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的分期与20世纪前的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中古论文,词汇论文,世纪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汉语史的分期
“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属于断代词汇研究的范畴，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是断代的研究，那么首先要涉及汉语史的分期问题。汉语的历史悠久，整个汉语史的深入研究应该建立在分阶段、断代研究的基础之上，因而汉语史的分期就是首先需要面对并解决的问题。划定了分期，历史的发展线索会更加分明，时代特征会更加突出，否则言必上下几千年，是不利于我们作深入的探索的。
汉语史的分期，不同于中国历史的分期，它取决于汉语自身发展变化的阶段性。一种语言的发展变化和改朝换代不同，它不可能是一个突变的过程，而只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汉语演变发展的过程及阶段，由于语音、语法、词汇诸因素发展演变的快慢有异，学者们所站的立场，偏重的材料不同，所以对于分期出现不同的意见是十分正常的。
吕叔湘先生是从“文体”上着眼进行分期的。他在《近代汉语指代词·序》中指出：“一种语言在某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就可以把这以前和这以后分为两个时期。可是语言的演变只有通过书面记录才得以观察，而这又必然要受到用以记录语言的文字的影响。……以口语为主体的‘白话’篇章，如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却要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并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文言’的书面汉语的地位。根据这个情况，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1]1
王力先生不主张从文体着眼进行汉语史的分期，他在《汉语史稿》说：“关于语言的历史分期，一般人容易倾向于以文体的转变为标准。……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错误的。文体的转变不等于全民语言的转变。这上头不表现语言从旧质到新质的过渡。当语言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的时候，文体可能先变。”[2]33-34因此，王力的汉语史分期主要是从汉语语法、语音变化角度着眼的。
王力将汉语史分为以下四个时期：公元三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三、四世纪为过渡阶段）、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为中古期（十二、十三世纪为过渡阶段）、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分期的依据是：上古时期（1）判断句一般不用系词；（2）在疑问句里，代词宾语放在动词前面；（3）入声有两类（其中一类到后代变了去声），等等。中古汉语（1）在口语的判断句中系词成为必需的句子成分；（2）处置式的产生；（3）完整的“被”字式被动句的普遍应用；（4）形尾“了”“着”的产生；（5）去声字的产生，等等。近代汉语（1）全浊声母在北方话里的消失；（2）－m尾韵在北方话里的消失；（3）入声在北方话里的消失，等等。现代汉语（1）适当地吸收西洋语法；（2）大量地增加复音词，等等。[2]35王力这一分期最大的障碍是只考虑到了语法和语音方面的依据（近代汉语阶段仅有语音依据），而没有词汇（或者是基本词汇）方面的依据。其后，潘允中先生的《汉语语法史概要》、向熹先生的《简明汉语史》都采用了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分的汉语史分期法。[3]
“中古汉语”的概念虽然早已提出，但具体所指（时间跨度、上下限）并不尽相同。时间经过半个世纪，汉语各个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因此，再来讨论汉语史的分期问题，就多了一些依据。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中古汉语”指东汉魏晋南北朝隋时期的汉语。日本太田辰夫说：“‘中古’一词，中国多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但从语言史的角度看，晚唐时代白话的萌芽和形成十分突出，唐代应属‘近代汉语’时期，因此……‘中古’，不包括唐代在内。隋代历时很短，故不另加考虑。”[4]
更有不少学者，在总结前人意见的基础上，分别从语音、语法、词汇诸方面的演变状况出发，提出了汉语史分期的看法。
