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学派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特色与创新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加州论文,述评论文,学派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07.8
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弗朗索瓦·费雷认为，史学必须向兄弟学科——诸如经济学、人口学、人类学等专门的社会科学学科——借用研究主题、概念与方法，才能成为一门无所不包的普遍性学科，从而具备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最为全面解释的理解条件。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历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广泛的计量分析和数学分析。②因此，经济史学不再仅仅局限于静态描述经济发展过程，而是开始利用经济学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和计量模型，动态地阐述经济史中的经济结构与作用机制，成为了进行横向与纵向交叉研究的新经济史学。
一、加州学派的崛起
欧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传统阵地，主要是英国剑桥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研究中国史的主要代表作是《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哈佛大学则有费正清等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这些研究主要遵循传统的描述性史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新经济史学的长期影响，欧美研究者开始广泛运用新经济史学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经济史。其中加州学派（或称尔湾学派）迅速崛起，并成为欧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导力量。加州学派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王国斌、彭慕兰等人为代表，是一个针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学术流派。其成员是一个松散的组合，学者也不仅限于加州，甚至美国。黄宗智、贡德·弗兰克等人通常被归为这一学派。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李伯重，因为曾在该校留学和讲学，其观点与他们相近，也被归为这一学派。
近年来，加州学派由于诸多突破性研究而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海外兵团。他们积极运用新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加入了理论分析，在研究视角上进行了创新，引起了广泛讨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曾多次专题讨论加州学派的代表作《白银资本》和《大分流》。
二、加州学派的理论分析与研究方法
1.理论分析
(1)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加州学派将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理论与分析框架应用于经济史分析。其特点是以市场为中心，从经济社会对产品、要素及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出发，找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反应和选择，进而说明经济社会变化的内在联系。
彭慕兰认为，近代早期江南地区和英国的经济状况基本相似，经济社会的资源供给严重滞后于需求，本来应该引起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同变化。二者之所以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并非因为各自发展机制不同，而是外部因素所致。江南面对人口压力，发展起更加集约化的农业，并以手工业在乡村的普遍发展来缓解人口压力，从而固化了“男耕女织”的传统家庭生产模式。当然，从江南地区的“外部”因素来看，其外围地区的人口增加远高于江南地区，为降低运输成本，外围地区发展了替代手工业。这样，江南与外围地区的经济联系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经济起飞的斯密型动力减弱，③阻碍了江南地区迈向近代工业化经济。相反，面对人口压力，英国提出了“全球性关联”战略，找到了美洲这一新的能源供给来源，开拓了新的海外市场，从而解除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制约。因此，不是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而是英国的经济发展脱离常轨，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史上最深刻和最伟大的经济变革——工业革命。④
王国斌考察了明清时期中国市场与物价的长期变化，论证了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贸易流向及其市场价格的运动趋势、劳动的地区专业化。他认为，16～18世纪的中国和欧洲都适用于斯密型经济增长理论。但到了19世纪，欧洲发展起了城市机械化工业，更适用于新古典经济学以储蓄和投资为动力的库兹涅茨增长理论。从此，中西经济发展道路分道扬镳。直到20世纪前半叶，尽管贸易和市场不断扩大，中国仍未摆脱斯密型增长的束缚，经济增长主要还是斯密型增长的运作空间扩大的结果而已。⑤
黄宗智以斯密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经典分析模式和框架为参照系，说明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于这种经典模式，而是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高度的商品化的经济并没有使江南地区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它不是瓦解，而是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了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家庭化自然经济。商品化发展也没有带来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营式农业的兴起，而恰恰是它的衰亡，从而也就无法带来机器大生产的兴起。此外，它也没有带来江南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表现就是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他提出过密化增长的新概念⑥，以此作为对江南地区自然经济模式被进一步强化的概括。
