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孤独和理想环境对孤独的消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孤独论文,理想论文,环境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122(2001)03-0029-03
在拙著《孤独与文学》中，笔者论述了孤独在文学创作中的种种表现。许多文人在消解自己孤独时，把希望寄托于理想环境。这种环境首先是和谐宁静的大自然，把大自然当成自己最终的归宿。俄耳浦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歌手。他的歌声能使山林、岩石移动，使它们分享快乐。他的歌声能使野兽驯服，使它们获得解放。他和那喀索斯形象一样，是在人与自然的结合中获得解放，是同一种现实原则的象征。“它把人与自然统一了起来。人的实现同时也直接是自然的实现。在人们谈论爱慕和关心的同时，鲜花、清泉、动物都体现了其自身的样子——美。”[1]大自然的静寂和恬美能使人消除现实生活中的烦恼和孤独。
“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孤独寂寞，他在《杂诗》中把追名逐利的世俗生活看作是一种不幸，是对本身的束缚和摧残，“驰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沉迷簿领间，回回自昏乱”。他要超脱尘世俗务，把目光由社会转向自然。“释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视。方塘含白水，中有凫与雁。”塘水净洁，仙鹤大雁在那里自由自在地游戏。刘桢对此羡慕不已。他在否定孤独的生活痛苦时，往往向往大自然的和谐可贵。张养浩的《双调·雁儿落兼得胜令》散曲，把仕宦生活与大自然隐居作了对比：
往常时为功名惹是非，如今对山水忘名利。经常时趁鸡声赴早朝，如今近晌午犹然睡。往常时秉笏立丹墀，如今把酒向东篱。往常时俯仰承权贵，如今消遥渴故知。往常时狂痴，险犯着笞杖徒流罪；如今便宜，课会风花雪月题。
张养浩曾在朝廷身居要位。一旦离开官场，他的揭露便特别深刻，复归自然的喜悦也愈加强烈。他以大自然否定循规蹈矩的赴朝站班；以吟诗饮酒否定招惹是非，以朋友故旧的自由交往否定君臣之间的俯仰周旋；以东篱否定丹墀，以风花雪月否定笏板笞杖。总之，对官场的否定使他复归大自然。
司空曙在《江村即事》中把自己淡化为自然人，把客观环境看作是与本身属性相同的更大自然：“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作者浑然无心，顺应天性，或钓或眠，让船随风飘浮。无论是对主体自然，还是对客观自然，他都不作任何干预。既然主体和客体同属自然，因此，搭载自己的船无论飘浮到哪里，自己都在自然的怀抱中，不会脱离自然，毫无虑念的必要。
孤独的文人在表现自然时，一般都以田园山水为主要对象，文学史上的田园山水派就是这方面突出的代表，王维一生悲观失望多，由入世转到出世，用大自然来消解自己的孤独意识。在《送别》、《别辋川别业》、《送沈子归江东》这些作品中，王维的离别孤独之情以青山、绿水、青草、春色等浓烈的自然气息来渲染，很有柔情。他也确实要在自然中寻获一个不同于市俗和政治的人生，市俗和政治充满着拥挤和倾轧，自然界里却是和谐和美好，别有一番情趣：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竹里馆》）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笞上。
（《鹿柴》）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鸟鸣涧》）
在王维的笔下，人是孤独的，要用大自然来消解自己的孤独。他与自然为侣，桂花、山鸟、幽篁、明月都是和谐相处的伴侣。他的自我渐渐融入自然之中，与自然融为一体：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辛夷坞》）
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榴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
（《栾家濑》）
王维的许多作品单纯展现自然画面，排除了人世的痛苦和孤独。以无我之心观物，才在一片静谧幽寂中体味到自然的生机勃勃。在《木兰柴》、《辋川别业》、《积雨辋川庄作》这些诗作中，作者看似闲淡冷漠，但却渗透了对自然的珍视，并且从自然里观照自身，观照自然造化。作家置身于自然之中，自然的优美恬静起着静化心灵的作用，使人超脱污浊的尘网，消解孤独，回归自然。
