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新出虎簋盖的年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出论文,年代论文,虎簋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虎簋盖，1996年8 月出于陕西省丹凤县（注：王翰章等《虎簋盖铭简释》，《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失器。盖上有铭文161字，所记历日，年、月，月相，日俱全，是研究西周历法的重要材料。关于其年代，学者已多有讨论，一般认为属西周穆王时期，少数学者认为应属恭王时期（注：《虎簋盖铭座谈纪要》，《考古文物》1997年第3 期）。我们也对此作了一番考察，结论与目前一般的看法不尽相同，故撰此小文，以就正于大方。
在讨论年代之前，先就其与年代有关的铭文内容补充以下两点。
1.更乃祖考胥师戏。胥，西周金文作疋，与足为一字，《说文》云：“疋，足也。”胥在文献中有佐助之意，《广雅·释诂》：“胥，助也。”所以这里的胥师戏即谓辅佐师戏。
2.鸾旂五日。谓鸾旗之上画有五个日象。又有“旂四日”，见于羖簋盖（注：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市发现西周羖簋盖》，《文物》1979年第2期。）， 应是旂旗上画四个日象。《左传》桓公二年：“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注云：“三辰，日月星也。画于旂旗，象天之明。”又，《周礼·司常》：“日月为常。”这种旂旗见于出土文物，如《山彪镇与琉璃阁》图11铜鉴中层图案之三就有五个日象的长条形旗帜。1965年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壶（注：《中国古青铜器选》67 ， 文物出版社，1972年。），旗帜上是四个日形。张政烺先生对此有较详的解说（注：张政烺《王臣簋释文》34—3 5页，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1982年。）。
虎簋盖通体饰直棱纹，这种簋盖在西周器物中不是很常见，且失器，这里先就与之相联系的器物进行讨论。该器与传世的师虎簋文考均为日庚，祖考所司都是武职，铭文用字措辞也多相同，故本器的虎应即师虎簋的师虎。师虎簋是一种通身饰瓦纹的敛口环耳簋，这种簋有其他若干件可资对照研究。对这一类器物流行年代的考察，直接关系到其年代的推定。
一 敛口瓦纹簋流行的年代
与师虎簋形制、纹饰相同的敛口瓦纹簋有无
簋、乖伯簋、询簋、豆闭簋、即簋。年代比较明确的有三器：1.无簋，记王征南夷。西周金文记载周人与南方淮夷发生战事的主要属于穆、厉、宣三世，与文献的记载相合。该器记载的史实徐中舒先生已指出应属厉世（注：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马承源先生也指出该器与翏生盨和噩侯驭方鼎所记为一事，后两者的时代也都在厉王时期（注：马承源《关于翏生盨和者减钟的几点意见》，《考古》1979年第1期。）。2.询簋， 与师询簋为同一人所作，李学勤先生已指出，师询簋由其铭文内容来看，“很清楚是宣王初即位时的口吻，《两周金文辞大系》说：‘本铭与毛公鼎如出一人手笔，文中时代背景亦大率相同’，定其年代为宣王元年二月，是确切的。”（注：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今按该器铭文中有不少与毛公鼎相同的语句。 此外，铭文格式“王若曰……王曰……”也与毛公鼎相同，这种格式在文献中又见于《书·文侯之命》，可见该器年代确应为宣王元年。询簋作于十七年，李学勤先生认为师询簋提到曾“绥立”宣王，是师询在厉王时已任职，故询簋乃师询初继父职时所作，当为厉王十七年，其说甚是。3.即簋，与同出的师丞钟的作者为父子关系。李学勤先生指出，师丞“主要的活动时期在厉王之世”（注：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我们同意他的看法。 后者铭文中有一些流行于西周晚期的词语，如“喜侃前文人”，相同或相似的说法又见昊生钟、
