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扩展：县域集聚经验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新能力论文,县域论文,区域论文,经验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就全国范围来说，国家提出县域经济要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向县级和中心镇集聚，推动形成城乡分工合理的产业发展格局。①然而，长江三角洲的县域经济正处于重化工业化和工业技术化的发展阶段，它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将为其他县域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起到引领作用。大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总是基于若干区域的，中国也不例外，因而深入分析工业化发展程度较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技术创新能力演进以及区域分布状况很有必要。
1985-2009年的25年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外资流入额达到了3991.49亿美元，占全国的35.53%；其出口值从2000年的714.99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4910.75亿美元，占全国的比重从28.69%上升到40.87%。国际贸易使长江三角洲制造能力的扩大找到了市场，市场需求变化又促进了制造业结构的升级。作为迅速融入全球生产体系的长三角地区不断从国际先进技术溢出中受益，国际间知识和技术溢出显然强化了区域贸易开放度上升带来的好处。②2000年，以美元计算的中国人均GDP是950美元，江苏和浙江分别为1420美元和1625美元。2010年，全国人均GDP达到了4000美元，江苏和浙江则提高到7500美元左右。长江三角洲区域更快的工业化发展速度，意味着一个快速的技术变迁，其资本存量、知识存量更是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该区域不仅具备了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的条件，而且开始跨入增加研发投入和逐渐转变为技术创新中心的发展阶段。2000-2009年间，江苏R&D/地区生产总值比率从0.59%上升到2.08%、上海从1.61%上升到2.87%、浙江的这一比率在2008年达到了1.61%。不同于以往，这一轮技术水平提升的区域并不仅仅是传统的工业城市如上海、南京和杭州，而是扩展到越来越多的县级区域。更为中肯的说法是，那些成功地吸引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资源集聚的县级区域正在从工业增长中心向技术创新中心转变，这些地区经济或产业政策的重点是要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使经济发展的主流从工业化转向技术化。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这一发展势头并没有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出现放慢迹象，而是加快了！
长三角县级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其下一步的发展趋势又是怎样呢？本文将对长江三角洲县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演变特点及其若干启示作一个初步探讨。
二、长三角创新型区域的兴起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效应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如果没有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和技术创造活动，资本的收益就会递减。正是技术进步，使资本的收益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持续增加；如果没有技术进步，经济最终是不可能发展的。③国家或区域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高，实际上证明了工业技术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工业创新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一国来说是这样的，对缺少自然资源的区域来说也具有同样的解释力。长江三角洲区域高速工业化的结果不仅是人均收入水平的超常增长，而且也是科技创新能力的极大提升，工业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对科技创新力的提升起到了根本性作用。经济增长提高了人均收入，增加的收入部分用于技术创新活动，后者又提高了收入，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一个正向的收入与创新的累积效应。从全球范围来讲，90%以上的技术创新发生在制造业，凡是拥有强大科技创新力的区域，一定是高度工业化的区域；一个放弃工业化的区域，一定是科技创新力不断衰颓的区域。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是工业化发展到了尽头，相反，恰恰是工业化向技术化转变的迫切性上升了。
毫无疑问，长江三角洲区域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区域的行列，已接近那些站在技术前沿的高收入经济体的发展阶段。根据工业化规律和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在高度工业化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发展最主要推动力量，生产体系将相应地发生结构性转变。但是技术进步并不是自然出现的，要取决于国家/区域是否能够将足够的资源转向知识和技术创造活动。研发水平高的国家告诉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增加技术开发经费，提高研发强度，才能产生更多的技术进步。最近的实证研究表明，相对技术效率最高的我国四个省级区域是浙江(68.24%)、广东(57.00%)、江苏(56.04%)和上海(55.03%)，这其中三个为长江三角洲区域。这些区域产业高度集聚、技术的普及率较快，彼此之间差距不大，大多数企业都接近了技术前沿，相对技术效率水平较高。④当前，若干次级区域和县级区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处于15000美元～20000美元之间，其研发投入经费的年增长率比生产总值增长率更高，它们不仅具备了技术的长期增长能力，跟上了世界技术发展的潮流，而且开始形成了区域本身稳定的技术创新。
