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郊祀大礼中的下层助祭官吏群体
——以执事官和执事人为中心的考察
王 刚
(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四川成都610065)
摘 要 ：近年来，唐宋礼制史颇受学人关注，郊祀大礼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不过，既往研究更偏重于总论郊祀制度、探讨仪式仪节，并解读与之相关的皇权和政治文化问题，对参与大礼的官吏群体考察较少。实际上，级别较低的执事官和执事人常见诸史籍，其窠目、职责及员数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是大礼仪式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助祭人群。执事官与执事人职责相类，主要负责器物的捧举递送，而在官吏身份和仪式环节上有所区分，其员数规模随时势和政治文化的演变而变化。通过对该群体的研究，可进一步探明宋代郊祀大礼的实际运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对礼的“当代性质”的认识。
关键词 ：宋代；郊祀大礼；执事官；执事人
中国古礼追求“大礼与天地同节”的境界[1](1530)，不过，要将如此宏伟的命题落实于实践层面，即使“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亦未足够[1](1633)。而对汉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南郊、明堂二大礼而言，礼经的缺位现象更为严重。后世面临经义分歧，尚可通过议礼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面对几乎完全失载的仪式细节，则只能依照前朝惯例和“当代”制度来加以处置。这些失载于经的部分，恰恰是礼的“当代性”的生发点，而郊祀大礼最基本的助祭人员的构成，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宋承唐制，郊祀皇帝亲祠为大礼① 两宋郊祀，除个别年份以祈谷、籍田等礼代替，以及宋徽宗亲祠北郊外，郊祀大礼的主体便是南郊大礼和明堂大礼。本文讨论亦以南郊、明堂大礼为主。 。在此类顶级国家祭祀仪式上，单凭皇帝和其他高官所充任的角色，并不足以完成整场仪式，他们离不开众多下层官吏的密切协作。其中，执事官和执事人正是宋代郊祀大礼下层助祭官吏群体的最主要构成。既往研究中，已有学者指出宋代的礼制下移现象[2]。其实，在礼制研究中我们同样需要一次目光的“下移”，以揭示更多以往被忽视的基础性和细节性事实。唐宋郊祀礼制研究成果颇丰，对本文启发良多,亦有学人从助祭人员和助祭乐歌等角度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探索② 参见:吴丽娱.唐代的皇帝丧葬与山陵使[J].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8(24)；吴丽娱.唐代的礼仪使与大礼使[J].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2008(5)；梁天锡.宋宰辅领礼仪诸差遣之分析[J].宋史研究集，1989(19)；郭声波.宋大礼五使系年[J].宋代文化研究，1993(3)；王刚.唐五代时期南郊大礼五使考述[J].社会科学论坛，2015(7)；刘永明.试论曹延禄的醮祭活动——道教与民间宗教相结合的典型[J].敦煌学辑刊，2002(1)；周侃，王坤.唐代宫廷优伶探微[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许继起.周代助祭制度与《诗经》中的助祭乐歌[J].文学遗产，2012(2)。 。不过，有关下层助祭官吏群体的研究成果目前尚不多见。受制于史料，本文讨论的时段偏重南宋。
一、执事官概念职能辨析
执，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本义为捕罪人，引申为持守[3](496)。执事，广义上即操持、职掌某事，由此亦可指代某件差事或从事、主管某项工作的人。在唐宋时期有关郊祀大礼的文献记载中，常常可见行事官、执事官、陪祀官等称谓并举的现象。可见，在该时期特定的礼制语境下，执事(执事官)已经具有较广义更为准确的专指义涵，并且与行事(行事官)有所分别。
