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究中的文化偏见——对“大分流”之争的评述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偏见论文,史研究论文,经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我们审视当今各国经济数据时，最直观的印象莫过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经济史研究表明，这种差异形成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公元16-18世纪期间的人类文明“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①关于“大分流”成因的争论，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当中最热门和经久不衰的话题之一，形成了包括气候、土壤和动植物等地理因素，②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③矿藏位置和黑死病等偶然因素，④以及政治经济制度差异等制度因素⑤在内的多种解释。深入剖析上述解释，可以发现不同理论视角的最主要差异集中在回答“大分流的产生是偶然还是必然”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这种差异实质上代表了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欧洲(西方)中心主义”及对其的批判两种根本取向：前者将大分流视作某种欧洲特质产生的必然结果，而后者则强调偶然历史因素在塑造不同地区发展中的角色。通过对这两种研究视角和取向的比较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围绕“大分流”问题展开的种种学术争论。接下来，我们首先将介绍和评析上述两种研究取向的主要观点和逻辑，随后探讨近年来兴起的制度理论对二者的整合性尝试。 一、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欧洲的胜出是一种必然 二战后，在比较政治学兴起的影响下，不少学者就世界不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并归结出西方文明的诸多特质，如古典遗产、基督教、欧洲语言、政教分离、法治、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工作伦理等等。⑥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将西方或者说欧洲近代以来政治经济上的成功归功于西方文明拥有的上述特质，尤其是继承自古希腊和罗马的古典遗产以及基督教传统。⑦强调古典遗产的学者认为，由希腊罗马时期创造并长期保存的文明特质是欧洲崛起的关键前提条件。传承自古希腊时代的自由民主文化和贵族平等主义，以及罗马时代的法治精神，塑造了之后欧洲政治体制发展的基本路径。⑧欧洲人喜爱探索和知识积累的传统，重视分析和逻辑的思维方式，推动了科学技术革命率先在此兴起。⑨上述因素的积累，使得在大分流前夕，欧洲在资本积累、科学技术发展和政治制度准备上已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区域，从而为最终奠定欧洲统治地位的殖民时代和工业革命打开了大门。 从宗教方面来解释欧洲兴起的鼻祖则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韦伯试图从宗教伦理的角度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东方的相对停滞。他认为，人类历史变迁和社会演进的最重要趋势在于理性化，而欧洲经过改革的宗教意识，促进了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和有节制的资产阶级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的产生。尽管没有明确指出宗教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但韦伯确实表明了宗教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某种“亲和性”。⑩这种将宗教文化和经济绩效相联系的观点对后世研究者造成了弥久深远的影响。在韦伯思想的基础上，又有学者从宗教对组织方式和制度形成方面的影响论证了不同宗教环境下经济绩效的差异，认为儒家思想的影响使得中国主要通过宗族中的道德力量来实施契约和维系合作，而基督教的影响则促使西方更多地依赖于正式组织和规则来履行契约和促进合作，进而推动了私人间信任的加强和城市的形成，最终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11)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将欧洲的胜出视为某种地理环境因素或资源禀赋带来的结果，其可以被视作欧洲中心主义的地理决定论版本。譬如，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花费了大量篇幅论证气候因素与一国民族性格乃至法律体制的关联，随后又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亚洲专制主义和欧洲自由法治的来源：亚洲的辽阔平原允许大帝国的产生，并由此产生专制和奴役，而欧洲由于天然的地理限制使得大陆被分割为许许多多的中小国家，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法治必须存在以保护国家。(12)美国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发展出更为复杂的地理决定论，构建了“欧亚大陆地理环境——物种分布——农业社会产生——技术、文字和组织方式、疾病抵抗力——欧洲支配地位”的长逻辑链条，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状况归结为诸多地缘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13) 概况而言，欧洲中心主义的研究视角将“大分流”看作历史发展的必然路径，认为欧洲拥有的某些特质，包括地理条件、古典文化和宗教信仰是造就欧洲最终占据统治地位的终极原因。一言以蔽之，“大分流”既是必然的，也是内生的。 二、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思：欧洲的胜出是一种偶然 19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绝对支配地位，赋予了一些理论家以足够的自信和充实的证据，去论证其文明的“独一无二”。然而，随着70年代后西方世界危机的产生和经济的衰退，以及东亚国家经济的快速崛起，使得人类文明似乎又进入“再合流(Re-convergence)”的新时代。而我们知道，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最高认同形式，具有强大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不像制度等因素会随着历史进程而剧烈变化。因此，如果说文明中的某种特质是世界不同区域经济绩效差异的主要来源，那么如何解释从“大分流”到“再合流”这段时期内世界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化呢？