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动机与自我概念：兼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动机论文,意识论文,概念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0.06.231
一、动机在社会理论中的消失
社会学家一向钟爱结构，对“动机”(motivation)概念则爱恨交加。动机提醒社会学家们主体施为(human agency)的重要性，然而，为了确立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早期社会学家将社会学定位为对社会行动(action)①背后的社会关系的分析，而将动机视为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家的研究对象，对其往往不屑一顾[1-2]，从而使动机概念在社会学中一直缺乏系统的界定和阐述。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动机指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激励与指导，亦即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为什么从事他或他们所做的事情。因而，动机与行为的“起因”(cause)或“理由”(reason)有所不同，前者有可能外在于个人，而后者在社会学中往往变为话语功能[3]，从而失去了其应有的因果力[4]172。一般来说，阐明某个特定行动的动机就是解释这个行动产生的原因。
我们不妨从社会学的三位鼻祖开始考察。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致力于解释行动背后的宏观结构因素，对动机并无太大的兴趣，而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使动机不可能在其理论中占有任何显著地位[5]。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试图解释社会影响对个人心理状态的作用，将后者视为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性，动机所引发的动态则成为一个被忽略的范畴[6]。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三者中对动机作了最多的阐述，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命题，正是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影响下追求上帝所安排的救赎的动机如何塑造了美国早期资本主义者积累财富的行动[7]。问题在于，韦伯并没有对动机本身加以系统的理论化，他的表述也缺乏足够的解释性机制(explanatory mechanism)的支撑。
其他几位重要的早期社会理论家也为动机所困扰。实用主义哲学(pragmatism)大师约翰·杜威(John Dewey)将动机视为给定，宣称人天生具有能动性，从而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阐述[8]。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对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冲动(drive)与本能(instinct)概念深恶痛绝，并转而为心理学注入社会学色彩，最终奠定了微观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9]。而符号互动论者倾向于用“动因”(motive)来代替“动机”。仅仅一字之差，两者却大相径庭。这里的动因并不指行为的起因，而是行动者或他人对其行动所给出的理由。因而，动因并不引发或指导行动，而是用来赋予行动以正义性或合法性，是一种社会互动中的策略选择。由此，符号互动论强调行动的不确定性以及“主我”(I )的不确定性或自发性。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学家开始直面动机问题，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主张。例如，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10-11]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2]倡导一种行动理论(theory of action)，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则提倡一种实践理论(theory of practice)[13-14]。他们都意识到，对行动概念缺乏深入理解导致了社会理论中自我与社会的脱节。基于糅合了功利主义哲学(utilitarianism)、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与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假设，科尔曼试图发展出一种自发行动理论(voluntaristic theory of action)。在他看来，动机主要在于个人所进行的成本—收益衡量与对自我净利益最大化的追逐。科尔曼理论在心理上的过度化约及其明确因果机制的缺乏招致了社会学界的不少批评[15-16]，而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开始放弃宏大理论构筑的尝试，转而发展中层(middle-range)理论机制②。吉登斯和布迪厄都试图在社会结构与主体施为中找到一个中层范畴。吉登斯的解决方案是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就动机而言，吉登斯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马克思和米德的理论中得到灵感，将主体与层级化的个性模型结合起来，后者包括无意识(the unconscious)、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和话语意识(discursive consciousness)[17]。与吉登斯所论证的抽象关系不同，布迪厄借助于惯习(habitus)这个中层的本体概念来调和并解释行动与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布迪厄认为行动源自惯习，并由其所决定。作为一种文化上的动态的无意识或前意识(preconscious)，惯习是一种认知习性或体系[18]275。