自1978年起，国家为限制人口的增多，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载入我国宪法，1980年“一胎化政策”的实施全面推出。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最直接的后果是新生儿人口的不断减少，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再难开放，并且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动下，出生率并无明显上升[2]。这是诱发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成因。
究竟何为执事官？马端临《文献通考》中保存着一篇《明禋仪注撮录拾遗》，据马端临自述：“先公景定庚申以枢密院编修官摄殿中监，咸淳己巳以右丞相充仪仗使，壬申充礼仪使，此仪注则当时奉常礼院所供也。”[4](2331)可见，这篇文献是其父马廷鸾亲自担任郊祀大礼助祭官员时，朝廷所行用的仪注。这篇文献十分详细地记载了南宋晚期明堂大礼参与人员的构成，而且明确涉及了执事官，朝献景灵宫部分，记载道：“执事官五员”，文内小字注曰：“捧笾、捧豆、捧簠、捧簋、捧乳俎”；朝飨太庙部分，记道：“执事官十八员”，注曰：“捧牛俎六员，羊俎六员，豕俎六员”；祀日明堂大礼部分，记道：“执事官五员”和“亚、终献执事官四员”，分别注曰：“捧笾、捧簋、捧牛俎、捧羊俎、捧豕俎”和“供亚献爵盏、供终献爵盏、盥洗盥爵、帨巾拭爵并引馔”[4](2327～2328)。综上所述，可列为表1。
契勘国朝以来大礼，执事并差命官。昨绍兴四年明堂正、配四位执笾、豆、簠、簋并捧俎官，除昊天上帝、皇地祇两位差官二十员外，其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两位只以人吏二十人充代。窃谓骏奔助祭乃士大夫之职，倘以胥吏杂厕其间，恐致媟慢，于礼未安。今来行在及吏部未差员数尚多，欲望朝廷下太常寺依旧制差执事官二十员，以称严奉祖宗之意。今看详，欲依本官所乞，令吏部贴差官二十员外，兼勘会自来大礼前一日朝飨太庙，每室依礼例系合差捧俎官六员。今来明堂大礼前一日朝飨太庙，系一十一室，依礼例共合差捧俎官六十六员。除已降指挥就用明堂捧俎官一十二员，先诣僖祖、翼祖两室捧俎行事外，自宣祖至徽宗九室，止令执事人捧俎升殿。今已乞将上件贴差明堂配位捧俎馔官二十员、并明堂正位捧执笾、豆、簠、簋官八员，及于举鼎官三十二员内令吏部就差二十六员，通作六十六员，并就充太庙逐室捧俎官行礼。[5](290)
表 1：《明禋仪注撮录拾遗 》所见南宋景定咸淳间明堂大礼执事官窠目员数表
可见，所谓执事官，即在大礼上主要负责礼器捧执递送的助祭官员。这里的执事，一方面表明业有专责，另一方面又与捧执、执举直接相关。而执事官的服务对象，实际上便是下一仪节需使用礼器的诸种行事官[注] 有关行事官的研究已另撰文，此处不再赘述。荐献只是行事官范畴中献官等助祭官员的职掌，此外尚有与册宝、奏乐、检视、监察等职责相关的一系列行事官。行事官和执事官都由职官充任，而在职能(服务对象)和身份地位等方面有所区别。 。有关执事官的概念和职责，史料中亦不乏其他佐证。《中兴礼书》卷三十五详细记载了淳熙三年(1176年)南郊大礼朝飨太庙时的行事官位版，其中只可见“荐牛俎官”“荐羊俎官”“荐豕俎官”[5](155)，唯不见捧牛俎、捧羊俎及捧豕俎官。荐与捧一字之差，即行事与执事之别。同书卷三十六又载该年大礼的人员站位，其中规定“分献官、执事官各就位于龛陛上下，并外向”[5](165)，很明显，执事官的站位，正为捧举礼器供分献官荐献之用，史籍中有时甚至直接称其为捧执官[5](291)。
不过，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执事和行事词义有相通之处，因而有时执事官亦被涵盖于行事官范畴之内。如《中兴礼书》卷六十八至卷七十题为“明堂行事官”，而内容实际上涉及了绍兴以后若干次明堂大礼中的执事官。又如《文献通考》卷七十二载，南郊大礼前十日受誓戒之位版布置，其中“左仆射、刑部尚书在北，南向。左仆射在左，刑部尚书在右。行事左仆射在南，吏部、户部、礼部、刑部尚书，吏部、礼部、刑部侍郎，押乐太常卿、光禄卿、押乐太常丞、光禄丞、功臣献官在其南。次分献官，次执事官又于其南，俱北向、西上。监察御史位二，在西，东向、北上。读册、举册官，奉礼、协律郎，太祝，郊社、太官令在东，西向、北上。设陪祀文武百官位于行事官之南”[4](2222)。依其行文逻辑和空间布局可知，最末的行事官一词囊括了陪祀官以上、包含执事官在内的全体官员。总体上，执事官和行事官二词在宋代的礼制语境下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含义和使用习惯，但二者之间的界限并非绝对。
