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述评(1995～2004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述评论文,理论研究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G250
CLASS NUMBER G250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正确阐释图书馆这一社会现象，揭示图书馆事业 发展的内在规律，指导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研究问题的方法上，我们主 张立足现实，回溯历史，着重理论。现实是进行理论研究的立足点，我们应该努力做到 面对现实，回答现实所提出的最迫切的问题，这是创造性地推进图书馆学的根本道路； 回溯历史，就是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借助它，我们可以探明现实理论问题的来龙去脉 ；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是理论工作者参与社会实践的基本手段。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 ，主要任务和工作重心是把现实问题升华为理论，能够给予现实、历史以理论阐述，发 挥理论的认识功能和实践功能。笔者试图以上述思想做指导，对近10年来图书馆学基础 理论研究按问题进行概观性述评。
1 图书馆哲学研究
图书馆哲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1986年卿家康等翻译了谢拉的《图书馆哲学》， 引起了我国图书馆学界的关注。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图书馆哲学的内涵进行探讨， 也有文章是对图书馆学进行哲学思考。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哲学，我国学者有多种看法。 例如：
周文骏认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图书馆本质规律和方法论的学科。它一方面是图书 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理论的总结、提炼和升华，另一方面也是哲学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应 用。所以可将其视为介于哲学和图书馆学之间的一个学科或者说一个层次；它既是应用 哲学的一个分支，又是图书馆学的一门基础理论学科。”[1]
黄宗忠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所谓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也叫图 书馆哲学。两者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其研究内容、范围、目的、任务、方法、手段是一 致的，都是研究图书馆领域的有关原理、理论、原则、规律、方法等问题，解释图书馆 领域的各种现象，说明图书馆领域的某些问题。”[2]
吕斌、李国秋认为：图书馆哲学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图书馆事业的宗旨和目标 ，第二层含义是图书馆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三层含义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涉及到的 哲学问题[3]。
蒋永福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人……深思图书馆现象时获得的一种思维深处 的感悟与理解。”[4]
刘君、易长芸认为：“图书馆哲学是图书馆学和哲学内在结合而产生的一门新兴交叉 学科，是关于图书馆的哲学理论，研究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中引发出来的各种问题，使之 获得哲学上的普遍意义，从而揭示出图书馆活动的内在本质和基本规律。即图书馆哲学 是以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学科。”并指出：图 书馆哲学并不等于图书馆学 + 哲学，图书馆哲学不等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哲 学不等于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哲学不等于某一种哲学理论[5]。
从上述可见，我国学者对图书馆哲学的认识，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作为一门科学 学科，应该具有确定的研究客体，这一客体具有与其学科的研究客体所不同的特殊性。 什么是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客体?截止目前是不够明确的。还应该指出，研究客体的确立 与理论体系的构建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目前国内发表的有关图书馆哲学的论文来 看，其理论体系的框架也不十分清楚。因此，笔者认为目前应致力于探讨图书馆哲学的 基本问题：研究对象、体系结构、相关学科和研究方法等，这才符合科学发展的综合与 分化的规律。
2 西方图书馆学流派与学说论评
这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几年发表的文章虽不多，但评述的观点和 思想颇有深度。我读过的并产生深刻印象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黄纯元的《论芝加哥学 派》[6]；霍国庆的《西方图书馆学流派述评》[7]；范并思的《现代图书馆学方法论的 先驱——J.W.克拉克》[8]；柯平的《从知识论到知识资源论——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学 的知识基础》[9]等。这些文章是作者在世界图书馆学和广义社会科学的广阔背景下来 思考图书馆学问题的。例如，霍国庆的《西方图书馆学流派述评》一文，可能是源于他 与徐引篪合著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10]。这部著作第2章专门阐述了“西方图书馆 学流派”，作者在叙说了“西方图书馆学的源起”之后，将西方图书馆学区分为：技术 学派、管理学派、社会学学派、交流学派、新技术学派、信息管理学派，对各个学派的 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著作的学术思想做了深入详尽的介绍和评说。柯平的《从知识论到知 识资源论——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学的知识基础》一文，为我们研究图书馆学提供了一种 新的视角，作者撰写此文的目的是试图将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联系起来，探讨 图书馆学的知识基础。阅读这篇文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知识论、知识基础论、知识社 会论、知识交流论、知识组织论、知识集合论、知识管理论、知识资源论的由来和发展 。范并思撰写的《现代图书馆学方法论的先驱——J.W.克拉克》，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克 拉克的学术经历及其对图书馆学理论的贡献。
3 “图书馆学发展”研究
