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建党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政治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的国情、党情出发，创造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依靠政治运动建设党的方式。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实践证明，这一方式是成功的，效果是显著的。但是，党执政后，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主要任务的变化，仍然沿袭政治运动方式建设党，显然不符合执政党的党情，实践也已经证明是不成功的，有许多“后遗症”。那么，政治运动建党方式是怎样形成的，应对其做如何评价，本文将对此做一初步探讨。
一、政党的建设方式及其决定因素
政党的建设方式是指政党在自身建设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某种模式。任何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建设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建设方式也不尽相同。决定政党建设方式的因素是客观的、多样的和复杂的，主要包括：
1.客观环境。中国共产党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当时我国还处在一个战乱不断、动荡不安的时代。直到1949年成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激烈的战争环境中。从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到国共决战的解放战争，无一不是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或民族战争（抗日战争）。面对上述客观环境，长期处于“非法”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为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把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只有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与急风暴雨的革命战争相适应，它会带来简捷、实用、高效的结果。但是，政治运动建党方式不适应和平的经济建设环境。这种环境需要稳定的、有序的、制度化的建党方式。
2.主要任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人民战争。党的建设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进行的，而党的建设方式又是保障党的建设效果的，因此，为确保战争的胜利，必须采用快捷、高效的建党方式。然而，党执政后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不像战争一样急风暴雨，是一个渐进而非突进的过程，这就决定了执政党的建设只能是采取长期的、稳定的、渐进的方式。那种认为只要靠一次或几次政治运动的办法就可以实现执政党的建设的目标，用政治的、军事的办法来加速党的中心任务的完成的想法和做法，是不能奏效的。
3.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也都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在“中国化”的进程中，每个环节都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习俗的影响。其中有些是优良传统的影响，如“实事求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有些却是不良传统的影响。我们党从1949年在全国执政近30年的时间里，继续沿用政治运动建设党的方式，是与封建专制传统的影响分不开的。邓小平说过：“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邓小平文选》，第2卷，335页）我们知道，在封建专制国家，根本无法制可言，皇帝的话就是法。由此可见，在封建专制传统影响尚未完全肃清的国家和执政党内，以法治国和制度建党之艰难就不难想像了。
4.党员和干部的素质。党员和干部素质的高低是决定政党建设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落后的农业国，党员和干部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尽管我们党采取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路线，努力克服党员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以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但是，却不能很快地改变党员干部文化理论素质偏低、民主法制观念淡薄的状况。正如一个文盲、法盲充斥的国家不能实现民主化、法制化和现代化一样，一个文化理论素质比较低、民主法制观念淡薄的政党也不可能实现党的建设制度化和现代化。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有一些党员和干部存有封建等级观念、封建宗法观念、特权思想、家长制思想，这既与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有关，也与党员干部的素质比较低有关。只要有特殊公民和特殊党员存在，实现“以法治国”和“制度建党”就是一句空话。
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否科学地分析党内外各种因素，选择正确的党的建设方式，是这个政党是否成熟或成熟程度高低的标志之一。
二、政治运动建党方式的成因及功效
1.依靠政治运动建设党的方式脱胎于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年代。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处于被屠杀、被压迫的“非法”地位。尖锐的阶级斗争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以武装斗争作为斗争的基本形式。刘少奇曾经指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是与武装斗争分离不开的。”（刘少奇：《论党的建设》，365页）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 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为了便于领导革命战争，确保武装夺取政权，党组织成了革命战争的最高组织者和领导者，集党、政、军、司法等组织的职能于一身，存在着明显的军事化和行政化倾向。正因为如此，随着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波浪式的开展并逐步向全国推进，服从于服务于中心任务的党的建设，也必须采取波浪式的建设方式，政治运动正好具备了这个特点。采取具有波浪式特点的政治运动建党方式开展党的建设，能够保证全党具有统一的意志，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革命战争需要。显然，政治运动建党的方式，是与革命战争环境相吻合的。同时，政治运动建设党的方式，也取决于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矛盾的严重程度。由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而产生的党内矛盾对革命事业的影响，在革命战争时期要比在和平建设时期大得多。当党内矛盾没有严重到相当程度的时候，一般都应该在经常的党的工作中加以解决；但是，当党内矛盾严重到不采取政治运动方式就不能解决问题时，就必须采取这一方式了。如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当时的情况是，从遵义会议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尽管我们党批判并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是还未来得及总结上述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及清算其影响，因此，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然经常存在一些分歧。这种分歧，在一定时期内，在局部地区或某些方面继续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由此可见，不采取整风运动这一方式，中国共产党就难以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的影响，特别是认清“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根源，也就难以形成全党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因此，也就难以领导解放区人民渡过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达到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统一，这不仅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而且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延安整风运动充分证明了政治运动建党方式是符合当时的党情的，是成功的党的建设方式。
2.政治运动建设党的方式适应于缺乏法制的非常时期。首先，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置于“非法”地位，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完全背离国民党的“法统”，是对国民党的“法制”的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之一，就是领导全国人民破坏国民党的以专制为基础的“法制”，建立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法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既是破坏旧法制的有效手段，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方式。其次，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民主和党领导的根据地、解放区的人民民主，尽管与国民党及其统治区的黑暗的专制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还只能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因此不可能是彻底的。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按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党的中央组织及党的各级组织，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在党内实行铁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条件，法制是民主的保障。在不具备完全民主的革命战争时期，采取“短平快”式的政治运动建党方式，是有利于加强党的建设的。
