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外政策和新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起步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外交论文,中共论文,史研究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外关系史研究获得了全面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本文拟对这方面情况作个简要的回顾。主要涉及四个问题：一、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二、学者们关注的档案、文献和回忆录；三、近年来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四、当前研究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拓展
中外关系史在中国史坛上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分支学科。一般认为，它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建立起来的。（注：旧中国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十分零散，尚未形成较有系统的专业研究。那时有关中外关系的论著大多是一些爱国仁人、革命志士撰写的国际关系和中外时局评论，带有宣传性和通俗性。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的分工合作，进行各项重大课题的研讨，学科分类有了比较全面的发展，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中外关系史研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建立起来的。）中共对外政策研究和新中国外交史研究又是这个分支学科中最年轻的课题，这方面研究基本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拓展才开始的。
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可以说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初创阶段。这一时期，史学工作的普遍特点是研究工作紧密围绕现实政治的需要。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以及友好关系史和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三个方面，同时还进行了大量的史料收集和整理工作。这些工作涉及的时间范围大体限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一段。（注：有关研究状况可参见夏良才：《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概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对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80年代末期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发展作了相当全面的总结。）这时，史学界对“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外关系研究甚少。民国时期的重大外交事件，基本是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框架内作为背景加以叙述的。至于有关中共对外政策和新中国外交的课题，这时自然不在史学界研讨的范围之内。按照当时的分工，只有外交学院设立了专门的中国对外关系史教研室，大概也只有这个教研室进行了系统编写近、现代中国外交史的尝试。据笔者所知，由该教研室编写的两卷本《近代中国外交史(1840～1949)》和两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957)》是当时惟一一套中国外交史著作，但仅作为培训外交干部的内部试用教材，没有公开出版。[1]“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外关系史研究基本处于中断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中外关系史研究重新启动。整个20世纪80年代，这一领域呈现出蓬勃发展、丰富多彩的局面。在初创阶段就着手进行的研究项目，较快拿出了一大批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注：主要是在沙俄侵华史、帝国主义侵华史、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史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口岸史、租界史、海关史等方面。）；各国别关系史研究在原有基础普遍向前推进，中美关系史进入了全面考察阶段（注：这十年间发表的中美关系史论文，有代表性的大都收入了以下四本论文集：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1～3辑，重庆出版社，1985～1991年版。），原来比较薄弱的中英、中日、中苏关系史研究有所加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也被开拓出来；史学界还就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带有理论性、综合性的问题展开讨论。这一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吸引了大批学者参加。除一些长期从事这项研究的学者外，还有从事外国史或国际关系史的学者、从事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党史的学者。他们的加入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路，带来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不同来源的史料。
20世纪80年代初，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讨论。这一探讨持续了十年之久，参与的有老、中、青三代学者。最初的研究主要是利用美国等国外学者的成果和美国的外交文件。一时间，战时中美关系、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成为研究的热点。（注：最初发表的几篇论文是：何迪、曹建林、翟卫华：《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邓蜀生：《罗斯福与珍珠港事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王斯德、李巨廉：《论太平洋战争前美国远东战略及其演变》，《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王邦宪：《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稍后，台湾学者的著作和他们整理的史料对大陆学者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注：例如，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台北，1971年；邵玉铭：《中美关系研究论文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等等。）一些中青年学者开始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对外政策。（注：例如，章百家：《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尽管这时专门研究中国方面对外政策的论文还不多，但研究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华政策的论著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这方面的问题。）以回顾的眼光来看，这场关于战时的讨论在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拓展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突破口。这一突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时间范围大大扩展了。以清末为中心的研究跳跃到以抗战为中心的研究，并由此向前带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研究，向后带动了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研究。第二，考察的内容远比以往丰富和细致。战时中外关系研究包括中国同美、英、苏、日、德等各国的关系，可以说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对华政策的系统研究自此起步。第三，对中国方面外交政策的探讨开始进入学术研究领域。这对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没有对本国外交政策的考察和探讨，中外关系史研究就不会走向成熟，也不能体现出其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和价值。