在判断技术投入与产出关系时，通常采用专利授权数来反映技术创新能力的变动趋势。经过近20年的高速工业化发展以及重视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江苏和浙江的科技创新力有了极大的提升。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不仅有些次级区域技术创新力超过了一些省级区域，甚至若干县级区域的专利授权量也超过了省级区域。举例来说，2007年江苏的张家港市专利授权数是2249件，浙江的绍兴县和慈溪市专利授权数分别是2320件和2396件，超过了10个以上的省级区域：山西、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和海南(见表1)。一个新的经济现象涌现出来了：次级区域和县级区域正在或已经成为科技创新中心。这些区域科技创新力的快速提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科技创新的区域格局。
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实是，最近10年间的工业化浪潮已经从上海、杭州、南京等若干传统的工业中心城市向越来越多的次级区域、县级区域、甚至乡镇区域推进，使得有些区域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要比有些省级区域和中心城市更为快速。表1列举了2007年省级区域与次级区域、县级区域进行对比的两组数据。具体的分析如下：
①组是将苏州、无锡、宁波和绍兴市的专利数与黑龙江、安徽、湖北、四川进行非对称的对照。暂不考虑江浙两省的省会城市，上述的四个次级区域是长江三角洲工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就全国范围来说，所列的四个省级区域工业和经济发展程度属于中等水平。例如苏州和宁波的专利授权量是9157件和8845件，与四川相似，却又高于黑龙江、安徽和湖北。苏州工业产值达到了15909亿元，几乎是黑龙江和安徽的1倍左右，宁波市工业产值与黑龙江和安徽是相似的。长江三角洲的这些次级区域工业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确实超过了许多省级区域。
②组数据提供了长江三角洲12个县级区域与12个省级区域的工业产值和专利授权数，在江苏和浙江分别选择6个县级区域。除新疆、甘肃、青海、宁夏、海南和贵州的工业产值低于4000亿元外，其余6个省级区域的工业产值在4000～8000亿元之间。昆山和江阴的工业产值分别是3690亿元和3248亿元。从专利授权量来看，这些县级区域的专利数已经与这12个省级区域处于相同水平。
再看一下最近的数据，2009年，苏州和无锡的工业产值增长到20284.5亿元和10841.5亿元，其中苏州超过23个省级区域，无锡超过16个省级区域。而昆山的工业产值达到了5382.03亿元，江阴市的工业产值达到4345.27亿元，超过7个省级区域；张家港和常熟市的工业产值分别是2702亿元和2013亿元，要超过3个省级区域。⑤在技术创新力的提升方面，2009年的苏州专利授权量为39288件，占全国的6.75%，其中县级区域吴江市专利授权量为15851件，占全国的2.72%，比许多省级区域的数量更多，比重更高。若干县级区域科技创新力超过了若干省级区域，而且长江三角洲内有更多的县级区域技术创新力的提高速度要比不少省级区域更快、更为明显。
我们对两组数据比较后却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长江三角洲的次级区域和县级区域发明专利数要大大低于多数省级区域。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长江三角洲区域处于工业化发展时期，其创新活动更多地集中于适应性创新，或者是针对市场需求变动所进行的创新，也就表现为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创新方向；二是发明专利与区域本身的科技资本存量大小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科技资源基本不会流向次级区域和县级区域，使得不断提升技术创新力的次级和县级区域缺少基础研究的支持体系，技术的原创性较少，这正好指明了次级区域和县级区域增加科技资本存量和开展原创技术活动的迫切性。
上述的数据分析使我们对区域创新力的提升趋势得出两个观点：一是长江三角洲的次级区域和县级区域工业实力和技术创新力的提升正在成为新的技术创新中心。随着工业实力的扩大和技术创新资源的投入增加，技术创新中心的地位将得到强化。二是要提升发明专利的创新能力，那么仅仅依靠工业资本积累和企业自身创新的投入是不够的，需要建立和加强次级区域和县级区域的基础研究部门，为工业部门的创新提供本地的科技能力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江三角洲的次级和若干县级区域需要建立像省会城市、或者像北京和上海所具有的国家级基础研究部门，也应当设立国家级的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心。这既可以使工业生产高度集聚的次级和县级区域技术开发活动得到基础研究的支持，也有利于提高现有各种发明专利的经济价值。
三、县级区域专利创造的经济价值评估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提炼出一个新的想法：就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科技创新力的构建正在形成以次级区域和县级区域为基础的新型体系，这一新的现象对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战略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如何更有效地配置科技资源？一方面，以专利衡量的长江三角洲若干次级区域和县级区域技术创新力已经大大超过了不少省级区域；另一方面，这一超越的基础是工业实力的变动，说明工业化除了对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有显著作用之外，更令人注目的是使技术创新力上升，这支持了我们所提出的工业实力将培育出技术创新力的判断。工业实力增长缓慢或工业实力从中心城市撤离实际上表明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力也将或多或少、或迟或早会下降和撤离。技术创新中心向次级区域和县级区域的移动是区域自身重视制造业发展和增加技术投入所带来的，其未来能否得到进一步发展首先取决于次级区域和县级区域增加技术资源的努力程度，其次需要国家层面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的调整以适应一个以追求创新效率为目标的工业技术发展模式。
