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哲学范式的回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古希腊开始到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自然科学化”的长期发展过程：哲学的天文学化、生物学化、物理学化、数学化等的不断发展和强化，留下了一条明显的“自然科学化”轨迹，也形成了一种哲学理解范式。这种理解范式的特征是：以关注自然为主，并用把握自然的准则来把握人自身。这种哲学范式追问世界的本源、始基、本质、理念、形式、法则、规律，寻求世界的统一性、同一性、同质性、一般性、整体性、永恒性和必然性。其理论形态主要表现为意识哲学、思辨哲学、理论哲学等，传统的形而上学代表了这种哲学范式。然而，西方哲学史上还有另一种同样发源于古希腊哲学、但在后来的哲学发展中被遮蔽而式微的哲学范式，其主要特征是以“认识人自己”为己任，把哲学的目光从关注“自然世界”转向人创造的“文化世界”，并聚焦在人类自身的现实生存活动上。这种哲学范式更多地关注文化的民族性、时空性、差异性、价值性、共通性(通约性)和有效性，探寻人的行为的复杂性、多变性、微妙性等特征，并透过分析人的文化世界达到对人的把握。本文称这种哲学理解范式为文化哲学范式。进入到20世纪，在经历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关系的大讨论之后，哲学家们开始了对“哲学科学化”的全方位反思和批判，同时也对思辨哲学、理论哲学、实证哲学的后果进行了清算。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化哲学范式的全方位复兴和回归。哲学家们从现象学、解释学、社会学、历史学、知识考古学等方法入手复活文化哲学范式，大批哲学家开始批判实证主义哲学和科学哲学，探求后形而上学思想形态。例如，西美尔到生活世界的深处探索生命冲动与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韦伯在跨文化比较的理论视野中探寻人的行动的理性和非理性类型，胡塞尔、海德格尔用现象学方法分析生活世界中人的真实状态，伽达默尔不满足于解释学仅停留在方法论层面，而强调哲学就是解释学，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游戏说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分析无孔不入的微观权力结构，哈贝马斯通过交往行动理论和语言哲学建构后形而上学思想。20世纪西方哲学产生了重大转向，语言哲学、解释学、交往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后形而上学思想，成为文化哲学范式复兴的主要代表。
一、文化哲学范式当代回归的原因
从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20世纪人类取得的一些重要的科学技术成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经过启蒙运动之后确立的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催生的结果。一系列重大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使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也使人类社会进入到以信息化、知识经济等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文化特征发生了重大转变：传统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特征逐步蜕变，后工业文明特征愈发凸显。传统的农业、工业生产方式被高科技手段所取代，民族之间交往的深度和广度日益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借鉴、冲突、融合使原有的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嬗变。人类面对的问题和困境也发生了变化：与生态环境失衡、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匮乏等从外部制约着生产和生活的自然界问题相比，文化世界的内部问题成为更为繁重和紧迫的问题。以启蒙精神为内核的现代文化模式引发的文化危机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人类的生存，正是对这种文化危机的全面反思批判，导致了文化哲学范式的回归和复活。
首先，对20世纪西方文化危机的批判，需要文化哲学的理论支持。启蒙运动确立的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在近现代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20世纪，技术理性的幻灭和人道主义的危机标志着这种文化精神自身存在严重的矛盾。第一，理性化原则的全面贯彻导致了科学万能论盛行，人自身的价值、崇高、精神、自由在日益严重的异化社会中被消解和宰制，人沦落为只满足于物质欲望的“单面人”，成为按理性原则严格设计的牢笼中的“囚徒”。理性精神、科学万能论、技术乐观主义、历史进步主义等意识形态，需要从文化哲学高度加以批判。第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取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成为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首要问题：人直接受到自然力的压迫逐步减轻，相反，人受到自身创造的文化世界的严重束缚和压迫却日益加重。