20世纪80年代，由开放的环境造就的中外学术交流、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对推动中外关系史研究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从80年代初开始，一批由美国人撰写的关于40年代中美关系的著作传入中国，并被陆续译成中文出版，这对中美关系史研究乃至整个中外关系史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注：例如，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版；约翰·谢伟思：《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80年代下半期，最初一批到国外访问、进修的中国学者回国后写出了有分量的学术专著。（注：例如，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1987年，中美两国的中青年学者第一次坐在一起，探讨1945～1955年的中美关系，内容不仅涉及抗日战争后期美国与国共两党的关系，还涉及了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中美关系、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等当时还具有相当敏感性的题目。（注：有关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见章百家：《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述评》，《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会议论文见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末期，中外关系史研究更加系统和深入，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同时，研究的重点也开始转换，即从主要研究外国方面转向注重研究中国方面，从研究1949年之前转向研究1949年之后。这种转换的重要条件是研究者不断获得新的史料，其中既有解密档案，也有当事人的珍贵回忆录，有来自国内的，也有来自国外的。这个时期，在通史方面，由外交学院吴东之、谢益显等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外交史》出版，第一次为近代至当代的中国外交发展勾勒了一条完整线索。（注：吴东之、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四卷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995年版。这套书众编写出内部试用教材到正式出版，时隔20多年，内容经修订、续写有了很大充实。）在断代或国别关系研究方面，如民国外交、抗战外并、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中英关系等，在消化吸收80年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现了一批有深度的专著。（注：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经过几年努力，一些主要由中青年学者开拓的新专题，如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共对外政策、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动等，也涌现了几部有影响的专著。（注：例如，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修荣主编：《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宫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等。）
这个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1987年，《当代中国丛书》系列之一《当代中国外交》问世。[2]这是第一本由官方编纂的外交史，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中外关系研究提供了基本线索和框架。20世纪90年代，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写的三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陆续出版，又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充实了以前的框架。[3]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一些由大学或个人编写的新中国外交史。这些著作各有特色，对一些事件和问题的评价也更具启发性和探讨性。（注：例如，石志夫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杨公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997年版；曲星：《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与此同时，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中外关系的各种专题研究也展开了。研究的内容不仅包括重大外交事件和双边关系，而且更多地涉及了对领袖人物外交思想的探讨和对中外关系框架结构的探讨。（注：例如，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裴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裴默农：《周恩来外交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表明外交史研究的内容日益丰富，理论性也有所加强。
最后，应该提到，这一时期历史研究其他领域出现的一些多卷本著作，如由诸多学者合作编写的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际关系史等，都比较细致地涉及了中外关系。（注：例如，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3编，中华书局，1981～2000年；徐达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1～5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10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这些著作对中外关系史研究不仅有直接的贡献，也扩大了研究的视野，使得学者们可以从不同视角，从国际关系和中国内政的发展来审视和把握中外关系的演变。
二、学者们关注的档案、文献和回忆录
一般地说，对外关系研究比其他方面的历史研究更依赖官方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这是外交史研究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研究也不例外。