以“图书馆学发展”为主题的研究，是世纪之交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热点， 既有专著出版，也有论文面世。在著作方面，有孟广均等编著的《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 研究进展》[11]，该书选取了20世纪90年代国外较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的理论、技术 、服务、管理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述评，目的是向图书情报工作者提供有关的新思想、 新观点、新技术、新方法，从而借鉴国外的经验。戴维民等编撰的《20世纪图书馆学情 报学》[12]，主要是选取了10个分支学科和领域进行系统总结，分别阐述了图书馆学情 报学基础理论、图书馆管理、文献编目、情报语言、信息资源管理、文献保护技术、信 息计量学、信息经济学、情报研究、信息检索技术的研究动向和发展趋势。同类著作还 有：吴慰慈和张久珍合著的《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寻》[13]，徐引篪等编写的《 图书情报事业的未来》[14]、张怀涛等编著的《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发展》[15]，张白 影等主编的《中国图书馆事业1996—2000》[16]，中国图书馆学会主编的《21世纪图书 馆可持续发展战略》[17]等。
在论文方面，主要有：李惠珍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五十年回眸》[18]，吴慰慈、罗 志勇的《面向21世纪图书馆学研究的新趋向》[19]，黄宗忠的《中国图书馆学世纪评》 [20]，包和平、闫海新的《21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21]，吴慰慈的《 开拓创新再铸辉煌》[22]，崔慕岳、张怀涛的《图书馆学研究新的发展机遇期的若干特 点》[23]，许建业的《网络时代图书馆学基础研究的若干思考》[24]，李刚、倪波的《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现代性与学科建制》[25]，范并思的《新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研 究什么?》[26]，杨文祥的《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历史任务和研究思路》[ 27]，吴慰慈的《数字时代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28]。这些文章起点较高、思路 较广阔，既有对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总结，又有对21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展望。
4 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讨论
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图书馆学?应该如何借鉴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和方法?应该怎样 对待我国图书馆学的遗产?应该怎样处理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所有这些 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图书馆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我国图 书馆学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对于图书馆学本土化这个命题，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归纳起来有两种观点。第一 种观点认为，图书馆学本土化，就是要将图书馆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实际 结合起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第二种观点认为，图书馆学本土化就是要运用 图书馆学原理来解决中国图书馆实际存在的问题，即进行“中国图书馆学应用问题”的 研究。刘兹恒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他在《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思考》 [29]一文中认为“目前世界上还不存在一个公认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图书馆学基本原理 ”，“只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区域性流派，如美国的芝加哥学派、英国的知识学派、前苏 联的交流学派等”，“图书馆学本土化就是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将产生于西方，并得到 比其他国家更快发展的西方图书馆学体系，通过引进、消化、改造、创新，变为适合中 国文化环境的图书馆学，并建立起一个区域性的中国图书馆学流派，即建立起根植于中 国社会这一特殊土壤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体系”。
笔者认为，在发展中国图书馆学的过程中，无疑需要借鉴和吸收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和 方法，但我们必须立足中国本土社会的实际，最终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的中国学派，为中国人在国际学术界争得理应属于我们的一席之地。如果忽视了这个 最根本的目标，只是盲目地追随西方的学术传统和规范，我们在图书馆学研究上就无法 实现真正的创新与突破。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西方图书 馆学的理念；不能对中国传统的图书馆学思想缺乏研究兴趣，甚至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不能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缺乏关注，沉湎于“创造”新概念和新理 论，使图书馆学边缘化、庸俗化。
看来，图书馆学本土化研究尚待深入，我们应该以科学、求实的态度致力于研究图书 馆学本土化的含义、本土化命题产生的学术背景和理论依据、实现图书馆学本土化的途 径，以及图书馆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等。
5 信息文化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影响
近几年来，在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上发表此类文章不在少数，致使有的学者撰文呼吁“ 图书馆学‘本体论’回归”、“图书馆学不能边缘化”。怎样分析信息文化影响下的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基本特点，预测今后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势，从而界定图书馆学 可能的发展空间，这是人们十分关注的课题。2003年1月，青年学者董焱著的《信息文 化论——数字化生存状态冷思考》[30]一书出版，随后他又发表了《信息文化对20世纪 中国图书馆学影响浅探》的文章[31]。这两篇论著，至少可为我们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一 种新的审视角度。在信息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图书馆学是封闭的；而在信息技术发 达的现实条件下，中国图书馆学走向开放。网络的兴起，使中国图书馆界能够更及时地 掌握世界图书馆学发展信息，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更好地同世界图书馆学接轨；信息量 的增长丰富了图书馆学信息的积累，促进了理论和观念多元化；过量的信息，造成思考 的东西过量，热点不断转移，因而许多图书馆学现实问题的研究只能停留在浅层次上， 缺乏深度研究；信息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实际效果，从而使一些图书馆从业人 员和研究者更注重操作性、技术性知识而鄙薄理论知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呈现低迷态 势，难以形成稳定的学科发展链。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应该引起我们高度关 注和冷静思考。
