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行知、张继伟书信考释_黄兴论文

黄行知、张继伟书信考释_黄兴论文

黄兴致张继未刊信札三通考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札论文,兴致论文,张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黄兴为辛亥革命元勋,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信札散落民间者难得一见,笔者近年于艺术品拍卖会先后获见其于1909、1915、1916年致张继书札三通,事涉同盟会第二次倒孙风潮、黄兴对中华革命党的批评和请张继引荐李震华等,实属难得。目前收录黄兴函电、信札最全的为2008年由刘泱泱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兴集》,经核查此集,本文三封信札均未被收入,现整理出来,略加注释,以飨大家。

       溥兄鉴:

       顷得(十月廿九日)邮片,得悉弟前发二邮片及第二十五号《民报》均未收到,想不日当可入览矣。陶成章自南洋归,即携有在南洋为教习者之公函,端排斥中山一人,颠倒是非,淆乱黑白,无一事实,足为彼证者,其缘因皆以陶一人运动之。盖陶在南洋未能运动款项,彼皆迁怒于中山,谓中山破坏彼之策画,使无得款,且云中山目彼为侦探,为保皇党,欲使人刺杀之(其实皆陶一人之糊闹,疑心生暗鬼也,至中山,何得有此举动?)。到东后即要求本部开大会革除中山总理,此时弟暂理庶务,即将公函详细解释之,以冀南洋诸人之反省(中多为所迫协而来者,其表同情于陶者,实不过数人),待南洋诸人之回答,然后开会(若能解释,则可免此风潮,岂不甚善)。不料,彼一面要求开会,一面即由南洋发表前公函于各埠,而隐其真名,但书为闽、浙、湘、鄂、粤、滇等在南洋之同志,其狡诈手段尤为可鄙。彼更运动章太炎反对续出之《民报》,陶意谓《民报》专为中山一人之利用机关,非先打消其机关不可,于是太炎有登《日华新报》《伪〈民报〉检举状》之事。此等之人,不顾大局,徒快一人之私愤,诚为败群之马。兄宜致书太炎及陶成章,痛斥其谬妄,以冀其反悔。现东京无论是同盟会员及非同盟会员,均责太炎人格之卑劣,徒为他人之利用,彼一生之名誉亦自此扫地矣,殊为可惜。弟非袒护中山者,准良心,核事理,无论中山无此过失,即有如公函之所言,亦不得发表公言宣丑状于团体以外,况中山无有如公函所言者。弟曾致陶书有云:尔我非满人,何忍而出此?后此(“此”字疑衍)彼将不知若何,而欲贯其目的乎?人无公德,孰如陶是言之痛心(陶曾于追悼徐、秋二君演说时,亦诋诽徐、秋二君,在东京之同志,闻者莫不愤愤),人专为个人造势力而排挤他人,终见他人之轻视自己,吾为陶悲,吾为我汉族哭矣。兄言中华贱族,不知几时可灭绝诛然。然朝鲜志士安重根击毙伊藤于哈尔宾车栈,是时为公历十月廿六午前九时顷也,是日弟偕广东黎君往日光,廿七晚回东京,在汽车中读新闻纸,始悉此快举。是时车中只三人(外一日人),弟与黎君欢跃数次,日人斜睨之,不知为何?盖彼已于昨日得知伊藤死耗,不知弟二人此时方知也。安君之为此举,其有利于中国,不知若何程度,盖伊藤之去满,实与俄结密约,以图满洲者也(主旨在新奉铁道),今受此巨创,后继者无人,其秘密更播诸列国,恐不能再出诸强硬手段矣。至其对韩政策,想亦无大更变,以新受列国之嫌疑而防德美之协以图己,假鬼面谅必戴诸,异日安得无数安重根以与此奴角耶!呜乎,朝鲜不可谓无入矣!今得安重根之自白切拔,以供一览。