柳宗元用大自然消解孤独时，和王维有所不同的是，他是带着一腔愤懑之情奔向自然的：“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十七词》）自然成了孤独情感的寄托。
柳宗元所贬之地柳州，本就是偏远的蛮荒之地。那里的景色如同他的命运，是荒蛮凄硬的，又如他的心境，荒凉凄怆。环境、命运、心境合铸他的山水文学的特色。而且，从艺术气质讲，柳宗元是一个主观的诗人。当他以自然来消解自己的悲剧意识的时候，主要是一种移情的方式。只有这些荒凉凄寂的自然显示出疏远性、刺激性的一面，是他命运感的折射。他以山水来寄托自己的孤愤：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刺吏》）
这幅自然山水既是眼下的景色，又含命运的象征，也是情感的旋律。在《柳州八记》中，他寻找美好的事物来消解自己的孤独意识：西山、钴鉧、钴鉧潭西的小丘，小丘的小石潭、袁家碣、石渠、石涧、小石城山……他发现美丽的景物与自己有惊人的相似。这些小巧奇丽的景物又都偏偏处在被人遗忘的角落，空有出众的形态，动人的神韵而无人赏识。他为这美丽的自然景物置于这偏僻无人之地而感到慨叹：“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于中州，而列于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小石城山记》）柳宗元在这里既是伤景物，又是自伤，既是为景物叹息，又是为自己叹息，他在自然中找到了知己。
柳宗元的名诗《江雪》描写孤舟独钓，一方面是离开了社会的巨大的孤独，一方面又是凡夫俗子难以理解的独特的境界。既是最高的境界，又是最大的孤独。
孤独的文人在观赏山水时如果能忘情于山水，遗弃主体意识，才可以达到逍遥遨游，解除孤独的目的。如果固执地所以抱着主观观念不放，在山水面前反而显得形影相吊，倍感孤寂。阮籍的《咏怀诗》就表现了孤寂的心境。在诗作中，作者形象是孤独悲哀的。他的心思没人能够理解，他的烦闷孤独没人能够消除。日暮途穷，山高路远，荒凉苍莽的林野愈发增加了他的孤独悲凉。在《咏怀诗》中，没有人欣赏山水时的高雅情趣。西晋潘岳的《西征赋》在咏叹山河之中，渗入了自己对社会政治的褒贬态度，同时抒写了自己孤寂悲凉，依违两难的心境。谢灵运的《登池上楼》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清丽壮观的自然风光面前满腹愁怨，孤寂愤懑的文人形象：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幽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分。
满园春色，愈发使诗人感到孤独寂寞。作者在观赏山水时，总是哀叹不能被人理解的孤独：
逝将候秋水，息景偃旧崖。我忘谁与亮，赏心惟良知。
（《游南亭》）
谢灵运酷爱山水，但不能像陶渊明那样与自然融为一体。由于主体的孤独太强，太痛苦，自然山水无法消除这种孤独和痛苦，反而也使山水带上了冷漠无情的色彩。
有的文人在远离故乡，飘泊羁旅之时，山水的美丽也容易引起孤独之情。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这样写景抒情：“柘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在作者的笔下，不论是枯藤、老树、昏鸦，抑或是古道、西风、瘦马，都带上了“断肠在天涯”的孤独情感。王粲的《七哀诗》也写了这种心境：“荆蛮非故乡，何为久滞淫。方舟诉大江，日暮愁吾心。山冈有余映，岩阿增重阴。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作者将自己的孤寂心态感受到的日暮景色涂染成凄恻哀感的色彩，读来令人心酸。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一切景语皆情语”，当人们为孤独所困绕时，出现在眼帘中的山水景物是凄凉的，凄风苦雨和苍山绿水，反衬出羁旅者的孤独心境。山水能使人销愁解闷，超越孤独，但同时也会增添人的孤独苦闷，关键是看欣赏主体的心态。
历史上许多文人曾经混迹于官场，自己的政治抱负又不能实现，最后看破红尘被迫隐居，回到大自然的怀抱。陶渊明《归田园居》诗把官场比作尘网，把自己仕宦思归说成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把辞官归隐说成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张悦的诗《闻雨》也写过类似的心态；“念我劳造化，从来五十年。误将心绚物，近得还自然。”他把从前以心绚物的五十年和眼前的悠闲生活加以对比，有一种解脱感。
