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上半年论文,形势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重要转机。经济增长呈现以下特点：经济增长将比前两年更加平稳；扩大内需政策对即期生产的拉动作用增强；拉动经济增长的供给与需求因素出现了新的变化；企业效益明显好转；市场物价止跌企稳。所有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连续两年多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与外部环境好转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好转，不宜估计过高，目前尚未形成不需要大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调节就能自动保持年率7%以上的经济稳定增长态势， 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结构问题、体制问题还未根本解决。因此，要继续坚持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不能功亏一篑；同时要注意把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与深化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密切结合起来。
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重要转机
（一）经济增长将比前两年更加平稳
前两年季度GDP增长波动较大，今年季度GDP增长的波动将明显减小。1998年上半年经济长率较低，而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快速回升，1999年一季度增长率高达8.3%，之后出现了逐季下滑。 今年一季度GDP增长率达到8.1%，估计上半年GDP增长8%，受政策效应递减和国际不确定因素、去年下半年基数较高的影响下半年出口和消费增幅将有所降低，但如适当增加国债投资规模，GDP增长估计可达到7.3%左右，预计全年GDP增长7.6%左右。相对应的，工业增长的波动也相对较小。1—5月全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增幅比上年同期高1.5 个百分点，各月工业增长速度在8.9%和12%之间，波幅明显小于去年同期。 另外，从当前的经济增长趋势看，出口、消费、投资增长的季度性波动也明显小于去年。其主要原因有：一是年初政府就确定继续发行1000亿元国债，扩大内需政策保持了较强的连续性，从而使今年上半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并增强了人们对今年经济增长的信心。二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明显好转，特别是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以及亚洲国家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强劲复苏，为我国今年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较佳的外部环境，这一点从上半年出口的强劲增长中能得到直接的反映。
（二）扩大内需政策对即期生产的拉动作用增强
与前两年相比，今年扩大内需政策对当期生产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这是因为“吐存货”的阶段已基本结束。据统计，新增存货在资本形成总额中所占比重1997年为11.6%，1998年降为7.3%，1999 年继续下降到5.6%，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这表明1998年和1999 年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更多地体现在消化产成品库存，对当期生产的拉动作用不是十分明显，故发电量、原材料产品产量、运输量等增长甚微，甚至有的还呈现负增长。去年下半年以来，通过消化存货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已明显减弱，扩大内需对即期生产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其中发电量、钢材和货运量等的强劲回升反映了这一特点。目前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的下降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曾持续13个月之久的负增长终于从今年3月起转为正增长，1—5月能源产量增长率仅下降0.3%，而去年全年能源产量却下降了7.8%。今年上半年发电量呈快速回升态势，1—5 月发电量增长9.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4.6个百分点。一些原材料工业品也保持快速增长水平，前5个月钢材产量增长9.9%，保持了去年以来的较快增长速度；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增长17.9%；烧碱产量增长18.3%。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货运量增长1.9%，比去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 增速明显加快。
（三）拉动经济增长的供给与需求因素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需求方面，出口对经济增长回升起了突出作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增强，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
出口对经济增长回升起了突出作用。今年1—5月，出口总额在上年同期下降5.3%的基础上增长了36.8%， 增幅为近几年来同期最高水平。这表明我国已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克服了由此带来的困难，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增长。国际经济形势的回暖，特别是亚洲国家的经济复苏强有力地拉动了国内经济的回升。出口强劲回升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去年政府加大促进出口增长的政策效应得到进一步释放，尤其是政府加大了对机电产品出口的支持力度，有效地刺激了该类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今年头4个月，电视机出口同比增长74.9%， 电动机及发电机增长42.4%，汽车和汽车底盘增长43.7%。二是国际经济的强劲回升，有效地带动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头4 个月棉纱线出口同比增长43.2%。三是由于上年同期出口基数较低，使得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明显高于去年同期。在出口强劲回升的同时，进口也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1—5月进口同比增长了35.4%，增速也创近年来新高。