这种文明稳定性和经济动荡性之间的固有矛盾对传统的欧洲中心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首先对欧洲中心主义发起挑战的是以新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哲学为指导的依附理论及世界体系理论，它们否认欧洲或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及其在塑造发展差异上的作用，而将欧洲建立的掠夺性世界体系看作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始动因。在支持世界体系理论的学者看来，大分流的成因主要来自于世界性贸易分工体系的形成，表现为生产工业制品的核心地区(欧洲)和生产原材料的边缘地带(欧洲以外地区)之间的关系，而资本主义力量的扩张和随之带来的全球贸易比率的快速增长，造成了边缘地区的不断去工业化和价格波动，从而导致这些地区的增长率远远落在了欧洲的后面。(14)这就与传统欧洲中心主义的解释逻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借用兰德斯的经典比喻，“如果说欧洲中心论者的核心观点是：欧洲如此富裕是因为我们具备所有‘好’的特质——理性、开放和创新，而其他地方如此贫困是因为它们尚未摆脱所有‘坏’的特质——愚昧、封闭和保守；那么世界体系理论者的观点则恰恰相反：欧洲如此富裕是因为我们贪婪、残忍和好斗，而其他地方如此贫困是因为它们淳朴、平和和善良”。(15) 受此影响，以“加州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内的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大分流”时期前后的历史脉络，并提出“西方的胜出是一种偶然”这一命题，其代表人物包括彭慕兰(Pomeranz)和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等人。彭慕兰指出，在近代来临之前，欧洲在资本积累、技术发明进步、市场经济发展、消费投资模式等各个方面与亚洲相比都没有明显的优越之处——甚至还落后于中国等亚洲领先国家；欧洲的兴起不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是来源于一些往往被忽视的偶然因素——如煤矿分布的位置，它使得西欧能够跳出“马尔萨斯”陷阱，实现以生产率提高而非资源扩张为特征的生产模式。(16)贡德·弗兰克则认为欧洲的胜出是利用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分沾了亚洲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而带来的“搭便车”结果；这种世界范围内的供求关系为节省劳动和产生动力的技术革新提供了基础，导致欧洲出现了工业革命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了支配地位。(17) 除了上述学者的代表性观点以外，经济史学的最新成果还突出了黑死病在欧洲兴起中的特殊作用，作为一种偶然的外部事件，14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造成人口的锐减，引起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升，这使得封建主开始将目光从种植业转向需要劳动力更少的畜牧业，从而为女性走出家门参与工作提供了条件，而女性参与工作的直接后果就是婚龄的推迟和生育率的下降，由此造成的人口增速放缓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局：欧洲生产的剩余迅速积累，并最终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18) 概况而言，反欧洲中心主义的研究视角将“大分流”视为体系运动以及偶然因素交互作用下出现的意外结果，否认欧洲文明具有其他地域所不具备的先天优势。一言以蔽之，“大分流”既是偶然的，也是外生的。 然而，尽管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大大开拓和加深了对“大分流”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这种研究视角本身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就世界体系理论而言，它更多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后果，因而解释的更多是贫富差距格局维系而非形成的原因。就偶然因素论而言，以煤矿位置和黑死病等偶然因素作为核心变量解释人类历史“大分流”的观点无疑有些牵强，历史偶然事件即便具有某种关键意义，也需要建立在其他因素的基础上才能构成完整的作用机制。除此之外，上述理论都难以解释欧洲内部发展的差异：为何占有殖民地最早、资源攫取最多的西班牙没有利用殖民地赋予的优势，反而是后起的英国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为何同样在黑死病侵袭下遭遇人口锐减的东欧和西欧，却走上了截然相反的发展路径，前者逐渐向农奴制退化，而后者则产生了私有产权和现代民主体制？(19) 三、互补与融合：制度中心视角的解释 人类社会在二战之后展开的两场著名“自然实验”——东德与西德、朝鲜与韩国两对在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都几乎完全一致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天渊之别——促使人们开始从制度角度思考经济绩效的决定因素，并赋予了制度因素论充分的证据和相比于其他解释的优势。由此，近年来对于“大分流”的理论阐释也正经历着从其他因素阐释逐渐向制度中心视角收敛的过程。 制度中心视角的开创者首推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以及《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三部曲中接连探讨了私有产权、股份有限公司、宪政等政治经济制度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在诺斯看来，欧洲的率先崛起在于其最早建立了成熟的现代产权体系和宪政国家制度，从而对市场中的主体从事生产交易活动提供了足够的正向激励。(20)然而，关于为何欧洲能首先建立保护市场的政治经济制度，诺斯的早期著作主要归结为人口和价格变动等外生原因，而缺乏对人类能动性的考虑，由此陷入了一种历史的机械决定论。 继承诺斯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当前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塞莫格鲁(Acemoglu)及其合作者构筑了更加周密翔实的制度理论。这一理论首先承认，经济繁荣水平上的差异源自于不同经济制度创造的激励，而一国的经济制度又取决于政治制度，因此政治制度上的差异是国富国贫的终极原因。(21)而在解释为何欧洲能率先建立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时，阿塞莫格鲁等人提出了“关键节点”(22)假说(critical junctures hypothesis)，将制度变迁看作是现存制度和关键历史事件交互作用的结果，指出现存制度上的微小差异，在面对关键节点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应，从而产生出具有分水岭作用并设定了下一阶段历史路径的重要变迁。(23)例如，在面对黑死病时，之所以在东欧产生了向农奴制演变，而在西欧则推动了私有产权制度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当时东西欧在现存制度上的差异：前者封建主的权力较强，因而在面对劳动力不足时会选择进一步压榨现有劳动力，而后者的封建传统较弱，在面对农民日益高涨的权力要求时则自发选择妥协退让。