二、明堂大礼执事官的窠目复原及员额变化
自北宋皇祐二年(1050年)仁宗首次举行，明堂大礼便成为两宋时代除南郊大礼以外最重要的郊祀大礼。在徽宗朝，随着明堂建筑的落成，明堂大礼甚至一度改为一年一次。然而，目前史料中有关宋代明堂大礼执事官窠目和员数的记载，绝大多数集中在南宋前期。此前和此后的情况，除北宋末期可借助南宋初保存的礼例反推，南宋中后期偶有记载外，基本失载。
南宋初年情势稍稳后，宋廷分别于绍兴元年(1131年)、四年、七年和十年连续四次举行明堂大礼。《中兴礼书》中现存四条集中记载绍兴四年、七年、十年三次大礼执事官窠目和员数的资料。为便于分析，特将此四条材料编号列举如下。
(一 )绍兴四年
由于原定冬至的南郊大礼改至次年四月八日(实际举行则为乾道元年正月祈谷)，原本差到的官员解散后无法立即重新集结，因此芮煇建议对执事官进行大幅调整。首先，这次大礼合差捧俎、捧执笾、豆、簠、簋官六十三员，对照此前合差六十六员、七十员捧俎官的窠目，规模基本持平而略有缩小。其次，所谓“乞依昨亲飨体例”，当指绍兴三十一年明堂大礼。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值钦宗之丧，朝飨太庙执事官员额大幅削减，捧执笾、豆、簠、簋官只设八员。此处捧俎、执笾、豆官共设十二员，大体符合绍兴三十一年之规制。而“所有其余俎馔”，应指簠、簋等，它们不设执事官捧执，而改由执事人负责，更重要的是，“后皆仿此”，表明这次改动对此后的南郊大礼产生了持续影响。
(二 )绍兴七年之一
前一日朝飨太庙，依仪每室合差捧萧蒿篚、捧肝膋豆、捧毛血盘官各一员，捧笾、豆、簠、簋官四员，并差南班并外官宗室充，共合差官七十七员。今欲乞将萧蒿篚、肝膋豆、毛血盘、笾、豆、簠、簋依常享礼例，更不差官。令执事人依仪先次设置，即不减损礼制。[5](287)
(三 )绍兴七年之二
除祀日前二日朝献景灵宫环节阙失外，这份窠目员数表，大体便是南宋初年朝廷为明堂大礼指派执事官的依据。它反映的是“自来明堂大礼”的“依仪”理想态，也很可能是北宋末期国家祭祀繁盛景象的写照。这份执事官窠目蓝本，由北宋发展而来，亦是南宋中后期加以改动(主要是减省)的基本依据。它固然无法涵盖两宋明堂大礼执事官窠目与员数的演变全貌，却由于处在两宋之交的特殊时间点，而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可以看作整个宋代明堂大礼执事官构成的一个缩影。
1.2 观察指标 采集所有受试者的性别、年龄、收缩压、舒张压及人体学测量指标等。人体学测量指标包括BMI、腰围、WHtR、WHR。所有受试者禁食10 h以上，清晨空腹采静脉血，检测血常规，同时采用全自动生化检测仪(Modular E170,Roche)检测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糖化白蛋白(GA)、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尿素氮(BUN)、肌酐(Scr)、尿酸(UA)等。
(四 )绍兴十年
经产蛋白酶活性筛选，共有7株菌有产蛋白酶能力，其中有2株乳酸菌，2株真菌，3株芽孢杆菌，分别编号为R1，R2，Z1，Z2，Y1，Y2，Y3；经产淀粉酶活性筛选，共有3株菌有产淀粉酶能力，且均为具有产蛋白酶能力的芽孢杆菌，即为Y1，Y2，Y3，详细结果见表1。
(二)(三)两则材料集中于明堂大礼前一日朝飨太庙环节，可知太庙每室需差捧萧蒿篚、捧肝膋豆、捧毛血盘、捧笾、捧豆、捧簠、捧簋官各一员，捧俎官六员，举鼎官八员，合计每室执事官二十一员。高宗朝太庙十一室，总数为二百三十一员。在(四)中，先提到昊天上帝、皇地祇两正位共差捧笾、豆、簠、簋和捧俎官二十员，又在由祀日大礼向朝飨太庙环节调剂执事官时，从明堂正位拨出执笾、豆、簠、簋官八员。综合起来，便能确定明堂大礼祀日堂上正、配位每位需差执笾、豆、簠、簋官各一员，捧俎官六员，举鼎官八员，除不设捧萧蒿篚、肝膋豆和毛血盘官外，同朝飨太庙环节每室应配执事官窠目、员数完全相同。最后再回到材料(一)，其中捧俎官二十四员，即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及两位配帝各六员，与(二)(三)一致。而龛壝奉礼郎和龛壝木爵官，明显是针对正、配位以外的从祀诸神而言，其称谓和制度当源于南郊大礼坛壝之制。前引《中兴礼书》卷三十五有关淳熙三年南郊大礼的材料，其中提到分献官和执事官各就位于龛陛上下，该执事官所指应该即为龛壝奉礼郎和龛壝木爵官。综上所述，南宋初朝廷所行用的明堂大礼执事官窠目和员数蓝本，可见表2。
前一日朝飨太庙，依仪每室合差捧俎官六员，举鼎官八员，共一十四员，并以南班及外官宗室充，共合差一百五十四员。今欲乞就差明堂捧俎官一十二员通衮，逐室捧俎行事。其依次诣室俎馔，依例先令执事人预捧于诸室前以俟奠献。所有合用鼎欲乞下工部指挥文思院制造。其举鼎官更不差官。[5](287)