进口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受出口高增长的拉动和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共同影响，受内需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很明显。首先，出口的高增长强劲地拉动了进口的高增长。一方面一般贸易出口的高增长拉动了一般贸易进口的高增长，1—5月一般贸易出口增长高达50.5%，一般贸易进口增长率为42.8%；另一方面，加工贸易的快速增长也拉动了进口的快速增长。二是受国际原油价格暴涨的影响，原油进口量增长了3倍， 初步估算，国际油价上涨对进口总额增长的拉动作用大约为20%。三是国内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初级产品进口的高增长，1—5月初级产品进口同比增长78%。当前进口的高速增长，并不能表明国内需求在迅速扩大，如果剔除原油进口及其他暂时性因素的影响，今年实际进口总额增长率估计为25%左右，增幅与前几年比相差不大，因此，进口的高增长主要是受出口高增长的拉动。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增强。受去年以来政府相继出台的有关刺激消费政策的影响，如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第七次降息，开征利息税及实行存款实名制等，消费需求出现一定幅度的回暖，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加强。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3603亿元，同比增长10.4%，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6%，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2.5个百分点。 但消费的增长主要是受短期政策性因素影响而呈现的恢复性增长。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投资的恢复性增长明显比出口和消费要弱。1—5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增长9.5%，增幅比上年同期低8.1个百分点，其中基建投资增长明显放慢，技改投资有所恢复。1—5月基建投资仅增长4.4%， 这一部分是受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的影响，另一部分是由于近几年制造业的基建投资下降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所致。1998年制造业基建投资下降了6%；1999 年制造业基建投资继续呈较大幅度下降态势，其中机械电子工业、轻纺工业基建投资分别下降了16.4%和19.7%；今年1—5月制造业基建投资增长下降趋势仍未得到有效抑制，其中原材料工业、机械电子工业基建投资分别下降了24.7%和32.7%。技改投资的增长形势也不容乐观。
在供给结构调整上也出现了一些新亮点。在近几年日益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压力下，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增强，开始主动调整产品结构，这一点在产品层次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农民开始主动地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民种植意向的调查，早稻、春小麦和玉米、棉花播种面积均有所减少；而加工专用小麦、高油玉米及特种玉米、优质稻、优质水果和无公害蔬菜面积有较大幅度增加。工业生产部门也在政府限产压库措施和需求约束日益增强的压力下，对市场的适应能力有所增强，积极开发新产品来满足多层次的市场需求。这可以从工业产品产销率的不断提高和库存的继续减少中得到有力证明。1—5月工业品产销率为96.53%，比上年同期提高1.19 个百分点，是近年来同期最高水平；1—4月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产成品仅增长1.43%，比去年底又下降了3.12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成品出现了近年来的首次下降，同比下降2.42%。
（四）企业效益继续好转
企业经济效益承接上年趋势继续向好。1—4月，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润846.61亿元，同比增长1.36倍。同时，亏损企业亏损面为33%，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个百分点， 亏损额则比上年同期下降3.63%。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受出口高速增长、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及国内短期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企业效益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恢复性增长。而前期银行利率的下调，明显地降低了企业的财务费用，1—4月工业企业财务费用同比下降了4.82%，其中利息支出下降4.6%。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约束作用增强，企业自主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企业不断改善内部管理，调整产品结构，使得企业效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应该注意到当前企业效益的不断好转主要是受外部环境改善和国内短期有利因素的影响，而并不是依靠企业自身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和销售费用来实现的。这反映在企业的销售收入与销售费用和成本的同步增长上。1—4月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7%，而销售成本却增长18.67%，销售费用增长18.66%。
（五）市场物价止跌企稳
今年1—5月，消费品价格指数与去年同期持平，其中2月份上升了0.7%，基本扭转了持续两年多的价格下滑趋势，表明通货紧缩趋势有所减轻。但是价格回升的基础不很牢固。首先，物价的回稳主要是受短期因素的影响，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物价的继续下滑。受国际油价的上涨、国内房租和水、电价格的政策性上调以及北方气候干旱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消费品价格出现了较明显的目跌企稳迹象。但受大多数工业品和主要农产品价格继续回落的影响，3月后消费品价格指数继续回落， 这说明物价企稳回升的基础不牢。其次，在买方市场条件下，价格传导机制发生了变化，成本上升对价格上涨的推动作用减弱，价格上涨主要受需求增长的约束，在有效需求不足未能根本改善的情况下，基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就很难传导到最终消费品价格上，因此，物价回升缺乏内在因素的推动。
积极财政政策不可松懈
