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黑帮的转变与三合会的形成_杜月笙论文

民国黑帮的转变与三合会的形成_杜月笙论文

民国时期帮会的蜕变与黑社会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帮会论文,黑社会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黑社会问题,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一个困扰人类的严重问题。民国时期的中国黑社会,就其主体来说,是由明末清初形成的帮会蜕变而来。民国时期,在中国这个历史舞台上活动的各个阶级、阶层都程度不同地与帮会进行过接触,因此,研究这一时期中国黑社会的形成、特点及活动,就成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同时,也为研究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一、由反清复明的团体蜕变为反共卖国的黑帮

帮会是对中国封建社会中民间秘密团体的总称。明末清初以后,主要是洪帮和清帮,另外还有汉流、白门、礼门等。

洪帮,对外称天地会,形成于明末清初,是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会社。因“拜天为父,拜地为母”而起名天地会,又因明太祖年号洪武而对内称洪门。其支派有哥老会、小刀会、红线会等。自明亡后,洪帮坚持反清斗争,到了清末,这种斗争更为激烈。洪帮会徒踊跃参加了由革命党人发动的镇南关起义和黄花岗起义,并在辛亥革命中率先发动了浙、湘、川、陕等地的起义,对于推翻清王朝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

清帮,又名安清帮,形成于清初,是一个在漕运水手中的行会性秘密组织。清帮有一套严格的帮规。他们按仪式搞活动,以辈份收徒弟,要求帮会内成员相互之间“帮丧助婚,济困扶危”。后因河运萎缩,漕粮改为海运,致使不少粮船水手失业沦为游民,在皖北、苏北及太湖流域以贩私盐为业。在清末,清帮成员包括流氓无产者、破产农民和失业手工业者,以及被裁革的兵丁。清帮中的一些成员由于不满处境的恶化,也参加了反清斗争。

帮会是在明末清初民族斗争及其尖锐的年代产生的,清朝的灭亡使得帮会失去了民族斗争的目标。这样,一方面,帮会为了在民国初期的历史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其政治立场急速向反动营垒倾斜;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新老军阀、地主官僚也需要操纵、利用帮会势力为建立、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服务。因此,清亡以后,在中国社会激烈的阶级对抗、营垒重组、大浪淘沙的斗争中,除了少数人以外,从整体上讲,帮会由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可争取的力量蜕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敌人,由坚持反清复明斗争的团体蜕变为反共卖国的黑帮。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充当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杀手。如清帮在“4·12”事变中的作用。

第二,充当破坏工人运动的凶手。

如1930年,杜月笙破坏上海法商水电公司机务部工人要求适当增加工资所引起的罢工事件。

第三,充当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打手。如黄金荣,原来是苏州书画店裱画匠出身,初到上海时,与一伙流氓结拜为清帮兄弟,在郑家木桥一带扰乱滋事。法租界当局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雇黄金荣为刑事科包打听,利用黄金荣来控制流氓。黄利用帮会破了不少案,尤其是在营救“临城劫车案”中被军阀张宗昌部下绑票的法国神甫姚主教的过程中,立了大功。法租界当局破格提拔他为华探督察长,成为帝国主义的鹰犬。

二、由社会秘密结社蜕变为流氓地痞聚集的黑窝

早期帮会成员绝大多数是社会下层人物,以秘密方式进行活动。清亡以后,尤其是“4·12”反革命政变后,一些帮会头目平步清云,声名显赫,成为“社会闻人”、“党国要人”。他们公开招收门徒,大肆扩充势力。帮会成了三教九流、地痞流氓聚集的黑窝。

1.帮会与官僚资产阶级相勾结——流氓政客化。民国时期,是帮会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帮会头子与官僚资产阶级加强勾结的时期。一方面,帮会头子竟相向官僚趋附,走上流氓政客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一些上层官僚在失意落魄时,为了找到靠山,也纷纷加入帮会。而一旦发迹后,又利用帮会势力作为反动统治的别动队。其中,上海三大帮会头子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特别是与蒋介石的交往,是民国时期帮、官勾结的集中表现。