钟、兮仲钟、井人佞编钟、梁其钟、晋侯苏钟等，多是晚期厉宣之物；“用祈屯鲁永命”，即克钟的“用匄屯嘏永命”。后者铭文中已出现了“周康剌宫”，唐兰先生已指出应为宣王时物（注：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 《考古学报》1862年第1期。），但学者尚有不同意见。 新近李学勤先生也指出克钟的“周康剌宫”为厉王之庙，该器的十六年“必须属于宣王”（注：李学勤《吴虎鼎考释》，《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3期。）。 克所作器除钟而外，尚有鼎盨等若干件，其中克盨有“周康穆宫”，是指的穆王之庙，学者并无异说。既然如此，则“周康剌宫”当然也就是指的厉王之庙了。此外，大克鼎右者为申季，同于伊簋，后者器形纹饰均同师
簋、颂簋等宣世器，年代当在宣世。小克鼎器形纹饰同于宣王时的史颂鼎和东周初期的鄀公諴鼎，字体也较晚，如命字已加口，这种写法常见懿孝以后器铭，其字已添加下部的底座，都说明克器基本上属宣王时。师丞钟除措辞带有晚期特色外，字体也较晚，如其字写法同小克鼎等西周晚期器，器形纹饰又非常接近厉王时的宗周钟和梁其钟，都透露出该器年代确应大致在厉世。以此推之，作为其父辈所作簋的年代应大致在夷世前后。
上所论三器，两器属厉世，一器属夷世，与其形制相同的乖伯簋和豆闭簋的年代也应在夷厉之世。二器本身也具有较晚的特征，乖伯簋字体风格较晚，命字已加口，“婚媾”一词只见于晚期器，如克盨、殳季良父壶等，时代均不早于宣世。铭中提到的益公，也见于上述厉王十七年的询簋。故该器的九年，应为厉王九年。豆闭簋字体也较晚，命字有口旁，右者为井伯，这些都与利鼎同，后者器形纹饰又类同多友鼎，其年代应在夷厉时期。
以上的讨论说明，这种敛口瓦纹簋主要流行于夷厉时期而以厉世较多。也就是说，以器形纹饰而论，师虎簋大致是夷厉时器。
上海博物馆藏散伯簋，除圈足下多了三小足外，器形纹饰与上述瓦纹簋相同，该器的其字已是西周晚期流行的写法，可作为这类瓦纹簋年代的佐证。
陶器中也有类似瓦纹簋的器形。如张家坡VI式陶豆（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图一九：3，图版十：1，《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除圈足稍高无环耳外，余则与铜瓦纹簋完全一致。VI式除豆流行于张家坡第五期，年代大约在厉王前后。
二 相关人物的活动时期
上已推定敛口瓦纹簋流行的年代约在夷厉时期，各器铭文中提及的人物有益公（询簋、乖伯簋）、内史吴（师虎簋）、井伯（豆闭簋、师虎簋）、师戏（豆闭簋）、定伯（即簋）。
以这些人名为线索，相关铜器可联系成7组（见表一）。
表一中7组并不一定是按时代顺序排列的， 对各组铜器的联系主要是根据右者（即傧导者），另外再辅以册命者。因为右者多为地位较高的重臣，并且不是一种固定的职务。也就是说，某人任右者，只是在他活动时期的某一时间段，所以右者相同之器，一般应属同一王世。而册命者则不同，这种职务由史官担任，史官乃终身职业，故册命者相同的器物，彼此间年代的距离应较右者相同的器物相对大些，所以我们将此作为联系的次要条件。
第一组4器右者均为司马共，册命地点也相同， 属同一王世无疑。此组年代可由以下三点推定：1.为史墙之子，墙之祖父旂曾参与昭王末年的南征，其生存年代的下限理应延及穆世。墙之父丰应为穆恭时人，因此墙之袭爵应在恭王后期。恭王以后，因孝王为穆王子，穆王在位又年数长久，以理推之，懿孝二世应不会很长，陈梦家先生将该二世均各估计在10年左右（注：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一）》，《考古学报》第九册。），周法高先生推断懿世九年，孝世十五年（注：周法高《西周年代新考——论金文月相与西周王年》，《大陆杂志》第六十五卷第五期，1984年。），应该是近于事实的。史墙在恭王后期袭爵，其年龄应该同孝王相去不远，因此完全可以活到孝世乃至夷世初年。李学勤先生也认为墙活到了孝世（注：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由于孝世不长，因此推测器的年代应在夷厉之世，盨在器中年代是较早的，应在夷王时期。2.此组的史年又见于王臣簋，王臣簋为厉王初年器。3.该组中谏簋有不少接近晚期器的地方。该器器形和纹饰同于扶风凤雏村西周窖藏出土的窃曲纹簋，同出还有伯