无孔不在的微观权力在民主的合法外衣包裹下大行其事，科学技术、理性知识成为人们膜拜的新上帝，人失去了自然与传统文化的天然纽带，现代性的价值大厦开始坍塌，生活在文化焦虑之中的人们备受煎熬。第三，西方的现代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示范效应，资本主义文明的火种传播到了每一个文明的角落，以“资本逻辑”为内涵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强大征服力得到充分展示。这种文化传播除了推动或刺激其他文化发展外，也激发起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自觉和反抗。这些民族一方面欣然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物质果实，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文化被动摇、侵蚀、破坏而感到焦虑和愤怒。他们的深层的文化根基遭到动摇，进而产生文化寻根、文化保守、文化拒斥、文化反抗等后果。这些受到冲击的文化自身的哲学思维、审美特性、主导价值等也会发生变化，文化的自觉意识得到增强。
其次，解决文化世界的问题需要哲学方法论的革命，人文科学的诉求也从学理层面推动了文化哲学的回归。第一，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危机客观上推动了哲学范式的转换。在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进行批判的进程中，于19世纪中叶产生的实证哲学到了20世纪得到充分发展。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迄今一切可能事务的唯一仲裁者。实证主义者希望对一切实践、传统、习俗和制度都进行科学分析，它们必须无条件地成为科学，否则就将死亡。从一定意义上讲，实证主义理想在20世纪基本得到了实现。然而，这种思维方式和哲学态度同样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科学哲学内部率先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甚至出现了从语言学、逻辑学等最为基本的思维方法层面进行的反抗。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在晚年开始对当代科学理论进行深刻反思，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在他看来，真理的标准不能仅仅局限于事实，“伦理作为科学真理的一个标准”同样可以；“实在论与知识都具有历史性，科学的解释同样具有模糊性”(费耶阿本德，第243、129页)，科学的知识无法从根本上征服实在的丰富性。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必须用一种新的范畴解决新的问题。科学哲学家们应该达成基本的共识，因为“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发生任何真正遭遇的前提，是创造新范畴以便超越现有矛盾并能够走向善的道路的前提。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我们需要文化的以及民间的自觉，我们需要哲学”。(同上，第274页)他所说的哲学肯定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而是一种体现文化精神内涵的文化哲学。第二，人类所面对的文化世界的复杂性问题，需要文化哲学范式给以解决。文化世界的问题充满了复杂性和特殊性，需要用社会科学加以解决。在雷舍尔看来，社会科学具有挥发性(volatility)，“因为我们在社会科学中遇到的所有‘规律’性表现，都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在任何时间内均可重复的，而仅仅再现了特定社会世纪的短暂规则性，其状态也无法严格再现其永久和普遍性，因此它们具有挥发性”。(雷舍尔，第90页)在雷舍尔看来，社会科学之复杂性所依赖的最终分析，不仅与它的交互参量中的多样性有关，而且与它处于参量相互关系之中的易变性有关。(同上，第91页)因此，哲学应该放弃用简单化原则去发现宏观规律(这种发现的结果貌似全面肯定而实则片面虚假)的思维方式。第三，传统的数学化的思维方式、思维工具面临着逻辑的社会文化性的挑战。逻辑的合理性是相对于文化的，即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合理的逻辑，这就是逻辑相对于文化的合理性问题。例如一项说理活动必须考虑到如下情形：“说理活动的社会文化性。说理活动的参与者(简称参与者)隶属于某一文化群体；为了实现某一目标，他们在给定社会的某个语境中展开说理活动。说理活动的动机。参与者通过说理活动辩论或反驳某一立场或论点，提高或降低其他参与者对该立场或观点的接受程度。说理活动的语言。作为说理这类社会交往活动之媒介和背景，它不仅包括自然语言，还包括肢体语言、视觉图像语言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其他事物等……”(鞠实儿，第36页)由此可以发现，哪怕是纯粹的“形式逻辑学”也必须深入到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以及包括历史学、民族志在内的人文学科内，才能具有更强的效用。