然而，在吉登斯与布迪厄的理论中，动机仍然只是一个隐含的概念。吉登斯的辩证性理论揭示了主体施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相依赖、互相表现与互相生成性，却无法解释动机由何而来。尽管布迪厄将惯习作为一个关系性概念提出来，但这个概念本身并不足以填补客体结构与主体施为之间的沟壑，而我们又很容易得出这样一种错误印象：社会结构决定惯习，惯习创造行动，行动又反过来影响、塑造和复制结构。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开始指出，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更加明确和系统的动机理论[19-21]。尽管出自不同的理论背景和导向，这些社会学家却达成了一点共识：社会理论对动机有意无意的忽略导致了一种“过度社会化的个人概念”(oversocialized conception of man)[22-23]。
二、自我概念及其组成动机
本文欲传递的核心信息是，自我概念能够很好地解决社会理论中的动机问题。“自我概念”(self-concept)源自社会心理学[24]、现象学(phenomenology)与实用主义哲学[25]。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米德都认为，自我(selfhood)的一个重要成分是自我概念，亦即“个人将自身指涉为客体时的思想与感情的整体”[26]ix。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自我概念是一种身份认同(identity)理论，但与自我认同(self-identity)并不能完全等同。一方面，自我概念要比自我认同宽泛。作为一种具有多维度的社会建构，自我概念泛指个人对“自我”的觉察，不仅包含自我认同，还包含自我意识、自我评价、理想自我等等。另一方面，自我概念又比自我认同具体。主流社会理论对自我认同的讨论多集中于社会力(social forces)对自我的塑造与影响上[27]，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自我的主体施为性，而正如下文将要指出的，通过对动机、持久性、连贯性与整体性的强调，与社会学家广泛使用的自我认同相比，自我概念具有更为强烈的社会互动所产生的自我心理驱动色彩，因而，不是所有的自我意识或自我评价都能视为自我概念的成分。例如，“我很困”是一种自我意识，却由于只具有暂时性而不构成自我概念；“我是个爱犯困的懒人”则由于其持久性和整体性而成为构成自我概念的自我意识。再如，“我要成为世界级的哲学家”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自我认同，因为它不具有现时性，而是对自我理想的规划，属于构成自我概念的理想自我③。
将自我概念视为动机理论的理想起点，这一点也许不容易理解。毕竟，没有什么比自我概念更与心理过程紧密相连，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主体现象，属于个人思想与经历的内在世界[28]593。自我并非基于生物或生理过程，也不仅仅是心理过程，尽管自我的发展受到上述过程的影响。自我是一种社会建构，它从社会互动中产生，并依赖于社会互动。米德等符号互动论者指出，自我在本质上是一种“主我”与“客我”(me)的辩证关系所引发的自省现象，通过不同角色所引发的符号互动，自我得以产生。而在这里，我们可以将这种自省活动，即个人对自己的看法与观念视为自我概念。自我概念包括个人与群体认同、特征、属性，甚至个人物品[4]174。自我概念并非人一出生就自然产生的，而是社会经历与社会互动的产物。它与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关，并受其影响；它在家庭、学校、经济等制度化体系中形成并在文化中得到建构；它还受到社会情境(context)的影响。因而，自我概念从特定的文化、社会结构与制度体系的基质中获取其特有形式[28]593。
那么，自我概念与动机之间又存在什么关系？经过进一步探究，我们不难发现，自我概念是由动机所驱动的。在动机产生之后，自我概念将对个人的行动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个人也试图维系这一概念，对其加以强化，并在经历、维系、修正自我概念的过程中获取意义与真实感。自我概念是一个宏大的自我叙事框架，如果假定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自我概念，由此产生的理论推论是，每个人都对自己和他人讲述一个故事——我究竟是谁。而这种内在与外在的叙事一旦发生，为了赋予其合法性与合理性，一系列动机必将随之产生。
为了赋予社会行动以动机，社会理论需要发展出一种因果机制。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阐明不同类型的动机如何生成不同类型的行动。综合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研究[4,20,29]，可以将与自我概念相联系的动机分为三种类型：自尊(self-esteem)动机、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动机与本真(authenticity)动机。