父盨、伯尚鼎和甗等器（注：《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三）》7～11， 文物出版社，1980年；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青铜器窖藏简报》，《文物》1979年第11期。），都是西周中晚期之际的器形纹饰。其中伯父盨记三十三年，学者多认为是厉王三十三年，我们认为是夷王三十三年。此外，该器又近厉王时的
簋和元年师
簋，马承源先生认为，这种形制纹饰的簋“据现有材料分析，还没有早于厉王时期的”（注：马承源《关于翏生盨和者减钟的几点意见》，《考古》1979年第1期。）。从铭文内容来看， 该铭中“毋敢不善”也是较晚的词语，相同和类似的说法见于师
簋、善夫山鼎以及虎簋盖、卯簋盖、蔡簋、牧簋、毛公鼎等，除虎簋盖而外，余均厉宣时器。可知“（女）毋敢……”这一类句子主要流行于厉宣时期。综合上述三点，本组的年代大致在夷世。
第二组各器在涉及人物上与第一组有明显的联系，年代应彼此相近，大致在夷世。此组中蔡簋年代偏晚，该器无图，但铭中有较多晚期词语，如“敬夙夜勿废朕命”，相同的语句又见师酉簋、师釐簋、师虎簋、牧簋、师克盨、
盨、大克鼎等，类似的说法见伯晨鼎、恒簋盖等，这些铜器除少数（如恒簋盖）可能到夷世外，余均厉宣时器，可知这是流行于西周晚期的说法，“毋敢又不闻”、“女毋（敢）弗善效姜氏”，也是较晚的说法已见上，故本器元年应为厉王元年而不是夷王元年。
表一
师俞簋
三年 司马共
第
师晨鼎
三年 司马共 师晨、师俗
一 盨 四年 司马共、史年
组谏簋五年 司马共、史年
虘簋 十二年 宰曶、师晨
第望簋
十三年 史年
二扬簋 史年
组蔡簋 史年、宰曶
王臣簋
二年
益公、史年
第询簋
十七年 益公
三休盘
二十年 益公
组 申簋盖 益公 尹（氏）
乖伯簋
九年
益公
第永盂
十二年 益公、井伯、荣伯、尹氏、师俗
四 父、遣仲、师同
组 益公钟 益公
第 
鼎 密叔、内史
五 虎簋盖
三十年 密叔、内史、师戏
第 豆闭簋 井伯 内史、师戏
六 师虎簋
元年
井伯 内史吴
组 牧 簋 七年内史吴
第师
簋盖
司马井伯录、内史吴
七师
父鼎
司马井伯
组 走 簋 司马井伯
第三组4器右者均为益公，年代应相近。 王臣簋器形纹饰同于厉王时的公臣簋和西周晚期的伯宾父簋（注：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新征集的几件西周铜器》，图版叁：1，2《文物》1965年7期。）， 其年代应属厉世，所记为厉王二年。休盘纪年为二十年，与询簋仅差三年，右者同为益公，其二十年也应为厉王二十年。该器所记册命形式“王在□□，旦，王各太室，即位，□□右□□入门立中廷”，也主要见于夷厉宣三世之器而以厉宣之器为多，如师晨鼎、谏簋、盘、此鼎、颂鼎等。申簋盖无纪年，饰顾首鸟纹，给人的印象是时代较早，但与之类同的顾首鸟纹也见于西周晚末的芮太子伯壶腹部，可见这种鸟纹也不仅仅只是流行于西周中期以前。铭中既有益公为右者，则其年代也应与本组其他器相近。该器字体也较晚，命字已加口旁；册命者为尹，即尹氏之脱，下面在讨论永盂的时候将要谈到尹氏主要见于西周晚期器，这些也都可以作为本器年代的佐证。根据右者益公，推测其年代大致在厉世，上限或可到夷王晚末。
第四组3器均有益公，但都不是右者，与上组不同。 乖伯簋年代已见上，益公钟为益公自作，铭文简略，无明显的年代特征。本组的重点是永盂。该铭除益公外，同时还提到井伯、荣伯、师俗父、遣仲、师同等人。此外，还有尹氏。这些人物，联系到以下各器：井伯见五祀卫鼎，荣伯见三年卫盉，师俗父应即五祀卫鼎的伯俗父及师晨鼎的师俗，遣仲见孟簋、
鼎，师同见师同鼎。以此为依据，可推测永盂的年代。