就阿塞莫格鲁的制度变迁理论而言，一方面它承认没有必然的经济增长路径，即便制度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但历史中的关键节点依然能够让这一过程偏离；另一方面，他们也指出这种短期外部冲击作用于大分流的机制并非完全是偶然的，而是取决于对外部冲击的不同回应方式，后者又是由先前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制度路径、文化传统和地缘因素所带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因素论代表了对“大分流”研究两种取向的整合，既承认外部偶然因素的重要作用，也强调欧洲此前形成的某种特征在塑造发展路径上的角色。 四、对制度中心视角的重新审视 尽管以阿塞莫格鲁为代表的新一代制度理论学者尝试对此前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进行整合，以确保研究的价值中立和科学性，但深入剖析不难发现，他们的研究视角、方法和结论依然没有完全脱离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首先，阿塞莫格鲁等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体制”和阻碍经济发展的“攫取型体制”的划分，实质上是在首先勾勒出西方社会的特征之后，按照“我们不是那样”而想象出世界其他区域的样貌。这种研究方式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文化偏见，即在建构对不同区域样貌的概况总结时，以欧洲和美国的文化特征和制度架构为中心，将其作为光谱上的一端和世界其他区域的参考坐标，使得后者必须借由同西方的对比才能看清自身的样貌。(24) 更重要的是，在阿塞莫格鲁等看来，唯有从欧洲诞生的包容性体制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充分条件，只要不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国家，都无法获得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在他们看来，二战后以东亚为代表的世界其他区域的经济成功，是由于完全借鉴了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而诸如中国等没有完全采用西方式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在未来只能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拥抱西方民主制，为其所同化而成为西方中的一员；二是如同苏联和其他“失败国家”一样，陷入混乱和崩溃的状态。如果我们承认上述观点，就自然进入“西方中心论”的逻辑：人类发展只存在一条可行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西方道路，现代化就等同于西方化。 因此，制度因素论实质上体现了一种经过改造和包装的欧洲中心主义，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警惕，而拒斥制度理论中欧洲中心主义影响的关键则在于重新理解制度的含义。制度研究中的长期传统是把制度看作一种二分变量，即存在“好”的制度与“坏”的制度，前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后者则阻碍这一过程。但在事实上，更适宜的看待制度的方式应该是将制度视作基于情景的。换而言之，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好”制度或“坏”制度，任何制度都有促进和阻碍增长的要素，而根据情景的变化它们发挥的作用会完全不一样。著名政治学者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当中表达了类似观点，他一改传统欧洲中心主义将欧洲特别是英国作为现代政治开端的做法，转而将中国视为研究政治发展的基准，认为中国是最早建立起现代国家制度和强大国家能力的国家。而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前，拥有强大国家能力的政治制度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良好制度，其原因在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和安全保障，往往依赖于对土地的征服和人口的掠夺，而占领土地和掠夺人口又依赖于强大的国家能力。然而，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经济发展开始更多地依赖资本积累和科技进步，后者则需要法治与民主体制的建立以约束强大的国家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过于强大的国家能力反而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过，随着全球化时代外部环境的日益复杂和治理难题的不断增多，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又重新回归到人们的视野当中。(25)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却在近代后迅速衰落，而后又迎头赶上。 以上对“大分流”主要研究成果的回顾表明，比较研究中长期提倡的“价值中立”原则难以真正落实在实际当中。文化上的偏见固存于研究者的理论范式之中，使得其在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价值判断。在我们对已有研究进行学习和评析时，必须鉴别其理论观点背后的价值取向，以防陷入到某种思维的错误引导当中。 但是，这种争论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大分流”问题的研究中不能取得任何共识。尽管由于经济增长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在“大分流”问题上坚持和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两大研究取向之争在短期内仍难有定论，但至少制度视角试图将文化、地理、偶然因素和制度发展相结合的尝试已经基本成为大分流研究的主要方向。对此，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细菌和钢铁》一书中提出了“安娜·卡列尼娜”原则进行精彩的比喻。通过援引托尔斯泰名著《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并将之类比于国家，戴蒙德对于单一因素论的解释进路进行了反思：“对于成功，我们往往是寻求容易的、单一因素的解释。然而，对于大多数重大的事情来说，成功实际上需要避免许多个别的可能的失败原因”。(26)的确，各国间经济表现的巨大差异是多种因素复合产生的结果，只有将不同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比较好地解释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对于理论研究而言，仅仅知道一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远远不够，更进一步地在于揭示不同因素间的组合方式和作用机制，这也应是未来研究的重要突破口。 此外，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欧洲的支配地位并非与生俱来、牢不可破。