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求知和应用的张力——关于我国基础研究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思考论文,我国论文,基础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5月6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基础研究要把国家目标放在重要的位置。几年来，国家为加强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的联系，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根据基础研究为国家目标服务的指导思想，基础研究的发展应该在尊重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按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规划学科发展、选择重点研究领域以及加强人才培养和基地建设。其中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科学自身发展和为国家目标服务的辩证关系。这需要在认识上和制度保障上锐意探索。本文就此重要问题做一探讨。
一、基础研究：既要产生新思想，也要运用新思想
为了在国家目标的指导下更好地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我们需要以更宽广的视野，参照国外基础研究的发展经验，更深入地认识基础研究的性质和功能。
美国是基础研究力量最强和投资回报最大的国家。在国家的水平上制定基础研究的政策产生于美国，并对西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科技政策界和科学界在讨论基础研究时，也总是以美国例子来说明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美国的基础研究发展。
“基础研究”一词产生于二战之后。二战期间的科学应用和技术发明改变了战争的进程， 让世人亲身感受到了科学研究的巨大威力。 1945年，V ·布什在致美国总统的报告《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中，在总结以往科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基础研究性质与功能的经典观点：基础研究导致新知识，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得到实际应用，但是我们不可能预测它将会有什么具体的应用。因此，政府应该提供的是足够的资金支持基础研究，保证探索的自由。今天看来，布什的思想并未因其提出的从基础到应用的线性模型而退色，其重要意义在于强调了实验室科学的潜在价值。布什报告以及随后而来的政府对研究型大学的资金投入，迅速形成了美国强大的科技事业。
在我国常常有一种误解，认为美国大学的基础研究完全是自由探索的研究。其实不然。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按V ·布什的思想去支持大学基础研究，国家科学基金会并不是按V ·布什报告所设想的那样建立的——一个惟一的支持国防、医药和工业领域基础研究的国家机构。其他联邦政府机构（国家宇航局、国家卫生研究院以及国防部和能源部等）也按其使命支持大学的基础研究，资助的重点领域是计算机、电子、材料科学和与军事相关的应用科学和工程以及医药和生命科学。资助的原则是：基础研究最终要能产生效益，体现出目标趋向、集中在资助者感兴趣的领域。即内在的标准和可能的贡献：基础研究表示的是科学进展和直接应用有距离，但不是没有应用考虑。这种研究称为目标型基础研究。结果，政府对大学的多源投资，在尖端电子、空间技术和医药等领域形成了实质性的力量。
也就是说，美国对基础研究发展的指导思想不是仅仅强调自由探索，而是求知和应用并举：既要保障创造与产生新思想的环境和条件，又要促使新思想能运用于国家发展的重要领域；采取的支持方式是在强调保障自由探索的基础上，按国家关键领域有目标的引导和支持。
90年代以后，国际科技政策界根据本世纪后半叶科学发展的实际历程、尤其是80年代以来新兴技术（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深深依赖于基础研究的新发展，把基础研究分为两种基本类型：认识驱动型研究（或好奇心驱动型研究）和战略研究（或目标型基础研究）。前者是指没有已知应用目标的自由探索；后者是指在有应用目标或应用背景引导的研究，所选择的领域（如农业、健康、环境、安全），基础和应用常常交织在一起。两者都是探索自然规律，都是对科学原理和规律的认识，都有着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的作用。所不同的是，前者强调个体的创造性和对自然规律的无尽探索，后者则强调集体的创造性和在一定范围内寻找可能的应用潜力。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在高层次上，根据国家的战略需求，对国内科学资源合理调配，保持战略研究和自由探索之间的适当平衡。
二、我国的问题：前沿和需求
在我国，基础研究自身发展目标和为国家目标服务常常被表述为前沿探索和满足社会发展经济发展需求。
1、前沿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基础研究常常意味着前沿。我们对科学发展前沿的目标常常这样模糊地表述为，“充分利用我们的优势和特色，立足创新，瞄准前沿”；“在若干前沿领域达到国际水平”。这样表述并不能真正说明我国追求前沿的目的。
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为什么追求前沿目标？这并非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这个问题要从国家发展和国家利益的角度回答。在七、八十年代，国际上曾流行一种看法，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应开展基础研究，尤其是前沿领域，而应该把资源集中于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但是这种看法逐渐被抛弃。因为在科学和技术联系日益紧密的发展趋势之下，保持处于世界前沿的研究能力可以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无尽的动力和强大的支撑，尤其是对于一个大国来说。首先，追求最新知识的基础研究本身即是一种价值，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是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源泉；其次，新的思想和知识的积累与突破会带来技术和经济上的重要发展，例如，激光、基因重组技术。同时，对于开拓应用前景、把握技术的高水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国家保持在基础研究某些前沿领域的能力，即使未必会带来新技术，但是可以监测和评价一些国际科技关键领域中的突破性进展（对这些意义并不总是能事先预测的），以及时跟进和利用这些进展，并提高在某些领域的谈判地位；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保持前沿探索的力量可以加强和拓宽与国际科学共同体交流的渠道，进而也是与其他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