2.帮会与军阀相勾结——流氓武装化。清亡以后,帮会与军阀加紧了勾结,不少新老军阀和游勇散兵加入了帮会,帮会日益武装化。

1932年,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为了扩充势力,以图东山再起,提出要加入清帮,并要成为当时清帮最高辈份——第二十代“大”字辈的头目之一。在天津举行的投师仪式上,香堂规模相当大。全国当时尚存在的“大”字辈还有37人,有20人到天津参加了吴佩孚的拜师仪式,此事轰动了整个天津城。吴佩孚成了清帮老头子后,立刻自设香堂,广收门徒。他的许多亲信和部下都拜他为师,不少军官兵痞、游勇散兵都成了清帮分子。

1940年,山东军阀韩复榘拜清帮“大”字辈老头子张仁奎为师,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韩复榘为什么要拜一个已离任的军阀张仁奎为师呢?韩复榘的拜见师葛光庭揭开了这个秘密。他说:左宗棠出兵新疆途径平凉时,忽然三军停步不前,要求放假一天,以迎接清帮大龙头。左宗棠治军之严是国人皆知的,而官兵宁可得罪左宗棠,也要去拜见大龙头,可见清帮的显赫了。于是左宗棠也入了清帮,用军法加帮规来约束军队。韩复榘拜张仁奎为师,他就可以自立门户,广收门徒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韩复榘效法左宗棠,当上清帮老头子后,在军队中迅速发展清帮势力,造成了军队帮会化、帮会武装化的局面。

3.帮会与巡捕相勾结——流氓警棍化。清朝末年,已有不少衙役加入帮会。民国时期帮会势力急剧膨胀,巡捕入帮十分普遍。当时江湖上流传的两句话,非常清楚地揭穿了警帮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一句话:“差役不进帮,饭碗端不长”。这是因为,帮会作为社会黑势力,与三教九流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因此通过帮会掌握线索是破案的有效途径。如果巡捕没有加入帮会,就理不清头绪,无法破案。如果巡捕本身是帮中成员,就可通过帮会掌握破案的线索,所以入帮巡捕破案时都神通广大。第二句话:“帮会不通差,生意做不成”。这是因为,帮会的生意,都是偷劫嫖赌、贩毒谋杀之类的黑道勾当。如果帮警对立,这些非法生意就无法做下去了。如果巡捕房中有不少帮徒,就可以里应外合,同开黑店,合伙“做生意”了。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帮警勾结达到了难舍难分的程度。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和政治部主任,英租界巡捕房督察长,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正副队长和分队长,苏州市警察局侦缉队长等有名的警棍都是黄金荣的门生。

4.帮会与特务组织相勾结——流氓特务化。国民党统治时期,从特务头子到特务组织都与帮会勾结起来,利用帮会,扩充势力,充当打手,破坏革命,危害人民。

大特务头子戴笠年轻时是一个泼皮无赖,为了躲避警察追捕而逃到上海,靠做“无本生意”度日。这时,已成为黄金荣门徒的杜月笙结识了戴笠,认定戴笠是个“人物”,来日一定会有作为,就与戴笠拜为兄弟。后来戴笠在生意场上翻了跟斗,陷入一文不名的困境,请求杜月笙帮忙。这时的杜月笙,已是上海滩的三“大亨”之一了。他多次资助戴笠,帮助戴笠度过难关。对杜月笙的慷慨资助,戴笠感恩不已,把杜月笙看成是“平生的知己”。戴笠发迹后,每次到上海,都要和杜月笙亲密聚首,共商大计。抗日战争期间,杜月笙与戴笠一起成立了一个通济公司,由杜月笙担任董事长、戴笠做后台老板。当时戴笠一手独揽了交通检查和战时货物运输等大权,所以通济公司能把大量不准运出国统区的军工原料运到沦陷区去卖给日本人,又能够从沦陷区换回棉纱布匹等日用必需品到国统区赚大钱。

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迁渝后,由戴笠策划、联络四川的哥老会(又称袍哥)以及外来的清帮、洪帮等帮会组织,在重庆成立了一个由军统领导的“人民动员委员会”。其宗旨为“联合全国帮会,抗战建国”,“服从三民主义,拥护蒋总裁”。军统还派出特务直接成立各类帮会组织,如重庆稽查处长成立了洪门山堂“武圣山”,泸州稽查处长成立了袍哥公口“正诚社”,泸州警察局的一些特务成立了袍哥公口“融志社”。

5.帮会与土匪相勾结——流氓土匪化。帮会初期,还比较注重“讲道理,守规矩”。但到了民国时期,由于政治恶化、军阀染指、土匪影响,帮会成员越来越复杂。在一些地方,帮会与土匪的勾结越来越密切。