张渭毅《中古音分期综述》认为：中古音是中古汉语的组成部分。相对于中古汉语语法和词汇而言，中古音研究的历史更为悠久，成果也更为丰硕。因此，中古音展示的中古汉语的发展脉络，比语法和词汇的更清晰、更有条理。中古汉语的分期，建立在中古汉语语音、语法和词汇分期的基础之上。解决中古音分期的问题，是解决中古汉语分期问题的一个前提。他在列举、分析了28家18种分期意见后说：所谓中古音，指魏晋南北朝隋初唐中唐时期（3－9世纪）的汉语语音。[5]
魏培泉《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指出：“要决定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目前较可行的办法恐怕还是选定一组具有分期意义的语法特征，并依其有无多寡来断定各时期在语法史上的地位（即视各时期在这些特征上的异同来决定其归属）”，然后作者从汉语史的两个端点，制成表四，以先秦汉语语法特征（16项）来比较各阶段的异同，制作表五，以现代汉语语法特征（17项）来比较各阶段的异同。他得出结论是：“我们宁可把东汉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的汉语称为中古汉语，也不愿把它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间的过渡阶段，因为它历时有五百多年，而且维持一套独特的语法特征时间也是相当长的。根据上文所述，西汉视为过渡阶段还有道理些。”[6]
柳士镇《试论中古语法的历史地位》从东汉至隋六百年间各类载籍中分剥出具有口语色彩的语料中，分别概括出这一时期词法、句法的一些演变规律，认为：“中古语法的发展确实为唐宋语法的演变提供了厚实的基础，许多后世流行的语法现象正是从此期开始萌芽发生的，据此，我们更不当低估中古语法的历史地位。此期语法发展的种种事实提示我们，中古时期应是汉语语法自上古向近代转变的枢纽，它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因而在汉语语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7]
方一新《从中古词汇的特点看汉语史的分期》则主要从词汇的特征方面提出将东汉至隋划分为中古汉语时期的理由，他认为：“考察汉语史的分期，在首先考虑语法、语音要素的同时，也应兼顾词汇，以便使论证更加严密，更能让人信服。”他进而指出：中古汉语词汇的外部特征是“言文分离”，内部特征则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反映口语作品逐渐增多，形成了或生动直白、或俚俗浅露的语言特色。（二）人类思维的日益缜密，旧的概念使用新的词来表达，词汇复音化成为趋势；词所承载的新义位大量产生。（三）基本词汇开始产生变化，许多新词开始与旧词并存，并呈现出“萌芽一并存一取代”的发展轨迹。（四）构词法有新的变化，附加式复音词大量出现。他的结论是：“从汉代特别是东汉以来，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东汉为界，把西汉列为过渡期和参考期，把古代汉语分成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两大块，以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为中古汉语时期，从语法、词汇上看都是比较合理的。”[8]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越来越倾向于将自东汉至隋的这一时期划为“中古汉语时期”。正如蒋绍愚在《关于汉语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所说：“随着汉语史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又认识到‘近代汉语’不是由‘古代汉语（上古汉语）’直接演变来的，中间还隔着一个‘中古汉语’时期，这个时期非常重要，其语言特点既不同于‘上古汉语’，又不同于‘近代汉语’；‘中古汉语’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这样，整个汉语的历史又分成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个时期。看起来，这似乎回到了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的提法，但是，这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反映了将近半个世纪研究的进展和深入。”[9]
汉语史的研究与汉语史的分期是相辅相承的两个方面，研究汉语史，不能不提汉语史的分期，不解决分期问题，我们对汉语的历史发展始终还停留在浮面。如果我们划定了分期，那么汉语发展演变的脉络就会更加清楚，各阶段语言的特征就会更加鲜明，各个阶段的语言研究也会更加透彻，这将大大有助于汉语史的系统研究。但反过来说，符合语言演变实际的准确的历史分期又必须建立在扎实、充分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只有弄清了语音、语法、词汇的演变规律及原因，才可能以之为划分时期的科学依据。目前我们尚处于研究的起始阶段，很难提供足以确立分期的客观依据。断代语言研究必须有分期，科学的分期又依赖于充分的研究，这就使研究者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因此，汉语史的分期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一般的做法是：先根据已经掌握的知识，为汉语史作一个粗略的分期，以利研究的开展。在取得一定研究成果后，根据新掌握的材料，再来检验以往的分期是否合理，然后作出修改。经过不断研究，反复修改，逐渐使分期趋于科学合理。