那么，什么是前沿呢？前沿既指整个科学认识的前沿（科学前沿，如宇宙、太阳系和生命的起源）；也指科学体系中的带动性学科（前沿学科，如生命科学）或领域（如全球变化）；也指一个学科领域的前沿问题（学科前沿）或一个研究领域的前沿（前沿问题）。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是，重要的前沿进展常常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前沿问题则是不断增多、不断加快。前沿是变化着的。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认准反映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具有带动性的前沿领域和前沿学科。这就要求我们的前沿战略要从长远发展出发，不能仅仅以发挥我们现在的优势（如某些数理学科）为标准，还要强调支持那些目前虽然薄弱、但是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学科（如信息科学）；第二，鼓励多种多样的自由探索，促进不同领域研究的交流、融合，不断激发新的生长点。因为除了需集中力量攻克一些难题，前沿不是一些可以瞄准的、固定不变的“点”。前沿的进展常常无法预料，前沿的开拓和跟进是靠研究者自己把握的。例如，超导的研究在长期停止不前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是当时意想不到的，而中国科学家能够及时跟进，则靠的是科学家自己良好的判断力和在相近领域工作的基础。
2、谁来确定需求
基础研究要围绕国家目标开展，就是要把解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中的重大问题作为主要研究领域开展综合性的研究。目前，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973”计划）已开始实施。 按国际上公认的标准，这属于战略研究，即在国家发展的关键领域进行的基础研究。
如此以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规划并系统组织实施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在我国尚属首次，没有国内先例可鉴，既不同于前沿探索重大项目，也不同于技术攻关的重大项目。可以设想，需要在实践中去探索和改进。
国际上成功的经验表明：战略研究成功的关键是要把科学推进和需求牵引结合在一起。一般采取方式是由政府、企业界和科学界共同选择和确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项目的组织则常常采取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的方式。可以说，战略研究的组织和管理是一项制度创新。
以往我国有关计划项目的实施有着不成功的教训。选择和实施研究项目与需求脱节，成果完成后再去寻找市场，结果造成很大的困难。因为科学家设想的和声称的应用潜力是单从理论的应用范围考虑的，而需求方评价应用则要加上更多的因素（经济、市场等）。
战略研究虽然不同于技术研究开发，但也需在项目的选择和组织上有效地结合需求，参照需求来设计和选择科学研究的目标与路径，而需求单靠科学家是不能很好确定的。因此，不能像探索性基础研究项目那样组织和管理。应该建立科学界与各种潜在用户交流的机制，并联合有关政府机构、企业界和其他潜在的用户共同选择和设计项目，在项目的实施上则应吸收必要的需求方人员参与。
3、问题的症结：学科政策和运行机制
基础研究的前沿探索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这两个目标不是分离的，指导和保证两者共同发展的是统一的学科政策和协调的运行机制。
学科政策是确定学科的合理布局和学科的发展方向。我国虽然在学科政策上一直有研究和规划，但与社会需求结合不密切，多是在同行专家范围内调研，缺乏系统性和指导性。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结合日益紧密，如何根据国家目标和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制定学科政策，并有效地选择优先领域，是我国基础研究发展面临的一项紧迫的新课题。
我国的学科体系是在建国之初借鉴苏联的模式，根据当时国家发展的需要建立起来的。而学科体系一旦建立，其惯性是巨大的。现在已充分暴露出学科结构不合理和老化的严重缺陷。我国学科政策应该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在综合考虑现代科学发展趋势、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及现有科技力量等因素的框架内，统一评价各门学科对国家发展的重要程度。
在运行机制方面，我国目前仍以项目支持为主，但各计划项目之间边界不清，缺乏协调，造成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例如，占“863 ”计划项目14%的基础研究中有许多和基金项目一样是自由探索性的，而基金委重大项目和“攀登”计划项目没有本质区别。
三、为了发展，要做什么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为了促进科技和经济相结合以及增强科研院所活力的科技体制改革是我国科技工作的核心任务。发展是在改革中前进的。今后的任务是要更着眼于发展。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是要保持它的能动性。为此，应该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1、加强战略规划和协调
发展需要在对未来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战略规划，使国内科研系统中已有的资源在更清晰的目标下紧密地联系起来，并充满活力地运行。为此，应开展国际上通用的研究前瞻（ResearchForesight），即通过系统的途径， 充分考虑塑造长远未来发展的各种因素，来规划学科发展和选择优先领域。
在运行机制上，积极探索基地支持和项目支持的互相补充机制；协调不同计划中相近或相似的研究项目，以提高投资效率。
2、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基础研究的本质特点和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国际交流，可以充分地了解和把握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同时，可以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弥补国内资源的不足。
今后需要加强提高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层次，在重大项目的选择、组织和评估中建立适当的国际合作机制。
3、完善科学基金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成就之一。科学基金制以自由选题和鼓励创新为主要特征，注重知识的积累和人才的培养。它既适应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又符合科学本身具有的积累性、自由探索性和创新性的规律，是国际上通用的支持基础研究的一种重要机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最大优势在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公开”、“公平”和“竞争”的项目评审机制，打破了部门和地区限制与干预，极大地扩大了优选项目和发现人才的范围，在科学界享有很高的信誉。因此，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和充分发挥科学基金的功能，应该把全国各类计划中的自由探索性的研究都归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统一管理，并加大对基金的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