(2)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清晰与否直接决定着交易费用的高低和交易的稳定预期，由此决定的有效率的组织或制度才是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⑦
王国斌以国家为核心，探讨国家与经济、国家与民众、国家与社会三个关系上的中西差异，实际上是探讨中西制度上的差异。他的考察表明，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已经在国家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大力推行自由贸易制度。结果，可能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破坏作用的食物骚乱在19世纪下半叶基本停止。有效自由贸易制度的建立推动了欧洲的经济发展。18世纪中国的漕运和仓储赈灾措施也是卓有成效的，但这一制度在19世纪遭到了破坏，导致中国饥民骚乱持续发展，到20世纪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积累和发展。一般来说，饥民骚乱是由于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供给上存在着不稳定或不充足，作为地方政府维护旧体制的斗争而出现的。欧洲自由贸易制度对于打破这种地方藩篱主义是有效的；中国漕运制度的破坏，国家权威的下降，使供给上存在的不稳定或不充足无法通过原有的制度来缓解或消除。这种制度的破坏使中国的经济效率下降，经济发展受挫。⑧显然，王国斌秉承了诺斯等人的分析框架，以制度效率降低说明中国经济在19世纪开始落后于欧洲。
2.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的创新
(1)计量分析方法
计量经济史创兴于20世纪20～30年代，荷兰的丁伯根(Jan Tinbergen)是计量经济史的鼻祖，法国经济学家西米昂曾利用计量方法研究流通领域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福格尔(Robert W.Forgel)等人为代表，计量经济史学成为西方经济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⑨
计量分析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史料，开拓历史视野，使传统的定性分析更加精确。实际上，它与传统的描述性经济史互相补充，对传统的定性分析起到了证实或证伪的作用。一些经济史数据经过有效的计量分析，就可用于甄别与传统观念不符的历史事实，产生新发现，得出新结论。这能纠正原来被不完整描述甚至被错误描述的经济史，改变原来的传统观点，是加深或重新认识经济发展过程的有力工具。⑩
彭慕兰在《大分流》的附录A～E中计量了一些前人未曾计量过的经济史数据。他使用了虚拟面积的计量和分析，来说明引起经济体变化的内在资源的供求约束机制，体现了他对计量分析的娴熟运用。(11)李伯重则计量分析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肥料需求、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与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和控制等。这些分析方法的创新对国内中国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12)
(2)研究视角的创新
A.中西发展道路歧异的交互比较
加州学派认为，过去欧洲人把欧洲与其以外的地区进行的比较，这实际上是提出了错误的问题。因此，对问题的解释也就必然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他们囿于19世纪的“欧洲中心论”，以英国或欧洲为参照系来观察中国，把欧洲经济社会的变迁看成是常态。其所探讨的问题就必然是为什么欧洲以外的世界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而不是相反。因此，问题就转化为在欧洲以外的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探讨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此，加州学派又以中国为参照系来观察英国或欧洲。两种比较方法结合运用，称之为交互比较研究法或双向比较研究法，这是加州学派的创新。他们对18世纪以来欧洲和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多角度的比较研究。彭慕兰认为，欧洲与中国的共同之处，18世纪多于19世纪和20世纪。18世纪世界上存在着多个核心区域，其中包括中国江南地区、英国、荷兰、印度的古吉拉特地区，它们都具有向现代化发展的共同经济条件和经济特征。为什么英国随后发生了那样极端的经济变迁，而在旧世界的其他地区没有发生？王国斌和彭慕兰并不否认对英国经济崛起的技术创新（工业革命）和能源创新（煤矿）的传统解释，但他们力图找到英国经济崛起或中国经济发展按部就班的其他原因。王国斌更加强调变动中的欧洲经济政治所出现的一些特征对传统经济所发挥的解放性作用。而彭慕兰更加关注欧洲之外的因素，即他所谓的“全球性关联”。其中更重要的是，英国开拓了美洲新市场，使英国加入全新的世界贸易体系，并给英国提供新的能源供给，而这些因素在19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社会中未能找到。这种比较研究超越了传统上在技术方面对李约瑟之谜的探讨，而将中西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歧异的研究提升到世界范畴和非技术层面。
B.特定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
黄宗智选取华北地区、江南地区与英国进行三方交互比较（两两比较），彭慕兰主要进行江南地区与英国、其他经济先进地区的比较。他们认为，作为一个经济整体，中国与欧洲都是内部范围广泛，且区域发展差异巨大，笼统和涵盖式的比较不能有效揭示经济发展道路歧异的本质。比如，明清时期乃至现代，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江南地区，正如欧洲其他地区在19世纪远远落后于英国一样。因此，比较研究的视角必须从整体经济转向特定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之间的可比性，以及这种比较所能显示的积极意义，是加州学派选取特定区域的主要标准。彭慕兰和黄宗智独具慧眼地分别选取18世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和英国进行比较。比较研究的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最终影响着整体经济的发展：欧洲的发展由英国带动，而中国的不发展在于江南地区落入了陷阱。基于此，经济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对当代中国江南地区乡村工业化的发展前景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判断，进而影响到政府对这种发展所采取的政策。
C.跨越朝代的长趋势研究
传统的经济史研究大多以历史朝代为分界点，人为地把连续发展的经济史割裂为断代经济史，从而导致仅仅着眼于某一阶段或周期的研究。经济史是研究经济发展过程的科学，理应更多地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探究社会生产力的长期发展变化，探寻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与内在动因。显然，断代经济史无法完整地完成这一使命。