表 2：南宋初明堂大礼执事官窠目员数表
实际运作中南宋初的宋廷实在无力维持此等礼仪规模。绍兴元年(1131年)四月三日礼部、太常寺进言：“自来大礼系差捧毛血盘、萧蒿篚、肝膋豆、抬鼎执事官，员数稍多，所有今来大礼缘行在宗室及现任并待次官数少，差摄不足，欲乞令先次设置，即不须差官，于仪别无妨碍。”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太常寺再言：“今来明堂大礼执事官员数阙少，欲乞除配帝二位俎馔令执事人捧升殿西阶上，随地之宜权立以俟，礼部尚书等依仪奠献。诏依。”[5](285)可见，当年先完全罢去朝飨太庙环节的四种执事官，随后又以执事人代替祀日大礼配飨之帝的执事官。据表2推算，仅这两次上言便减少执事官一百五十人以上。绍兴四年、七年诸种剧烈减省措施，(一)(二)(三)等材料中比比皆是。其中，绍兴七年前祀一日朝飨太庙仪节，将二百三十一员执事官削减为一十二员，且这仅有的一十二员尚需从祀日大礼捧俎官中通衮借调。执事官总员数锐减到窠目蓝本的二十分之一，直观地反映了时势之艰。直到绍兴十年，明堂大礼执事官员数方现回升，甚至出现了“行在及吏部未差员数尚多”，请求将改用执事人的部分换回执事官的现象。总体来看，在两宋之际的剧烈冲击下，南宋初年明堂大礼的用人规模急剧缩减，执事官员数远远无法满足应有水准，面对这一现象，朝廷往往以降等(以执事人代替执事官)、通衮和直接减省三种方法应对。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将来季秋大飨明堂，近以孝慈渊圣皇帝升遐，主上宫中实行三年之丧，前期朝献景灵宫、朝飨太庙皆当遣大臣摄事，主上唯亲行大飨之礼。所有仪仗、供张、宿顿之属，令有司更不排办。将来明堂行礼应奉所须，多事之际，自合从宜”[5](291)。可见，钦宗之丧使该年明堂大礼的部分仪节降格为有司摄事。故礼部、太常寺拟道：“前一日朝飨太庙，依仪合设笾、豆、簠、簋于馔幔内。俟荐献时，执笾、豆、簠、簋官捧入以授荐笾、豆、簠、簋官，逐室荐献。今来若依仪差捧执官，缘差官稍多，若令执事人捧执升殿，又缘供官数少，及依已降指挥，更不于诸处借差供官。今欲随宜，止差执笾、豆、簠、簋官八员，通衮逐室荐献。”[5](291)据表2，太庙合差执笾豆簠簋官四十四员，被缩减至八员。
从执事官到执事人，是研究目光“下移”，对礼仪的基础和细节进一步加以复原的过程。实际上，前文所引诸材料已多次提到执事人,而《中兴礼书》卷七十专有“执事人”一篇，其中记载的人员只有两类：赞者和供官[5](296)。结合上引绍兴三十一年史料内“若令执事人捧执升殿，又缘供官数少，及依已降指挥，更不于诸处借差供官”的记载，可知宋代礼制中的执事人即为供官和赞者的总称。其中，供官与前文探讨的执事官在职责上比较相似，而赞者则专事赞导。
SIO（Smart Innovative Operations）即智能化创新运营。液空通过引进实施“SIO前瞻”项目逐步实现所有中国工厂转型。数字化运营中心DPC的成立就是该项目在中国实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DPC将负责所有在华企业新型数字化及数据工具和方法，及其持续的管理和改进，全面提升项目所覆盖工厂的生产运行自动化水平，以满足新型运行模式的需求。而且可通过DPC集中化远程控制工厂日常运行，更好地提升运营效率，并及时获得本地及国际专家团队支持。
最后，回到表1所反映的景定咸淳年间。马廷鸾分别于景定庚申(景定元年)、咸淳己巳(咸淳五年)、壬申(咸淳八年)三次参加明堂大礼。《明禋仪注撮录拾遗》所载内容，至少在这十数年间长期行用，大体上可代表南宋晚期的状况，其溃缩程度几乎甚于绍兴初年。而看似增加的亚、终献执事官，实际上与几种早已存在的行事官职责类似，因此他们很可能是由原本的行事官降等而来。总括而言，通过对绍兴、淳熙、景定、咸淳等若干时间点的考察，可知南宋明堂大礼执事官的窠目繁简和员数多寡程度，总体上应不会超过北宋末期，也即表2的水准。
三、南郊大礼执事官窠目及员数变化
宋代南郊大礼同明堂大礼之间存在密切的参照模仿关系，基于以上对宋代明堂大礼执事官窠目员数的初步认识，可以此为参照系，进一步对南郊大礼的状况展开分析。
宋高宗曾于建炎二年(1128年)在扬州仓促举行南宋历史上首次南郊大礼。绍兴十三年(1143年)，高宗决定在临安再次举行南郊大礼。与建炎二年相比，此时的情势已大为好转，礼仪规模亦得到显著提升，史载“自天地至从祀诸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6](2835～2836)，可谓一派中兴气象。绍兴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礼部、太常寺言：
