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仪式活动中村落关系的构建与变迁
——以湖北省仙桃市西流河镇罐子湾为例
李杨
（西南大学 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重庆 北碚400715)
【摘 要】 祭祀仪式作为一种伴随着人们生产生活而产生的文化现象，是村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系村落居民关系的重要纽带。湖北省仙桃市西流河镇罐子湾的祭祀仪式可分为祖先祭祀仪式和神灵祭祀仪式。这些祭祀仪式体现了罐子湾的村民关系通过集体祭祀、物品互赠、村落互助得以构建。时代变迁中祭祀仪式的转变对村民关系产生的影响，表明祭祀仪式依然是村落关系构建的重要方式之一。
【关键词】 祭祀仪式； 村落关系； 关系构建
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仪式是兼具象征性、表演性、神圣性和凡俗性，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以及整合社会的方式［1］。祭祀仪式作为仪式活动中的一种，是指在某一族群或地域内，通过符号表述丰富的功能性表演，对祭祀对象表示崇敬并表达美好祝愿的过程。在乡村社会中，村民需要通过各种祭祀仪式活动加强社会整合，获得社会支持，形成对村落的社会认同。因此，对祖先和神灵的祭祀仪式是村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罐子湾的自然历史状况
下查埠地处湖北省中部的江汉平原，位于号称“八百里洞庭”的古洞庭湖畔的云梦泽，其历史可追溯至明初的洞庭湖泽布施台。因该地地势较高，周围河湖众多，水运便捷，过往船只常来停靠，该地成为埠头。其名称来源传说有二：其一，因位于洞庭湖边，“浪渣”（仙桃地区方言，指湖面漂浮物）很多，被人称为“下渣埠”。明末有一著名商人来此，看到此处已离洞庭湖较远，没有水了，故拿掉“渣”字的偏旁，改为“下查埠”。其二，明朝年间，原籍此地的胡廷瑞被朝廷封了丞相，后有人告发其蓄意谋反，朱元璋派钦差大臣来此处调查处置。人们取钦差下派调查之意，故称此地为“下查埠”。下查埠原为湖北省仙桃市较早的一个建制镇。2001年，下查埠镇撤销镇制，改为下查埠街道、下查村等，部分行政区域由西流河镇管辖。罐子湾位于下查埠街道东北方，隶属于下查村[2]。罐子湾是一个典型的平原地区自然村，村前村后均有一条人工修建的灌溉河。村北为该村的农田，村南为出村的公路。村子坐落在一个小土丘上，民居坐东朝西，沿着土丘分布。该村村南沿公路有一条名为仙下河的河流，为古时洞庭湖沟通汉阳的运河。因该村地处河湾，又因地势较高成为古时来往商贾卸货的地方，货物多为陶罐、瓦罐，故称罐子湾。
罐子湾所处的江汉平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光、热、水等条件适合农作物生长，同时该地湖泽众多，物产丰富，历来被称为“鱼米之乡”。过去村民主要以种植业为主业，传统农业技术较发达，渔业为主要副业。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后，由一年两季收获改为一年一季收获。经济作物以棉花和油菜为主，一年两季收获。收获和播种时，该村村民习惯与同村好友或同姓一两户合作，共同应对农忙。该村的农业用地被分为白田（旱地）和水田，耕地面积130余亩，其中白田80余亩，水田50余亩，另外还有一些未计入面积的荒地。人均耕地面积在0.9亩左右。灌溉用水主要是从仙下河引流，挖掘村前和村后的灌溉河，现如今依然在使用。该村人口密集，土地使用率较高，村民大量使用有机肥和化肥。由于农业收入偏低，很多家庭的收入主要源于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或经商。
疗效评定：患者治疗后，临床症状完全消失，且经胃镜检查可见溃疡面完全愈合，被认定为治愈；患者经治疗后，临床症状发生明显改善，经胃镜检查可见溃疡面积相比治疗前缩小≥50%，被认定为好转；患者治疗后，临床症状未发生明显改善或病情加重，经胃镜检查可见溃疡面未缩小或增大。
罐子湾原本只有村北李家和村南杨家两姓家族，现存的近一半村民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其他地区迁移而来，如赵、程和徐姓家族等。该村常住人口144人，共32户，全村村民均为汉族，却有李、杨、程、赵、徐、许、陶、王、张9个姓氏，是一个典型的由先前原住民与后期移民所组成的村落。村落关系经历了由单一的血缘支持向血缘内嵌地缘的转变。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生产使村落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熟悉程度很高，村落自然形成了一套基于地缘关系的熟人社会人情运作逻辑和互助合作的规范机制[3]。罐子湾自古以来对外联系频繁，社会风气开放且社会变迁显著，但作为村民之间联系纽带的祭祀仪式依然相对完整地保存与传承下来。这不仅表明现今的罐子湾仍是一个传统性较强的乡土社会体系，还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祭祀仪式对于乡村社会村落关系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
