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挤入还是挤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政府论文,支出论文,私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3/8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4)01-0115-10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是这些发展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来带动。而且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固定资产投资，其中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又占据很大的比例。这样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外需大幅度下降，对我国的外向型经济产生严重影响，政府为应对这些影响加大了政府刺激，这又导致了物价上涨、产能过剩等更加严重的问题。在2008年刚刚发生金融危机时，对于4万亿投资刺激方案的普遍观点是这4万亿是否足够，而现在对于4万亿刺激方案则大多是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如王曦和陆荣(2009)认为4万亿投资在短期内稳定了社会，但是在长期则不利于经济发展。为进一步分析政府投资对经济短期和长期的影响，本文将该问题纳入到新的分析框架进行深入研究。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形成了较为特殊的政治经济结构。为了经济发展和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逐步形成了以地方GDP发展速度为核心的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评价晋升制度(虽然现在正在改革这项制度，但是它对于现在的经济发展仍有影响)。基于这样的激励合约结构，地方政府官员就有很大的动力发展各自地方的经济。但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最优选择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央政府的意图。这样的选择是否会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对经济发展短期和长期影响的不同？这两级政府的投资会不会因为政策目标的不同等而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呢？相应地，地方政府的支出预期是否能够显著地影响到私人投资者的热情？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究竟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入还是挤出效应？更具体地说，究竟是凯恩斯主义的“乘数效应”还是货币学派的“挤出效应”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政府财政政策调节的效果？我们将在下文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回答。
二、理论溯源与文献综述
政府投资对于经济的影响以及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是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内容。凯恩斯主义者根据“乘数效应”认为政府支出与投资的增加可以促进私人投资，但是货币主义者认为政府投资会增加货币需求导致利率上升进而使私人投资减少。
外国学者的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Erenburg(1993)、Sturm和Haan(1995)研究得出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正相关的结论。(2)Cebula(1978)、Bairam和Ward(1993)的实证结论则认为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3)但是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政府投资对经济和私人投资的影响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应该具体分析政府支出的性质。如Blejer和Khan(1984)发现如果公共投资介入竞争性行业和私人投资主导的部门则会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Aschauer(1989)认为政府支出的结构差异，如政府支出更多地投入公共服务领域还是生产性领域，将表现出不同的投资效应。Barro(1990)发现政府生产性支出会促进私人投资的上升，而非生产性支出则作用相反，政府支出的影响要比较两种相反的作用而定。Aschauer(1989)、Erenburg(1993)、Ghura和Goodwin(2000)也认为政府投资应主要集中于公共部门。从不同观点的文章发表年份来看，支持政府投资应该具体分析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
我国学者对政府投资的影响也有丰富的研究。吴洪鹏和刘璐(2007)、刘小文(2008)认为我国公共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挤入效应。张延(2010)认为政府购买支出与投资有同期的、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董秀良等(2006)、尹贻林和卢晶(2008)认为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短期为挤出而长期为挤入。刘忠敏等(2009)认为政府支出挤出了私人投资而公共投资则挤入了私人投资。王宏(2003)、于谨凯和单春红(2004)根据我国的国情对财政政策进行了具体分析，前者认为私人投资的抑制可能更多地源自我国产业政策对私人投资的限制；后者认为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地方政府机会主义与行业壁垒的存在产生影响。
图1 中央与地方政府预算支出中公共投资占比