有的文人在消解自己的孤独时，把吏隐当成一种有效的手段。当许多文人消解孤独，隐居山林自然时，也有许多文人没有走向山林自然，而是逍遥于官场，但是这种人与现实的矛盾，并没有消除，因此，“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庄子·缮性》）这些文人以吏隐的方式来逃避现实的孤独，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隐遁。曹参是吏隐的首先实践者。他继承萧何为西汉王朝的丞相以后，一遵萧何成法，日夜饮酒，不理政事，无为而治。东方朔明确地以宫殿为避世场所，在朝廷的宴会上，他据地而歌：“陆沉于俗，避世金马”。宫廷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芦之下！（《史记·滑稽列传》）陆沉指在市朝隐遁，金马门是两汉中央政权官署大门，旁有铜马，故称金马门。东方朔有意把自己的避世方式与常见的隐士隐居于深山密林的方式区别开来，把官署作为避世的场所。虽然身居朝市，未离世俗，但却隐而不显，默默无闻。这是更巧妙的隐身术。魏晋时期，名士们对吏隐格外推崇，甚至把吏隐看作比山林隐更高明。嵇喜《答嵇康诗》之三写道：“达人与物比，无俗不可安。都邑可优游，何必棲山原！”王康琚诗《反招隐》进一步指出：“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能够在朝廷集市隐遁，是高层次的退隐；在山林泽畔独居，则是隐士中的末流。在朝廷这个名争夺利的场所隐居，更能显示一个人漠视名利诱惑的能力，更能检验一个人心灵的孤寂。苏轼进一步发展了吏隐思想，在《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高州》一诗中写道：“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藏一身。”他把是非横生、矛盾迭起的京城看作是最理想的隐身之地，人多官多，自己也就不惹人注意。他把权力中心所在的京城视为消解孤独，逍遥自在的隐居之地，这种想象大胆，但仅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他不但没有安稳地在京城栖身，反而发配外地，饱受颠沛流离孤凄之苦。
中国古代有大大小小的地主庄园，文人消解孤独而过吏隐生活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庄园。石崇有金谷园；宋之问有兰田山庄，后为王维所有，称为辋川别业；司空图有王官谷，李德裕有平泉庄。有的文人虽然没有庄园，但在庭院的建设上颇具匠心。另外，除了建设自己的庄园庭院以外，一些文人还利用当地的自然山水，名胜古迹，以此作为吏隐生活的外部依托。柳宗元在永州所写的多篇游记，是他为政之余徜徉山水记录。白居易、苏轼整治西湖，欧阳修建筑醉翁亭，很大程度上就是为自己吏隐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无论是逍遥于庄园庭院，还是登临自然山水，人们把这些活动看作是对政务繁忙的缓解，是对官场生活的补充和淡化，是对孤独情绪一种消解。他们放浪、超脱、忘却人间的烦恼和孤凄。吏隐生活虽然没有辞官，但官场的应酬和政务却不是他的兴趣之所在，这些人所以还保留原职，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为了以禄养身，为了吃皇粮，是谋生的手段，满足的是低层次的需要。至于心灵的真正向往，人生高层次的追求，却是在官场政务之外，是在山水空旷之地。他们的为官是消极的，被动的，隐逸却是积极的、主动的。这些人虽然在政治上、经济上保持着与统治集团的联系，但在思想上是格格不入的。
有的文人在平凡的农耕野居生活中，捕捉到了常人不易感受的态趣。邻曲相谈，奇文解析，登高赋诗，这些都使人心旷神怡，超然物外，在俗中求乐。陶渊明自谓生活的乐趣是：“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欣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羲皇上人。”陶渊明摆脱尘世的孤独，在精神上是以“陵天地而与浮明遨游无始终”的大人先生自况，沉溺于独往独来的逍遥梦境中，创造一个理想社会“桃花源”，用以摆脱孤凄和痛苦。《桃花源诗》所描绘的“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桃花源正是孤独的文人梦想中的一方乐土。
从陶渊明开始，后代许多文人都把桃花源作为自己追求的理想社会，作为逃避世俗丑恶、自身孤独的精神寄托。王维的《桃花行》和韩愈的《桃园图》都描写了这种理想社会。到了宋代，写桃花源的，王安石的《桃花行》最为著名。王安石不像王维、韩愈那样以《桃花源记》为蓝本展开铺叙，而是从大处着墨，直抒本愿。通过“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文子无君臣”二字把桃花源的精神本质直接揭露出来。