如在土匪林立的四川,不少哥老会成员直接参加了土匪,集帮、匪于一身,危害地方,民不聊生。当时有一句话,叫做:见帮必见匪,帮匪不分家。

再如1915年,闫锡山部队中一部分人哗变,成立了土匪组织“独立队”。他们来到河套地区后,与哥老会狼狈为奸。匪首卢占魁既是哥老会大龙头,又是独立队首领。这支帮匪合一的队伍横行于晋、陕、绥、甘四省,奸淫抢掠,成为横行河套地区18年的祸水。

4.帮会与神道相勾结——流氓邪教化。民国时期,白门是除清帮、洪帮外,影响较大的一个帮会。白门以神道设教,其支系有红灯会、大刀会、小刀会、白莲教等。在反清斗争中,这些组织都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白门信奉神道,宗教迷信色彩严重,极其容易蜕变为邪教。清朝末年,白门的一个名为“东震堂”的支系到光绪年间改名为“一贯道”。到了民国时期,一贯道由一个较小的秘密迷信团体逐渐蜕变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带邪教性质的反动会道门。

一贯道没有独立的崇拜偶象和系统的信仰,它宣扬“万教归一”,实际上是把各个宗教中对它有用的东西杂揉为一体的大杂烩。一贯道以“无极老母”为最高神,还供奉“观音菩萨”、“弥勒祖师”、“南极仙翁”、“济公活佛”、“吕祖洞宾”和孔子、老子、关羽、张飞等神灵以及耶稣、穆罕默德等。一贯道的头目都是些流氓、地主、特务、恶霸,他们编造了“世界上分为三天,即理、气、象。开天以来,经历三个劫运,即青阳期、红阳期、白阳期”等邪说,通过焚香、拜神、扶乩、念咒、讲道、说经等形式,诈骗钱财,诱奸妇女,扰乱社会,毒害人民。抗战期间,一贯道被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作为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控制利用一贯道,改称“中华道德慈善会”,成为反共反人民的别动队。

三、由民间下层互助组织蜕变为社会的黑瘤

1.丧心病狂的人口贩子。贩买人口是民国时期帮会聚财的一大来源,这种非法买卖分为四类:贩男孩称为“搬石头”,贩女孩称为“摘桑叶”,贩妇女称为“开石头条子”,贩华工出洋称为“贩猪仔”。

上海滩上,虹口捕房刑事股探长尚武是贩卖男孩的后台。此人身在清洪两帮,有徒弟2000多人。当时广东的富商包括华侨,除自己的亲生儿子外,还领养一些男孩,给予读书教育,为将来自己的事业培养可信的人。所以男孩一般都被贩往广东。专贩女孩的后台是上海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刑事总探长尤阿根,他也身在清洪两帮,有徒弟5000多人。被拐的女孩大部分卖给北方,小部分卖给上海的妓院。贩卖妇女的后台是法国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任文桢,他是杜月笙的弟子,自己也有1000多个门徒。在任文桢的纵容指挥下,他的门徒从苏北拐骗来上海的妇女大部分都卖给了妓院。此外,还有一些帮会头目与洋人合谋,设置圈套,诱骗一些家境贫困的中国人出洋当劳力。1930年至1936年,广东汕头帮流氓与三合会勾结,共贩运5万多男女至巴拉圭、乌拉圭两国开垦原始荒地。每拐骗出一个劳动力,帮会可得到100美金的报酬,累计所得非法收入500多万美元。

2.穷凶极恶的地痞恶霸。民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从城市到乡镇的繁华地方,都被帮会势力控制。他们划界结帮,占地为霸。当时上海滩的霸头主要有:

粪霸。旧上海大多数房屋没有卫生设备,用马桶作便桶。每天清晨倒桶工拉着粪车串巷走街倒马桶,每只马桶一月收费两角。粪车装满后,拉到粪码头。再往粪车里加水,一变为二。然后卖给农民,每车收1元。一些粪霸付给租界一定的承包费后,就独揽了粪码头的大权。

盗霸。民国时期,上海的一些帮会头子收罗扒手组成了秘密偷盗团体,最多时达500多人。这种组织有一套严密的内部帮规,如偷盗来的东西不能私吞私分,必须交给盗霸,再由盗霸给扒手奖励,违者砍手。加入扒窃组织后不能退出,否则会被扔进黄浦江“插荷花”。