再者，汉语的词汇、语音、语法的发展变化有速、缓之分，一般说来，词汇（基本词汇除外）的变化最为疾速，而语音的变化次之，语法最为稳定。那么在划分“中古汉语”的上下限时，根据目前掌握的内部特征，语音、语法的上下限往往比词汇滞后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也不必强求词汇、语音、语法分期的绝对统一。
二、20世纪前的“中古汉语词汇研究”
因为“中古汉语”这一分期还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情，而提出“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这一命题的更是近20年来的事情，所以我们无法找到更早的有关“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记载，但是没有这一名称，并不等于我们的前人对这方面没有关注。
20世纪以前，词汇研究基本上是体现在传统训诂学之中的，在我国传统的训诂学中，有对所谓“通俗文”、“俗语”、“方俗语”、“习语”、“常语”、“恒言”、“白话”（名目繁多，不一一列举）等的研究，其中涉及中古时期的（自东汉至隋）部分，有些就属于中古汉语词汇的范畴。正如许嘉璐所云：“昔时训诂学的成果，是后来训诂实践的资粮。其存在形式主要是三种：字典辞书，文献注释，笔记札记。”[10]220世纪以前的中古词语研究资料大致也就保留在历代的字典辞书、注释材料及笔记札记中。
如东汉服虔所撰的《通俗文》就是一部主要以当时的方言口语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根据清代任大椿的辑本统计，《通俗文》所收424个词语中，有当时新词168个，新义60条。如：
侏儒曰矬；蕃隔曰障；爪案曰掐；去汁曰滗；足跌伤曰踒；物柔曰耎；惭耻谓之忸怩[11]
据记载，服虔以后，还有东晋孙盛、刘宋沈约、萧梁刘孝标及顾野王等均关注过当时方言俗语。可惜这些材料或者散落四处，不易收集，或者年久亡佚，无容再见。
唐代颜师古《匡谬正俗》虽然主要解释先秦经史中词语，但也多处涉及中古口语。比如：卷六“底”字条：
问曰：“俗谓何物为‘底’，‘底’义何训？”答曰：“此本言‘何等物’，其后遂省，但言直云‘等物’耳。‘等’字本音‘都在反’，又转音‘丁儿反’。左太冲《吴都赋》云：‘畛无数，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窳隆异等’，盖其证也。今吴越之人呼齐等皆为‘丁儿反’，应瑗（当作‘应璩’）诗云：‘文章不经国，筐篚无尺书，用等称才学，往往见叹誉’，此言讥其用何等才学见叹誉而为官乎？以是知去‘何’而直言‘等’，其言已旧。今人不详其本，乃作‘底’字，非也。”[12]192
另如清代郝懿行的《晋宋书故》释《晋书》、《宋书》中“乾没”、“门生”、“通家”、“文笔”等40多个特殊词语。[13]《证俗文》则考释晋宋时期“阿堵”、“宁馨”等词语。[14]
如“门生”，中古时期指投靠世族之门客，其地位略高于一般仆役。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南史》所称门生，今之门下人也。其人所执者，奔走仆隶之役。”《世说新语·赏誉》：“谢公作宣武司马，属门生数十人于田曹中郎赵悦子。悦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为用半。’”《颜氏家训·风操》：“黄门侍郎裴之礼，号善为士大夫，其门生僮仆，接于他人，折旋俯仰，辞色应对，莫不肃敬，与主无别也。”“门生”一词，产生于汉代，一直流传到解放前，它的词义在不同历史阶段有所变化。在东汉时期，往往把老师亲授业者称为弟子，转相传授者成为门生。“师”与“门生”，主要是学问的传授与接受关系。到魏晋南北朝，由于门阀制度，寒士无进身之路，然而当了士族权贵的门生，即有入仕的希望，所以寒士投奔士族权贵门下，不惜为之奔走效力，从此“门生”即有了“扈从”“仆役”之义，而淡化了师承关系。至唐代推行科举制度以后，“门生”又成为被主考官选中而及第者的称呼。
清代黄生所撰《义府》，亦考释了不少中古词语。如“幕”条：《汉书·西域传》：“罽宾国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如淳音漫，非。按：今戏钱者名钱面为字，钱背为幕，正作幕本音读。[15]166
“适适”条：《三国志》注《蒋济传》：“济亡儿数见梦于母，道泰山伍伯事。母启济：‘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适适。’”适与的同，言梦中事虽未可信，然何的的分明如此。[15]201
“新妇”条：汉以还，呼子妇为新妇。《后汉（书）·何进传》：“张让向子妇叩头，云：‘老臣得罪，当与新妇俱归私门。’”《世说》：“王浑妻钟氏云：‘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当不啻如此。’”……盖必当时谓妇初来者为新妇，习之既久，此称遂不复改耳。[15]174
再如清代刘淇的《助字辨略》，博收先秦至宋元经传、子史及诗词中方俗语助字（虚词）凡476个，其中不乏中古虚词。如：