二、罐子湾的主要祭祀仪式
（一）祖先祭祀仪式
中国人讲究孝道，对活着的长辈需要尽孝，对于过世的长辈孝心也要延续[4]。有些地方的人认为，逝去的长辈已经成为守护家族的家神，需要子孙后代供奉，通过焚烧祭品保证祖先在阴间生活富裕，可保佑子孙后代平安健康、万事顺利。新中国成立之初，有的乡村还有祠堂。有的家族每年都会集中在祠堂进行祭祀。后来，罐子湾大家族逐渐瓦解，祠堂和牌位退出了历史舞台。对祖先的祭祀由以往的家族祭祀转变为家庭祭祀，祭祀地点也从祠堂转移到祖先的墓地。现在罐子湾村民在家中不会摆放祖先牌位，只会摆放近期家中逝世老人的照片，但在两到三年后便会摘下收好或摆到墓碑前。该村村民认为，照片摆放时间过久会造成阴灵扰乱家庭生活。伴随着祭祀地点和祭祀形式的改变，祭祀人群和祭祀对象也发生了改变。如今罐子湾村民在需要祭祀的时日，祭祀对象仅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具有明确墓地的本家已逝祖辈，而不再祭祀共同的祖先。这导致家族观念不断弱化，即同姓家庭之间的联系逐渐减弱，相对独立的家庭观念逐渐形成。
宁夏十年九旱，是我国极度干旱缺水的地区之一。多年平均降水量289 mm，蒸发量1 250 mm。当地水资源量少质差、时空分布不均。全区水资源总量11.63亿m3，其中地表水资源量9.49亿m3。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依赖于国家限量分配的黄河水，全区水资源可利用量41.5亿m3，人均占有量687m3，不足全国平均值的1/3。按自然地理特点、经济状况，全区大体分为北部引黄灌区、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
1. 祖先祭祀
在罐子湾村民看来，祖先作为守护家庭的家神，在家族有喜事时是必须向其禀告的。结婚作为家中最大的喜事，村民会在举办婚礼前对祖先进行祭祀，通过祭祀仪式向祖先禀告家里将要发生的喜事。被邀请前来制作酒宴的厨师会提醒主人给祖先 “包红包”，只有主人祭祀完成后方可点燃炉灶准备酒宴。这类祭祀仪式的不同在于不用前往祖先坟前，只要在住宅后面燃香和焚烧纸钱，呼唤祖先并说明家庭发生的喜事以及表达希望事情顺利的祝愿即可。
“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问题也可以类似的思路看待。如果我们承认人工智能的“近人”性，并因此将其纳入“人”的视角而观照之，那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问题也可以理解为：人工智能在本质上具有法律人格，只不过到“类人”阶段，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才表现得难以否认或接近完全，在此之前，其法律人格则较少体现出来或需受限制—在某种程度上，这和未成年人的法律人格问题有相似之处。“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问题的新颖性，只在于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表现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特别是在“类人”阶段之前被掩盖在了工具性之下；而人工智能本质上的有无，在人工智能的“近人性”中其实已被决定。
村民在祭祀中互赠物品是祭祀仪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仪式中的物品互赠要求严格，一旦出现偏差，不仅会影响祭祀者家庭与被祭祀者家庭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会影响与其他村民家庭的关系。例如，在村民赠送花圈时需要从其他村民家前路过，但搬运过程中不能在村落间停留，只能放在逝者家前，否则便会被认为是在诅咒停放地点所对应的家庭。这会对村民间的关系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导致两个家庭反目成仇。因此，物品互赠不仅仅是仪式过程中的一种形式，更是村民之间表达相互尊重与理解的一种方式，对村落关系的构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村民在祭祀仪式中所表达出的对逝者和逝者家庭的尊重，以及逝者家庭对村民的物品回赠和招待使两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双重的关系：一是认同和团结，在罐子湾村落的人与人之间形成村民身份上的认可；二是负债感，在其他村民与逝者家庭之间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债务，这使逝者家庭在情感上负于村民，在日后交往中两者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罐子湾村民的祖先祭祀主要集中在三个时间点：清明节、春节和红白事。