丐霸。民国时期,许多地方都有帮会头目担任霸主的丐帮存在。每年农历二月和八月,在丐霸的指挥下,乞丐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各个城镇,向店铺敲诈勒索,强打秋风,称为“收丐捐”。凡交了钱的店铺,丐霸就发给红纸黑字的“丐条”贴在大门上。如暂时交不出的,也可先贴丐条,约期付款。如店主拒绝交纳丐捐,丐霸就指使乞丐终日登门,强索硬要,弄得店铺鸡犬不宁,生意停顿。最后店主只得请求丐霸帮忙,丐霸就乘机抬价。敲诈一番,这才令众乞丐退去。

搬运霸头。民国时期,沿海、沿江地区的搬运业为帮会的霸头所把持。如上海在清亡以后,沿黄浦江和苏州河建立了许多装卸货物的码头。一些加入了洪帮的流氓成了码头霸主。当时,每件重达200斤到600斤的货物,由搬运工从船上搬到仓库或码头。每件运费的60%归霸头所有,工人只得到40%。遇到霸头婚丧嫁娶或逢年过节,搬运工还要送礼。霸头还雇佣小工头,监督工人,层层盘剥。

3.鸦片走私的后台老板。上海是清末全国最大的鸦片走私的集散地之一,当时专营鸦片贩卖的商号主要有同昌、郭源茂、郑洽记等。每当装运鸦片的轮船进入黄浦江码头卸货时,一帮小偷毛贼乘机偷盗,商号损失严重。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抓住这个机会,成立了三鑫公司,开展了鸦片走私的“保险”业务。走私鸦片的商号按鸦片价格的10%向三鑫公司交纳保险费后,获得盖有公司印戳的保险凭证,如被盗就可获得赔偿。于是,三鑫公司就成了包揽上海滩鸦片走私的总公司,那些贩卖鸦片的商行,就成了实际上的子公司。每当运输鸦片的轮船进入黄浦江,黄金荣就打着三鑫公司的旗号,以法捕房督察长的身份,安排数百名安南巡捕,开出警备车,堂而望之地到码头保护鸦片运入库房。三鑫公司的鸦片保险收入每年都在几千万元以上。

4.装神弄鬼的江湖骗子。清初,在广州周围地区,形成了一个以迷信诈财为职业的秘密集团。这个集团称为“江相”,意为江湖上的宰相,其成员大多数都是洪帮分子,构成成份包括相面先生、尼姑、和尚、道士、神汉、巫婆、庙祝、江湖郎中、流氓、扒手等,可谓三教九流,无奇不有。江相派的头目都是相士和神棍。他们装神弄鬼,看相算命,制造迷信,骗取钱财,成为一伙靠舞神弄鬼发财致富的江湖骗子。

5.代除仇人的秘密杀手。对于代人秘杀仇人,洪帮称为“做人”。在民国时期,洪帮包办杀人的生意,一度十分兴旺,有时甚至应接不暇。如黄金荣的苏北籍大徒弟顾竹轩就是上海滩上一个以谋杀著称的黑道人物。他的徒弟有1万多人,包括英法租界的许多探员。据他的徒弟王兴高说,顾竹轩至少谋杀过7位有名望的人物。

6.勾嫖串赌的社会渣滓。民国时期,嫖赌两业很是兴旺。上海的福州路就是一条妓院街,当时在这条街集中了几十家妓院。这些妓院,有的是达官贵人专门光顾的,有的是为一般嫖客服务的,有的则是为外国水手特别开设的。这些妓院与帮会头子有着密切的关系。帮会头子有的是妓院的后台老板,有的本身就是老鸨,有的则是妓院的常客。

赌窟更是遍地开花,到处都是。20年代中期,黄金荣、杜月笙打着“发展教育事业”的旗号,勾结租界中的中外头目,在法租界设立多个“俱乐部”,实际是变相的赌场。而杜月笙的师弟马祥生则在英租界设“花会听筒”的骗局,以十二生肖为砝码,诱骗下层劳动人民参赌。抗战时上海沦陷后,大批流氓歹徒在清帮头目朱顺林保护下,在静安寺以西的无人管辖地区开设“六回饭店”、“绿宝俱乐部”等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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