对当前经济增长指标的明显好转，我们不能过份乐观，而应谨慎对待。我们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是：在持续的扩大内需政策和市场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增长的下滑趋势已得到有效抑制，但宏观经济指标的转好主要是受短期有利因素的刺激，而不是受自发性的内在因素的推动，因而经济增长的回升主要是恢复性的，并未出现“拐点性变化”，特别是经济并未出现不需要积极财政政策调节就能自动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因此，千万不能放松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否则，经济增长将会出现反复，甚至可能使启动经济增长的努力前功尽弃。（一）积极财政政策不能半途而废
到今年为止，尽管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已持续三年，但经济仍未形成内在的增长动力，主要表现为民间投资迟迟未能启动及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迟迟不能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放松积极财政政策将会是“行百里者半九十”。这一点，日本的教训值得汲取。
在民间投资未能全面跟进及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还未形成的情况下，放松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将会导致投资增长的继续下滑，从而使经济增长因缺乏投资的支持而再次出现回落。我们认为判断经济是否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有一个重要标准，那就是经济增长是否出现了不需要积极财政政策调节就能自动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
首先，投资增长的下滑趋势未能得到根本遏制。投资增长出现了过度依赖政府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的倾向。1999年全社会投资新增额对预算内投资的依赖度由上年的34.66%上升到101.27%；同时， 投资增长严重依赖于国有经济投资，1999年全社会新增投资对国有投资的依赖度大约为90%，而1993—1997年间依赖度平均为45.2%。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债投资下降，全社会投资增长就会加速下滑。根据我国过去启动经济的经验，启动经济之初都是最先启动国有经济，然后其它经济如集体经济、三资经济相继跟进，形成逐步扩散的态势，这一次，显然与以前有很大不同，国有经济投资连续两年加速增长，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第二年和第三年（1999年和2000年上半年）却未有多大响应，投资增长单靠国有经济投资或政府投资而没有民间投资的跟进便难以形成持续增长态势。因此，当前的经济回升缺乏投资强劲增长的支持。
其次，现有的消费格局无法支持经济增长的加速。经济是否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是否有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的支撑。尽管近期国内出现了一些新的消费热点，但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并没有真正形成。我们认为，决定我国未来经济再上新台阶的主导消费力量将是住房、汽车、电子通信类产品等新兴消费品的快速增长。
第三，国际因素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靠出口来拉动内需的增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进入90年代，美国经济实现了战后最长时间的繁荣，这主要是由于新经济因素的推动，但新经济因素也会出现周期性波动，估计美国经济在今年下半年将出现自发性调整，降到适度增长区间，这对亚洲经济及我国经济将产生一定的波及性影响。还有，我国即将加入“WTO”， 尽管这对我国的长期增长较为有利，但却不可避免地将对短期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冲击。因此，出口继续保持高增长的可能性较小。
在以上增长格局下，短期经济增长将主要受投资增长的约束。而投资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投资的增长，民间投资增长仍然受到较强的需求约束和深层次的体制性因素的障碍而难以启动。因此只有依靠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投资的适度增长，以避免经济增长出现反复。
（二）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继续好转，下半年需再增发一定规模的国债受政策效应递减的影响，下半年经济增长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这是由于上半年经济趋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去年下半年在消费、投资和出口等多方面推出了力度较大的刺激增长政策作用的结果，许多政策效应在今年下半年将会减弱，如出口退税率在去年7月1日平均提高到15%的高水平，再提高的空间很小，且受去年基数较高的影响，出口增长率会有较明显的回落；增加居民工资也许还有一些空间，但在生产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大幅增加工资只会增加生产成本，难以真正刺激消费。就投资而言，尽管国有单位投资不断增长，但这始终没有得到民间投资的响应，这主要是由于当前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明显偏低，大大降低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投资收益率的低下大大地降低了企业的预期投资收益率，使许多企业对新增投资持观望态度，从而明显抑制了投资需求的增长。这预示着如果下半年不增加国债投资，投资需求将继续下滑，从而不利于下半年经济增长的继续回升。
今年不仅不能减少国债投资，而且为了保持经济回升的良好态势，下半年还需增发500—700亿元国债。我们测算，假如今年增发国债只有1000亿元，不包括集体和个人的投资增长率大约为8.9%， 其中上半年增长10%，下半年增长8.6%。而年初计划全社会投资增长率为10%， 在这种情况下，不包括集体和个人的投资增长大致要达到11%—12%。这就是说，不包括集体和个人的投资估计值与目标值差两个百分点，投资额相差500—700亿元， 因此， 要使经济增长达到预期目标需再增发500—700亿元国债。