卷一，纯，专也、全也。《汉书·元帝纪》：“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后汉书·黄琼传》：“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16]60
卷四，向，已也。《后汉书·段熲传》：“本规三岁之费，用五十四亿。今适朞年，所耗未半，而馀寇残尽，将向殄灭。”梁简文帝《谢竹火笼启》：“池水始浮，庭雪向飞。”向，已也。向得为已者，向，往也，往，已然者也，转相训。○又《吴志·华覈传》：“军兴已来，已向百载。”已向，重言也。（按：此“向”当为“将近”“临近”“即将”之义，表示程度、数量、时间的接近）[16]225
除了这类考释俗语词专书而外，历代的文人笔记、杂著也是保存俗语词研究资料的宝库。
王锳曾云：所谓“笔记”或“笔记小说”，是一个传统的概念，其内容与形式都相当驳杂。作为语言研究的材料看，它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比起正宗的八家派古文来，口语色彩要强。二、涉及的范围和生活面广，几乎无所不谈，无所不包，因而词汇的容量相应较大。三、其中往往有成段的白话资料，如供词、诉状、外交谈判记录之类。此外，故事传说中的人物对话部分，口语的程度也往往较高。在唐代和宋初白话文献较为缺乏的情况下，它是有资格作为白话词汇研究取材的重点之一的。”[17]5蒋绍愚说：“我国古代笔记、杂著的内容很庞杂，包括天文地理、经史百家、遗闻轶事、土俗民风、名物制度等方面，也有不少口语词的诠释或溯源，但大都散见书中，未设专章。其中记载口语词较多的有：唐代李匡义《资暇集》、苏鹗《苏氏演义》，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元代陶宗仪《辍耕录》，明代郎瑛《七修类稿》，清代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赵翼《陔馀丛考》等。这类著作中口语词的诠释，有的已为后代俗语词研究的专著所引用。”[18]255除以上所举，另略举其他笔记、杂著中言及中古方俗语材料如下：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贬误”条：今人谓丑为貌寝，误矣。《魏志》曰：刘表以王粲貌寝，体通悦，不甚重之。一云貌寝，体通侻，甚重之。注云：寝，貌不足也。[19]240
宋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卷四“阿堵”条：阿堵，犹今人言这个也。晋王夷甫雅尚，口未尝言钱。一日，其妻令以钱绕床，使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谓婢曰：“举阿堵物去。”其措意如此。世之学者有贤愚，类求阿堵之义而未之得，殊不知阿堵初自无据，作史者但记一时语言而已。《顾恺之传》亦云：“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独不见此何耶？宋景文公《写真》诗：“谁谓彼己子，而传阿堵神。”又《答书》诗云：“久谢轮囷器，差言阿堵神。”皆用此也，岂有他义。[20]32
宋赵与时《宾退录》卷三：世俗谓自辩解曰“分疏”。颜师古注《爰盎传》“不以 亲为解”曰“解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齐书·祖珽传》：“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领军，并与广宁王交结。珽亦见，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则北朝暨唐已有是言也。[21]37又卷九：俚俗谓娶妻为索妻，亦有所本。《三国志·吕布传》云：“袁术欲结布为援，乃为子索布女。”《关羽传》云：“孙权遣使为子索羽女。”又《隋书·太子勇传》载独孤后曰：“为伊索得元家女。”[21]114
汉魏以来俗语词研究材料显得零星且数量不大，一是因为历来俗语不登大雅之堂，历代以经学为正统的文人很少将俗语词作为研究对象；二是有许多俗语词当时活跃在人们的口头，当时人理解上没有太大的难度，所以也不必作深入研究（如前所列服虔的《通俗文》之类，实为罕见）。不过，有关俗语词的研究材料也并非完全没有，比较集中的材料就是佛典的音义。东汉以降，随着佛教的传入，翻译佛教经典之风盛行。出于传教的需要以及早期译者均为印度、西域来华和尚，汉语水平有限，故译经语言比较口语化。但由于译经文字，梵汉夹杂，读起来还是有不少困难，于是一些佛教徒采用了音义方式来注佛典。他们不仅注汉语的词，也注域外译语的词。如唐释玄应的《众经音义》、慧琳的《一切经音义》，慧苑的《华严经音义》、辽释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等。
佛经音义中涉及中古语词者比比皆是。如：玄应《众经音义》卷四：“飡唵”条：飡唵：乌感反。《字林》：“唵，啗也。”谓以掌进食曰唵也。
此词在中古佛典中常见。如三国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犹如田夫，愚痴无知，远至妻家，道路饥渴。即入其舍，复值无人，即盗粳米，满口而唵。”（3－61）
《众经音义》卷十六“摒挡”条：方政反，下多浪反。《通俗文》：“除物曰摒挡。”摒，除也。