自尊动机是对自我持正面看法并维系和强化这种正面评价的动机。一般来说，对自我的正面评价赋予个人以正向的感觉，而负面的自我评价令人感到不安。前者常常表现为自豪或骄傲感，后者一般则表现为自卑或羞耻感。自我的一个重要动机是增强前者的可能与经历，而竭力避免后者。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人常常采取多种防御性或自辩性活动以获得对自我的正面评价，例如对与自我相关信息的选择性觉察与认知、策略性自我呈现以及对外部环境与形式的重构[26,30]。自尊动机的方向具有线性特征，它从负面到正面的方向性较易识别。毕竟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避免自我负罪感、自我仇视或自我放弃，而追求自我成就感与自我实现感。因此，总体而言，在这个线性维度上，自尊动机越强烈，正面因素越强。然而，极端正面的自尊动机并不见得是好事——自大、自负、自恋等都是自尊动机发展到极端的产物。同时，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情境对自尊动机具有一定的制衡作用，例如美国社会对自信的培养与中国社会对谦虚的奖赏，因而自尊动机的强化与弱化有其社会限定性。
自我效能动机是将自我视为所处环境的施为性主体的动机。换言之，个人希望自己对塑造其生活的社会事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种动机在认知与发展心理学中得到了验证[31]。具有高度自我效能动机的个人往往将困难的任务视为有待其征服的挑战，具有低度自我效能动机的个人则倾向于将困难视为威胁而竭力避免[32]。人们或多或少具有充当他所从事的行动或行为的“发动者”的动机，而不想仅仅作为社会变迁的“卒子”[33]。或如爱德华·戴西(Edward Deci)所说：“在面临其所处的环境时，人们竭力胜任自己的工作，而其中的一个基本成分是个人使动性，亦即他们具有意志，能够自主决定。”[34]45低度自我效能动机往往表现为无力感、无助感、无能感与绝望感。在社会学的经典文献中，尽管从未直接使用这个术语，但马克思对自我效能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他将自我效能置于社会变迁的宏观背景下，认为工业化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自我效能的缺失与丧失，这将进一步导致异化心理的社会蔓延，最终为资本主义的灭亡挖掘坟墓。在这里，马克思似乎暗示了一种自我与动机之间的因果机制——个人的工作环境与他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塑造了自我效能动机，而后者生成了自我。值得指出的是，自我效能动机并非只具有消极的应对性——个人具有强烈的动机将自己觉察、理解、概念化为有所成就者。与自尊动机一样，过度的自我效能动机将导致不良后果，例如个人欲望的高涨与权力欲的膨胀，甚至自我幻觉。而社会奖惩和关系网络同样为自我效能动机提供了社会制衡。
本真动机较上述动机更为复杂。简言之，本真动机指的是个人对具有内在连贯性的意义的追求。本真动机主要由认知性心理机制所驱动，它是基于信仰、意义以及对自我的理解。所有人都具有本真动机，在符号性社会互动中，个人产生了维系、加强与强加意义的动机。基于格奥尔格·黑格尔(Georg Hegel)与杜威的观点，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只有具有社会性，我们才具有个人性；而只有忠于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自我并维系本真，我们才具有社会性[35]。心理学家弗兰克·宫本(Frank Miyamoto)认为，自我概念促使个人最大化其社会关系的有意义之处，而最小化自我的无意义之处[29]281。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安·史密斯(Christian Smith)指出，尽管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文化下的个人与人群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也不管人们对其生活轨迹和历史如何进行叙述，道德(morality)与灵性(spirituality)作为一种隐藏的结构指引并构建了人类文化，因而，究其本质，人是有道德、有信念、寻求意义的社会性动物[21]。人的自我概念包含了许多不同的身份认同，相应的，不同的身份认同与核心的自我之间具有不等的距离。由此，拉尔夫·特纳(Ralph Turner)根据本真感的位置区分了两种类型的个人：第一种人将本真感置于他们所承担的制度性角色中，第二种人则将本真感置于冲动性的表达中。特纳发现，西方社会在过去几十年中本真感逐渐由制度性角色向冲动性表达转移，而本真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关键④[36]。通过将本真概念化为一种动机，我们就可以将本真看成是对自我的忠诚。换言之，当一个人忠于自我时，他就具有本真性。一个人能对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有自己的理解、判断和觉察，并会基于这种信念来进行自我评估，因而，本真具有自省性[37]。个人具有避免负面本真性的动机，后者常常表现为自我疏离与示范。而极端正面的本真性表现为对不同信仰和价值体系的低度容忍，经典的例子包括基要主义宗教教派与受极端意识形态驱使的恐怖主义。
自尊、自我效能与本真动机三者之间经常表现为正向关联。例如，具有高度自尊动机的个人往往自我效能较强，而后者也常常促成前者的强化；将本真性置于重要地位的个人倾向于具有强烈的自尊动机；对于意义与本真性的追求很可能赋予个人以强烈的自我效能动机。但三者并不总是一致的，在少数情况下会无法兼容。例如，自尊动机与自我效能动机有可能会发生冲突；而当一个人对自己持有负面信念时，自尊与本真动机就有爆发冲突的可能。
三、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成：自我概念的缺乏