20世纪80年代，党史研究的迅速发展为学者们提供了研究中共外交工作起源的第一批文献和档案。（注：例如，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卷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992年版，等等。）同时，研究者开始见到老资格外交家如伍修权、王炳南、刘晓、孙平化等人所写的最初几本回忆录。90年代初期，多年担任毛泽东俄文翻译的师哲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注：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李慎之：《亚非会议日记》，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外交部也开始有组织地请老外交官们撰写回忆文章并辑集出版，其中包括黄华、黄镇、熊向晖等人。[4]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如薄一波、胡乔木、吴冷西等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这些人虽不是专门从事外交工作的，但他们都参与过一些重要的外交决策或了解当时的情况。[5]这些回忆录涉及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相当一部分重要问题，如建国前后外交方针的制定、中苏结盟、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苏交恶、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动，等等。虽然今天看来有些回忆录的内容还不够丰富，有的记述也不够准确，但无疑相当珍贵。这些回忆录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对研究中共外交工作的起源和新中国外交史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20世纪90年代，档案和文献编纂工作的进展为外交史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特别是陆续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年谱、传记和文稿、文集系列，学者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珍贵和关键的史料。（注：其中，重要的有：《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8年版；《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建国以来刘少奇文选》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此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军队系统编写的其他一些重要人物的年谱和传记中也有不少关于外交史的宝贵资料。（注：例如，《张闻天文集》第四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张闻天年谱》上、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在军队系统组织编写的一些将帅回忆录和传记中，如陈毅、叶剑英、叶飞等，也有涉及重要外交事件的内容。）外交部编写的每年一卷的《中国外交》和外交大事记等，也已成为研究中国外交必备的工具书。（注：自1987年后，《中国外交》每年出一本，均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1、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2001年版。）不过，中国外交档案仍是高度保密的，这无疑不利于外交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20世纪90年代，最令学者们兴奋的是前苏联档案的解密。这对于推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推动中苏关系史和冷战史研究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例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俄罗斯远东所合作编辑、翻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就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注：这套丛书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其1～12卷(1920～1931)已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在1997～2002年出版。）一些中国学者通过艰苦努力，直接从前苏联各档案馆收集到大量档案，还从美国威尔逊中心冷战史项目获得了数量不小的苏联档案，其中有不少是关于中苏关系的。目前，这些资料正在整理、翻译之中，部分即将出版。（注：其中，关于苏联史的档案已基本整理、翻译、编辑完毕，即将陆续出版；涉及朝鲜战争、中苏关系和越南战争等问题的资料正在整理，有的已有所披露。）前苏联档案对研究中共党史、中苏关系和中国外交具有重要价值，除中国档案尚未开放这个主要原因之外，一个特殊的原因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中国方面的档案是不完整的，要了解某些详情只能依靠前苏联档案。除苏联档案之外，美国外交文件的解密、编纂和出版工作一直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最近开放的档案已涉及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动，包括基辛格、尼克松访华的文件和中美双方的会谈记录。
外国当事人的回忆录同样是值得重视和吸引人的。由于这些当事人通常可以较为方便地核对档案，他们对一些问题的记叙要比中方当事人的回忆更详细、更准确。如美国领导人尼克松、基辛格等人回忆录中关于中美关系的记述，多年来一直为中国学者所引用。近几年，中国学者更重视的是前苏联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和著作，有关中苏关系的几种已经译成中文出版。（注：例如，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国家的档案在公布时都会加以筛选，而领导人或当事人的回忆录也会有意无意地隐瞒一些重要情况。例如，最近披露的基辛格秘密档案就表明，在他早先出版的回忆录中，刻意回避了尼克松政府与中国领导人就台湾问题和越南问题进行的重要讨论，以及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所做的重要承诺，而把双方关于联合反对苏联扩张的讨论说成是最重要的。（注：美方当时表示，在尼克松第二个任期内，美国政府将按照“断交、废约、撤军”三项条件来处理台湾问题，以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有关情况参见威廉·伯尔：《基辛格秘录》，远方出版社1999年版；傅建中编著：《季辛吉秘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
三、近年来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
近20年来，中共对外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研究涉及的问题很多，限于笔者的能力和本文的篇幅不可能一一述及。笔者感到，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出现了两个可喜的趋势：一是加强了案例研究，对一些重大或关键事件有了更准确、更细致的了解；二是加强了综合分析，力图把握中外关系中的复杂互动。以下，本文分四个时期，就近年研究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热点问题做些介绍。