防虫网是一种用20-35目左右细小孔径的纱网，其作用便是阻止害虫进入温室大棚，从而起到预防虫害的目的。通常将防虫网覆盖在温室大棚的通风口上，并在防虫网的两侧覆盖一定的塑料薄膜，如此既能起到预防虫害的效果，又能起到一定的防雨作用。
今具下项：一、将来郊祀大礼，坛上正配四位，合差捧执笾、豆、俎官二十四员、举鼎官一十六员。欲乞依礼例，从太常寺具窠目由吏部差官，并前一月趁赴习仪。一、将来郊祀大礼前一日朝飨太庙，依仪合差捧俎官六十六员。今欲乞依礼例，于所差圆坛捧执笾、豆等官四十员，并圆坛奉礼郎一(十)员，就充太庙捧俎官行事外，见阙一十六员，乞从太常寺申吏部差官。[7](礼1之18～19)
其中，Vi1是上一级变换器的输入，Vo2是下一级变换器的输出，Tm=Zo/Zi为前级输出阻抗与后级输入阻抗之比，Middle Brook指出，可以按阻抗比Tm是否满足奈奎斯特判据来判定系统的稳定性[9-10]，且通过确保全频段内|Zo|均远小于|Zi|，可解除电源侧与载荷的耦合关系，确保级联系统的稳定性。
菌株Halomonas sp.DH1利用不同碳源的发酵液的表面张力和E24见图1。试验结果表明Halomonas sp.DH1菌株以正十六烷、液体石蜡、柴油为碳源的情况下，发酵液的表面张力较低，其中以正十六烷为唯一碳源的发酵液可将表面张力降低至28.4 mN/m。以葡萄糖、正十六烷和萘为碳源时发酵液的乳化性能较好，E24分别达到60.1%和51.1%。这说明菌株Halomonas sp. DH1以这些物质为碳源进行发酵所得的发酵产物具有得到较好的表面活性。
一般而言，礼官所谓“依仪合差”，即依据礼典、礼例等查知的应差员数，而言“欲乞”，往往反映的是该次大礼的实际情况。据此，似可作如下推断。其一，坛上正、配四位应差执笾、执豆、捧俎官共二十四员，则每位应含六员。另据《中兴礼书》卷九载：绍兴十三年二月六日礼部、太常寺上言中曾明确讲道“郊祀昊天上帝、皇地祇并配位共四位，合用祭器并数足每位陶豆、竹笾各一十二，陶簠、簋各二，俎案十二”[5](35～36)。可见，坛上正、配四位之笾、豆、俎数量相等，则六员执事官最可能的分配方法是执笾、执豆、捧俎各二员。而簠、簋数量很少，极有可能由执事人预先布置妥当而不置执事官。其二，举鼎官共一十六员，则每位当为四员。其三，圆坛奉礼郎十员同时充当太庙捧俎官后，仍缺太庙捧俎官一十六员，可见此十员奉礼郎应是总数。其四，太庙捧俎官应差六十六员，与明堂大礼相同。其五，最后仍能继续申请从吏部差官，可见礼仪规模并未受到刻意限制和缩减。其六，本条材料仅涉及需措置项目，尚可能存在其他执事官。该年九月二十八日礼部、太常寺曾言：“据修武郎程宗亮等八十五员状：各蒙吏部发遣前来太常寺，充捧执笾、豆、簠、簋等官，系赴圆坛、太庙、景灵宫行事。”[6](礼1之22～23)倘若坛上正、配四位仅需执笾、执豆、捧俎官和举鼎官，那么此处簠、簋当指朝飨太庙和朝献景灵宫环节所用。据此，朝飨太庙仪节中，可能并非仅设捧俎官。综合上述几点分析，以表2为基础，可制成表3。
表 3：南宋绍兴十三年 (1143年 )南郊大礼执事官窠目与员数表
仅就表内员数统计，该年有司行用的执事官窠目，不通衮总员数为一百一十六员。而上引程宗亮等八十五员状，也表明实际差遣员数至少在八十五员以上。与绍兴元年、四年和七年明堂大礼相比，规模的确更盛，但与表2所反映的明堂大礼规格对比，似乎仍略逊一筹。
这份绍兴十三年南郊大礼执事官窠目表所反映的“依仪合差”状态，大体有三个来源：一是建炎二年南郊大礼仪注，二是北宋末期南郊大礼仪注，三是同时期的明堂大礼仪注。来自建炎二年南郊仪注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表3的规格放在建炎二年背景下似乎过高。倘若来自北宋末期南郊仪注，那么或许表明徽宗朝对明堂大礼的重视程度已经胜过南郊。如果来自南宋初明堂大礼仪注，其实质仍是继承北宋末的明堂仪制。北宋末的南郊仪注在南宋初已经散佚。但无论怎样，有两点无疑，一是南宋初年的南郊、明堂大礼仪注仍旧保持着与北宋仪注之间的继承性，二是南宋初期南郊大礼执事官窠目在繁简程度和员数多寡上，略低于明堂大礼。
我院男护生选择护理学专业31.73%的护生是因为好就业，54.33%的男护生对本专业积极主动且没有想过更换专业，75.69%的男护生优先选择的医院为三级医院，29.81%的男护生最想在手术室工作。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我院男护生对男护生就业处于相对看好状态。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影响男护生就业观高的因素如下。