从理论上讲，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负担的经济职能不同，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也会有所差异。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扩大地方税和预算外税收的积极性，进而使地方政府支出准则发生了变化(见图1)。①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为了应对危机的巨大影响，中央政府决定实施总额高达4万亿的刺激计划。但是这4万亿并不全是中央政府的投资，其中中央政府投资占1.18万亿，其余的来自地方政府的预算以及各种债券票据等。
因此，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分开来分析具有很实际的意义，能更好地发现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在经过2008年危机之后的一轮政策刺激之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逐渐加重、各地过剩产能逐渐增多的背景下，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分开来研究就更具有应用价值，研究结论或许能够对当前调结构的宏观政策方向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地方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的计量分析
(一)VAR模型：变量选取与处理
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地方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关系的再检验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与政策价值，这决定着我国逆周期财政调节的实际效果与财政政策有效性的长期实现。但是，与较多文献不同的是，我们并没有区分政府支出与政府投资，这源自于研究对象集中在地方政府层面上。我国地方政府支出中存在着大量预算外资金支出，由于缺乏监管及有效约束，使我们无法对其支出的实际结构与流向进行真实衡量。对此，如果仅关注于政府投资，则只能够考察预算内支出的影响，而忽略掉预算外支出的变化，这或许无法描述地方政府支出的全部特征。权衡两种误差的产生，我们最终确定使用政府支出总额而不是政府投资的数据来分析其对私人投资的影响。这样做是基于如下的理解与预设：政府预算外支出相对而言更多地进入到竞争性领域，因而形成更强的扭曲效应，也由此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更显著的影响。
在综合考虑样本数据的可得性和代表性后，本文把地方政府支出、GDP、私人投资和中央政府投资四个变量放在一个VAR模型中来构建，②目的是考察宏观经济变量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国内生产总值和近几年来逐渐增长的私人投资对于其他变量的变化有何反应。其中，中央政府投资变量的引入是试图表征中央政府支出特别是中央政府投资对经济系统的影响，考虑到两个层级政府的投资偏好差异，笔者认为这样的区分是合理的，如果后文的检验证实了中央政府投资的影响，那么这至少初步揭示出中央政府投资与地方政府投资的效应差异。
为了避免在模型估计时出现异方差的情况，也为了方便之后对变量间相互弹性关系的解释说明，这里先将上述变量经过价格调整变为可比价衡量数值，③之后再进行对数处理，变为地方政府支出真实值对数、GDP真实值对数、私人投资真实值对数和中央政府投资真实值对数四个指标，其分别被记作lnGI、lnGDP、lnII和lnNI。模型所需数据源自《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及中经网数据库。
(二)VAR模型：检验与估计
为使模型估计有效，防止出现“谬误回归”的情况，首先对各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这里把ADF检验和非参数的PP检验结果一并给出。其中各个检验的变量滞后阶数是软件根据SIC准则自动选取。由表1可知，变量的水平值检验都没有拒绝原假设，均为一阶单位根过程，是非平稳的，接下来取一阶差分后检验，都为平稳序列，符合VAR建模要求。
由于以上所考虑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有长期均衡的可能，因而接下来使用Johansen检验方法考察其协整性质。使用的统计量为迹统计量和极大特征值统计量，这二者都是一个序贯检验，拒绝之前的假设后再行检验下面的假设。详细结果见表2与表3。根据先验理论和之前文献中的结果，这些宏观经济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大都是线性的，所以这里对原始多维序列的假设是没有确定性趋势，协整方程的假设是有截距项和线性确定性趋势。
以上结论说明，无论从迹统计量还是极大特征值统计量的检验结果上看，都证明有3个线性无关的协整关系。但还暂时无法区分出最为合理及符合经济学理论的方程来，因而下面将借助于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获取更多的证据。
由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比较错综复杂，相互关系也比较紧密，因而应根据如下的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考察其相互间联系，是否适合使用基于数据生成过程的VAR模型的方法。因为VAR模型不是完全依据经济理论建立的模型，所以个别参数的大小和符号并不能影响模型的有效性。
根据Granger非因果检验的结果可知，变量间大多都有前因后果的关系，并且各个变量不总是外生性的，可以被其他一些变量内生解释，这实际否定了较多文献中采用单方程模型考察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关系的统计基础(详情见表4)。相较而言，因为单方程计量模型对解释变量有更为严格的外生性约束，而VAR模型一般把所有指标都指定为内生变量，不严格区分经济理论意义，并使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所有方程参数，所以VAR模型较适合有复杂因果联系的多维样本数据。
在VAR模型滞后阶数的选择上，笔者考察了多种检验统计量的结果，在此基础上综合使用对数似然值、似然比统计量、最终预测误差、AIC准则、SC准则和HQ准则来判断滞后阶数的大小，以避免使用单一判断准则引致的误差，详细结果如表5所示。
可见，对于由变量水平值构建的VAR模型来讲，大多数准则的结果倾向于4阶滞后，所以这些变量适宜建立一个VAR(4)模型。
(三)VAR模型④：脉冲响应分析