上文试图表明，缺乏对自我概念的系统分析已经导致了社会学研究中的结构主义倾向与行动机制的缺乏，而通过引入自我概念，我们可以在承认外部结构因素的同时，较好地解决行动的内在机制问题。但本文至今仍止于对理论与概念的探讨，缺乏经验案例的支撑。下文将以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成为例，探讨自我概念的缺乏如何导致主流社会学研究中的结构主义理论化倾向。
正如查尔斯·卡杜欣(Charles Kadushin)所观察到的，“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几乎和知识分子一样多”[38]3。然而，现有文献多具有一种道德(moralistic)取向，忽略了实证分析，并对知识分子的实际身份、意识与行动假定了一种理想形态[39]205。而在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解释中，阶级可能是最为常见的一个概念。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发展出系统的知识分子理论，但他们关于阶级地位作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决定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意识的思想，为后期社会学家提供了灵感，通过为知识分子进行阶级定位来解释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40]。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知识社会学最早的理论宣言之一[41]。在这本书中，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试图在以不牺牲认识论为代价的前提下，建立起一种知识的社会决定理论。尽管曼海姆本人从不是一个“忠心耿耿”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将知识分子视为一个阶级，但他的知识理论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尽管决定论意味比马克思的观点淡化了许多，但曼海姆仍坚持认为，知识分子的意识受其所处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影响。在其实证研究中，曼海姆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背景，并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和社会知识之间存在具有决定论色彩的关系[42]。尽管曼海姆笔下的社会情境要比马克思的阶级地位概念宽泛许多，并包含了代际差异[43]与集体动态[41]3等因素，但他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命题仍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
布迪厄为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许多理论工具，最具根基性的概念是权力场域(field of power)。布迪厄研究了许多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试图解释每个场域如何生成其相应的权力场域。不同的社会团体占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包括文化、政治与社会资本，而基于资本的不同组合，社会团体具有相应的优势。基于这些资源，各种知识分子团体争夺权力和统治地位。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和知识追求源自其优势位置(situation of privilege)，后者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惯习。布迪厄否认知识分子形成超越其社会位置的思想意识的可能，坚持认为，意识形态不应被化约为知识分子所处的阶级地位，因为知识场域(intellectual field)是一个争夺象征性统治的场所，而它是无法被预设的。布迪厄还对知识分子的内部区分予以了关注，认为这可以通过知识分子所拥有的不同类型的资源和占据的不同结构性位置来解释[18,44]。
关于知识分子的激进化(radicalism)，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提出了为数不多的系统性理论之一。在他看来，导致知识分子政治对立的因素包括：(1)组织程度良好、政治上激进的从属性社会团体；(2)强大的商业阶级的缺乏；(3)“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与受雇于大型组织的知识分子的高比率；(4)一个不具全面镇压异见者的手段或意愿的低度威权的政权；(5)统治集团的弱化或分裂；(6)国际社会的挑战；(7)社会团体之间泾渭分明的边界；(8)政治抗争的历史与文化传统[39]。类似地，罗伯特·布雷姆(Robert Brym)将影响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因素分成三个维度：社会起源、经济机会与政治机会。换言之，不同的政治态度可以从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经济收入、国家政治文化以及政体的相对脆弱性与开放性中找到解释[45]。
基于冲突社会学理论，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分析了哲学学派在全球范围的历史发展，展示了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在知识圈中竞逐注意力来获取名望[46]。柯林斯并未直接论及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但他的理论对理解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内部分化的产生颇有助益。柯林斯的理论根植于微观层次的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并将其延伸至社会网络思想。然而，这仍然是一种外部主义(externalist)理论，而将知识分子的选择视为策略性的计算，则无法告诉我们这些策略的根源以及知识分子如何受其信念的指导。
