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汉语动态补语结构的演变看离合词产生的原因_现代汉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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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离合词，是由双音节语素构成、以动宾结构为主体、可离可合而意义基本相同、口语方言色彩浓厚的具有句法属性的词的单位。离合词的合并状态表现为词，离析状态表现为词组。它是现代汉语中特殊的一类，是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过渡的中间状态。①离合词有四种基本结构：1）动宾结构，如“上课、上学”；2）动补结构②，如“推翻、进去”；3）偏正结构，如“灰心、红脸”；4）主谓结构，如“心软、嘴硬”。动宾结构离合词的数量占离合词总量的97%。③动宾结构离合词是如何产生并发展壮大的呢？本文试图从古代汉语与株洲方言中的动补结构来考察动宾结构离合词的发展历史轨迹。

      一、古代汉语和普通话的比较

      从先秦到元明，汉语单句结构中动词和宾语之后都有一个X的位置，用来表示动作行为的结果、状态、处所、对象、用具、方式、时间、数量等，记作V+O+X。例如：

      

      在上古汉语中，X均置于V、O后，V和X代表两个独立的句法单位。V为中心动词，一般由及物动词充当；O为中心动词的宾语，一般由名词充当；X对动作行为进行说明，一般由不及物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短语和数量短语充当。

      中古以后，VOX结构出现了以下两种变化：

      （一）VXO结构：随着可分离式动补组合中两个动词成分边界的消失，VX开始出现融合，O置于VX之后。例如：

      

      （二）“V得OX”结构：随着动补结构发展的不断成熟，体貌助词系统开始逐渐建立，在动补结构中，出现了可插入表可能的补语标志——结构助词“得”。如：

      

      例（9）（10）中，可能性补语“得”分别插入动宾结构之间，置于O之后的补语对动作行为的结果和程度进行说明，结果补语一般由单音节动词或形容词充当，以单音节动词居多，记作“V+（得）+O+X”。有意思的是，“VO（不）X”为“V（得）OX”结构的否定形式，“不”与“X”均未前移。例（11）中，“不+X”置于VO“结婚”之后，对动作行为结果进行否定，表示“结婚”这个结果没有实现。

      延续到现代汉语中，以上这两种变化表现为以下形式：

      （一）VXO结构与VOX结构并存：

      A.VXO结构：X插入VO之间，可分别引入动作行为的处所、指示动作行为进行的时间、对动作行为的结果和达到的状态等进行限定和说明。例如：

      

      B.VOX结构：由于融合不充分，现代汉语中的两个动词性成分可以同时表现为VXO结构和VOX结构，如上例（14）中的“挨”和“近”逐渐融合为一体，宾语成分“年关”紧随其后；同时，“挨近”中间允许插入第一个动词的受事宾语或第二个动词的修饰、限定性成分，意义保持不变。例如：

      

      另外，在书面语或报刊标题中，动宾成分后能够直接连接处所名词和时间名词，省略介词，表现为VOX结构。例如：

      

      （二）“V得XO”结构与“V不XO”结构并存：将“得”与“不”置于结果补语X之前，分别对事件结果的可能性进行肯定和否定。例如：

      

      语言是一个发展的动态有机系统，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V+O+X”结构表现为“V+X+O”结构与“V+得+O+X”“V+O+不+X”结构的逐步发展，延续到现代汉语中，分别表现为“V+X+O”结构与“V+O+X”结构并存，“V+得+X+O”和“V+不+X+O”结构并存。这样看来，动补结构从上古以来的发展衍变是否会对现代汉语动宾结构离合词的产生有影响呢？在探讨离合词形成的时候，若越能尽可能全面，就越能客观地还原出语言的真相。方言作为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保持联系的介质，承载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以下我们将以湖南株洲方言为例，寻找动补结构在离合词产生过程中留下的相关佐证。

      二、株洲方言和普通话的比较

      唐代诗人张籍在《元嘉行》中写道：“南人至今能晋语。”在南方方言中，较多地保留着魏晋南北朝与隋唐年间中原汉语的原貌。西汉末年杨雄整理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里提到的“南楚江湘之间”的方言情况，应该就是后世湘方言的源头。株洲方言是湘方言的主要方言，株洲地区早在远古时期已有先民繁衍生息，株洲市炎陵县鹿原陂至今还安葬着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株洲古称建宁，后名为“槠洲”，《湖南地方志》说，“槠洲”于南宋绍熙元年（1190）正式定名为“株洲”。株洲方言属于湘方言区新湘语长（沙）益（阳）片的一个方言点，其语音系统、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都有一定的特色，与普通话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以下主要为株洲方言中离合词的特殊表现。