由前述的协整检验可知，地方政府支出、私人投资、GDP和中央政府投资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但是协整方程虽然能够反映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但却无法描述出变量之间的即期冲击和短期影响。而诸多文献的研究却证实了中国样本中财政政策及政府支出的变化存在长短期效应差异(董秀良等，2006；尹贻林和卢晶，2008；刘忠敏等，2009)，因而我们还感兴趣于诸变量间的短期效应，并通过VAR模型分析框架中的脉冲响应函数来具体考察。脉冲响应分析主要是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时，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系统会发生怎样的动态变化。
本文为了尽可能显示出较长时间的响应函数，使用了20期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由图2可以看到，地方政府支出的变化对国民经济总量存在一个正负交替的冲击作用。而且正负交换的临界点大概是每4年左右，说明地方政府投资对于GDP的推动作用并不是稳定和一致的，而是具有显著的周期性变化特征。而中央政府投资对于GDP的冲击力度虽然相对较弱，但其影响却不是正向的，长期来看也是如此，这似乎反映出中央政府投资的增加对国民经济总产出水平的直接拉动作用已经消失，这实际证实了中央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从直接的冲击转变为更多的政策导向和投资预期的影响上。财政政策的调控主体已经转移到了地方政府层面。同时，GDP对私人投资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响应表现得和地方政府非常相似，正负交替的临界点也是4年左右。只是，前者相应的脉冲响应程度要高于后者。
但是，地方政府投资对于GDP和中央政府投资的变化显示出一个先正后负的响应形式。但此时正负交替的临界点是10年左右，比GDP的响应临界期限要长。这说明相比较于我国GDP来讲，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更显得稳健一些。私人投资对于地方政府投资在响应期限内一直保持正向的拉动，尽管程度不是十分显著，但这也说明私人投资对于地方政府投资能力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特别是近年来私人资本的积累和扩张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结合以上结论也暗示我们要逐渐关注私人投资的作用和影响经济总量发展的路径。
图2 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结果
中央政府投资对于其他经济变量变化的响应不是很明确，普遍不是很强，而且方向也不固定，没有规律性形式出现。这说明在VAR模型系统中，中央政府投资的变化更多地取决于外部因素的影响，但却是模型内部冲击产生的根源，而私人投资、地方政府支出更多地随着中央政府投资所形成的预期而变化。这进一步印证了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具有中央政府主导、地方跟进的传导过程，而地方政府支出却没有过多地表现出灵活和主动性。
再将目光集中到本文重点考察的私人投资变化上，地方政府支出的增加确实对私人投资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其效应却非常微弱，并呈现出明显的波动和周期性特征。具体来说，在前4年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并在第3年达到峰值，而此后则更多地表现为挤出，且挤出与挤入的程度大致相当。这与尹贻林和卢晶(2008)的结论相似，即政府支出的增加对私人投资的促进作用仅表现在短期上，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挤入效应将转变为挤出。这实际否定了积极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的长期效应，经济刺激计划至少在私人投资这个环节并不具有长效性。
有趣的是，私人投资对于其他变量的响应都不显著，甚至其自身的冲击都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这说明私人投资的变化相当不稳定，且私人投资行为似乎更加依赖于地方政府对于投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央投资的增加已经无法有效地直接传导到私人投资意愿环节。同时分配体系的问题也使得增长效应更多地集中于政府而无法在私人投资领域得到反映。换言之，积极财政政策确实更多地表现出对私人投资的替代而不是促进，增长和经济复苏也更多地体现在国有经济环节，政府支出的增加、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实际加剧了我国结构性危机和结构失衡的矛盾。
(四)VAR模型：方差分解
为能够对上述结论提供更多的证据，在考察了以上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之后，我们还计算了VAR模型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以度量来自不同变量冲击所引致的波动，结果见图3。
图3 VAR模型的方差分解结果
由图3可知，国民经济总量的波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支出的波动引起的。地方政府支出的变化则更多地来源于GDP和中央投资的波动。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不确定性加大了中央投资上下浮动的幅度。而制约私人投资行为波动性的指标则是国民经济总量和地方政府投资，其中又以地方政府支出的波动为最主要因素。这进一步印证了前述分析的结果，即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主要源自地方政府层面，私人投资主要受地方政府支出变化的影响，经济增长虽然能够对私人的投资热情有一定的促进，但其效应十分微弱，更重要的是，目前财政政策的实施和政府投资更多地体现为单向和短期效应，却无法与私人投资形成互动和良性循环。
(五)误差修正模型(VECM)
前述协整检验证实了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为了进一步考察变量间的短期波动影响，本文还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VECM)。经计算后，以私人投资及GDP为因变量的短期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6。⑤