这也是中古习语，如：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祗律》：“此是四方僧物，用已当摒挡著常处。”（5－9）《世说新语·雅量》：“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摒挡未尽，馀两小簏，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四“刀拟”条：刀拟：鱼理反，《字书》：“拟，向也。”《说文》：“拟，度也，比也。”
“拟”在中古有“以武器等对准目标比划”义，如：西晋法炬共法立译《法句譬喻经》：“于是金刚力士举金刚杵，杵头火出以拟迦叶。”（4－598）
佛经音义著作汉语词汇研究史上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过去由于研究不够，尚未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有时甚至产生误解，这在一些著名专家身上也难幸免。比如著名佛教史专家汤用彤先生在论及《大正藏》第56卷日本僧人中算的《妙法莲华经释文》时云：“现在姑且抄中算《释文》下列一条为例，以见此书中所包含的问题。
‘政使上之盛反。《札记》云，～者正也。清彻云，令也。或本作正。郑玄云，正者政也，定也。圣德太子云，～～犹假令也。又盖也。今案所出未详。’
此条在《方便品》开头的地方。我们取窥基《法花音训》（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七）检查一下，并没有‘政’或‘政使’字样，并且，我们查了一下《法华经》的原文（《藏要本》卷一，页九、二面二行），文曰：
‘正使满十方’
可见中算所用的经文‘正’字实际是写的一个别字一一‘政’。而且窥基的经，本来就是‘正’字。‘正’字较常见，所以窥基无此条。‘政’字经中少见，所以中算书中有这个‘难字’。而且据中算所引清彻（《宋高僧传·明律篇》卷十六中有传。但未说到他有《法华经》的著作）云‘令也’是解释‘使’字，并云‘或本作正’，可见中算也知道此字有两个写法。照这样说来，中算此书，不但现在印本已知有错字，而且就是他引的书，甚至《法华经》本文也有别字。圣德太子是日本推进佛教最有力的人。他在公元607年曾遣小妹使隋，他著有《法华经疏》。其‘政使’为‘假令’，为‘盖’，实不可解。所以，我们认为此书是可能供给我们一些资料，但必须注意其错误。”[22]327-328
其实，“政使”（字或作“正使”）作为同义并列复音连词，用在复句的前一分句，表示让步，下旬表示结果或推论，相当于“即使”、“纵使”的用法，汉译佛典中多见。如：
阿难，政使是三千大千世界满其中火，菩萨便当人过其中，求闻是法受持讽诵。（西晋竺法护译《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12－30c）
又问：“如来何不往舍卫王舍城及馀国结安居，而来此国耶？”答曰：“若置舍卫王舍城，政使往到郁单越或忉利天，魔王亦当来蔽，不可得隐避。”（萧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沙》，24－706c）
正使千乘车声，不如雷声。（西晋帛法祖译《佛般泥洹经》，1－168b）
正使汝以革绳重系，群牛共挽，至彼身碎，彼终不能舍如是语、如是见、如是慢。（后秦佛陀耶舍共竺法念泽《佛说长阿含经》，1－68c）
魏晋以降中土文献中亦比比皆是。如：
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三国志·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
正使圣人复出，不愈此疾，况此等乎？（《晋书·佛图澄传》）
政使非其建白，亦任奉行之责矣。（《文献通考·卷十四，征榷考一》）
“正”作表让步连词，汉代已见。《汉书·王莽传》：“严尤奏言：‘人犯法，不从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颜师古注：“假令有恶心，亦当且尉安。”刘淇《助词辨略》云：“假令犹纵使也。正得为即，故亦得为纵。今云即使如何，是纵令如何也。”因“使”亦有“纵使”义，故“政使（正使）”为同义复词，此乃魏晋后始见。而中算（约生于十世纪初）的《法华经释文》是目前见到最早准确解释“政使（正使）”一词的资料，可见音义类著作的价值。
在古代的韵书中，也有大量中古词语的训释材料。如《广韵》、《集韵》等。
总的看来，20世纪前，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因为当时还囿于语文学的范畴，尚缺乏语言学的自觉。但我们的前人利用传统的训诂方法对某些中古词语的训释、探索却为我们今天的中古词汇研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首先，这些古代学者距离那些中古词语产生、使用的时代不远，如果不是他们当时作了记录、训释，我们今天就很难得知这些语词的产生的时代及发展变化的状况，而且有些词义也难于索解。更何况我们的前人也曾做过一些寻求词语来源、探索词语理据的尝试。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在研究中有时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在训释词语时难免出现望文生训，在探求语源时难免出现牵强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