绍兴十六年(1146年)二月，太常寺针对朝飨太庙仪节所需宗室不足之事请求：“所有捧俎执事官七十员数内，欲依本官所乞，遇今后大礼朝飨，从本寺牒宗正司亲贤宅等差南班宗室充外，所有其余不足员数，乞以逐次大礼体例，本寺申吏部差待次异姓文武官充，即不合降敕。”[5](103)依表2、表3推算，太庙十一室当差捧俎官六十六员，此处七十员的数目根据尚无法判定，但与此前差别不大，似应能表明该年大礼没有大幅调整执事官窠目和员额。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太常博士芮煇言：
乾道九年(1173年)仪注明确记载：“郊祀大礼并前二日朝献景灵宫、前一日朝飨太庙”，设“捧俎、捧执笾、豆、簠、簋官一十二员”[5](109～110)，印证了隆兴二年(1164年)“后皆仿此”的真实性。由此，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受钦宗去世影响而做出的一次临时性调整，变为南宋中后期的常制，而隆兴二年对仪注的修订，很可能就是南宋南郊大礼执事官窠目员数在绍兴三十一年后持续压缩的转折点。高宗对钦宗之悌，续以孝宗对高宗之孝，天潢贵胄的德性传承充分利用郊祀大礼这一渠道得到彰显和加固。
行事应奉官、侍祠官、亚、终献、左仆射、左丞等三十员。分献官一百员，今省减止乞差五十八员。捧俎官二十四员。龛壝奉礼郎六十员，今省减止差五员上二十五位行事外，余盖以执事供官充代。龛壝木爵官一百四十员，乞更不差官，止以执事供官充代。[5](285)
今年冬至郊祀大礼所差捧俎、分诣等官，本寺申吏部差到待次文武官共九十一员，前一月教习仪范了当。续准指挥，改用四月八日郊祀行礼。吏部晓示，令逐官朝辞给假前去。今来难以再行告集，若别行差官，又缘所差员数稍多，教习不及，致期应奉交互拥遏不便。兼所差官各合破本身食料钱、人兵、鞍马等，窃虑日逼所属难以差办。本寺今措置，欲乞除分命九宫贵神光禄卿等官文臣共二十八员，并乞依旧差拨外，其捧俎、捧执笾、执豆、簠、簋官武臣六十三员，今乞依昨亲飨执笾、豆、簠、簋官及见今大礼举册官通衮举册体例，止差一十二员通衮捧俎、捧执笾、豆行礼。所有其余俎馔，欲依荐飨礼例，令供官先捧至位，及于馔幔内设俎实为省约，于礼无阙。乞从本寺具窠目申吏部差官。(段末小字注曰：后皆仿此。)[5](105)
总的来看，南宋初，明堂大礼和南郊大礼皆受到局势动荡的严重影响，规模急剧下降，直到绍兴十年之后才有所恢复，但基本未能超越北宋末年的水准。而高宗末期，以钦宗之丧为由，郊祀大礼规模再度调低。孝宗朝后，继承绍兴三十一年的举措，无论明堂大礼还是南郊大礼，都基本保持在较低的规格运作，并且进一步下降。如果说南宋初礼仪活动规模的缩减主要是受外部诸种压力的影响，那么孝宗朝以后不见回升，反而维持较低规模，很可能是内部政治文化作用的结果。
四、宋代郊祀大礼中的执事人
淳熙六年(1179年)，“礼部、太常寺言：‘勘会自来明堂大礼，止就馔幔内出熟体于俎讫，户、兵、工部尚书依仪奠献。其捧俎、捧执笾、豆、簠、簋官，止共差二十员通衮行礼。今来明堂大礼，合差捧俎、捧执笾、豆、簠、簋官二十员，并就馔幔内出熟体设于俎，欲乞并依前项礼例。其朝献景灵宫、朝飨太庙合差捧俎并捧执笾、豆、簠、簋官，欲乞依逐次大礼礼例，于今来明堂大礼所差捧俎等官内就差通衮行礼。’诏依”[5](292)。将祀日大礼仪节捧笾、豆、簠、簋官和捧俎官由原本的四十员改为二十员通衮的做法，并未见诸绍兴元年、四年、七年和十年明堂大礼。因此，倘若此处所谓“勘会自来明堂大礼”所参照的是南宋礼例，就只可能来自绍兴三十一年。结合上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因钦宗之丧而缩减执事官员数的背景，当年同时采取此种通衮方法的可能性很高。作为孝宗朝的首次明堂大礼，它很可能继承了上一次明堂大礼(绍兴三十一年)的成例，依旧以较低的员数水平运作。
执事人和执事官之间的区别，主要在身份地位和职责两方面。身份地位上，执事人一般是各官司所属吏史，而非职官，执事人地位低于执事官。职责上，执事人一般为执事官服务，再由执事官为行事官服务，虽然并不绝对，但大体上形成一种“执事人—执事官—行事官”的行动链条。而这一序列同三者之间的地位亦相合，体现了礼仪活动尊卑分明的特性。由于执事供官和执事官相似度较高，史料中常见以执事人替换执事官的例子，笔者已指出这是一种以“降等”来弥补执事官不足的应对方法，此处不再赘论。执事人处于大礼助祭官吏的底层，职责纷杂，涉及官司众多。现有史料中，唯《宋会要辑稿》对皇祐二年明堂大礼的执事人有较详细记载。为便于考订和分析，特转引于下：
