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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策略选择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许多研究都发现了儿童策略选择中的一些共同规律特征，如，儿童策略的选择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多样性；儿童的策略选择具有适应性即儿童总是选择一种有效的策略；儿童的策略选择能力不断提高；儿童会推广运用新习得的策略；儿童的策略选择能力具有个体差异；儿童在拥有多种有效策略的同时仍然不断发现新策略等[1]。科学的进步不仅需要对现象的描述，更需要对现象本身做出合理解释，以使我们弄清现象的本质过程。策略研究也是如此，同样需要对策略产生、发展的机制进行解释。由此产生了策略选择的第一代模型——元认知模型，但元认知模型对策略选择只做出粗浅的描述，且存在一些与策略选择实际现象的不一致。此后，Siegler及其合作者相继构建起三种递进的策略选择模型[2]。Siegler作为新皮亚杰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将信息加工与皮亚杰理论相结合，强调认知发展的连续性，将策略发生与使用和其他认知技能中的认知变化描绘为一系列相互重叠的波浪[3,4]。他从信息加工理论出发，采用微观发生法，将策略选择过程比喻为计算机的信息处理，使用清晰、简易的策略选择模型图，以试图解释大脑中发生的复杂的策略选择过程。三种理论模型从微观角度解释了儿童策略选择能力的渐进变化过程，在解释策略选择的同时，以点带面地表达了Siegler有关认知发展渐进变化的观点。
1 元认知模型
元认知模型是最早发展起来的一种策略选择模型。许多心理学家在儿童认知发展中都承认和强调儿童的自我调节机制，尤其是Flavell提出元认知的概念之后，这种思想表现得更为强烈并在新皮亚杰学派的认知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5]。人们似乎认为，儿童的认知活动，特别是策略选择总是依赖个体关于策略、认知能力或问题特征的知识。元认知模型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强调清晰的、可陈述的元认知知识（有关策略、问题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知识）在策略选择中的决定作用[6]。元认知模型展示了元认知知识与元认知经验参与认知加工过程的状况。该模型认为策略选择过程中存在一个所谓“决策加工系统”的机制，“决策加工系统”依据元认知知识对策略的选择做出具体的调控。根据元认知模型的理论，儿童策略使用的多样性是以丰富的元认知知识为保障的；儿童基于元认知知识对策略做出适应性选择；儿童元认知知识的不断丰富将使儿童的策略使用能力不断增强。
元认知模型对儿童的策略选择现象作了初步的探索，但由于其过于简单粗浅，元认知模型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存在一些缺陷。
首先，元认知模型缺乏策略选择过程的解释机制。它只对策略选择作了概括性的描述，我们无法从模型中得知策略选择的产生及其变化的具体过程与机制。
其次，元认知模型过于强调清晰可辨的元认知知识对策略选择的决定作用。一些研究表明[7]，可陈述的、意识层面的元认知知识与认知活动的相关并不像元认知模型假设的那样显著。实际上，许多研究者认为元认知至少应该包括意识和无意识两种成分，它既不是外在的也不是内在的，而是两种类型的结合[8,9]。一些研究证明成功的策略选择在许多情况下并不需要清晰、明确的意识思考和判断，但同时研究又发现策略选择过程的确是在元认知监测和控制下进行的。他们对此的所做的推论是，不同的任务情景所激活的元认知的意识程度不同，意识和无意识的元认知过程都可能参与了策略选择过程[10]。由此看来，元认知模型的观点至少显得有些偏激，致使其完全忽略了元认知的无意识成分。而同时另一些研究者则完全抛弃了策略选择中的意识成分，把策略选择归为一种无意识的、自动化的加工过程。这种观点则促使了第二代策略选择模型——联结分布模型的产生。
2 联结分布模型
一些信息加工心理学家试图通过构建计算机程序，以模拟儿童的认知发展变化，来检验和修正某种关于认知变化的信息加工模型，联结主义模型正是这种模拟形式之一[11]。1984年Siegler和Shrager在联结主义模型的框架内，同样采用计算机模拟的研究方法，提出策略选择的联结分布模型(Distribution of Associations Model)（图1）。该模型展示了一种简单的认知加工过程怎样在缺少元认知成分参与的情况下产生策略选择[12]。
整个模型由两部分组成：适应性策略选择机制和联结学习机制。联结分布模型的适应性策略选择机制对提取策略与支持性策略之间的适应性选择做出解释。适应性策略选择基于一种问题与其多种可能答案之间的联结分布。联结分布模型假设问题与其多种可能答案之间存在联结，由于联结强度并不等同，于是问题与多种答案之间在联结强度上就形成一种联结分布（图2）。而某个问题与多种可能答案之间的联结分布即被看做是对问题的表征。
基于联结分布的策略适应性选择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在三个阶段的策略选择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其适应性策略选择机制的具体运作方式。这三个阶段是：提取阶段；表征精细化阶段；支持性策略的使用阶段。答案可能产生于三个阶段的任何阶段，策略选择过程也即随答案的产生而终止。