      （一）否定表达形式。

      在普通话中，一般于动宾结构离合词中插入否定补语和结果补语成分，其格式为“V+不+X+O”。在株洲方言中，则存在两种形式：一种与汉语普通话相似，表现为“V+不+X+O”，另一种是将否定补语和结果补语成分整体附于离合词之后，其格式为“V+O+不+X”。例如：

      

      V为中心动词，一般由及物动词充当；X为结果动词，结果动词一般由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充当，V和X之间具有动作和结果的语义关系；0是中心动词的宾语，由名词充当。例（25）中，否定补语“不”和结果补语“上”整体附于离合词“对号”之后。株洲方言的这种表达形式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是不允许存在的，表示否定的目的和结果、动作方向还有“不下、不起”等，如：

      

      “V+不+X+O”与“V+O+不+X”结构在株洲方言中同时存在，且两种说法的语义基本没有差别，选择哪种说法取决于说话人自身的口语习惯。另外，在株洲方言中，绝大多数离合词后能附上否定副词加上单音节动词或形容词作补语成分，只有少数现代汉语中书面语色彩较浓的、成词较晚的离合词例外，如“晋级—晋不了级—*晋级不了”“谱曲—谱不了曲—*谱曲不了”。

      （二）肯定表达形式。

      在普通话中，肯定表达形式是在动宾结构离合词间插入可能补语“得”和结果补语，表示动作目的与结果具有可能性，其格式为“V+得+X+O”；在株洲方言中，可能性补语“得”插入离合词中，结果性补语附于表可能的游离态离合词之后，其格式为“V+得+O+X”。例如：

      

      X为表结果补语，一般由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充当。例（29）中，表结果的X“住”附于整个表可能的“止得血”之后，补语的语义重心落在表示结果的X“住”的音节上；而例（28）的普通话表达中，“得”与“X”整体插入离合词VO之间。

      此外，O还可以表现为复杂性的成分。例如：

      

      例（30）中的O为“你天王老子的皮”，加重强调结果副词X“赢”的难度。在株洲方言中，离合词里能插入前两种成分：可能补语“得”和其他限定性复杂成分。单音节结果性补语X附着在表可能的复杂性形式游离态离合词之后，其格式为“V+得+O+X”；但在普通话中，可能补语“得”、其他限定性复杂成分和单音节结果补语均整体插入离合词中，格式仍为“V+得+X+O”。例如：

      

      虽然株洲方言中也保留了普通话的表达形式，同时存在“V+得+X+O”和“V+得+O+X”的表达形式，但是方言中的表达形式明显地在使用频率和理解程度上更为本地人所接受。在株洲方言中，越是倾向于口语化的表达，结果补语越易后移，离析更自由，使用频率更频繁，形式更多样化；越是倾向于书面语的表达，表达方式越与普通话相似。

      通过现代汉语离合词游离形式和株洲方言离合词游离形式的对比，我们认为，株洲方言中离合词的用法跟现代汉语中离合词的用法相比，更接近中古时期。在株洲方言中，允许补语成分置于动宾离合词之后，强调动作的结果，这种表达与中古时期的表达相似。那么，古代汉语与方言中的动补结构，跟现代汉语离合词的产生与发展有何关系呢？

      三、现代汉语离合词的产生

      离合词以两字动宾结构为主体，离合两可且意义基本不变，口语色彩浓厚。从宋代开始，已经开始出现了离合词的萌芽，宋元时期，离合词开始正式登上汉语的舞台。例如：

      

      

      

      中古以后，离合词开始了漫长的发育成长历程，它的四种基本形态基本都出现了：动宾结构、动补结构、偏正结构和主谓结构。动宾结构为离合词的主体结构，占离合词的97%④。离合两可，意义基本不变。插入离合词中的成分，对具体动作行为的结果、数量、状态、性质、时间等进行说明，多用于口头语言和不太正式的文体中。