通过误差修正估计的结果可知，各个方程的误差修正系数是负值并且显著，符合误差修正的机制。从表6VECM的估计系数中可以看出，在短期内GDP和私人投资的变化的确受到其他几个变量的制约，而且相比较2个方程的t统计量而言，对于GDP的影响要相对显著于对私人投资的影响，两者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分别达到0.9788和0.7246，F统计量为71.8377和5.0351，说明方程整体存在显著性。但是相比较2个方程的系数可以看出，对于GDP作因变量的方程，各个估计系数的大小不及以私人投资为因变量的估计系数。对于因变量的作用前者小于后者，但从刚才的分析中看t统计量后者又稍强于前者，这说明尽管对于私人投资的影响程度，各个变量如GDP、地方政府支出和中央政府投资都要强于对GDP为因变量时的模型，但统计显著性却略逊一筹。这就表示我国目前对于国民经济总量指标的影响手段是比较成熟的，许多约束GDP的经济变量会对经济总量产生预期中的效果。但与之相反的却是，对于私人投资的影响还没有一个确定和稳定的路径，且敏感性还较强，致使宏观经济变量对私人投资的作用并没有明确和具体地体现出来，还造成了私人投资规模的大幅波动，长此以往也会使宏观经济水平发生一定的震荡。这也暗示我们要逐步注重私人资本制约因素的研究，不断考察不同经济变量对私人资本的影响路径，加强对私人投资规模的可控性。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地方政府的支出预期是否能够显著地影响到私人投资者的热情？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究竟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入还是挤出效应？更具体地说，究竟是凯恩斯主义的“乘数效应”还是货币学派的“挤出效应”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政府财政调节的效果？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正是由此出发，借助于计量经济学工具，对地方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的关系进行再检验，从而提供私人投资变化和财政政策增长效应的实证依据。
协整分析的结论证实了地方政府支出、私人投资、GDP和中央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这说明逆周期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涉及私人投资的变动，我们却无法提供证据说明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地方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仅表现为短期的挤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开始表现为挤出。而其对GDP的作用也存在显著的周期影响。中央政府投资的增加，其效应更多地表现在经济总量的刺激上，而无法有效传导到私人投资环节。误差修正模型的结论同样证实了这一点，私人投资的变化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政府投资与财政政策对其的影响似乎尚未形成一致且有效的路径。
实证分析的结论实际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直接且显著的，逆周期调节对国民经济的复苏确实有着迅速而突出的作用。但是，至少在长期内，这却无法刺激私人投资的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地方政府支出的增加对经济的刺激更多地表现为对私人部门的替代而非促进。但有趣的是，这却能够保证一个长时期的增长。问题似乎清晰了，至少从本文的结果可知，增长更多地依赖于政府而非个人的作用，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至少是不稳定的，政府投资也无法有效地拉动私人投资的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国进民退确实能够保证长期而稳定的增长，又或者说，国有经济与政府主导、非国有经济与民营在两个不同体系和产业链位置上运作，确实提高了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但是，这或许并不能提供长久的动力，增长的驱动力最终还是要依赖于消费市场的扩大和私人投资的繁荣。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作者认为应该进一步健全科学的宏观调控方式，逐步改变政府对经济运行采取的短期、直接刺激方式，把政府宏观调控任务集中到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稳定市场预期等方面。同时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责权利关系，调整地方官员考核体系，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同分工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进而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继续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消除影响企业根据市场形势自主决策的不利因素。
①图1中的公共投资总额是由政府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用加总得到的，其中中央政府公共投资还含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支出。
②中央政府投资数据取自统计年鉴中政府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用以及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支出。
③其中，GDP直接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的不变价数据，并换算为同一基期(1980=100)，而地方政府支出、私人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均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加以折算。
④实际上，我们也做了模型残差的多元正态性检验和LM检验，其结果是模型统计量有效并成为脉冲响应函数成立的基础。结果表明模型的残差基本符合多元正态分布，由此得到的VAR模型的各个统计量是有效的，而残差项的检验结果也说明没有明显的高阶序列相关存在，脉冲响应函数中来自不同变量的冲击是相互无关的，并不影响响应函数的有效性。
⑤前文的Johansen检验证实变量间存在三个协整关系，同时Granger非因果检验也证实了变量的内生性，因而下面可以给出以GDP和私人投资为因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当然，这更多地依据对现实经济关系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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