（一）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相对来说是研究得比较充分的。前些年史学界的研讨大多围绕中美关系展开，而近年的研讨则主要集中于中苏关系、特别是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是：抗战结束前后至内战初期苏联同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及苏联对东北问题的政策；解放战争后期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他是否在1949年初主张国共和谈，随后又主张划江而治；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和刘少奇秘密访苏的情况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以前主要受制于史料的匮乏。随着前苏联档案的解密，一些历史谜团逐渐被解开，研究者们的意见也大体趋于一致。最近，俄国资深学者列多夫斯基撰写的《斯大林与中国》一书对有关史料做了比较系统的披露，立论也比较客观。该书第一至三篇分别叙述了斯大林与蒋介石的关系、米高扬秘密使华和刘少奇访苏等情况。中国方面，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这些问题的著作是杨奎松撰写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6]该书第六、七、八章分析了抗战时期和战后初期毛泽东与苏联的关系，第九章讨论了米高扬访华。此外，还有不少论文参与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战后初期，斯大林主要是同蒋介石政府打交道。那时他对中国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确抱有疑虑，但他在处理国共问题时相当谨慎，始终注意保持回旋余地，几次拒绝了蒋介石的访苏要求。在东北地区，苏联同中共之间有配合，也有不少矛盾，苏联政策的调整主要由其现实利益所支配。苏联向中共提供的援助，其数量现在仍缺乏可靠的统计，但苏联援助对中共夺取内战胜利的作用不能低估。内战后期，斯大林已认识到中国革命将要取得胜利，他无意在国共之间充当调停人。他要求中共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主要出于策略考虑，认为这将有利于中共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关于米高扬使华问题，新的史料表明，米高扬并非如以前所传说的“只是带着耳朵来的”，这次访问实际是中共领导人与苏联高层的一次全面对话。毛泽东等领导人向米高扬介绍了中共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种种考虑，米高扬就一些重要问题，如中共如何处理同民主党派的关系、何时建立新政权等，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并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注：参见列多夫斯：《斯大林与中国》有关章节。）关于斯大林主张“划江而治”一说至今查无实据。（注：对这个说法提出质疑最早见余湛、张光祓：《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一辑。）无论从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还是斯大林采取的对华政策来看，此说都不尽合理。其实，这个说法是后来才出现的，它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苏联的一些猜疑。关于刘少奇访苏，中苏双方的档案都已公布，有关情况基本清楚。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内政的发展与国际环境的演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关这一时期中外关系的宏观研究主要是探讨国共美苏四方关系的演变、国共内战与美苏冷战之间的互动。最近发表的论文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例如，杨奎松通过比较东欧的希腊、南斯拉夫革命和中国革命面临的外部环境异同、英美苏对欧洲和亚洲革命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具体分析了美苏冷战的起源如何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机遇。[7]牛军通过细致分析国共美苏四方关系的演变，指出战后美苏共同为中国构想的“蒋（介石）之下的和平”本身就存在机会与陷阱；虽然国共内战与美苏冷战是密切相关的，但最终各方在制定政策时都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在内战和冷战之间划清了界线；这场斗争的最终结果即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东亚国际政治的面貌，结束了大国干预中国政治并以此影响东亚政治形势的历史。[8]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中外关系主要涉及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形成、中苏同盟、朝鲜战争和苏联专家援华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是与解放战争时期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近年来，对新中国外交方针形成进行历史考察的主要有几篇论文，研究者的观点基本是互相补充的，并无争论。（注：见章百家：《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2期；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一般认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在解放战争期间逐渐形成的，制定明确的方针政策则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在制定方针政策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始终把对苏关系置于首位。在处理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时，中共试图保持一定的政策弹性和回旋余地，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余地越来越小，沈阳领事馆事件在中共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新中国外交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一是革命性，即其主要原则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的实践、特别是后期的实践有密切联系；二是“内向性”，即其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三是过渡性，即其形成是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向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它包括了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历史角色的转变。这些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时间。