      在语法系统中，一个新语法现象的出现绝不可能只是一连串毫不相干的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在某一时期一系列语法变化相互作用下的产物，这一系列现象的背后往往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离合词的产生应为汉语史上的多种渠道发展而来，而不是一种孤立的语法现象。我们认为，中古汉语时期动补结构的发展和成熟给中古汉语语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动补结构的迅速发展为离合词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类化在离合词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动补结构的迅速发展为离合词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语法系统中，一个新的语法现象的出现会打破原来系统的平衡，引起一连串的变化，从而达到新的平衡。唐宋元时期是汉语语法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几乎所有现代汉语区别于古代汉语的重要语法特征都是在这个时期产生或发展成熟的。⑤根据祝敏彻（1990）的调查，动补短语的出现和迅速发展是在唐宋时期，宋代后期，动补结构就已经牢固地建立了。石毓智（2003）认为，中古汉语时期动补结构的发展和成熟带来了深刻的句法影响。而离合词就是在动补结构发展成熟时期萌芽并登上历史舞台的。我们认为，动补结构的产生和定型对于离合词动词的可分离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⑥

      动补结构的语义格式是：动作+结果。它在中古汉语中的广泛使用对其他汉语语法产生了强大的类推力量，这种类推力量使动词前后的其他词语按照这个语义格式进行了重新分布，最后形成了现代汉语组织信息的一个普遍性原则：结果性成分限制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后，非结果性成分只能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前。与结果补语类似的，能够使动作行为有界化的词语均应分布在谓语动词之后。因此，在中古汉语中，动补结构发展和成熟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体标记系统的建立——动词语法范畴的大量涌现，如体标记“了”“着”“过”的产生。曹广顺（1986、1987）认为，唐五代先后出现了若干动态助词“却、将、得、取、着”，这些动态助词在“V+X+O”格式中表示动作的完成或结果。后来，“了”字在“V+却+O”里替代“却”，于是产生了“V+了+O”。即：“V+结果补语+O”“V+动态助词+O”“V+完成貌词尾+O”这三种结构可以排成台阶形的队，从产生先后的关系来看，“V+结果补语+O”是必要条件。

      史有为（2009）还认为，离合词中动词的可分离化又与“了”的产生是有关联的，“了”的发展演变是离合词动词分离出来的主要动力。⑦“了”经历了由表示“终了、完了”义动词的高度虚化之后，移到动词之后附位的阶段。“V+了+O”格式开始于中晚唐，稳定于宋代，大约是在元末和明代扩大范围，之后形成一股“V+了+O”格式的大潮，从《金瓶梅》、“三言二拍”到《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体貌助词“了”插入动宾结构中的用例已经相当普遍。例如：

      

      根据笔者的调查，在离合词的游离态词中，能插入体貌助词“了”的占92%，除了动补结构、主谓结构的离合词中间不能插入“了”之外，绝大多数离合词中间可以插入“了”。同时，梅祖麟（1981）认为，动补结构中的“V+O+得”与“V+O+了”两个句式里各成分之间的语序演变是相同的，南宋之前，动补结构的表达形式是“V+O+得”，从唐代到南宋，“V+O+得”改变了语序，“得”插入宾语之前，在动词之后附位，形成“V+得+O”的格式。⑧如果句中还有一个动词或形容词作结果补语，则附于宾语O之后，形成“V+得+O+X”结构。但未见否定形式的表达移入“V+O”中的用例。例如：

      

      任何语言演变都有一个新形式和旧形式共存的阶段，这两种新旧形式至今还保留在上述株洲方言的离合词表达中，上文我们已经做过分析。由于湖南株洲多山地丘陵，在湘方言中保留了较多的古语成分，成为株洲方言的特色；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株洲是重要的铁路枢纽，交通的便利使株洲话也更容易受到汉语普通话的影响，汉语离合词在株洲方言中游离态的表达形式有扩大之势，因此，离合词游离态在株洲方言中存在着两种表现形式。我们认为，随着动补结构的发展和成熟，使“V+O+X”模式中的X有机会插入到动宾结构之间，从而改变了原有的句法位置，为离合词动词的可分离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类化为离合词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离合词的形成，是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产生的结果。在离合词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类化对于大量成批地产生离合词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中详细阐述了类化的巨大力量。根据认知方式的特点，人们会习惯性地将某一新形式类推到其他组合中，产生一类新的组合方式，这一类型的创新便是类推变化。类推变化是促进离合词产生的巨大动力，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类化增加了离合词的结构方式。