1.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增长
是什么驱动了县级区域企业对于技术创新的需求？赢利性企业是为了利润而增加技术开发的投入。创新研究是一种专业化行为，它包括各种各样的实用知识，企业的创新研究增加了这种知识积累。我们按照专利数对县级区域进行分组，并列出了劳动力和工业产值数，目的是要考察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与工业实力之间的关联程度，技术创新能力的区位分布是否与工业生产能力的区位分布一致，或者一致程度有多高？
表2根据专利数量，将江苏和浙江的县级区域划分为5组。
①组是专利数在2000件以上的区域，有5个是地级城市的市区，表明省级范围内中心城市是工业技术创新中心。例如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市区的工业劳动力在60万人～100万人之间，其工业产值规模也要大得多。此外，绍兴县、慈溪市、张家港市的专利数也在2000件以上，这3个县级区域工业劳动力数在25万人～32万人之间。
②组是专利数在1000件～2000件之间的6个县级区域。除了余姚市工业产值为750亿元外，其余5个区域的工业产值在1000亿元以上，工业劳动力也在15万人以上。
③组是专利数在500件～1000件之间的区域。④组则是200件～500件专利数的区域。可以将③组和④组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其工业产值在150亿元～1000亿元、工业劳动力在5万人～20万人之间，是形成中的工业增长中心。依据现有的工业产值和专利增长态势，这些县级区域将在未来10年～20年内成为长江三角洲新兴的工业增长区域，也是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的区域。
⑤组的专利数在200件以下，除舟山市区外，其他县级区域工业劳动力在5万人以下，工业产值规模也更小，其技术创新力要比前4组的区域弱得多。这些区域未来工业化和技术化水平的提升取决于是否采取工业化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
我们对长江三角洲地级市的市区和县级区域专利/工业产值进行细分后，提炼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在专利数超过500件的县级区域内，有5个区域的专利/工业产值比值高于亿分之二以上的水平：慈溪(2.44)、余姚(2.17)、桐庐(2.16)、宁海(2.12)、嵊州(2.05)。有11个县级区域的专利/工业产值比值高于亿分之一和低于亿分之二的水平。在这些区域，外资企业占工业产值比重很低。第二，苏州和无锡及所属县级区域这些外资企业较多地方的专利/工业产值的比值尚低于亿分之一的水平，表明这些区域将专利转化为工业产值的迫切性。外商投资企业申请专利的目的或许不是为了生产新产品，而是意在限制本地企业的创新。分析苏州专利创造能力时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外资企业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各种外资企业占昆山和吴江工业产值的93%和60%，而外资企业在张家港和江阴只有20%和30%，其专利的比重基本上与工业产值比重相似。但是，内外资企业之间存在着技术流动，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也就提高了内资企业的技术能力。例如1997-200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内外资的全要素生产率呈同步变化的态势，外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每提高一个单位，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273个单位。⑥
总体上看，长江三角洲的县级区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工业技术创新能力，只是程度不同而已。1999-2008年的十年间，浙江累计投入的研究与开发资金达到1378.74亿元，其中工业企业的研发资金为1102.76亿元，占79.98%。2005-2009年五年间，江苏投入的研究与开发资金达到2002.19亿元。大量的技术开发资金为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增长趋同的解释上，生产力增长低于平均值的国家或地区研发生产力不断上升，会导致创新率上升从而使生产力增长率上升。⑦次级和县级区域企业的研发投入与产出处于一个增长期，其生产力水平仍将持续上升。竞争对企业效率和总体生产率增长具有正面影响。更多的竞争能够推动创新，因为它能使创新企业获得相对于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当区域内有更多的企业接近全球技术前沿时，就会刺激高水平的创新活动。⑧
县级区域企业的创新目标是获得更高的利润，技术创新本身并不是企业目标。进一步看，如果一个企业在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内不能推出创新产品，其市场份额就会下降，利润也会下降。所以，没有企业敢忽视对技术能力提升的投入。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个新的产业崛起，主要表现为企业持续地增加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企业之间竞争更多表现为研究与开发投入量的竞争，使得竞争的研发投入均衡点不断抬高。2000年，整个中国R&D/GDP比率仅为0.6%，2010年已经是1.75%的水平了。当前，江苏的R&D/GDP比率达到2.08%，浙江在1.75%左右的水平，这并不是竞争结束的“点”，而是一个新进程的“起点”。
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长江三角洲的多数次级区域的中心城区和不少县级区域进入到研发投入强度增加的发展阶段，并从日益增多的研发活动中获得好处，得到高利润的补偿。