宫、庙、明堂行礼，有司执事及乐工与升殿堂者，景灵宫凡四十三人：太常礼院礼直官三人，升降奉引，礼生一人，引太祝彻馔；中书省史一人，引册案；太常寺太乐令、丞、乐正、登歌乐工共三十三人，史一人，引奉馔；太府寺史一人，供币；光禄寺史一人，酌亚献、三献酒并奉胙俎；少府监史一人，奉玉币，史一人，奉亚献、三献福酒。太庙凡百三十七人：太常礼院礼直官三人，升降奉引，礼生七人，引太祝彻馔；宗正史七人，七室内守灯烛法物，行事官及史五十六人，奉俎押当，史二人，引押应奉；中书省行事官史十四人，奉册案，史七人，主席褥，史三人，引册、持烛；太常寺大乐令、丞、乐正、登歌乐工三十三人；光禄寺史二人，酌亚献、三献酒并奉胙俎；少府监史一人，奉玉币、玉爵及饮福金鳵，史三(二)人，奉亚献、三献饮福银鳵。明堂凡百七十四人：太常礼院礼直官四人，升降赞引，礼生十一人，引太祝彻豆；中书省史二十二人，奉册案，史十一人，主席褥，史二人，引册、持烛；太常寺大乐令、丞、乐正、登歌乐工共三十三人，行事官五十五人，奉俎，史一人，引馔；司天监史三人，主设神位版；将作监史九人，供香火；光禄寺史四人，酌亚献、三献金鳵并奉胙俎；太府寺史三人，供香币；少府监史一人，助进玉、币、匏、爵并饮福金鳵，史二人，奉亚献、三献木爵及饮福银鳵，史三人，奉九位分献官木爵。[7](礼24之24～25)
首先需对这则史料勘误。太庙仪节内，中书省部分，“中书省行事官史十四人”中“行事官”可视为衍文；少府监部分，“史三人”当为“史二人”，才能既符合其分别为亚献、三献奉银鳵的职能，又满足太庙仪节一百三十七人的总数。明堂仪节内，所有人员总数相加为一百六十四人，而非材料所言一百七十四人，由于缺少其他佐证，仍存疑。除去其间夹杂的各类行事官和乐工，该年执事人窠目和员数可列成表4。
表 4：北宋皇祐二年 (1050年 )明堂大礼执事人窠目员数表
可以看到，这则材料罗列的执事人也包含了赞者和供官。唯一不足的是，该资料着眼于记录“升殿堂者”，或许并非当时执事人窠目的全部。
用BT-9300S型激光粒度分析仪测试原料粉末的粒径及粒径分布、HY-100型粉体密度仪测量振实密度、ON-1000型氧氮分析仪分析氧含量、用JXA-8100型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表面形貌．304L与FeCrBSi的粉末物理性能列于表2，表面形貌如图1所示．
至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礼部、太常寺言：“今来明堂大礼合差赞者五十九人”，“合差供官七十七人，排设神酒礼器、铺设祭器币帛茅草升烟瘗血礼神真玉等”。现实情况则是“阙赞者四十三人”“阙供官五十人”，只有四十三人可用，最后甚至计划“下临安府诸县差借”，可见人员不足之甚[5](296～297)。据此可知，北宋末明堂仪注的执事人总数当在一百三十余员。表2曾推算北宋末期明堂大礼执事官员数最低为二百七十二员，最多可超过五百员，可见当时仪注内，执事人少于执事官。绍兴元年的实际情况纵然不容乐观，但朝廷并未大幅缩减执事人员数，根本原因就是执事人已处于助祭官吏底层，无人可替。绍兴十年(1140年)，明堂大礼执事官员数已经开始显著回升，但执事人方面仍旧严重缺员。其中，赞者缺四十四人，供官缺四十六人。所缺执事人，依此前惯例差借，并且要求“当官封臂保明正身”[5](297)。南宋初年官吏伪冒之情形亦于此可见一斑。实际上，对差借而来的执事人加以查验并非始自绍兴十年。绍兴七年(1137年)的一则史料中就有详细记载：
七年七月十四日，礼部、太常寺言：“今来所借赞者、供官，系明堂行礼并朝献景灵宫、朝飨太庙三处，并是入禁卫内往来御前、赞引行事执事官行礼，并供设祭器、排办礼料、升殿应奉之人，理合措置严切察觉。今欲乞将所借赞者、供官，令逐处当职官仔细验认，并系正身并不像代名百姓、亦不像三路凶恶人数，当官给封封臂讫，保明别无奸伪，具状，于大礼前四十日发赴寺教习逐处仪范。”诏依。[5](296)
可见，“恶人”尚能借机混杂于执事人中，往来御前，穿梭祭所，面君事神。而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朝廷甚至曾一度要求“皇帝亲祠，供官并差命官、选人”[7](礼1之9)，对比可谓鲜明。
现代化灌区的建设要与农村现代化建设同步发展。实现灌区现代化，需要对灌区内的水资源进行保护。减少对水资源的污染，减少生活垃圾的随意排放，使现代化灌区实现其真正的效益。针对农村中存在的生活垃圾胡乱排放污染灌区内水资源等现象，应从提高农民素质和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等根本上去解决。
综上所述，通过对宋代郊祀大礼的下层助祭官吏群体展开研究，古礼仪式的更多基础性细节得以逐步显现。除去身居高位者，宋代郊祀大礼尚有数量众多的执事官和执事人助祭其间。同时，在经典文献缺位的地方，礼仪官司借助既有实例，结合当下制度和具体情况，对仪注进行修订，力求在仪式的神圣性和可操作性上寻求平衡。而现实政治、军事危机的冲击，同样会对礼的具体实践形式产生巨大影响。因此，礼的继承性与“当代性”、延续性与创造性、神圣性与现实性等几组辩证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索。而礼究竟如何从文本变为行动，又如何被安放在现实世界当中，亦需透过更多角度加以研究阐明。