      力量、晁瑞（2007）认为，离合词最早出现在宋代，最早的离合词是动宾式的，到明代则出现了并列式、补充式、偏正式和主谓式⑨。其中主谓式是出现最晚的离合词。⑩

      在离合词中，双音节动宾结构的离合词占据着离合词总数的绝大多数。但随着动宾结构强大的类化作用，其他结构也加入到离合词的行列中来，甚至将原本不是动宾式的结构也类化为动宾结构，从而衍生出大批离合词，这一现象的产生是与类化作用息息相关的。例如：“洗澡”的前身为“澡洗”，最初为动词并列结构，到了元代被错析为动宾式结构，并以动宾式短语的形式开始了词汇化的历程。在“洗澡”的词汇化进程中，“澡”逐渐获得了名词的意义，指称洗浴活动，更准确一些是指称“洗浴中的身体”。例如：

      

      但由于中古汉语中动补结构的影响，到了明代，“洗澡”又开始了自己去词汇化的历程。不但出现“洗澡了”，而且还能插入补语和“个”“了”“过”的用例。例如：

      

      在现代汉语中，“洗澡”成为一个动宾结构，能够自由地加上时体标记。在类推作用强大的影响下，产生了大量由非动宾结构转化为动宾结构的离合词，它们能够像动宾结构一样自由扩展，如“睡觉、游泳、登记、迟到、考试、学习、提醒、退休、鞠躬、进修、投降”等等，类化作用极大拓展了离合词的结构方式。

      第二，类化作用扩充了离合词的数量。

      离合词的发展规模在最近30年中迅速壮大。在20世纪20、30年代，离合词很少进入人们的视野，关于离合词的专门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对离合词数量的统计资料不全，学者们相关方面的研究也只有只言片语。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有的学者还认为，这是一个不符合语法规范的语言现象(11)，在语言运用的过程中，应该及时纠正这类语病。此后，离合词经历了一个快速增加的阶段，1995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杨庆蕙主编的《离合词用法词典》（供外国人学习汉语用）中收录了4066个离合词。该词典描写了这些离合词“离”与“合”的基本状况，筛选出较为常用的1738个用例进行剖析，比较详细地说明了它们各自的离合状况。除了正面阐述之外，该词典还列举了一些误例进行纠正，以加深读者对某些离合词用法的理解。此时的离合词已经作为现代汉语中一类正常的语法现象出现在语言运用之中了。到2012年，笔者以《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2012年）、《离合词用法词典》（1995年）和《现代汉语学习词典》（2010年）为蓝本，将已经进入人们口头语言中的离合词和失去生命力的离合词的数量进行重新整理并统计，离合词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325个。

      我们发现，在现代汉语中存在大量由于类化作用而形成的离合词。例如，在类推作用的强大推力下，汉语中有大量“澡”作宾语的结构，如“冲澡、搓澡、擦澡、泡澡、抹澡”等等。由于“结婚”的词汇化，产生了“求婚、离婚、完婚、主婚、成婚、抢婚、通婚、订婚、退婚、悔婚、复婚、征婚、逃婚、重婚、抗婚、逼婚、证婚、闹婚、赖婚”等离合词。

      另外，受到类化作用的影响，某些复合词也加入了离合词的行列，例如：“奇怪”可表述为“奇了怪了”，“纳闷”可表述为“纳了闷了”，“地震”可表述为“地了震了”，“猫咪”可表述为“猫了个咪”，“微博”可表述为“微了个博”，“慷慨”可表述为“慷他人之慨”等等。但这些合并状态下离合词的意义与离析状态下离合词的意义是否完全等同呢？我们以后将分专题对此展开论述。

      ①王俊《现代汉语离合词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②动补结构包括并列式离合词与动趋式离合词，分别作动词的结果补语与趋向补语，如“推翻、进去”。

      ③王俊《现代汉语离合词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④王俊《现代汉语离合词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⑤石毓智《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动补结构的产生及其影响》，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⑥祝敏彻《（朱子语类）中的动词补语——兼谈动词后缀》，见《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

      ⑦史有为《汉语离合词复观——兼议汉语基本词汇单位》，《中国语言学》（第3辑），2009年。

      ⑧梅祖麟《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语言研究》1981年第1期。

      ⑨力量、晁瑞《离合词形成的历史及成因分析》，《河北学刊》2007年第5期。

      ⑩赵欢《试论离合词的性质和成因》，《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11)陆志韦《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三），中华书局，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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