       二十六号亦同邮寄上。兄在暇时,可能为《民报》少寄稿否?昨接中山函,云《新世纪》以张君①经济之困乏,恐不能久,则《民报》之经济,张君更不能担承,以后《民报》在巴里付印之策,想成画饼,现虽在日本秘密出版,亦是暂时敷衍,恐一旦为日清侦探发觉,则不可为矣。望兄与张君熟议。有何善法,以救之为盼。东京无风潮,会员诸守沉默,进步乎,退步乎,尚难判定。现弟等有一小小计划,若成,当可资以活动,更当乞张君静江来助,至时,弟当有函致张君也。馀不赘,此请北安。同志问好。

       弟兴顿首。十一月廿晚。

       由信中议及陶成章发动“倒孙”及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二事,可证此信札写于1909年。

       张继(1882~1947),原名溥,字溥泉,后改名为继,河北沧县人。张继与黄兴私交甚笃,1904年与黄兴共同创办华兴会,同年10月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后,正是张继身藏手枪,勇敢护送黄兴出城②。1905年7月下旬,张继作为黄兴的两位陪同人之一,参加了黄兴与孙中山在东京凤乐园的历史性首晤。

       黄兴此次致函张继,是向张继解释陶成章、章太炎等人倒孙之事。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绍兴人,1904年在上海发起成立光复会。如函中所述,陶成章在南洋筹款没有得到孙中山的支持,最终失败,遂迁怒于孙中山。章太炎(1869~1936),字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自第7号起,任《民报》主编。1908年末,日本政府曾封禁《民报》,后经孙中山、黄兴等努力运作,于1909年底复刊,但主编换成了汪精卫,章太炎对此大为不满,恰逢陶成章自南洋归,发动“倒孙”,陶、章二人同为浙人,又有共同的“敌人”,一拍即合。

       从这封信的内容看,黄兴对张继寄予厚望,冀其能与孙、黄持相同立场,拥护孙中山的领导,维护同盟会的团结。黄兴信中有“兄宜致书太炎及陶成章,痛斥其谬妄”之语。事实上,张继与章太炎私交亦笃,1903年在上海结为金兰之好。在黄兴11月20日书写这封信之前,张继就已经与陶、章遥相呼应,向孙中山“开炮”了。据孙中山是年11月12日的《复张继函》,吴稚晖于11月8日送别孙中山由英赴美时,捎带了张继致孙中山之函,张继在函中吁请孙中山或“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③。实际上,这已不是张继第一次“炮轰”孙中山,在1907年第一次倒孙风潮中,张继因不满孙中山擅自处置日本政府的捐款,提出“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④。

       黄兴在函中言及“陶曾于追悼徐、秋二君演说时,亦诋诽徐、秋二君,在东京之同志闻者,莫不愤愤”,意指陶成章在东京演讲时对慷慨就义的徐锡麟、秋瑾二人不敬。黄兴所言与蒋介石的自述相印证,蒋氏曾经在《中正自述事略》中叙及,“余当时闻陶、龚毁徐,仅以为伯生(应为伯荪,徐锡麟字伯荪)已死,即有过误,我同志不应再加猜测……”⑤。

       此函中段,黄兴提及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伊藤之事,除分享讯息之外,还另有寓意。从时间上看,安重根于10月26日刺杀伊藤博文,而黄兴给张继写信是11月20日,张继彼时身处巴黎,如此重大的新闻事件他一定会知道,黄兴没必要专为分享新闻而告诉他。黄兴的意图应是以安重根的英勇行为来激励张继,希望张继能告别“无政府”,有所作为。1907年3月,张继同章太炎拜见了日本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转向了无政府主义信仰。黄兴在函中呼喊“安得无数安重根”,并要求张继“为《民报》少寄稿”,体现了黄兴对张继的激励、关切与期望。

       此函末尾,黄兴希望张静江能解《民报》经济之困窘。其时,张静江与吴稚晖在巴黎办刊物《新世纪》。《民报》复刊,为了避免日本政府干预,第25和26号假托巴黎《新世纪》为《民报》的发行所,实际仍在东京秘密印刷。黄兴请张继和张静江一起思考解救《民报》之策,但《民报》到最后也未能避免关闭厄运,第25和26号是《民报》的最后两期。

       溥泉我兄鉴:

       久不得消息,以我将兄前示之住址遗失,无从致问,殊念,顷得由《民气报》转来一函,如获拱璧。知兄犹在法国,想居民气发扬之邦,又值力抗强权之际,诸事颇饶趣味。弟今年春间本欲设法赴欧,一观作战诸国之策画,奈人事稽迟,三月初旬突呕血数升,一病数月,至今未能全愈。颓废之馀,百感交集,久作尘外想也。

       中山并无致我之书,想是报纸因陈英士⑥一函(英士之函,由中华革命党印刷专章分寄各埠并遍各报,其实此函弟未覆,因一加诘驳,反扬本党之丑,此函想兄亦经阅过,不过为中山及英士卸罪地步而作)而侦探遂摘取造作伪书,以为离间之法。或系中山之参谋等故意登载,亦未可知。总之,今日之中华革命党有包办公司之性质,非该公司之人俱当视为仇敌,此等宣言至再至三迄至今时,该党中之手段其阴险处,较赵秉钧⑦尤甚,其专制处较袁世凯尤甚,日本要求又不惜蹈三桂五峰之迹,是诚不知其用心,只可谓之发狂,想以后更狂而乱噬,直至自杀而后已。政治革命之希望均被此等狂徒打消,诚可痛也。至报载之函牵涉于兄,更不足辨,兄光明磊落,人所素钦,即吾人论事,俱衡理酌情,未有鬼鬼祟祟之形迹。况英士诬弟种种罪状之语,又在兄去东以后事也。

       弟于党事灰心已久,抵美来,未尝通一书,仅汉民有一次,亦未涉及党事。袁贼卖国,党人乱动,国亡无日,匹夫之责,虽不能已,惟有一个人之义务而已。兄谓我何?抱病以来,医嘱静养六月,方保不再溃裂,拟暂居此,以俟稍痊,再图赴欧,与兄携手也。祈常示起居为幸,即问旅安。

       弟兴启。六月廿日。

       清末民国,革命党人在海外从事宣传、筹款、组织政党等革命活动,因居无定所,时常会请当地报馆代转信件。《民气报》为赵公璧、谢英伯等人于1915年在纽报创办的华文报纸,为国民党纽约支部机关报。黄兴于1914年10月2日抵达纽约,后移居费城。张继的信札即由《民气报》报馆转给黄兴。此为黄兴收到张继信札之后的回复。

       黄兴函中所言“陈英士一函”,所指应为1915年2月陈其美的《致黄克强劝一致服从中山先生继续革命书》,又,查《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张继于1915年7月由法赴英再赴美,并会晤黄兴,“月余,到斐拉德飞。访克强,住一星期,克强患呕血症”。⑧故黄兴书此信时,当在黄张费城晤面之前,“陈英士一函”之后。此信应书于1915年。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包括黄兴在内的许多同盟会元老因理念不合,拒绝加入,陈其美紧跟孙中山,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成为孙中山的左右手。陈其美在其《致克强劝一致服从中山先生继续革命书》中历数黄兴等同志“昔日反对中山先生,其历致失败之点、之有负于中山先生者”五事⑨,黄兴对此很愤怒,但顾全大局,并没有公开反驳,因为顾虑到“一加诘驳,反扬本党之丑”。

       黄兴此函还向张继说明“中山并无致我之书”。“致我之书”应指1915年3月署名孙中山的“致黄兴书”,此函追究黄兴的两大责任,一是宋教仁遇刺后,黄兴主张依法律而非武力解决,二是“二次革命”时,袁军逼近南京,黄兴“贸然一走,三军无主,卒以失败”,函中还质问黄兴为何不复陈其美函,“是公不复以同志为念耶?”孙中山此函也对张继等人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指其在黄兴与陈其美等发生“互相龃龉”时,又“从而煽之”⑩。故黄兴在致张继的函中,亦为张继抱屈,“报载之文牵涉于兄,更不足辨。兄光明磊落,人所素钦”。

       对于这封“致黄兴书”是否为孙中山本人所写,黄兴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对于其来源,黄兴提出两种可能,一是敌对报纸的伪造,“想是报纸因陈英士一函……而侦探遂摘取造作伪书,以为离间之法”;二是他人僭孙中山之名登载于报章,“或系中山之参谋等故意登载”。虽然黄兴并未明言“中山之参谋”为谁,但联系此信的下文,很显然所指为陈其美等人。