我们还可以从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理论中寻找线索。这种理论受到米德的“概化他者”(generalized other)[9]154-157思想的影响，它告诉我们，个人经常评估自己所处的形势，并基于一个用以比较的群体(comparative collectivity)形成自己的观点[47]。参照群体理论将关注重点转向一个人的规范倾向(normative orientation)的社会情境，并为大量后续研究提供了灵感[21,48]。问题在于，这一理论缺乏足够的支撑机制，未能解答人们如何为他人的观点所吸引，或如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所指出的，它无法解释“在某一特定例子中，在何种条件下，谁寻求谁的影响，其判断基于何种标准”[49]12。
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还存在大量的零星解释，例如不同社会系统的功能、国家背景、社会网络联系、不理想的雇佣状况、知识分子集体心态、个人经历的社会化、象征性边界的维系以及理念相近者之间的互动所导致的思想激化与极化[38,48,50-58]。但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倾向于将知识分子视为一个同质化的团体，而对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形成、分化与极化解释甚少。
除此之外，尽管上述研究大部分都反对阶级决定论，并宣称为情境与或然性(contingency)留出了空间，但除了布迪厄、柯林斯与其他极少数人的研究，其他仍然具有浓厚的结构主义或外部主义色彩。换言之，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与思想往往被看成是由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塑造的。其中的根源在于将政治意识视为具有连贯逻辑的本体的倾向，这使得多数研究限于静态研究而对主体施为关注不够。如果我们欲解释行动者如何在外部约束下作出选择，主体施为就必须得到进一步的理论阐述。笔者认为，自我概念可以对此提供一个较好的理论方案，下文将对此作出例证。
四、政治认识论：引入自我概念
在上述对知识分子社会学的简要点评中，我们指出了缺乏动机与自我概念所导致的局限。在这里，我们将布迪厄的知识场域和惯习概念与自我概念结合起来，试图提供一个连贯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成，从而阐明自我概念的重要性与可操作性。
（一）知识场域与惯习
布迪厄指出，场域是“一个客观力量的有一定类型的体系……一个具有某种特定禀赋的关系性格局，而一切进入这个场域的客体与行动者都要经受这种特定的重力”[59]17。场域是一个关系性(relational)概念，因为它们是“有组织的行动者群体聚集并相互参照以架构其行动的情形”[60]108。知识场域是一个不断变换的社会空间，由各种知识分子、知识立场和知识分子群体构成。它是一个抗争的舞台，因为场域中的行动者争夺对正统知识与合法文化进行界定或共同界定的权力。知识场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独立性，有其自身的行动逻辑。
那么，场域的视角对于研究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成提供了哪些可资借鉴之处呢？作为一种接近于结构主义的理论，它将意识与思想看做源自惯习。惯习是“一个持久的、可以转移的习性(dispositions)系统，是倾向于成为促结构化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s)的结构化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s)，换言之，是生成和组织行动与表征的准则，这些行动与表征能够根据其结果作出调整，而无须假定一种自觉的对结果的意识或对达到目标所要求的必要步骤的明确掌控”[14]53。
惯习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如何察觉、认知与行动，但难以解释知识分子如何获取其惯习。另外，尽管布迪厄将惯习作为一个关系性概念提出来，如本文第一部分对布迪厄的讨论所言，这个概念本身并不足以填补客体结构与主体施为之间的沟壑。因此，知识场域是一个静态的概念，难以解释知识场域内部的分化与动态演变。
（二）自我概念
尼尔·格罗斯(Neil Gross)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同时被视为具有身份认同的人，而对于知识分子至为重要并构成其自我省视的核心的身份认同不能被化约为对他们在身份结构中的位置的考量”[61]238-239。那么，一个知识分子对自我的累积知识与认知如何指导他的意识和行动？本文认为，知识分子对于自我及其与知识场域内其他知识分子和其他场域中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一个主导框架(master frame)，且这一主导框架先于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成。
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中，自我概念被用来表述这一主导框架。知识分子对自己和他人讲述一个主导性故事——作为知识分子的他究竟是谁？从而产生强烈的驱动，从事相关的知识创作与行动，而后者将帮助阐述和表达他所讲述的故事的零星元素，并使之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将倾向于向使这种综合成为可能的思想靠拢。