3.政治运动建设党的方式植根于“人治”的传统文化。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历来是重人治的。所谓明君贤臣，成为自古以来人们崇尚的政治理想。这对中国现代政治，包括对中国共产党人，都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甚至党执政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党都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这不能说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没有关系。1945年7月初， 黄炎培等五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访问期间，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何感想？黄答：“我出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156～157页）综观中国两千多年政权的兴亡史，它们之所以都没有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专制。封建专制是以人治为基础的，皇权是至高无上的，不受监督的。中外政权更迭的历史都已经证明，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即不受法律和制度监督的权力，都必然走向腐败；任何监督不力的权力，也同样会走向腐败。将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或几个人的身上，这是人治国家的最典型的表现。一旦某个或某几个领导人死亡、被取代或注意力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会发生剧烈的变动。由此可见，人治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是靠不住的。正如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后深刻地指出，还是法制靠得住些。但是，旧中国留给我们的专制传统很多，而法制传统甚少，因此，走出一条不靠政治运动而靠制度进行党的建设的路子，必须逐渐摆脱中国专制传统的影响。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实践已经证明，政治运动建设党的方式有力地促进了党的建设，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国民经济状况的极度恶化、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采取政治运动建设党的方式，也同样有利于集中全党的意志，凝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扑，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但是，随着党的主要任务由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继续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建设党，就显得不那么灵验了。
三、政治运动建设党的方式不适应或不完全适应执政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特别是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所面临的环境、主要任务、自身建设的特点等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政治运动建设党的方式逐渐显示出许多不适应。
1.政治运动建设党的方式与党的中心任务不相适应。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再是破坏一个旧世界，而是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进行经济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继续采取政治运动方式，不利于政党和社会的稳定，不利于经济建设。
2.政治运动建设党的方式与执政党党内关系的协调和党内矛盾的解决不相适应。在党内形成正确的关系，协调和处理不正确的关系，是党的建设的经常性任务。由于对党内关系状况起支配作用的因素很多，所以党内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党在执政前后就有很大的不同：相对来说，执政前，目标比较单一，比如，在很长时间是武装夺取政权获得政治上的解放；斗争的手段比较简单，那时的党内关系总的说来比较单纯。执政后，随着执政地位、主要任务、党员素质等方面的变化，党内关系比以前复杂得多了，比如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员干部与普通党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亲密无间的，但是执政后，这种平等的关系逐渐地淡化了，更多地被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所取代。对于党内关系的调整，我们党继续沿用原来的思维方式，即习惯于从意识形态上来调整，而忽视从制度上制衡，这是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个突出弱点和缺点。过分从意识形态上调整党内关系，后来就发展成为无休止的思想改造运动。事实上，这种政治运动往往与领导者个人的注意力及认识水平、个性特征、心理状态有比较大的关系。过多地采取政治运动来调整党内关系的后果是：或者加剧党内混乱、无序状态，或者严重窒息党内正常生活。政治运动方式也不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最佳办法。当党内矛盾还没有严重到相当程度时，一般都应该在经常的党的工作过程中加以解决；硬要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就必然加剧党内矛盾。
3.政治运动方式不适应党执政后党员干部队伍的状况。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工人阶级队伍迅速扩大，大量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中发展党员的战略已经改变。到1956年6月底，我党共有党员1073万人， 其中工人党员150万人，占党员总数的14%；农民党员741万人，占党员总数的69%；知识分子党员125万人，占党员总数的11%。这一构成表明， 尽管农民党员还占比较大的比重，但是执政后工人和知识分子党员的比重已经比民主革命时期有较大的增加。随着党内构成的变化，党员文化程度的提高，对党员教育的经常化，党员的思想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党的建设，已经难以适应执政后党员队伍建设的需要。因此，不立足于经常性的工作，而热衷于政治运动，就有可能忽视党的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影响党的建设的健康发展。
4.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自身建设的实践表明，政治运动建设党的方式是不成功的。在民主革命或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运动建设党的方式是比较成功的。这一方式以其辉煌的成就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册。但是，党执政后，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这一党的建设方式并不怎么成功。细心的研究可以发现，自1956年以后，凡是采取政治运动方式的党建工作，均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即使达到了一些目标，也留下了许多后遗症。政治运动的方式确实使党的建设陷入了时紧时松的怪圈。早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指出：“这几年，我们搞了许多大运动，差不多是把大运动当作我们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天天运动，这是不好的。结果，很多经常工作，各部门、各系统、各单位的经常工作，被不断的运动和‘分片包干’的方法挤掉了。”（《邓小平文选》，第1卷，314页）刘少奇也曾经指出：“没有经常工作，不把经常工作做好，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众运动。这几年来，我们提倡的一些大办，有些是需要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就是那些需要的大办，也往往不是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地去进行，而是一哄而起，限期完成，结果就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造成损失。这一点，应该引为深刻教训。”（刘少奇：《论党的建设》，698、699页）尽管这段话当时不完全是针对党的建设讲的，但是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政治运动建设党的方式，是很有启发的。
鉴于政治运动建党方式的经验教训，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认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条件下，不能再使用政治运动方式建设党。针对党内外一些人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归咎于毛泽东一个人，一个劲地埋怨、责难毛泽东，甚至否定毛泽东、怀疑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深刻而明确地指出：“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文选》，第2卷，333页）总之，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问题，是制度有问题，是党的建设方式有问题。因此，制度问题，与领导者个人相比，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党的十三大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上要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这对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