       函中批评“今日之中华革命党有包办公司之性质,非该公司之人俱当视为仇敌”。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痛感国民党的思想混乱和组织不纯,遂按照会党形式重建组织,名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者须宣誓绝对服从领袖,并按指印。黄兴指出中华革命党专制的组织方式,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作派,“其阴险处较赵秉钧尤甚,其专制处较袁世凯尤甚”,并且预言中华革命党会发狂乱噬,“直至自杀而后已”。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文献中,黄兴对于中华革命党最为激烈的批评(11)。不过,黄兴似对中华革命党和某些个人还是有所区分,“政治革命之希望均被此等狂徒打消”,其矛头所指显然是陈其美。即使愤怒异常,黄兴也没有表露对孙中山的不敬。

       溥泉我兄大鉴:

       北上后久未函候,结想殊深,近维动静佳胜,为颂为慰。启者,兹有李君震华,湖南长沙人,年卅二岁,前清时留学日本海军学校机关科。辛亥革命归国从事汉阳、金陵各役,每战,身先士卒,奋勇可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曾由海军部委任科员,以北伐事急辞,未就职。癸丑秋旋奉海军部派送日本原校肄习。甲寅秋毕业,乙卯春复奉海军部资送日本神户、川崎造船厂见习年半,本年八月期满归国。查李君品性坚定,学历丰富,重义务而轻权利,此次滇黔首义,与张君孝准等计划甚多。兴为爱护人才起见,用敢一言,请推荐海军程总长(12)处,俾得发抒所学,不胜切盼,端此,即颂毅安。

       弟兴启。九月十二日。各友统希致意。

       此函为黄兴托张继向程壁光推荐同乡李震华。李震华是1908年清政府派遣第二批赴日学习的50名海军学员之一(13)。黄兴在此函中对李震华的履历作了简单介绍。函中提及“此次滇黔首义”,指1916年1月蔡锷、唐继尧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军之役。故此函应书于1916年。

       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议和中,张继被推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参议院议长。袁世凯病逝后,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总统,1916年6月,黎元洪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第一届国会,国会议员陆续北上,函中张继的“北上”当指此事。

       此函后不久的10月初,黄兴呕血症复发,是月31日,黄兴在上海去世。

       注释:

       ①即张静江(1876~1950),浙江湖州人,字人杰,出生于江南巨贾之家,长于经商,后被尊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②曹亚伯:《黄克强长沙革命之失败》,《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05页。

       ③孙中山:《致黄兴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3年,第426页。

       ④转引白杨天石、王学庄《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179页。

       ⑤转引自杨天石《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自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306页。

       ⑥陈其美(1876~1916),浙江吴兴人,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⑦赵秉钧(1859~1914),河南汝州人,袁世凯的亲信,曾任袁的第三任国务总理,被认为是刺杀宋教仁的主谋。

       ⑧张继:《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⑨陈其美:《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226~233页。

       ⑩孙中山:《致黄兴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3年,第166页(1957年收录人民出版社《孙中山选集》,名“致黄兴书”)。

       (11)现存世的有关黄兴对于中华革命党批评的文献主要有:1914年6月1日(或2日)其复函孙中山:“若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者乎。数月来,弟不能赞成先生者以此。”(《黄兴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98页)又次日复函刘承烈:“至于欲反对自己十余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不惜以权利相号召,欲效袁氏之所为,虽爱我如兄,兴亦不敢从兄之后。”(《黄兴集》,第701页)。另外如邵元冲转述的“(黄兴认为)在誓约内写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这是等于附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来革命了,如果在誓约内印上指模,这是等于犯罪的人写供状一样。前者是不平等,后者是太侮辱人了。”(邵元冲口述:《中华革命党略史》,《建国月刊》(上海)1929第1卷第2期,第95页)已非第一手文献。

       (12)即程壁光(1861~1918),字恒启,广东香山人,清末民初海军将领;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程壁光被黎委任为海军总长。

       (13)元青、王建明:《近代中国海军留日教育及其影响》,《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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