在引入自我概念这一主导框架后，我们就能够借助上文所阐述的三种动机来解释知识分子在知识场域中的行动。对知识分子来说，招致其他场域行动者的压力和批判属于常态，他们经常在冲突与区隔中成长和壮大。我们需要一个连接自我概念与知识场域的关系性概念，以解释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形构以及相对于他者的激化。本文在此引入克里斯蒂安·史密斯的“亚文化认同”理论[62]89-119。尽管史密斯的研究对象是美国福音派基督徒，但亚文化认同理论的应用范畴要广泛许多。将自我概念与亚文化认同理论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命题：
(1)每个人都具有本真动机，寻求意义与归属感是人类本性，而这主要是通过将知识分子自我置于社会群体中，并维系后者特有的群体认同而得到满足的。
(2)出于自我效能动机，知识分子群体通过划分象征性边界来区分自我与他者，以此来构建和维系群体认同。
(3)加入某个群体的个人选择激化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动机，后者强化了其身份认同，而强化了的身份认同将赋予知识分子以更强烈的认知与行动动机。
(4)基于自尊动机与自我效能动机，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群体参照其他知识分子和群体来界定自己的思想与行动。
(5)参照群体包括类似的群体与对立的群体，前者作为正向参照群体强化知识分子的自我概念，而后者作为负向参照群体有两种可能的后果——在知识分子的自我概念尚未成型时对其起弱化作用，在自我概念成型后起强化作用。
(6)知识分子群体与学派的多元化在量的方面减少了特定群体的人数，在质的方面却通过自尊动机与自我效能动机的提升，强化了特定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认同与自我概念。
(7)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和论战往往会强化知识分子自我概念下的所有三种动机，这将强化他们本已形成的思想与意识，并动员和增强成员的团结感。
五、结语
为了赋予社会学学科上的合法性，早期社会学家侧重研究行动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而将动机视为生理学与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这种对动机的忽略直接造成了中层机制的缺乏：行动者如何在给定的结构下作出行动选择并获取其意识，从而使现有的社会理论向结构性因素严重倾斜，而行动者的动机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述。
为了将动机带回社会理论，自我概念是一个合适的起点。它没有忽略社会化因素，而是将自我概念视为社会互动的产物；同时这个概念本身又具有施为性，有其自身的动机。本文提出了自我概念的三个主要成分：自尊动机、自我效能动机与本真动机。
为了显示自我概念的适切性及可操作性，本文探讨了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成。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简要点评，揭示了主流社会学研究的结构主义倾向，并提出自我概念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与布迪厄的知识场域和惯习概念结合起来，自我概念可以在为动机提供解释机制的同时维持其社会互动本质，并发展出一系列可以检验的命题与分析框架。当然，本文的主旨是表明自我概念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适用性，而不是发展出一套雄心勃勃的自我概念理论。事实上，对自我概念的研究已经在社会心理学以及哲学中产生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如果社会学者能从本文中得到些许启发，将自我概念引入其研究，甚至对动机与自我概念作出更系统的阐述，本文的任务可谓圆满完成了。
［收稿日期］2010-06-23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0-09-25
注释：
①本文在较为松散的意义上使用“行动”这一术语，包括行动者的思想与意识。
②关于社会理论中的机制问题，可参见P.Hedstr
m & R.Swedberg(eds.),Social Mechanisms: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③由此，自我概念不应与社会学中更为常见的自我、自我意识或自我认同相混淆。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提醒。
④关于西方社会中本真感的角色与嬗变，可参见C.Taylor,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A.J.Weigert,"To Be or Not:Self and Authenticity,Identlty and Ambivalence," in D.K.Lapsley & F.C.Power(eds.),Self,Ego,and Identity:Integrative Approaches,New York:Springer-Verlag,1988,pp.263-281。这种对本真冲动的理解也被引入了对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研究，可参见E.Lara
a,H.Johnston & J.R.Gusfield(eds.),New Social Movements:From Ideology to Identity,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