如果说王安石写桃源的诗主要从政治角度进行思考，那么苏轼谪居惠州期间所作的《和桃花源》就主要是从哲理角度进行思考。苏轼诗中的桃源不是什么仙境，只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生活境界。这种境界，可能存在于桃花夹岸的清溪，可能存在于万山怀抱的幽谷，但更可能存在于人们清冷澄流的内心。苏轼谪居期间，生活非常孤独，但他以《陶渊明集》为友，终于在心灵深处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桃源帮助自己渡过一段最孤独痛苦的日子。
元明清时期桃源理想写得最成功的还算汤显祖。他因政治原因被贬至浙江遂昌县任知县。这里群山环抱，交通闭塞，民风比较纯朴。汤显祖也尽己所能，施行仁政。他在给大理卿曾同亨的信中对自己政绩表示欣慰：“至如不侫，割鸡之材。会于一试。小国寡民，服食淳足。县官居之数月，芒然化之。如三家疃主人，不复记城市喧美。见桑麻牛畜成行，都无复徒去意。”汤显祖信中的这些话，使人想起《桃花源记》的社会环境描写。另外，他在《南柯记》中把淳于棼治理下的南柯郡也描写成了理想的桃源式的乌托邦。
文人为了摆脱现实中的孤独痛苦，一代又一代地在寻找桃源式社会。但是，这种寻找和追求既是痛苦的，迷茫的，最后又是幻灭的，这种理想的社会永远不可能实现。谢枋得在宋朝灭亡后避元躲于武夷山中，写了《庆元庵桃花》一诗：
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见一年春。
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
谢枋得极力避远。朋友几次举荐，忽必烈亲自降旨，都被谢枋得拒绝。最后，他还是被福建行省强行送往大都，结果绝食而死。谢枋得寻找桃源理想的破灭，典型地反映了这种追求的虚幻性。
文人在消解自己的孤独情感时，把温馨的故乡当成理想的避世场所，从而形成一种带有诗情画意的乡土文学。鲁迅一生不屈不挠地和当时的黑暗的社会现实抗争，“荷戟独彷徨”，感到非常孤寂。但是他笔下的故乡，却是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圆融和谐而又洋溢着生机与活力的人生境界，但是这境界，已成为过去的故乡的象征。无论是《故乡》，还是《社戏》，这过去的故乡的“美丽”，即分别是现在的故乡环境和都市生存环境催生的。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造成的不堪忍受的人生重负，导致闰土式的精神麻木、迷信，使豆腐西施这类村姑失却原先的沉静和朴讷；而在《社戏》中“我”两次城里看戏与儿时看戏不同经历构成强烈对比，并不在对戏文本身的差异而在于围绕看戏所展示的人文环境——都市人际关系的孤独冷漠，对立与流溢于乡村主客的脉脉温情的互参。
虽然由于现代文明的分蚀，乡村之间的人际关系不断恶化，但是仍然有一批作家，不断做着过去乡土的美丽的梦。废名、沈从文、芦焚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孤独的文人对现实中的故乡失望，对都市丑恶鄙陋的生活更感痛苦。他们是乡土的寻梦者，又是都市人生的批判者。在废名的最初的乡土小说中，浸透着鲁迅《故乡》式的凄凉。而《莫须有先生》主人公的精神历程，似乎是废名的夫子自道。正是都市文明的鄙俗、无聊，导致莫须有先生的西山之旅与“厌世”精神。芦焚出于对乡土的厌憎，到都市去寻求精神的栖息之所，然而其结果，更令人难忘人失望。沈从文之所以离开湘西，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20岁之前的乡土经历，犹如“噩梦般恐怖黑暗”，使他体验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从文自传》）可是一旦进入城市，展现眼前的都市人生景观，又是人的自然本性的普遍失落。正是这种对现时的乡村和都市人生处境的双重失望，引发了对成为过去的乡土的回忆，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展示了前现代文明的乡村图景，洋溢着温馨的生命自然之趣！展示民风的古朴、人性的纯静和人际关系的谐和，就连吊脚楼上的妓女，性情“也永远那么浑厚”。难怪刘西渭谈及《边城》时说：“人世坏了吗？不，还是好的，未曾被现代文明污染了的，瞧，这角落不是！”[2]
当读者体验作家中的田园关系和牧歌情调时，事实上已触及乡土文学中桃源情结。无争无斗的和平、宁静、人性和自然，生命的自由自在，人际关系的谐和，乡土小说中的田园美景和牧歌情调，与陶渊明笔下虚构的桃花源境界一脉相承。乡土小说和桃源理想，共同构成了对现实不满的文人消解自己孤独的心灵慰藉。
[收稿日期]2001-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