本文所提供的经验性结论有相当的政策价值：一是提高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基本前提是应当扩大工业化规模和创造更多工业部门的就业岗位，一个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区域实际上意味着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能力。二是当工业生产能力扩大和更多工业劳动力流入区域后，就需要提高工业技术创新能力，也就是需要投入更多的技术要素，并不断改进生产要素的质量，才会出现技术创新活动。因此，次级和县级区域有意地进行知识和技术要素的积累，主要是增加研发投入量，对于区域本身技术能力的提升是有作用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已经从工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生产与研发并重的模式。
2.技术创新资源投入的增长
长江三角洲专利创造能力的提升是同科技投入的增加分不开的。2000年，江苏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为50.83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0.59%，到2007年该经费增加到430.2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68%，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到2009年，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达到717.12亿元，占GDP的2.08%。R&D是一种投资，长三角的次级和县级区域开始进入到大规模技术投资的工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将从R&D投资过程中受益。R&D投资的回报并不仅仅限于从事技术创新的公司，还会溢出到同一产业的其他企业和其他产业的相关企业。当然，技术溢出以及技术创新的回报率在产业上存在差异，而且区域的公共投资量与支持开展R&D活动的区域公共体系以及政府投入资金也有很大差异。这可以解释即使在同一次级区域内的不同县级区域具有数量悬殊的专利数和工业生产的增长率的原因。
技术投入增加对创新成果是有影响的，表3提供了相关的数据。
(1)专利/工业产值比率。专利是测定创新的重要指标，但是并不能真正反映一个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各个区域之间的工业生产能力不同，工业劳动力数量也有很大差别，支持技术创新的区域体系各有其特点。从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角度来看，用每亿元工业产值的专利数来反映区域工业创新能力可能更加合适(见表3)。2009年，全国亿元工业产值的专利数是0.92件，上海和浙江分别是1.45件和1.95件，江苏是1.22件。江浙沪三地比全国平均值高得多。区域的工业生产规模不同，专利数量的差别就更大了。这里的“专利”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采用专利/产值比率要比单纯的专利数对于反映区域技术创新状况更加具体准确。
(2)人力资本强度的上升。科学家和工程师是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对县级区域来说，几乎所有的研究是在企业实验室和车间生产中边干边学中进行的。技术开发需要人力资本投入。工业企业聘用更多的研发人员来承担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对产品质量的微小改进和生产工艺的改善都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在从事研发方面，R&D人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00年的全国工业劳动力人数为8924万人，其中制造业为8043万人，每万名工业劳动力中R&D人员是49人；2000年，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技活动人员为138.7万人，其中R&D人员为44万人。2009年，全国工业劳动力人数达到了8831.22万人，R&D人员为130.62万人，每万名工业劳动力中的R&D人员是148人。2009年的R&D人员要比2000年增长近3倍，这为我国创新力提升给予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我们还可以用另一指标，R&D人员/百万人口比率表示人力资本强度。2009年的全国平均水平已经上升到1020人，而上海的这一数字达到了3160人。工业发达国家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呢？2000-2008年间，对于诸如像德国和法国这样技术先进的国家来说，这一数字分别是3532人和3496人，日本和韩国则分别达到了5573人和4627人，新加坡则高达6088人。⑨江苏和浙江的人力资本强度分别是2389人和2033人，已经是韩国的1/2。江苏和浙江要进行高质量的研究与开发，就必须增加研发人员，并应该将技术先进国家百万人口中的研发人员数作为衡量人力资本投入的指标。浙江工业部门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数显得较少，研发人员/劳动力比率低于全国平均值的原因可能同其人力资本供应能力相对较弱有关。
将统计上的R&D人员作为实际从事技术开发的人数是不准确的，统计年鉴所公布的R&D人员并没有涵盖所有工业企业。江苏和浙江实际的R&D人员肯定比统计公布的数量更多。以江苏为例，第一，江苏大中型工业企业从事科技活动人数从2000年的14.71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29.34万人，增长1倍以上。科技经费支出从90.83亿元增加到797.24亿元，增长近8倍。企业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从2005年的2868件增加到2009年的8370件，增长近2倍。第二，在2000-2009年期间，江苏从事科技活动人数从19.42万人增加到67.17万人，增长2.5倍；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从11.03万人增加到24.41万人，增长1倍以上。⑩浙江在2003-2009年期间也对技术开发进行了巨大的投资。大中型工业企业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从7.82万人增加到17.86万人，增长1.3倍；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从74.97亿元增加到311.47亿元，增长3.2倍；企业的R&D经费支出从36.93亿元增加到192.52亿元，增长4.2倍；同期企业的发明专利授权数从600件增加到2643件，增长3.4倍。(11)就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而言，科技活动人员从12.80万人增加到31.19万人，增长1.4倍；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从151.70亿元增加到552.64亿元，增长2.6倍；企业R&D经费支出从55.49亿元增加到274.13亿元，增长3.9倍；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拥有数从1925件增加到11098件，增长4.8倍。