关于这一时期的大国对华政策，一个新动向是加强了英国对华政策的研究。有关研究涉及了英国在承认、禁运、联合国席位以及台湾、西藏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政策。（注：例如，金光耀：《1949～1950年英国对新中国的承认》，《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时殷弘：《与两极结构并存的多样化图景——英国、印度与美国对华政策(1949～1950)》，见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总的来看，英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同新中国建立比较正常的外交关系，其对华政策虽有追随美国的一面，但同美国的遏制政策有很大不同，英国的态度当时对美国起到很大牵制作用。对英国等一些国家对华政策的研究表明，亚洲冷战的图景是多样化的。不过，对这个时期中英关系的探讨目前还难以再深入一步，原因是缺乏中国方面的相关史料和研究。关于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也有更深入的探讨。（注：除通史类著作普遍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讨外，还出现了专题著作，如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中苏同盟是近年研究工作中的一个热点。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首先涉及新中国为何采取“一边倒”的方针。尽管有些学者认为这一决策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但更多的学者还是认为，意识形态因素虽然起到一定作用，但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做出这一决策主要出于政治、安全和经济方面的现实考虑；而且“一边倒”首先是作为国内政策提出的，并不是单纯的外交方针，其含义也不是“倒向苏联”，而主要是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必须“倒向社会主义”。对于“一边倒”方针，大多数研究者仍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又指出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从中短期来看，它具有积极作用；但从长期发展来看，它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逐步改变了这项方针。
涉及中苏条约谈判的论著已有不少，研究得最细致的是薛衔天和沈志华撰写的几篇论文。（注：如薛衔天：《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共党史资料》第78辑；沈志华：《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1950年中苏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载于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现在，根据双方公布的档案文献、特别是前苏联的有关会谈记录，研究者已把整个过程梳理清楚。事实上，中苏之间关于是否重订新约的磋商早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就已开始，刘少奇访苏时双方又对此进行了商谈，毛泽东访苏前中共中央已明确提出重订新约的任务，并将其作为毛泽东访问的主要目的告知苏方。当时，中苏两国在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新疆、蒙古和东北问题上。在谈判新约期间，斯大林做出两次重要让步：一是在毛泽东执意要求下同意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二是周恩来巧妙地把蒙古问题与东北问题拴在一起，迫使苏联同意按中国的要求归还中长铁路和旅顺港。新的研究还澄清了一些细节。例如，中苏条约文本并非由周恩来起草，在周恩来抵达前苏方已对文本进行了多次修改，中方后来并未提出原则性修改意见。总的来看，中苏结盟是在双方不断协调战略利益并解决国家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中完成的，它为尔后十余年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苏联领导人在中苏结盟过程中的行为也为后来同盟的破裂埋下了种子。现在仍未弄清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在签订新约问题上，斯大林从拒绝到同意这个转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至今，学者们还没有见到有关苏方内部讨论的记录，现有的对斯大林这一转变的分析多少带有推测性质。
新的研究还涉及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张小明撰文指出，尽管中苏同盟从建立到破裂经历了较长时间，但美国政府对同盟性质的认识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始终认为中国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中苏分裂迟早会出现。但是，美国针对中苏同盟所做出的应对政策在不同时期则有较大的差别，经过了“以和促变”向“以压促变”的转变。[9]
朝鲜战争问题是近年来研究工作中的又一个热点。由于美方档案早已公布，中方则有领导人的文集、传记、年谱和回忆录等大量文献，最新史料主要来自俄国，朝鲜和韩国的档案仍处在高度保密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战争中的中苏关系最为人所关注，一部分重要的前苏联档案也已译成中文发表。（注：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历史档案集》课题组编：《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
关于朝鲜战争研究，国内出版的权威性专著是军事科学院新近编写的三卷本《抗美援朝战争史》，这部专著涉及了军事、政治、外交各个方面。[10]利用已披露的苏联档案，沈志华撰写了三部专著，即《朝鲜战争揭秘》、《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和《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注：沈志华：《朝鲜战争揭秘》，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三本书相当详细地叙述了中苏之间就有关朝鲜战争的各方面问题进行磋商的情况。关于朝鲜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有林利民的新著《遏制中国》。[11]最近，又有几篇论文尝试用新的方法或从新的角度对战争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如中国方面的出兵决策、超过“三八”线决策和停战决策以及在战争状态下中美双方是如何进行信息交流的等等。（注：例如，章百家：《跨过鸭绿江——危机处理与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牛军：《越过三八线——政治军事考虑与抗美援朝战争目标的确立》，沈志华：《结束朝鲜战争——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见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牛军：《朝鲜战争中中美决策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李丹慧：《“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此外，齐德学等一些学者还撰写了论文，对一些重要史实给予辨析和澄清。例如，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美国人认为朝鲜战争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事实上，这一提法并非指美国侵朝战争，而是指如果把这场战争继续扩大到中国境内将会带来的后果。直至今日，美国政府和军方仍然坚持，朝鲜战争是必要的。纠正这样一些长期存在的误解，对于人们了解和评价这段历史无疑是必要的。（注：齐德学：《“真相”是真相吗？》，《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建国初期涉及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苏联援华。这个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大量的，而且几乎超过了苏联所能承受的能力。目前，有关苏联顾问和专家大批来华以及苏联帮助中国实行“一五”计划的情况已收集到一些史料，相关研究也已经开始。（注：例如，《苏联顾问对我国五年计划纲要（初稿）的建议》（1954年5月），《中共党史资料》第78辑；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和影响——根据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其中十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援华对苏联自身的影响，这是以往研究中从未涉及的问题。据曾任苏联驻华大使的特洛扬诺夫斯基回忆，斯大林时期提供的援助大多和朝鲜战争有关，给予中国大规模经济援助的决定实际是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后、特别是在他1954年访华前夕做出的。尽管当时苏共高层官员普遍认为援华规模过大，但只有莫洛托夫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最后，赫鲁晓夫压服了所有的不同意见。（注：见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这成为后来导致中苏分裂的隐患之一。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和中日关系的讨论，但有关论著大多是从研究周恩来的角度所做的，没有很好地融入整个外交史的研究，这多少有些令人遗憾。