阶段一，提取机制是策略选择过程的中心部分。联结分布模型假设儿童在提取答案时设有置信标准和搜索长度（如图2）。当儿童面临问题时，首先从记忆中提取答案，置信标准用以决定是否对某个已提取的答案做陈述。当该答案与问题的联结强度超过置信标准时，答案被陈述出来；反之，则不对该答案作陈述，转而再次提取可能超过置信标准的答案。搜索长度用以决定在寻求其他问题解决方式之前做出提取努力的最高次数，如果提取次数达到搜索长度答案仍没产生，儿童则放弃对答案的提取转向策略选择的第二阶段。
阶段二，在提取答案的努力失败后，儿童会对问题的表征进行精细化。表征精细化过程为再次提取答案提供线索支持。例如，在简单加法运算中，幼儿可能伸出手指以代表相应的加数或在头脑中呈现出相应个数的物体代表加数。同样，表征精细化阶段可能产生出可作陈述的答案，也可能仍以失败告终。
阶段三，如对问题的表征精细化仍不能帮助儿童产生答案，儿童就直接采用支持性策略解决问题。如，儿童可能采用数手指的方式产生答案。
联结分布模型不仅对提取策略与支持性策略之间的适应性选择作了解释，它所具有的联结学习机制还解释了儿童策略使用能力的不断发展。联结分布模型假设：每当儿童使用一种适应性策略产生问题答案后（不管答案正确与否），该答案与问题的联结强度就会得到加强。那么问题的联结分布形态随之改变，也即大脑中有关问题的表征得到修正。基于问题表征的策略选择也相应变化，答案多次产生后与问题联结强度的增强，最终引起儿童的策略选择能力的提高。对于一种具有平缓联结分布的问题可能越来越趋于峰态分布，这样儿童就越来越轻易地、迅速而准确地从记忆中提取出答案，从而逐渐抛弃支持性策略的使用。
联结分布模型抛弃了元认知模型中关于元认知知识在策略选择中起决定作用的观点，把策略选择完全归于一种自动化的、无意识的认知加工过程；将信息加工的观点引入策略选择的研究，对策略选择的过程作了具体清晰的描述，成功解释了儿童部分策略选择现象的具体机制。尽管如此，联结分布模型仍有许多缺陷：第一，不灵活，联结分布模型把策略选择看成一个固定的程序，总是先考虑选择提取策略，然后是表征精细化，再考虑支持性策略。实际上人们的策略选择过程比联结分布模型描述的灵活得多，任何一种策略都有可能被优先考虑[13]。第二，不具体，联结分布模型只对提取策略与支持性策略之间的选择做出了解释，并没有说明策略选择是怎样在各种支持性策略之间进行的。第三，呆板，联结分布模型没有反映出人们策略选择中经验的迁移现象。即使是婴儿，他也有把在解决某个问题时的经验运用到另一个问题解决中的能力[14]。而联结分布模型只解释了儿童针对某一特定问题的策略选择能力的提高。
3 适应性策略选择模型
1995年Siegler & Shipey基于联结分布模型的基本思想，构建起另一种策略选择模型——适应性策略选择模型(Adoptive Strategy Choice Model，简称，ASCM)[1]。ASCM与联结分布模型同样都包括适应性策略选择机制和联结学习机制，所不同的是ASCM在联结分布模型的基础上增添了有关策略加工特征（策略的速度与准确性）的信息库（如图3），从而克服了联结分布模型的诸多理论缺陷。
ASCM假设存在一个有关策略加工特征与问题表征（问题与多种可能答案的联结分布）的信息库，儿童根据策略的加工特征做出具体的策略选择[15]。有关策略加工特征的信息包括事实信息（在策略使用过程中获得的有关策略的速度与准确性的信息）与推测信息（根据事实信息对策略在某种问题上所具有的速度与准确性推测信息）两部分。新策略则被赋予新奇性的特征，新策略所具有的新奇性优点使新策略在已有信息库中缺少有关其加工特征的情况下仍能被采用。随着策略的运用，新奇性消失，但儿童获得了有关新策略加工特征的信息，这样新策略就被推广运用到其他问题情境中。适应性策略选择模型对策略的推广应用现象进行了解释，增加了其理论解释的广度。
根据ASCM的假设，当问题呈现时，儿童就会利用信息库中有关策略加工特征的信息，对各种策略在该问题中的有效性做出推断，最有效的策略往往被优先选择。如果儿童选择了提取策略，那么以下的策略选择过程机制与联结分布模型重叠；如果支持策略被选择，儿童会根据信息库中有关策略的加工特征选取一种最佳的支持性策略。可见，ASCM的适应性策略选择机制可以同时解释提取策略与支持性策略以及各种支持性策略之间的适应性选择。
在联结学习机制上，ASCM不仅具有对问题表征的修正机制，还具有有关策略加工特征的修正机制。在答案产生的同时，也带来了有关策略加工特征的信息，这些信息不断反馈给信息库，信息库中有关策略加工特征的信息不断加以调整，使据此进行的策略选择更加具有适应性。
ASCM与联结分布模型对策略选择的解释同样是基于一种自动化的、无推理的认知加工过程。由于增加了有关策略加工特征的信息，ASCM联结分布模型对策略选择顺序的要求具有灵活性，策略选择的适应性推及到各种支持性策略之间。更引人注目的是，ASCM具有策略的推广运用机制。但ASCM与前者同样都忽略了元认知成分在策略选择过程中的作用，实际上，策略选择过程仍然需要元认知的调节控制。ASCM的另一个理论缺憾是他并不能展示出新策略的发现过程与机制。因此，ASCM仍然是一种有待发展完善的策略选择模型。
4 策略选择与发现模型