再次，哲学与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不断被自觉。传统的形而上学力图使哲学成为普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刻意割断或回避哲学与特定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事实上，任何哲学都是特定民族文化的产物，是特定文化的外显和自觉。这种情形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逐步被更加充分地呈现出来。原有的把人作为纯粹的真理探寻者并想逃离出身、家庭、地位、宗教、社会角色、历史等“文化樊篱”束缚的梦想和神话破灭之后，人们开始自觉地回到无法割舍的文化世界之中，并充分地认识到：“文化没有掩匿真理。文化是真理的工具。我们不仅不能逃离文化，我们也不应该逃离，因为在文化之外我们发现不了意义，并且因此发现不了真理。文化和文化性，人类生产和阐释文化的能力是这种存在者的本质。没有它们，就没有人类生存。正是通过重振文化概念的活力，我们才能建构一个个更加富有成效的主体主义的替代性视野，更加充分地从整体上把握现代性的发展。”(卡洪，第351页)
总之，正是对现代西方文化危机的反思和批判、对民族文化的自觉、对实证主义思维方式的反叛等，凸显了文化的重要地位，导致了文化哲学的回归。
二、当代文化哲学范式的主要表现
以文化哲学回归为标志的当代哲学转向的主要特点是，关注的不再是抽象的人、具体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人，而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的现实存在及行为。其中，体现人的存在及其特征的语言沟通活动、交往活动成为哲学关注的焦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哲学、罗蒂的激进语境主义哲学、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便属于典型的文化哲学表现形式。
首先，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哲学思想。伽达默尔认为，他所发展的解释学不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是理解除了其方法论的自我意识之外，人文科学究竟是什么的一种企图；它探讨将人文科学与我们世界的经验整体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伽达默尔指出，“我们一般所研究的不是科学及其经验方式的问题——我们探究的是人的世界经验和生活实践问题。借用康德的话来说，我们是在探究：理解怎样得以可能？这是一个先于主体性的一切理解行为的问题，也是一个先于理解科学的方法论及其规范和规则的问题。我认为海德格尔对人类此在(Dasein)的时间性分析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本书的‘诠释学’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它标志着此在的根本运动性，这种运动性构成此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因而也包括此在的全部世界经验”。(伽达默尔，第2版序言，第6页)
伽达默尔进一步强调，“像古老的诠释学那样作为一门关于理解的‘技艺学’，并不是我的目的。我并不想炮制一套规则体系来描述甚或指导精神科学的方法论程序。我的目的也不是研讨精神科学工作的理论基础，以便使获得的知识付诸实践。如果这里所进行的研究有一种实践的后果，那么它确实不是一种为非科学的‘承诺’而得出的实际结论，而是一种为‘科学的’诚实性而得出的实际结论，即承认一切理解中都有实际的承诺。但是，我本人的真正主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哲学的主张：问题不是我们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伽达默尔，第2版序言，第4页)
总之，伽达默尔强调，科学的认识乃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我们决不能以近代自然科学的认识和真理概念作为衡量我们一切认识方式的标准。他所关注的是在经验所及并且可以追问其合法性的一切地方，去探寻那种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真理经验。在他看来，哲学的经验、历史的经验、艺术的经验本身，这些都是不能用科学方法论手段加以证实的真理借以显示自身的经验方式。
其次，罗蒂的激进语境主义哲学。罗蒂站在实用主义立场上，拒斥形而上学、主张多元论、强调信仰的重要性、关注人的行动，认为人的本质是活动，人以自己的事业和达到自己目的的行为为中心，效果、有用性是检验人的思想和行动有无意义的标准。他提出一种新颖的哲学观、文化观，旨在为哲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在他看来，对人生重要的不是哲学而是文学和政治学。哲学家并没有特别的知识、特别的洞察力和特别的方法来解决人生的重大问题，哲学也并不比其他学科具有优越的地位，我们应该抛弃这种超历史、超文化的哲学观。在这种文化中，哲学应当同自己时代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并同诗歌、艺术、科学融合在一起。后哲学文化也是一种反讽文化，未来的社会是一个理想自由的社会，在这样的世界中人们所推崇的是像自由反讽人这样的全能的知识分子。(参见罗蒂，第43-47页)
