部分民主化改革，打开了通向民主的大门；在一些原本实行民主的国家，进行了深化民主的改革。中东国家也不例外，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民主改革。由于国际政治局势呈现“向西方倾斜的态势，决定了民主进程的大方向是以西方式政体和西方式的政党制度取代集权政体，而不是别的政体形式。加之苏东剧变降低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模式的示范作用，于是引起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民主制的盲目追求”。(20) 西方的“自由民主”就这样成为民主转型的主流模式。然而，这些大国外部势力的介入和渗透除了影响地区安全与稳定外，还导致各国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使其政治发展方向带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于是，大多数中东国家不得不在大国之间寻求多元平衡发展，由此造成外交政策的游离性，使国家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力量的影响。中东国家在各项制度安排上更多地表现为对外来文明的依赖和接受，最终导致其转型带有某种程度的模仿性和摇摆性。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在经济合作中附加政治条件，不断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强加于人，“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在第三世界推行西方民主”。(21) 中东在世界地缘政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美国以“两洋一区”为重点的全球战略中的“连接点”。美国对中东国家的一系列政策深刻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转型。2003年11月，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在美国民主基金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用一种“自由的进取战略”帮助中东各国实现民主化。2004年2月，小布什正式提出了“大中东倡议”。从“自由的进取战略”到“大中东倡议”，标志着小布什政府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用民主改造整个中东地区的系统的战略构想。然而，这一计划引起中东国家极大的不满，埃及、约旦、沙特、卡塔尔、巴林、黎巴嫩等国先后表态，反对美国“强加”给中东国家的“民主改革”。“民主改造中东”这样一个来自外部的“社会转型”计划，烙有明显的文化帝国主义性质的强制性痕迹，它不仅与中东伊斯兰世界错综复杂的历史传统、政治体制、经济状况存在着差距，而且与最核心的伊斯兰文化观念之间也存在着巨大鸿沟。这不仅让美陷入泥潭，而且使中东国家本身“自发”和“自然”的转型进程也陷入困境。
其次，中东国家政治转型也受本地区因素制约。伯恩斯指出，民主化有很多明显共性，其中一些是地区性的。地区因素对民主化影响在某些方面是关键性的。在任何一个特定国家，民主化都是某些一般原因加上这个国家所处环境因素相结合的产物。(22) 可见，地区或国家的特殊性成为转型研究中不得不考虑的内容。以阿拉伯国家为主的中东体系，是当前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演变对整个国际秩序的稳定有着重要影响：一方面，中东国际体系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殖民主义的“遗产”，从诞生伊始就带有内生缺陷，并非完全独立的体系；另一方面，中东社会所独具的宗教文化特质和共同的历史经历，使其表现出一种“大家庭”特色。因此，中东国家政治转型受地区局势变化的影响不容忽视。
中东国家政治转型与中东地区国家的国内政权建设和政治变革密切相关，即所谓的地区示范效应。以土耳其为例，作为该地区较为成功建立稳定世俗化政权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是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的典范及参照模式。二战前，土耳其是个威权国家；二战后，土耳其推行了民主化改革，逐渐向多党制转变。土耳其于1937年甚至将世俗国家原则写进宪法，规定宗教不得干涉国家事务。经过从世俗化到民主化的尝试，土耳其完成了从全盘西化到将西方进步思想和制度与民族传统相契合的试验，摸索出一条独有的伊斯兰教国家民主道路。然而近年来，被视为土耳其世俗化成功标志的“加入欧盟”之努力却屡屡受挫，迫使土耳其转向伊斯兰阵营。既然无法成为一个西方式国家，土耳其只能思考改变思路，希望重新回归中东政治舞台。2002年11月举行的议会大选中，由埃尔多安领导的带有伊斯兰政党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一举拿下了议会550个议席中的363个，创造了土耳其政坛50年不遇的奇迹。(23) 该党在2007年大选中获得连任，表明围绕世俗还是伊斯兰的斗争仍将继续，土耳其在世俗化道路上仍然难以割舍伊斯兰传统，又开始展现其伊斯兰主义的基本诉求。“土耳其模式”的局限性与内在矛盾说明，在伊斯兰国家，无论选择怎样的民主模式，都不能忽视伊斯兰因素的强大力量。
总之，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转型既受到复杂的国际环境制约，又受到本地区其他国家的政治行为和模式所产生的外溢和示范效应的影响。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观念上，那么中东地区国家对其他国家政治转型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精神的鼓舞和变革模式的参考上。
结论
面对当前局势，中东国家纷纷加大改革力度，以解决民众的关切。阿尔及利亚政府废除了已实施19年的紧急状态法，给予人们更多行使政治自由权的权利；沙特阿拉伯国王颁布一系列措施，包括发放补助款、提供国有住房、提升所有政府部门员工的年薪以及倡议为年青人创造上千个就业岗位等；科威特在突尼斯发生骚乱后立即做出反应，承诺为市民提供食物供给并保证中低收入水平的家庭不会因通货膨胀而感到经济拮据；巴林政府为稳定民心，为一些家庭发放1000巴林第纳尔的救济金。(24) 然而由于阿拉伯国家固有矛盾十分深刻，如果不彻底进行政治改革，对更高层次的政治参与诉求依然存在。