（三）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
这一时期，中国逐渐走上了同时反对美苏两个大国的道路，有关研究自然主要集中在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两个方面，一些综合性研究也主要是探讨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中美苏三方关系的演变。
中苏分裂是两国关系史中十分重要的一页，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中苏双边关系和两国各自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和整个冷战的进程。关于中苏论战，中国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吴冷西撰写的两部回忆录，一部是《忆毛主席》，篇幅不大，另一部是两卷本的《十年论战》。这两部回忆录比较准确地记录了当时中国方面在处理中苏关系时的思考。俄国方面已公布了这一时期有关中苏关系的档案，中国学者也收集到一些，但译成中文的尚未见到。对这段历史、特别是中苏分裂的原因，中俄两国学者都进行了初步探讨。（注：例如，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列·别·杰留辛：《关于苏中冲突起因的若干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此外，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第13～17章记叙了从中苏分裂到中苏发生边境冲突的全过程，并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中国学者研究较多的一个问题是毛泽东观察和处理中苏关系的思想方法以及毛泽东在中苏分裂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正式发表的成果不多。（注：现有的如朱瑞真：《中苏分裂的根源》，见《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牛军：《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见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1997年10月，当代中国研究所举行了题为“中苏关系与冷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不仅有中、俄两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学者，还有一些当年参与中苏高层会晤的几位当事人。会议组织了一次有趣的对话，当事人依据各自的体验谈了对中苏分裂的看法，并且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问题。例如：中苏分歧的起点在哪里，是从斯大林时代就开始了，还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双方产生分歧的原因是什么，是否能用意识形态分歧来解释，双方的分歧又为何会尖锐化？两党领袖人物的性格和思想方法在两党分裂的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等等。（注：见丁明整理《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与会者各抒己见，但并未就中苏分裂的原因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次研讨会实际是为这一课题的国际合作研究开了一个头。
关于建国以后的中美关系史不仅有大量的论文，也有不少专著。这些专著的作者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是旅美中国学者。这使得中美关系研究的视角比较开阔，涉及的问题也比较全面。近年，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通史性著作和一些专题研究著作，例如，陶文钊主编的《中美关系史》(1949～1972)、赫雨凡的《美国对华政策内幕》和苏格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等等。（注：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郝雨凡：《美国对华政策内幕》(1949～1998)，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中美学者之间的交流一直是比较密切的，通过交流也产生了一批比较优秀的成果。例如，中共中央党校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已举行了三次中美关系史研讨会，前两次会议的论文已收入了姜长斌和罗伯特·罗斯主编的《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1955～1971)[12]一书。
关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中美关系，主要涉及两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大使级会谈等问题。从近年对中国方面的研究来看，有几个值得注意之处：一是对事件过程的考察更加细致、更加完整，如台海危机问题，现在对大陆、台湾和美国三方情况都已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二是更加注意不同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如已有论文专门探讨第二次台海危机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注：戴超武：《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和中苏关系》，见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三是对影响中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因素作了更全面的分析，研究者特别注重的是国际环境、中国对外总政策和对美政策三者之间的关系、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注：例如，章百家：《通向缓和的崎岖之路——变动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李捷：《物极必反：60年代的中国国内政治与中美关系》，见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李向前：《1964年：越南战争升级与中国经济政治的变动》，见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这表明对中美关系研究已进入一个比较深的层次。