五祀卫鼎与卫盉属同一王世，前者已提到恭王，年代在懿王以后，这一问题关涉到谥法（注：彭裕商《谥法探源》，《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裘卫四器的年代，目前学者多认为在穆恭之世，其中卫簋年代最早，应在穆世，只有日人白川静认为该器属厉世（注：白川静《金文通释》卷六，第273～275页，白鹤美术馆。）。我们认为，该器应是卫器中最晚的，所记二十七年是夷王二十七年。卫盉等3器早于卫簋， 其年代不出孝夷二世（注：彭裕商《西周时期全历日铜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学术讨论会论文。）。师晨鼎年代约在夷世已见上文；孟簋花纹与上所论申簋全同，其鋬耳兽首的耳部形制极似西周晚期的陈侯方座簋（注：临潼县文化馆《陕西临潼发现武王征商簋》，图版三，《文物》1977年第8期。）；鼎器形类同张家坡M105鼎。3器年代均不会太早， 估计约在孝夷之世。师同鼎，李学勤先生已指出其作者即永盂的师同（注：李学勤《师同鼎试探》，《新出青铜器研究》第119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师同鼎器形纹饰属西周晚期前段，与之类同的如多友鼎、南宫柳鼎、大鼎、利鼎等，年代均不出夷厉二世。师同鼎铭文分铸，李学勤先生指出这也是晚期器铭的特点，铭中其字已是常见于晚期器铭的写法，故其年代应在厉世前半期。尹氏，陈梦家先生指出：“西周初期的史官以作册为主，中期以内史为主，而尹氏至晚期始盛……西周晚期，内史与尹氏并存，其制延至春秋，所以《左传》僖廿八年周襄王命尹氏与内史赐晋文公命。”（注：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考古学报》1956年第1 期。）在西周金文中，提到尹氏的基本上都是厉宣时器，少数上限或可到夷世。
以上与永盂在人名上有联系的器物，年代都大致在孝夷二世，由此推断永盂的制作年代应不早于孝世。考虑到该器有益公，又有尹氏，故推测其年代应属夷世。该器所饰窃曲纹多见西周晚期器，铭文字体接近乖伯簋，命字加口，这些也都说明永盂的年代已接近西周晚期。
第五组2器右者相同，时代应相近。但盉鼎无器形可据， 其年代当依虎簋盖而定。
第六组豆闭簋、师虎簋已见上。牧簋为方座簋，其器形纹饰接近西周晚期的虎簋（《上铜》56）和卓林父簋（注：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青铜器铭文拓本选编》110，文物出版社，1985年。）， 但从耳形来看，牧簋年代更晚。牧簋铭文“王若曰……王曰……”同于宣王时的毛公鼎、师询簋等；“毋敢……毋敢……”措辞同毛公鼎。这些都可看出牧簋具有很多宣王时器的特点，其年代可能在宣世，至多只能到厉世。鉴于该铭内史吴见于师虎簋和师簋盖，故暂定其年代在厉世。
第七组3器右者均为司马井伯，时代应相近。其中师簋盖有内史吴与上组相联系，该器形制纹饰均同卯簋盖与番生簋盖。前者有荣伯，荣伯又见敔簋，徐中舒先生已指出应为厉王时之荣夷公（注：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59年第3 期。），其年代属厉世。后者铭文中相同的词语见大克鼎，所记赏赐物名称、种类又同于毛公鼎，这些都说明番生簋盖的年代也不应早于厉世。师簋盖器形纹饰与该二器相同，年代自应相近。与师父鼎器形纹饰相同的有张家坡M105墓鼎（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图一五：2， 《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和张家坡墓5号鼎（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考古队《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清理简报》图一：2，图版二：5，《考古》1965年第9期。），前者相当厉王前后。 后者推测年代“可能在夷厉时期”（注：李丰《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年代》，《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我们认为，师父鼎的文字也应较晚，命字已加口，据右者司马井伯的联系，其年代应在厉世。走簋器形纹饰是西周中晚期常见的，但其耳形已类同宣世器，再加上右者司马井伯，其年代也不应早于厉世。