如果说民主转型通常由一个政治事件而引发，那么，转型后的民主巩固则不仅仅是一个变革事件，更重要的是民主在社会整体中稳定发展并长期延续下来的过程。对于政治动荡的中东国家来说，推翻一个独裁者仅仅是民主的第一步，建立并巩固民主制度，往往更艰难、更漫长。特别是由于中东国家公民社会的力量还很弱小，威权政治体制仍具有很大力量，民主化进程仍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其速度乃至方向基本上都在政府掌控之中。因此，这些国家的“政治自由化和去自由化的问题接踵而至，其方式和阶段看起来完全是反复无常的”(25)。可见，只有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并注意同一性与普适性、本土性与独特性之间的协调，才能为中东国家的政治转型创造稳定的环境。在此种情势下，中东政治领导人或精英阶层选择何种应对方式至关重要：是顺应时势、在某一时间点上主动启动政治转型，实现政治体制转型的“软着陆”，还是消极回避、最终导致被动的“硬着陆”式政治转型，将对这些国家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注释：
① Ralph Myers,Persistence of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Dublin City University,2009,p.7.
② 王彤主编：《当代中东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③ Ibrahim Elbadawi,Democracy in the Arab World:Explaining the Deficit,Routledge,2010,p.99
④ Maye Kassem,Egyptian Politics:The Dynamics of Authoritarian Rule,Boulder and London,2004,p.82.
⑤ 马克斯·韦伯：《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理论》，转引自罗伯特·W·杰克曼著，欧阳景根译：《不需暴力的权力—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⑥ Larry Diamond,“Why Are There No Arab Democracies?”Journal of Democracy,Vol.21,No.1,January 2010,pp.93-112.
⑦ Ibrahim Elbadawi,Democracy in the Arab World:Explaining the Deficit,pp.116-121.
⑧ Kourosh Ziabari,“The Renaissance of the Arab World?”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13,2011.
⑨ 亚当·普沃斯基著：《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⑩ Stephan Haggard & Robert R.Kaufm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p.181-192.
(11) Eric Zencey,“Growth of GDP and Discontent in Egypt and Tunisia”,The Duly News,March 8,2011.
(12) John Muir & Neil Chatterjee,“Southeast Asia Offers Lessons,Warnings for Egypt”,Reuters,February 18,2011.
(13) Olivier Schlumberger,“Transition in the Arab World:Guidelines for Comparison”,RSC Working Paper,Florence: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2002,p.13.
(14) Manuchehr Sanadjian,“Islam and Modernity:Homogeneity of Faith and Heterogeneity of Practice”,Social Identities,Vol.3,No.1,February 1997,pp.123-145.
(15) Alanoud Al Sharekh,“Reform and Rebirth in the Middle East”,Survival,pp.51-60.
(16) Bassam Tibi,The Crisis of Modern Islam:A Preindustrial Culture in the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Age,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1988,pp.53-60.
(17) Nazih Ayubi,“Islam and Democracy”,in David Potter,eds.,Democratiza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1997,p.345.
(18) Samuel Huntington,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p.97.
(19) 林利民：“北非中东大动荡的地缘政治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3期，第28页。
(20) Anders Uhlin,“Indonesia and the‘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Curzon,January 1997,p.188.
(21) Jeff Haynes,Democrac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Africa,Asia,Latin America and the Middle East,Wiley-Blackwell,2001,p.216.
(22) Valerie Bunce,“Comparative Democratization:Big and Bounded Generalization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3,No.6,September 2000,pp.703-734.
(23) Fuat Keyman,“Modernization,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urkey:The AKP Experience and Its Limits”,Constellations,Vol.17,No.2,May 2010,pp.312-327.
(24) Alanoud AI Sharekh,“Reform and Rebirth in the Middle East”,Survival,pp.51-60.
(25) Olivier Schlumberger,“Transition in the Arab World:Guidelines for Comparison”,EU1 working paper RSC,2002,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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