参考文献 ：
[1]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 王美华.礼制下移与唐宋社会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3] (汉)许慎，(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清)徐松.中兴礼书[M].续修四库全书:第82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The Lower Deacons of the Grand Suburban Sacrifice Rituals in Song Dynasty
WANG Ga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5，China)
Abstract s ：In recent years，the study of ritual system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scholars，among which the suburban sacrific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However，previous researches focus more on the rituals and the relevant issues of imperial power and political culture，but less on the participants.Even in the few studies，scholars tend to focus on the high-rankings.In fact，the executing officers and executing scribes often appears i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y are indispensable basic power for an ritual.Their lists，duties and numbers are clearly stipulated.The deacons are mainly responsible for lifting and delivery of utensils.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by their titles and the number of deacons vary with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ituation.Through this study，we can explore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suburban sacrifice rituals in Song Dynasty more further，and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property of contemporary within ancient Chinese rites.
Key words ：Song Dynasty；Suburban Sacrifice；Executing Officers；Executing Scribes
中图分类号 ：K2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627(2019)02-0107-09
收稿日期 ：2018-12-0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宋代郊祀大礼仪式及其政治文化内涵研究”(16YJC770025)
作者简介 ：王刚(1988-)，男，甘肃兰州人，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助理研究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责任编辑 李延睿 】
标签：宋代论文; 郊祀大礼论文; 执事官论文; 执事人论文; 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