事实上，在长三角地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增长率比劳动力增长率要高得多，用于技术开发的资金增长率也要比生产总值增长率更高。这些是解释长江三角洲专利增长和工业生产力提高的基本经济因素。可以假设，知识资本存量是与次级或县级区域从事研发活动累积的经验成正比的。更多的研发活动必然增加知识资本存量。该区域的企业研发活动可利用的知识资本存量越多，创新成本越低，创新的回报率就越高。显然，企业的产品开发成本随着知识资本的积累而下降，也就有更多的企业会增加研发的投入。长江三角洲地区近10年的数据分析可以使我们比较有把握地确定人力资本投入带来的创新价值和工业产出价值，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投入在总体上有小幅度上升，产出则成倍上升。
当前，长江三角洲已经在研究与开发上投入了许多资源。县级区域工业化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可能不是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是投入更多的用于技术开发的资本，未来10年要实现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目标，长三角除了增加资金投入之外，至少要使百万人口中的研发人员数量增加一倍。
工业化与技术化不是互相冲突或互相排斥的，它是一个演进过程。大量的经验和研究反复阐明了科技创新活动遵循着一种基本模式，即创新力是以工业实力为基础的，同时又显示拥有工业实力并不一定能够持续不断地提高创新力，因而我们也需要一个持续增加科技资源提高工业实力的发展战略。
四、我国创新战略的另一种含义
客观地说，本文对县域技术创新问题的分析是粗浅的，其创新机制可能还是一个“黑箱”。但是，对工业产出增长率和技术创新趋势的研究使得县级区域有必要重新认识本地技术创新资源集聚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应。如我们多次强调的，当今工业增长最快的区域不是规模最大的城市，而是拥有不断创造工业就业岗位的中等规模城市，就是像苏州、无锡、宁波、绍兴以及昆山、吴江、常熟、慈溪、余姚、温岭等这样的县级区域。一方面，技术创新的成果更多地涌现在中等规模的城市中；另一方面，县级区域制造业的就业比重正在不断上升，显示出更强的竞争优势。我们发现，长江三角洲越来越多县级区域进入到专利创造的发展阶段，尽管研究中缺少技术开发投入经费的数据，但研发人员数的增长和科技活动人员/工业劳动力比率的不断上升就是区域重视技术投入的实际结果。作为生产要素，科技人员的经济重要性一直在上升，它在县域工业生产力提升中的重要性变得更大了。从长江三角洲区域的整体来看，技术创新的投入只会随着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上升，其可以投入的总量会随着更多的县级区域进入到工业技术化阶段而成倍增加。
一般的认识上，中国科技创新的主要区域是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不同于以往的创新能力变动的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和长江三角洲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基础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县级区域已经成为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最坚实基础，从而使得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从国家层面向县级区域延伸，使国家创新体系的范围更加广阔，创新的层次更加丰富。区域创新能力变动的事实要求国家创新资源的配置战略进行调整，要促使科技资源向次级区域和县级区域集中和集聚，一个新的配置模式可以从根本上提高整个国家的科技创造能力。当越来越多的次级区域和县级区域从制造中心向技术创新中心转变时，整个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必然会以一种超常的速度表现出来，科技创新力的空间扩展也是惊人的。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二篇第八章第三节：增强县域经济活力，2011年3月5日。
②殷醒民：《技术扩散效应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40-68页。
③菲利普·阿吉翁、彼得·霍依特：《内生增长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④张公嵬、梁琦：《产业转移与资源的空间配置效应研究》，《产业经济评论》，2010年第3辑。
⑤《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第514页、《2010年江苏统计年鉴》第764页。
⑥余泳泽、武鹏：《GDI、技术势能与技术外溢——来自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2010年第11期。
⑦菲利普·阿吉翁、彼得·霍依特：《内生增长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2页。
⑧Aghion,Philippe,Nick Bloom,Richard William Blundell,Rachel Susan Griffith and Peter Howitt,2005,"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2):701-728.
⑨World Bank,2011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Washington DC.,2011,第314～316页。
⑩《2010年江苏统计年鉴》，第569页。
(11)《2010年浙江统计年鉴》，第479～4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