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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龙春（以下简称“薛”）：吴教授，听说您刚从英国回到南京。此次英国皇家肖像雕塑家协会共颁出5项大奖，您的《睡童》是获奖作品之一。最近许多到国外参加活动的中国人都受到隔离，您是否也曾被隔离？
吴为山（以下简称“吴”）：没有没有，他们非常友好。我这次获得的是攀格林奖(Pangolinprize)，是5项大奖之一。这是亚洲艺术家第一次获得这一国际大奖，可以与亚洲人在世界上获得芭蕾舞奖相提并论。
薛：其他的获奖作者都是哪里的？
吴：这次的获奖作品是从英国皇家肖像雕塑家协会成立五十年举办的展览中产生的。参展的47件作品是从全世界选送的300多件作品中遴选出来的，其中还包括一些已故杰出雕塑家的作品荣誉参展。匈牙利、意大利、美国、英国的艺术家获得了其他4个奖项。1965年，意大利雕塑大师芒诸(Giacomo Mamzù)曾获此奖。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岁高龄的瓦格(Imre Varga)，他是匈牙利最著名的雕塑家，他在匈牙利的地位与齐白石在中国相埒。他是个反战人士，作品多与这个主题相关。比如他雕塑了一名战士，战士的身上挂着若干枚勋章，但他的脑袋没有了，胳膊与腿都是断的；又如他做了一片柳树林，金色与银色的金属片制成的树叶上都有战死者的姓名，一阵风吹来，传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好像那些不安的魂灵在诉说着什么。此次他获得银质奖（终身成就奖）的作品就是刻画了一名二战时期流亡的匈牙利诗人，他在流亡途中饿死了。
薛：听说您还同时参加了两个国际性的协会，它们都是第一次吸收中国会员？
吴：是的，它们是英国皇家雕塑家协会和英国皇家肖像雕塑家协会。英国的雕塑很多，它的雕塑文化类似中国的书法文化那样普及。英国皇家肖像雕塑家协会已成立50年，共有会员30人，他们遍及世界各地。波兰雕塑大师凯利(Alfred Karny)、美国雕塑大师约瑟芬(Joseph Kiselewski)及出身于纽约的英籍雕塑大师爱普斯坦(Jacob Epstein)均是该协会会员。该协会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肖像雕塑家协会。英国皇家雕塑家协会则成立于1911年，当时中国第一批雕塑家到欧洲留学，92年后的今天，这里吸收了一名中国的雕塑家入会，是对中国雕塑艺术的认同与肯定。中国驻英国大使查培新在中国文化参赞阎世训的陪同下会见了英国皇家肖像雕塑家协会主席安东尼(Anthony Stones)和我以及中英方有关人士，对文化交流的问题、对中国文化的世界性、现代性问题长谈达二小时。他说：“吴教授得到国际上的承认，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他是真正的文化大使。艺术家之间的交流是文化交流中最本质的、也是最深刻的。”同时，他也认为一个大艺术家的成长，需要的是天赋、勤奋与机遇，需要有人赏识。
薛：今年是英国皇家肖像雕塑家协会成立50周年，其颁出的奖项尤受到国际艺术界关注。他们出版的50周年作品专集中，不仅收入了您的获奖作品《睡童》，还收入了另一件成名作《齐白石》，英国人知道齐白石吗？
吴：西方的雕塑家评价我的作品有着高度的写意性，充满着东方人的智慧。维多利亚国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博物馆等都收藏有齐白石的作品，英国人对齐非常熟悉。他们认为我雕塑的《齐白石》与齐白石的绘画风格同构：简洁、含蓄，概括力强。中国清代的画家石涛提出了“一画论”和“搜尽奇峰打草稿”，他的艺术观点具有革命性，是中国艺术重生活感受、由繁到简转变的象征。齐白石深受石涛艺术观念的熏陶。英国人认为，我在艺术上与他们是一脉相传的。安东尼在“英国皇家雕塑五十年专集”中写道：齐白石是写意风格最杰出的代表，与此相应的是“一画”的传统。这些原则赋予吴为山雕塑方法上的灵感，他的目标是不求过多的形似，而是抓住雕塑对象的神韵。就在最近，本人有了一次被吴为山塑像的有趣经历，由此，我充分体会到齐白石的想法怎样地融入了他的雕塑。
我的获奖作品《睡童》体现了这样一个意旨——真正的艺术是不需要解释的，通过视觉语言，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看懂。穿透民族、地域、时间、语言的种种限制，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艺术。有趣的是，我在白金汉宫的门口正好遇到一位靠在摇篮里的睡童，他与我作品中睡童的神态惊人地相似。我想这件作品之所以能令西方人折服，就是因为它激发了人类最美好的情感。
薛：无论在文学界还是影视界，一直存在着向西方社会妥协的进入策略。许多中国艺术家为了在西方获得好感，不惜挖掘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陋习并极尽夸大之能事，更有甚者，干脆以对抗现有体制的姿态出现在西方人面前。