以上策略选择模型并未对新策略的产生给以关注，这是因为当时研究者认为在已有策略中的策略选择与新策略的发现似乎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和机制。策略选择的变化是渐进的，体现策略发展中的量变；新策略的发现是突变的，体现策略发展中的质变。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者认为适应性策略选择与新策略的发现是两个交织在一起的过程。没有新策略的发现，就没有多种可供选择的策略，同时，策略的适应性选择为策略发现提供基点[16]。1998年Shrager和Siegler将策略选择的元认知机制与联结分布机制整合于一体，构建起策略选择与发现模型(Strategy Choices And Strategy Discoveries Simulation，简称，SCADS)（如图4）[17]，从而同时对适应性策略选择与新策略的发现做出解释，将策略选择理论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SCADS包括ASCM的所有组成部分（虚线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增添了三种成分：策略的模块式表征（将策略分解为按固定程序操作的算子）、有关策略操作的短时记忆追踪、元认知系统，三种成分协同运作最终产生出新策略。其中元认知系统本身由三部分组成：注意聚焦器，策略发现探索器，目标框架过滤器。
SCADS假设，当儿童面临问题时将根据各种策略的加工特征选择某种有效的策略。注意聚焦器用来决定是否把大量的注意资源集中于该策略上，如果策略操作不熟练，注意资源将被集中于策略的操作上以保证操作的准确性；如果策略的操作足够熟练，注意资源将被释放出来分配给策略发现探索器。策略发现探索器基于有关策略操作的短时记忆作两种加工：如果发现策略操作中有冗余的算子，将删除这些算子；如果发现算子的顺序调整后，策略的速度与准确性提高，那么将基于这种顺序创建一种新的策略。但策略发现探索器产生的一些策略可能是无效的，目标框架过滤器将根据合格策略的标准将这些策略排除掉，只有符合标准的新策略才能被采用。这样，一种新的策略就产生了。总之，新策略的产生取决于是否有多余的认知资源。
SCADS同时描绘了策略选择中的量变与质变过程，更加全面地窥视了儿童大脑中复杂的策略选择过程。但即使最复杂、最完善的SCADS也并不能概括儿童策略选择的全貌，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仍然存在。如，儿童是怎样在外部指导下获得策略的；SCADS对新策略的发现解释为在已有策略基础上的创新，但怎样解释儿童不依赖已有策略的创造性发现呢。可见，理论的探索并不能就此而终止，对于包括策略选择在内的人类复杂心理现象的理解，需要不断地做出努力。
5 小结与展望
上述几种策略选择的理论模型的产生揭示出策略选择理论模型的发展轨迹。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与发展，后者比前者更复杂，也更完善。每种模型的产生都意味着人们对包括策略选择在内的儿童认知过程的理解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策略选择模型在对儿童的策略选择做出解释的同时，也昭示出儿童认知发展过程的状况。这三种模型清晰地描述了儿童策略选择的过程及儿童策略能力的发展机制。根据这三种模型的解释，儿童策略能力的发展源于儿童不断发现新策略和对众多已有策略的淘汰性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儿童不断放弃低级策略和发现更高级策略，策略能力随之不断提高。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对策略能力发展的理解推及到对儿童整个认知发展过程的理解呢？由此构建而来的认知进化理论对此做出总结：儿童同时持有多种思维方式，这些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使用中不断竞争，并且有时先进的方式就会得到更经常的使用，随着新的思维方式的产生，旧的思维方式停止使用，儿童的认知在这种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可见，策略选择模型对儿童策略选择过程的探索，同时启发了我们对儿童整个认知发展过程的理解。
然而人类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一种策略选择模型都不足以囊括儿童策略选择的全部事实。一个最为明显和有待探讨的理论问题即已有理论模型忽视了外部影响在儿童的策略选择中的作用。正如Siegler所指出的：儿童的学习机会依赖于文化准则和社会实践。儿童生长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特征，会对其参与的活动产生影响[18]。已有的策略选择理论都把儿童的策略选择看作单纯的内部认知过程，并未涉及到外部影响怎样作用于儿童的策略选择，这一理论缺失显然是策略研究领域不完善的表现。社会文化及人际互动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已被大量心理学研究所证实，社会文化发展理论甚至认为社会交互作用在儿童认知发展中起决定作用。而弄清外部影响怎样对儿童策略选择过程及策略能力发展产生作用的规律和机制，也正是当前试图进行策略教学以促进儿童认知发展的基点[19]。因此，未来的策略选择的理论建构还应进一步探索儿童策略选择中的外部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方式，以弥补已有研究的缺失，使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包括策略选择在内的儿童的认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