6 什么是虚拟图书馆
虚拟图书馆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980年，英国国家图书馆外借部计算机与数据通信 工作组负责人A.f.Harley在伦敦召开的ASLib/IIS/LA联合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走向 虚拟图书馆》的论文。但人们对这一概念反响不大，呼应者寥寥。在此之后，对虚拟图 书馆进行阐释的有美国的卡耶(G.D.Kaye)，他在199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把虚拟图书馆 定义为：“利用电子网络远程获取信息与知识的一种方式。”与卡耶的提法相近的日本 学者Jajko认为：虚拟图书馆是一种知识管理实体，它通过远程通讯技术将图书馆拥有 的信息资源与外部世界范围的信息有机结合，促进用户快速和有效利用信息。
国内学者对虚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电子图书馆三者关系的认识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黄宗忠认为三者名异实同[32]；二是刘兹恒认为三者有区别，各有侧重，虚拟图书 馆强调远程存取分散在不同地理位置、不同存储载体上的信息资源，虚拟图书馆“与其 说是一种形态，不如说是一种信息环境”[33]；三是陈光祚认为虚拟图书馆是因特网上 组织信息资源的一种有效而又经济的形式[34]。臧国全延续了陈光祚的观点，他认为虚 拟图书馆是一种网络二次信息系统，具体说来就是根据特定的目标，选定信息资源的学 科领域，对有关的网站网页进行搜索和收集，加以鉴定核实，并对核实后的网址进行合 理组织，使之能提供检索、浏览和链接的信息集合[35]。
目前，人们逐渐热衷于第三种观点，即虚拟图书馆是组织因特网上学术性信息资源的 一种有效形式，是一种动态联盟的组织形态，通过馆际协议，对外部资源进行整合，以 实现最大限度利用资源的目的。虚拟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无论是文字还是图形、图像， 都要转换成数字形式，利用计算机把多种信息通过多媒体技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 统一存储与管理；网络和通讯系统是虚拟图书馆的重要基础，若没有网络或网络系统不 完善，虚拟图书馆就失去了它的真正意义。信息的网络传递使虚拟图书馆超越时空概念 ，跨越信息资源的地域界限。凡连接到网络上的图书馆信息资源，所有与网络连接的用 户，不分国家、区域、单位，可共同利用，真正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36]。
7 “信息资源说”的诞生
20世纪90年代后，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根本性地改变了 人类生产、传递和使用信息的方式，图书馆也受到信息技术发展的深刻影响，因而图书 馆学研究者也将自己的注意力部分地转向信息资源。1992年，美国图书馆专家切尼克(B .E.Chernik)在《图书馆服务导论》一书中指出：“许多人可能将图书馆定义为一个简 单的藏有许多书的建筑物，其他人则可能进一步对这些藏书做些解释——有些人为娱乐 而读书，有些人为研究而读书，其中一些人可能还知道藏书是以特定方式排列的。然而 ，可能只有很少的人会想到图书馆是为利用而组织起来的信息集合，而这正是最恰当的 图书馆定义”[37]。切尼克的思想催化了“信息资源说”的诞生。1999年，徐引篪、霍 国庆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图书馆是针对特定用 户群的信息需求而动态发展的信息资源体系”，“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信息资源体系及 其过程的社会科学”[38]。这些命题虽然在表述上还有待深入探讨，但它们从总体上揭 示了图书馆学的特点，使图书馆学走出了“馆内科学”的阴影。这正如顾敏先生在为《 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做的“序”中指出的：“新世纪图书馆学研究，正可以从这样 的一个大型框架中，以图书馆学本体为变动中的定位主轴，再引用相关学门学理，配合 实务作业的检验与科学方法的验证，发展出全新的‘新世纪图书馆学’”[39]。
8 关于“知识集合论”与“知识管理论”
2000年，王子舟在《中国图书馆学报》发表了《知识集合初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 象的探索》一文，首次提出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集合。在2003年出版的《图书 馆学基础教程》中，他全面阐述了“知识集合论”，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客观知识、知 识集合和知识受众三个概念，并作为图书馆学的核心内容。他指出：“图书馆学是研究 如何将知识组成知识集合并为人们所使用的一门社会科学”，图书馆学的研究客体是“ 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40]。
知识集合论是一个新的探索，它将图书馆学与客观知识紧密联系起来，揭示了图书馆 学的知识基础，是对图书馆学理论的创新。
这些年来，关于“知识管理”的文章确实很多，较有理论深度的当属：柯平的《以知 识管理为基础的图书馆学》[41]，盛小平的《图书馆知识管理理论的构建》[42]，王知 津的《知识组织的目标与任务》[43]，邱均平的《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的创新》[44] 等。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知识管理对图书馆学的重要意义。台湾世新大学顾敏于2001年在《 图书情报工作》上发表了《知识管理与知识领航：新世纪图书馆学门的战略使命》一文 ，该文从知识管理的演进出发，认为图书馆学与知识管理有不可解除的关系，图书馆早 就是知识管理的单位，从网络革命、数位革命到知识管理革命与图书馆最为密切的是知 识领航。柯平的研究似乎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将以知识管理为基础的图书馆学概括为以 下内容：图书馆的知识功能，知识管理员，虚拟知识资源，知识组织，知识服务，资源 管理，应用理论等。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构建以知识管理为基础的图书馆学新的理论 体系，尚需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
基础理论研究不仅应该注意本学科基本问题的阐释，而且要更加关注对本学科前沿性 问题的研究。在研究工作中，要关注应用领域的发展变化，力求更好地贴近实践，在理 论与应用之间构建一种协调发展的格局。一般地说，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前者对后者起指导作用，后者反过来对前者起丰富和发展的作用，图书馆学研究也应 遵循这一常理。我们期盼有更多的佳作问世，共同促进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