吴：在美术界也有类似的情况。过去，西方人对中国雕塑的认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学习前苏联的革命现实主义，比如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的雕塑就是如此；二是借鉴西方当代艺术的，特别是政治波谱。在中国领袖的胸部开抽屉，或是在领袖的面部画上象征文革的红旗，等等，是一种对政治的反叛。在伦敦，有中国男女艺术家在街头裸体小便，或是在别人举办展览时突然冲砸别人的作品，并声称自己的行为艺术完成于打碎艺术品的那一瞬间。英国人并不喜欢这样的东西，认为它扰乱了社会秩序，常常有英国人打电话要求中国大使馆出面制止此类行为。在科技、经济向西方“取经”的过程中，艺术是否要以西方的标杆为尺度？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的雕塑不迎合西方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表现，对东方哲学、美学有着整体的观照与思考。当然，这种写意不仅是东方式的，在形式上也吸收了西方自古希腊雕塑、文艺复兴到罗丹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艺术精华，包括贾格梅蒂、布朗西斯、马里尼·马里诺、享利·摩尔等一批现代雕塑大师对我也有很大影响。这么多年来我从不赶风潮，我行我素。如果你按照某个西方范本创作作品，那样是得不到承认的。文化的奴隶是精神贫乏、人格缺少独立性的表现。
顺便说一下，那本纪念册中，还收入了我18岁时的两张速写。我今年41了，今天的作品仍有23年前的影子。这说明了我的自信与固执，也说明了血管里流淌的文化血液没有被稀释。我走的路是中国写意精神与西方写实主义的结合。我觉得能获得这样高度的承认，首先要立足于自己民族文化，要有自信心，还要有固执的追求，这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
薛：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艺术当然也是相通的。尽管您一直走自己的路，但在西方能获得认可，说明您的作品在那里是有知音的。
吴：还不仅仅是得到当代西方艺术家、学者的认同。我在皇家雕塑家协会看到意大利芒诸(Giacomo Mamzù)、卢梭(Rosso)的作品，有种朦胧、模糊的美感，突然发现自己与他们有着惊人的相通。而在此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的作品，对他们也不熟悉，我的朦胧美学来自于中国汉代的写意精华。但艺术在精神层面一定是通息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古代或是现代。每年皇家雕塑展都要从大英博物馆、国家美术馆等处借一件上一世纪或上上世纪的大师作品展览。今年也不例外，从维多利亚博物馆借得法国十九世纪雕塑大师达鲁(Jules Dalou)的《劳动者》，与我的《睡童》一起置于整个展厅的中央显著位置。射灯下，睡童正酣，引来若干观者的注目凝视。当他们知道作者是来自中国的我时，都前来祝贺，有的很好奇地问起创作过程，好象要了解清楚睡童的身世。
薛：在中国，近年来作为公共景观的城市雕塑受到了政府、大众与媒体的多重关注，但肖像雕塑似乎还很少有人问津。雕塑家有时甚至被等同于包工头，每天出门谈生意，周旋于政府部门与施工队之间。
吴：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在伦敦的展厅里除了我和我的随同、中国文化参赞等很少的几个中国人外，全部都是西方人，各个层次的人物都有，有伯爵、著名演员，也有许多富豪也来参观。他们都非常懂雕塑，也富于收藏。一位百万富翁，莎士比亚曾在他祖先的庄园中打死一只鹿，当年，庄园主状告后，莎士比亚被罚挨鞭子。这时的莎士比亚只有17岁。后来莎士比亚成名了，农场以及他的主人也跟着出名了。这是见诸记载的。但谁都不知道年轻的莎士比亚是啥模样。现在这位百万富翁出面请英国著名的雕塑家安东尼来雕塑17岁的莎士比亚、猎狗以及那只被打死的鹿，开价是6万5千镑。为了感谢雕塑家接受了这一订单，这位富豪打开了自己的密室，请安东尼欣赏他收藏的一件二尺见方从未公诸于世的凡高替朋友画的肖像。这件作品他花了300万英镑。安东尼则如痴如醉，花一小时的时间一寸一寸地欣赏。这个例子是说英国很多有钱人都很有艺术素养，他们也有很好的眼光。
在西方社会，雕塑家的地位是很高的。当年爱普斯坦为邱吉尔做雕像，邱吉尔不耐烦做模特了，他对爱普斯坦说，这么着吧，你做雕像，我给你画像，这样大家都有事做，也不浪费时间。谁知爱普斯坦立即停下工作，说：那样我们大家都浪费时间。尽管邱吉尔贵为首相，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画家，但爱普斯坦拒绝再继续创作。这件没有完成的作品现被一位美国富商收藏，他还专程来英国参观了此次皇家肖像雕塑协会五十年展览。