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曾长期占据世界经济领跑者的地位，且现今正以蓄势汹汹、不可阻挡的趋势迎头赶上。我们可以期待，在中国和亚洲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景下，通过本土学者在理论上的进一步提炼总结，未来有望出现一种彻底打破和颠覆“欧洲中心论”的理论，为经济史研究中的文化偏见画上最后的句号。 ①“大分流”一词最早来自于亨廷顿，意指东西方在人均产出及相应的生产力制度上出现的巨大分野。经济史上的经验证据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2页。 ②关于地理因素论，详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③关于文化因素论，详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Greif,A.,and Tabellini,G."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Bifurcation:China and Europe Compared",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100(2),135-140. ④关于偶然因素论，详见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Voigtlander,N.,and Voth,H.J."How the West 'Invented' Fertility Restric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103(6),2227-2264. ⑤(19)(21)Acemoglu,D.,and Robinson,J.A.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and poverty,New York:Crown Publishers,2012,P96-101,P9,P43. ⑥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尼尔·弗格森：《文明》，曾贤明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⑦Landes,D.S."Why Europe and the West? Why Not China?",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6,20(2),3-22; Jones,E.The European miracle:Environments,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⑧Duchesne,R.The Uniquenes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Boston:Leiden,2011. ⑨Landes,D.S."Why Europe and the West? Why Not China?",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6,20(2),3-22; J.Needham,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⑩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1)Greif,A.,and Tabellini,G."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Bifurcation:China and Europe Compared",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100(2),135-140. (1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78页。 (13)(26)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9、155页。 (14)Williamson,J.G."Globalization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Terms of trade booms,volatility and the poor periphery,1782-1913",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2008,12(3),355-391. (15)Landes,D.S."Why are we so rich and they so poor?",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0,80(2),1-13. (16)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7)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局2008年版。 (18)Voigtlander,N.,and Voth,H.J."How the West 'Invented' Fertility Restric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103(6),2227-2264. (20)诺斯：《制度、制度变迁及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 (22)关于比较研究中“关键节点”的定义，参见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中国和俄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第8页。 (23)对于关键节点在塑造制度分流上的作用，参见：Acemoglu,D.,Johnson,S.,and Robinson,J."The Rise of Europe:Atlantic Trade,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5,95(3),546-579; Acemoglu,D.,Johnson,S.,Robinson,J.A.,and Yared,P."Income and Democrac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8,98(3),808-842; Acemoglu,D.,Johnson,S.,Robinson,J.A.,and Yared,P.“Reevaluating the modernization hypothesi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9,56(8),1043-1058. (24)Friedlmeier,W.,Chakkarath,P.,and Schwarz,B.Culture and human development:The importance of cross-cultural research for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Psychology Press,2005. (25)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标签：大分流论文; 经济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