罗蒂特别指出，在后神学文化中，哲学替代了神学的地位而成为文化之王。但在后哲学文化中，不但哲学不能成为文化的其他部门的基础，而且没有任何学科可以担当以前哲学所担当的这种角色。(罗蒂，译者序第33页)罗蒂对他所期望的后哲学文化作了如下描述：“没有人，或者至少没有知识分子会相信，在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标准可以告诉我们是否与实在相接触，我们什么时候与(大写的)真理相接触。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没有哪个文化的特定部分可以挑出来，作为样板来说明(或者特别不能作为样板来说明)文化的其他部分所期望的条件。认为在(例如)好的牧师或好的物理学家遵循的现行的学科内的标准以外，还有他们也同样遵循的其他的、跨学科、超文化和非历史的标准，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这样一个文化中，仍然有英雄崇拜……这只是对那些非常善于做各种不同事情的、特别出众的男女的羡慕。这样的人不是那些知道一个(大写的)奥秘的人、已经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人，而不过是善于成为人的人。”(同上，第14页)
总之，在后哲学文化中，大写的哲学死了，但哲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部门本身没有消失。然而，哲学在一个后哲学的文化中不再具有文化之王的地位，而是“小写的哲学”。“这些人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也没有任何集体的自我形象可以作为‘专业’。他们可能像现在的哲学教授那样，对道德责任而不是诗体学感兴趣，或者对表达句子而不是表达人体感兴趣。但他们也可能不是这样。他们是兴趣广泛的知识分子，乐于对任何一个事物提供一个观点，希望这个事物能与所有其他事物关联。”(同上，第14-15页)
罗蒂之所以提倡“小写的哲学”，是要超越以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为中心的传统哲学。在罗蒂看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根本特征是对现象与实在作出区分的本质主义。
不仅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是必须加以抛弃的，而且作为与这种传统哲学相连接的语言哲学也必须实行根本性的转折，即应从原来对语言与实在之间关系的研究，转入对人们之间的符号和声音的交换关系的研究。罗蒂指出：“一个后哲学文化中哲学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为我们的后代提供一种描述我们遇到的各种描述方法的方法，即一种对人类迄今为止已有的各种描述的描述”；“因此它是对我们人类迄今发明的各种谈话方式的利弊的比较研究。简言之，它很像有时被称为‘文化批评’的东西”。(罗蒂，第16页)这说明，罗蒂的激进语境主义是在强调人的真理探求和日常道德行为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内在制约关系。
第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事实上，自从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概念之后，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视界就有了转移，逐渐地从人的实践行为、日常生活出发去研究蕴涵其间的哲学问题，突出了实践问题的重要意义，进而产生了“实践哲学”的复兴浪潮。哈贝马斯的哲学便带有实践哲学的倾向。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的最大问题就是人们不能真实地交往，社会的批判和改造根本上就是要使人们的交往真实化、合理化，以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进而由交往的合理化建立起社会的合理化。
哈贝马斯反对以传统形而上学为表现形式的“意识哲学”，他认为：“今天，哲学已经无法再把整体知识意义上的世界、自然、历史和社会当作一个总体来加以关照。世界观的理论替代物之所以失去了意义，不仅仅是由于现实中经验科学取得了进步，更多的还是因为，伴随着这一进步而出现了一种反思意识……在此过程中，哲学主题一方面有所变化，另一方面则又保持了稳定。围绕着比较固定的核心主题，当代哲学，包括逻辑学、科学理论、语言理论和意义理论、伦理学和行为理论乃至美学等，展开了一种较为一致的论证，而它们在论证过程中所关注的是认知、语言理解和行为的合理性在日常生活、经验方法层面乃至系统话语中的形式前提。”(哈贝马斯，2004年，第2页)哈贝马斯吸收普遍语用学、解释学、分析哲学的成果并加以改造，对“语言”有其独特的理解，他认为“语言媒介”在交往行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同上，第94页)同时，自然语言的本质特征不仅在于它具有客观性，而且在于它具有反思性、创造性、实用性、交流性。正因为如此，通过语言的“对话”、“交谈”、“辩论”即可达到主体间的“理解”、“沟通”和“一致”。在这里，哈贝马斯实现了思想之“事”与语言之“器”本质同一的转向。语言被当成了“客观的存在”和“生活世界”本身，世界也变成了“语言”、“符号”。