再举一个例子，牛津是座大学城，街上走的除了学者就是学生。曾经有一棵古老的树，突然间倒下来，砸死了一位正在行走的画家，于是有人将画板、画笔、油画颜料供在那棵树桩边，以纪念那位不幸罹难的画家。英国有这个传统，他们需要艺术，艺术家非常受尊重。
薛：好像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您频繁地参与一些国际交流，这与那些埋头画室的艺术家大不一样。有人甚至善意地说：吴为山应该多呆在画室里。
吴：是的。能取得一些进步首先要感谢中国文化，这是我的立艺之根。我还要感谢改革开放，使得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经常能够去欧、荚等国家进行艺术交流，一方面我将意大利艺术家诺贝多、荷兰艺术家贝尔持、法籍艺术家熊秉明等大师以及他们的作品介绍到中国，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的作品放到西方去展示。现在的社会不能光做土著艺术家，以为看到一点世界风潮就了解了世界艺术，就可以创出自己的风格。我选择了一条立足本土、胸怀世界的道路。当初我也有机会留在美国工作，有朋友都在帮我办绿卡了，但被我谢绝。因为，一个东方艺术家进入西方主流社会谈何容易，很多时候你要屈从于西方社会对你的定位。我的后面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中国文化土壤、源泉，脱离了这个背景就漂浮、单薄了，成了无本之木。我们应当在坚持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尽可能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会使心胸、前程越来越宽、越广。
过去我的作品在美国、荷兰、韩国、日本等地展览，都获得了肯定，国外博物馆也收藏了许多。香港回归之前，我的作品在港、澳地区巡展，也在台湾展出，后来在澳门这个中西方文化的文汇之地，还建立了我的雕塑工作室。
薛：此次的英伦之行，感慨一定很多。
吴：在英国，一提到中国人，就说，啊，中国餐馆！快餐成了中国的代名词。我这次获奖，中国大使查培新非常激动，他说，中国艺术家能得到承认，说明中国人的形象在改变，被人看不起的历史应该结束了。八十多岁的匈牙利雕塑大师瓦格(Imre Varga)搭着我的肩说：“我很高兴，世界的雕塑艺术家都在一个家庭里，这个家庭中，最年轻的一位就是中国的吴。”他对着我的耳朵说：“我们都是China。”瓦格认为匈牙利人的祖先是中国的蒙古人。匈牙利大使也热忱向我表示祝贺。
薛：英国的人文环境如何，或者说，那里的艺术氛围是否让您觉得大开眼界？
吴：英国实在太富有了。美国的博物馆里虽也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品，但一出门就是车水马龙，典型的现代商业文化。而英国除了博物馆是富饶的，大街上也到处都是些上了年代的雕塑，作者也都是名流，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和艺术的氛围。所以我说他们是真富有。英国的博物馆极多，一个接着一个，都是免费开放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的每一个学院都有藏品陈列。我在安东尼的陪同下参观考察了牛津附近的三十多个教堂。印象较深的是查尔斯的教堂。这座牛津乡间的小教堂，建于一片绿色的田野上，已有一千五百年历史了，教堂围墙外时有贵族女子骑马踏青。教堂内有新发现的石雕，出自一千多年前的匠人之手。那神像的雕刻朴实、凝炼，凿痕清楚犹如新作。据说当年凿毕后为避“革命”分子破坏，而藏匿于墙里，近期因修缮教堂而得以问世。
这次令人感到振奋的是，在牛津大学博物馆，我被请到特别收藏室零距离欣赏拉斐尔素描原作。从那优雅、严谨而又充满人间温情的铅笔原作里，感受到什么是精微，什么是人文精神。这位只活到36岁的天才画家，尽管与我们在时空上相距甚远，但作品的确予人以呼吸的生命感。我这些年去过世界近五十多个大博物馆，也看过无数原作，但有如此动情尚为第一次。欧洲人也羡慕我的“机缘”。这种看大师作品如同在自家书房看书的状态可谓千年等一回。在英国国家美术馆我看到达芬奇的“圣母与圣子”素描，为保护作品，画被置于昏暗的光线里，观者一个接一个。此件是英国皇家美术院由于资金困难而卖给国家美术馆的。因此，原美术院的二件“镇院”之宝只剩下米开朗基罗一件未完成的汉白玉雕刻。我去了美术院，静静地坐在米氏作品前一个下午，安东尼和我对着这件石雕画起了素描……
这与我在中国古代石窟寺摹写那些佛像与供养人是同样的心境。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美术史，决不能就美术谈美术。只有到那里走一走，看看教堂、乡间建筑、墙壁，深入到生活的底层，才能真正理解之所以为艺术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