由上所论，各组器铭中重要人物的活动年代大致为：司马共（夷），史年、益公、井伯（夷厉），司马井伯、内史吴（厉）。其中内史吴可能已延及宣世，井伯与司马井伯可能是一人。最后，还有即簋提到的定伯，此人见于卫盉和五祀卫鼎。前已指出卫器的年代应在孝夷之世，与前所推论即簋的年代相合，该3器的定伯应为同一人。
这些人物都大致在夷厉时期，与这类器物流行的年代吻合，证明我们对这类器物年代的推测是合理的。
三 虎簋盖的年代
虎簋盖的年代，目前学者多定在穆世，我们认为这件器物肯定不是穆王时期的。由以下几点来看，其年代应属夷王晚末。
1.陈梦家先生早已指出：“策命时傧导之人（按即右者），只有从共王起才见载于铜器。”（注：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从凡是年代比较确切的穆王以前的器物看，未见右者，恭王初的长田盉、遹簋和恭王八年的师
鼎也无右者，恭王后半期的史墙盘历数各王及其先祖，似为记史而作，但铭末云“对扬天子丕显休令”，可知实为受王命初袭职时所作，但仍未出现右者。如此看来，右者见载于器铭应是恭王晚期以后的事。而虎簋盖铭文记册命制度，有右者，其年代不能早于恭王。
2.师虎簋与本器为同一人所作，前者器形纹饰不出夷厉二世，其他方面可供进一步推断其时代的还有：内史吴与牧簋等相联系；其字已是西周晚期的写法；铭中“敬夙夜勿废朕命”的说法流行于西周晚期；记年为元年。据此，可将其年代推定为厉王元年。本器记年为三十年，铭文记王命虎佐助师戏，应是虎初袭职时之事。师虎簋铭自称为师，其事应在后。铭文字体虎簋盖也略早些，故其三十年应为前一个王世的三十年，即夷王三十年。
3.本器的师戏，又见豆闭簋，说明2器年代相近。 前已指出豆闭簋的年代约在夷厉二世。
4.以器形、纹饰而论，本器同于晋侯墓地M64所出的
休簋盖（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 ）和传世的是□簋盖（注：严一萍《金文总集》（三），第1337页。），也与长安马王村出土的是要簋盖（注：西安市文物管理处《陕西长安新旺村、马王村出土的西周铜器》，图版四：3，《考古》1974年第1期。）非常相似。发掘者认为M64 的墓主应为晋侯邦父，该墓年代当在西周末年。裘锡圭先生指出晋侯邦父应即晋穆侯（注：裘锡圭《关于晋侯铜器铭文的几个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2期。），为周宣王时人，故休簋的时代应属西周晚期。是□簋形制纹饰全同休簋，字体也晚，也很接近西周晚期的齐巫姜簋（注：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 第342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这些都说明本器年代已近西周晚期。但在字体上，本器又早于休簋和是□簋，故将其年代推定在夷王晚末是合理的。
关于夷王在位年数，各家说法不一，但大多不足30年，拟30年以上的有陈梦家先生认为30年；“所定年代是可靠的”（注：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一）》，《考古学报》第九册。）；周法高先生认为34年（注：周法高《西周年代新考——论金文月相与西周王年》，《大陆杂志》第六十五卷第五期，1984年。）；白川静先生认为39年（注：白川静《西周断代和年历谱》（一），《金文通释》卷五，第355～367页，白鹤美术馆。）；董作宾先生认为46年（注：董作宾《中国年历总谱》，《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四册，台湾艺文印书馆，1978年。）。如本文的讨论不误，就证明了夷世至少有30年。
最后我们再谈一下盉鼎。该器有密叔与虎簋盖相联系，学者多认为其时代属穆世。该器无器形可据，铭文与字体也与穆王时器不类，而与西周中晚期器类同，所以我们觉得不能据该器将虎簋盖的年代定在穆世，相反，该器的年代应依虎簋盖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