总之，在哈贝马斯看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语法、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中的传统语境、列维-斯特劳斯的深层结构以及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总体性等，都试图把偶像化的抽象理性重新放回到其语境中去，并把理性定位在它所特有的活动范围内”。(同上，2001年，第7页)
三、当代文化哲学范式回归的启示
哈贝马斯曾断言，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代表了现代哲学思想，而现代思想的主题有以下几方面：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定位；克服逻辑中心主义或对理论优于实践的颠覆。(同上，第6页)文化哲学从总体上涵盖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哲学的主要思想主题。如果我们把文化哲学定位于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范式，那么，文化哲学的当代回归无疑体现了当代哲学的发展趋势和哲学对时代要求的回应。它给予我们如下一些启示：
首先，当代文化哲学的回归表明哲学关注问题的重心在不断下移，哲学重新回到人的真实的生活世界、文化世界，哲学真正肩负起提供生存智慧的使命。它也在对人的行为、行为准则等文化世界问题的关注中体现自身存在的价值。无论是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哲学，还是罗蒂的激进语境主义哲学，抑或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都把目光转向了语言。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表明，“纯思的理性”始终受意志、情感、传统、肉体、行为、语言符号等因素的制约，作为形而上学怪影的理性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哈贝马斯指出：“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范式转换，导致了一场同样深刻的变革。语言符号先前一直被认为是精神表现的工具和附件，然而，符号意义的中间领域现在展现了其特有的尊严。语言与世界以及命题与事态之间的关系取代了主客体关系。建构世界的重任从先验主体头上转移到语法结构身上。”(哈贝马斯，2001年，第7页)以往所迷信的“绝对精神外化”、“我思故我在”开始被“我行动故我在”、“我言说故我在”所消解，“语言是存在之家”成为当代哲学的基本共识。哲学再次返回到其立身之基——人创造的“文化符号世界”，成为文化的自觉和外显、时代精神的精华。
其次，文化哲学在方法论层面为解决文化世界的复杂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传统的形而上学追求对事物的本质把握，热衷于对事物的一般性、规律性、必然性、同一性的解释，把哲学结论或原理看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公式。这种哲学是建立在理性万能的基础和科学的基础上的。然而事实上，哪怕是最为严谨的自然科学都无法从根本上征服自然界的“丰富性”，更何况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中受自由意志、丰富情感、多元价值等多种因素支配的充满了偶然因素的人的行为。自然科学在方法上以研究的对象具有“连续性和同质性”特征为理论前提。然而，对于具有“异质性和非连续性”特征的人及其历史而言，自然科学方法则会失效，建立在自然科学幻想上的传统形而上学的缺陷也会充分暴露出来。相比之下，文化哲学在方法论上以承认人的差异性、偶然性、微妙性、矛盾性、荒谬性、特殊性为前提，透过分析社会史、文化史、心理史中的丰富现象，更加关注微观问题，注意从微观层面去解释人的行为及其历史，从而较为有效地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消解或无视人及其历史之差异的独断论。
第三，文化哲学范式的回归为我们重新认识“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野。文化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历史哲学等为对文化的认识和把握，提供了广阔的理论视角并积累了许多理论资源，文化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得到有效发掘。但是，文化哲学则为重新认识“文化”现象的本质和发掘文化的地位及作用打开了一个新的理论视野。在文化哲学看来，文化世界是我们观察一切事物的地平线，是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结晶和基础，人的各种行为都是一定文化的产物。原来我们把文化仅仅局限于“上层建筑”，这种文化受到经济、政治因素的决定，而在当代文化哲学范式中，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三者之间的界限也不像“楚河汉界”那样泾渭分明；从短期看，生产力水平、政治体制决定文化的发展，但从较长的时间段看，文化则对生产力水平、政治体制产生深远的“决定作用”。
标签：哲学论文; 哈贝马斯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科学论文; 文化哲学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伽达默尔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