（三）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继续为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目前，社会上存在着这样一种偏向，对当前企业效益回升估计过高，从而忽视机制性、结构性矛盾的严重性，放松改革攻坚和结构调整工作，这种苗头在一些地方有所抬头。这可能导致下半年整个工业企业效益出现一定程度的滑坡。同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当前经济刚刚出现转机的情况下，便放松限产压库和淘汰无效生产能力的工作，使结构调整进程放慢。如一些严重过剩且该淘汰的生产能力可能在价格上涨的驱动下重新开工启用，将延迟淘汰过剩或无效生产能力的过程。总之，去年下半年以来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主要是受政策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并不是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而带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对当前企业效益的好转过分乐观，搞低水平的经济扩张，而忽视结构调整和改革攻坚工作。
其它政策建议
（一）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增长一是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对民营经济实行与国有经济同等待遇。为增加政策透明度，要认真清理各项限制规定，对确需保留的应由有关方面重新确认并对外公布。今后新制定的各项政策法规，除有明确规定的外，一律适用于所有企业。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保护非国有企业的合法权益。二是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重新修订各产业的准入规则，并对已经和下一步准备向外资开放的领域允许民营经济进入或提前进入。引导具有条件的非国有企业参与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的投资和经营。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享有与其它国有企业同等的权利和条件。三是扩大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鼓励具备一定实力的民营企业在国内和海外上市；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办法，有效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中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四是加快投资审批制度的改革，各类企业自主出资建设的项目只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一律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备案制，确有必要审批的项目要减化审批手续。
（二）清除现行不合理消费政策，促进新消费热点的形成住房、汽车、通信是未来主导型消费热点，但目前这些消费领域尚存在许多政策性限制，今年要重点清理这些领域中不合理的消费政策，刺激这些潜在消费热点的形成。要在金融、税收等方面鼓励汽车消费，扩大消费信贷，制订并尽快颁布鼓励汽车消费的新政策，为鼓励汽车进入家庭和抵御外国跨国大汽车企业的竞争，可允许一些大型汽车企业集团创办汽车信贷公司，为购车者提供分期付款服务；抓紧研究和实施开征燃油税的“费改税”政策。进一步落实房改政策和新房销售政策。使购买旧房者拥有完全产权，放开住房二级市场；降低房价，允许和鼓励以旧房作抵押购买新房，促进新房销售。鼓励发展教育、旅游、电子商务、体育等消费热点。继续改善支持农村居民消费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切实贯彻国家要求要在城乡用电上实行同网同价政策，从而鼓励农村居民在家用电器产品方面的消费。
（三）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首先，下半年要加紧制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实施方案，做到全国一盘棋，统一协调，保证社会保障工作的有序推进。在方案确定后可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试行，并逐步向全国推广。其次，要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的发放，并基本实现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三是努力拓宽社会保障资金来源渠道，为减轻企业负担，逐步提高各级财政预算中的社会保障支出比例，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通过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回购和减持补充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
（四）加快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体制创新是决定未来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关键。我们不能因为当前经济增长形势较好，企业效益明显回升，而放松深化体制改革。当前应该从以下方面加快体制创新：一是加快政企分开，进一步为企业“松绑”，让企业依靠市场来培养自我发展能力。二是加快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除少数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外，要加快在竞争性行业（原国有和非国有）建立多元股东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要利用好国内、香港等资本市场，大力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及其它所有制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大型企业集团要按照母子公司体制的要求，进行改组和改制。加快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加大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三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建立规范化的市场退出机制。对优者奖励劣者惩罚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精髓，只有这样，优胜企业才能得到有效的激励，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才能具有内在的动力，企业竞争力才能显著提高。当务之急是按国际惯例修改《破产法》且尽快出台，关键在于排除一切干扰，切实执行《破产法》。四是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加快金融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推进中小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步伐，并允许一部分效益较好的中小银行上市融资；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在发达地区进行利率市场化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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