加州学派突破了这种局限和弊病，通过向前或向后延伸研究时段，推动短时段的断代经济史研究转向横跨若干朝代的长时段经济史研究。黄宗智对长江三角洲的考察跨越了明清两代，甚至上溯到宋代，下限则延伸到改革后的20世纪80年代。王国斌和彭慕兰的研究也都是这样。
此外，加州学派的经济史研究还具有回顾性分析与前瞻性分析相结合的特点。
三、对传统学说的挑战
1.挑战“欧洲中心论”
加州学派在对传统学术进行再评价的过程中，进一步挑战了传统的“欧洲中心论”，提出了“中国中心论”或“多中心论”，并把这种观点应用于明清以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从而将中国经济史研究纳入到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范畴。
“欧洲中心论”伴随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向全世界扩张而生，是传统学术思想史的主流，其大师级人物为黑格尔和马克斯·韦伯。黑格尔宣称旧世界的“中央和终极”就是欧洲，而东方的中国和印度则是陷入停滞和缺乏内在动力的国度。因此，东方世界处于世界历史的局外。马克斯·韦伯认为，只有在新教伦理的西方世界，才会产生“理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企业及其精神、法律和文化现象。因此，拥有这种“理性”专利品的西方世界才能成为世界的中心。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德国的斯宾格勒和英国的汤因比等学者开始质疑“欧洲中心论”。但这种质疑既未形成学术震撼，也未从根本上颠覆“欧洲中心论”。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史学家柯文呼吁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13)加州学派在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前提下，提出了“中国中心论”或“多中心论”。贡德·弗兰克认为，直到1800年，亚洲尤其是中国居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欧洲是在19世纪搭上亚洲经济发展的列车才幸运地发展起来，并最终超越亚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14)彭慕兰认为，1800年以前，世界是多元的；只是到了19世纪，中国与欧洲才在发展道路上发生分流。欧洲在工业化充分发展之后，方在世界上占据着具有实际意义的中心地位。(15)这些研究成果明确了前近代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或中心之一，从而挑战着“欧洲中心论”。
2.挑战英国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意义
英国通过城市工厂工业化的工业革命走向了现代化。而王国斌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道路并非是朝着惟一的欧洲方向发展的。李伯重的研究同样表明，中国江南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后通过发展乡村工业化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充分证明了中国现代化道路完全可以不同于英国模式。在这里，人类历史发展道路体现了多元化。(16)
李伯重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英国城市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不适合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的原始工业化或早期工业化的发展，更准确地说是乡村工业化，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原初动力。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拥有发达的农村工业即乡镇工业是江南地区农村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与城市工业化不同，它广泛分布于农村地区和小市镇。这些乡镇工业一般规模较小，技术装备水平也较低，大多以轻工业为主。这些特点都与清代江南许多地区农村人口更多地依靠农村工业为生的情况相同或相似。可见，江南地区的“过去”仍然存在于“现在”之中，历史仍然在延续。(17)
加州学派对当代中国江南地区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道路的肯定，实质上就否定了英国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普遍意义。
注释：
①〔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Ⅴ～Ⅵ页。
②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353页。
③斯密型动力，或斯密型经济增长，是指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市场扩大，从而为经济社会带来经济增长。它与新古典经济学以储蓄和投资为动力的库茨涅茨增长相对应，都属于近代经济增长的范畴。
④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64页。
⑤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上编第一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⑥过密化增长的含义是指这种经济增长以劳动力要素的过量投入为代价，在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产生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因而也不会带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⑦〔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5页。
⑧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⑨吴承明：《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98、第367页。
⑩张文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353页。
(11)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1～317页。
(12)李伯重：《明清江南肥料需求的数量分析》，《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3)柯文：《在中国发展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4年，第249页。
(14)〔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15)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6)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17)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