对于以往研究较少的时期，近年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如肯尼迪政府时期。这个时期仅三年，中美之间并无重大事件发生，因此以往重视不够。但实际上，这时影响两国关系的变数很多。最新研究集中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包括：肯尼迪政府内部就是否要转而采取一项更现实的对华政策所产生的争论、美国应如何利用中苏分裂、如何对付中国发展核武器、如何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如何牵制蒋介石反攻大陆等。（注：例如，侯锐：《试论肯尼迪时期美国针对中国自然灾害的政策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牛大勇：《肯尼迪政府与1961年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之争》，《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赫雨凡：《从策划袭击中国核设施看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4期；唐小松：《60年代美国对中苏冲突事件的观念演变及其对华政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牛大勇：《肯尼迪政府怎样观察和利用中苏分歧》，见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这些研究所揭示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这个时期中国积极开展对日外交，包括签订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实行“半官半民”政策、尝试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等。近年发表的一些论著基本廓清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日关系发展的线索。（注：例如，吴学文、林连德、徐之先著：《中日关系》(1945～1994)，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刘建平：《“中间地带”理论与战后中日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6期。）不过，现有论著大多是叙述历史过程，进行深入研究的尚不多见。
（四）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即援越抗美、中苏边境冲突、中国对外政策的战略调整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动。
关于中国援越抗美问题，近年发表的高质量论文大都收录在李丹慧主编的《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一书中。[13]该书讨论了毛泽东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态度、越南战争与1964年中国经济政治的变动、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战场的军事行动、中越在印度支那战争中的策略差异、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等一系列专题。书中还收录了中越等国领导人关于印度支那战争等问题的21次谈话记录。当然，与朝鲜战争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抗美援越的研究还显得缺乏系统性。
关于中苏边境冲突和随后双方的边界谈判，由外交部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三卷详述了有关过程，但学术性的探讨并没有展开。
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动，第一本较有影响的专著是宫力撰写的《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此后十年有关论著不断。最近，宫力又撰写了《中国的高层决策与中美关系解冻》一文，详细探讨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外交的决策机制及特点、促使中国调整对美方针的因素、决策的过程及实施等问题。（注：见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一书。）这篇论文收集到一些新的史料，借鉴了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观点也深入了一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关系发展迅速，内容丰富多彩。但将这个时期作为历史来研究条件尚不够成熟，有关的绝大多数论著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角度进行的，仅有个别论文可算是历史方面的尝试，因此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注：在这方面进行初步尝试的有，李向前：《中美建交与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章百家：《九十年代的中国内政与外交》，《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
四、当前研究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研究状况的不平衡。从本文即可看出，现在研究最充分、成果最多的还是建国前后一段时间；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有的问题已经研究得比较深入，有的问题研究才刚刚开始。在国别关系方面，不平衡的状况更为明显。中美关系研究得最细致，其次是中苏关系。其他一些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中日关系、中国同欧洲主要国家的关系则研究较少，只有一些大事记式的或一般性的通史著作，还很少见到像中美、中苏关系那样能够利用双方档案比较深入地探讨某些问题的论著。其他如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史、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史的研究相对来说就更薄弱了。
其次，在一些外交通史著作中，多是分国别按双边关系叙述中外关系的发展。这种结构的优点是比较便于编排，缺点是难以使人对中国外交的总体有一个宏观把握，难以反映各主要双边关系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同时，一个时期的外交政策通常是和国内政治密切联系的，但目前只有一些论文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国内政治对外交产生的影响。如何把各种专题研究和总体的宏观把握很好地结合起来，还是中外关系史研究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三，如何全面、客观地评价各个时期我国的对外政策，这是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个十分敏感而又不应回避的方面。这方面的工作现在还比较欠缺。在我国外交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评价起来相对比较容易，而在我国外交曲折发展的时期，如何评价则十分棘手。笔者以为，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思想还不够解放，二是评估不能以简单的对或错为标准。从微观角度来看，要对一个事件做出正确评价必须两相对照，知己知彼。只有了解了对方的决策，才能更准确地评价我方的决策。从宏观角度来看，我国的外交方针和基本政策始终是站得住的，外交工作出现曲折主要是个别时期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或对政策力度的把握上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此外还应注意，一时的偏差带来的长期影响未必全是负面的。例如，50年代中期，我国外交全面出击致使自己陷于被动，但无论怎样评价，中国当时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国际上取得完全独立地位的。总之，历史是十分复杂的，历史研究必须深入、必须带有反思的性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
最后，对党际交往缺少研究。在新中国建国后的前30年，外交工作和党的对外联络工作是分别独立的，但从历史角度进行考察，两者都是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一度对我国对外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由于缺乏史料，这方面的研究相当薄弱。而这个方面如不能填补，中国外交史事实上就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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