清明祭祀是由家中长辈购买黄表纸、纸钱、清明花、香烛、鞭炮等，做好准备后便与所有在家的家庭成员一同前往祖先坟地进行祭祀。祭祀仪式主要过程大致如下：首先插上清明花，烧黄表纸，告知祖先前来祭祀；然后点燃香烛，进行进香仪式，祭祀者每人手持一炷香面对坟地祭拜三次，结束后将这炷香插于祖先坟前；接着进行纸钱等祭品的焚烧，焚烧过程中祭祀者口中念“×××来看您了，给您送钱来了”，并祝祷祖先保佑家庭成员平安。在此过程中要保证各类祭品完全燃烧至灰烬。村民认为如果有部分祭品没有完全燃烧，祖先将无法收到祭品。完成后，祭祀者需要面对坟地再次祭拜三次。最后将鞭炮围绕坟地燃放，以示祭祀完成。近年来，清明节的祭祀基本上由在家务农的老年人进行。
灶神在罐子湾村民口中又被称为“灶老爷”，被认为是主管家庭炉灶饮食的神灵，同时也是天界在家庭的监察官，在一年结束之时便会上天报告家庭一年中所发生的事情。因此，每到春节期间，罐子湾村民便会祭祀灶神，希望灶神“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祭祀灶神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送神和迎神。在传说中，农历腊月二十四至正月初六是灶神上天的日子，村民会在过小年（农历腊月二十四日）时进行送灶神的祭祀仪式，大年初一至初六要进行迎神仪式，迎接灶神回归。灶神祭祀不同于其他神灵祭祀，祭品是需要特殊制作的糍粑和麦芽糖。这两种食物都具有黏性，寓意是可以粘住灶神的嘴巴，使其在天上时无法张嘴说家里的坏话。
在罐子湾，村民对于祖先的祭祀逐渐成为每个家庭的事情，但对于新近去世村民的祭祀则需要举行全村集体的祭祀仪式。在罐子湾的丧葬仪式中，到下葬环节时，逝者的骨灰需要由逝者的儿子或孙子（即家里的男性直系亲属）抱着从村头走到村尾，再从村尾转到逝者家庭的屋后空地下葬。在此过程中，村民需要对新逝者进行祭祀，在逝者的家人游村经过村民家前时村民要在自家门前燃放鞭炮，以表达对逝者的尊重与悼念之意。
一如家喻户晓的柳州螺蛳粉，在满足着柳州人味觉的享受的同时，悄无声息地秉承着柳州的饮食方式和文化，航道通畅、磅礴奔腾的柳江在参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之中，也逐步融入城市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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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灵祭祀仪式
罐子湾的社会组织结构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共同构成，同一姓氏的家庭源于共同祖先的血缘联系，而不同姓氏家族之间则存在源于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地缘联系。几十年前，罐子湾的同姓村民之间的联系除了日常生产活动之外，主要是通过祖祠的家族集体祭祀仪式来维系。每个家族成员都能在祭祀仪式中感受自己在家族中的存在，形成了主要以家族为核心的村落关系网络，同姓村民之间联系紧密而异姓村民之间联系较为松散。此时的联系主要是基于血缘关系。但在家族扩张过程中，有的成员之间摩擦增加了。“我们即将看到，家是会分的，即所谓的‘分家’，分家只要较为可取，它就会分。”[7]随着代际的传承，家族会在不断扩张中逐渐分为一个个同姓小家庭，血缘之间的联系逐渐减弱。在此期间，作为家族象征与维系工具的祖祠在时代变迁中消失，以及家族集体祭祖仪式逐渐转变为家庭祭祖仪式，也进一步加剧了家族的瓦解与家族成员间联系的减弱。此时，寻求村落间其他家庭村民的认同成为需要。
在春节期间，除了每个家庭会祭拜自己家里的祖先外，还需要对村落中在过去一年中的新逝者进行祭祀，这个祭祀仪式被称为“烧清香”。“烧清香”是湖北省武汉市及其附近县、市或地区特有的一种在过年期间对上一年的逝者进行烧香祭祀的仪式。时间主要集中在除夕前一天以及大年初一至初三，不同地区的时间略有不同。罐子湾烧清香的时间一般是在除夕前一天以及大年初一。罐子湾村民认为逝者在阴间的过年时间比阳间要早一天，因此大部分会在过年前一天举行烧清香的仪式。这个集体祭祀仪式是由村民自发进行的。村里的每一个家庭都会派出代表拿上鞭炮、礼花以及香烛在逝者家门前排队进行燃放，对逝者进行祭奠。新逝者的家人需要端出茶水招待前来祭奠的村民以示感谢。在大年初一烧清香的人需要赶在拜年之前。对于村民而言，烧清香要早而拜年次之。罐子湾村民认为逝者为大，在中午过后烧清香是对逝者的不敬，同时也是对新逝者家人的不敬。
2. 新逝者祭祀
罐子湾村民做饭的工具主要是土灶台，因此对灶神的祭祀成为该村村民春节期间祭祀神灵的重要部分。送灶神的祭祀仪式在农历腊月二十四晚上停止使用灶台后开始。灶神祭祀只需家中某一男性成员即可。祭祀开始时先将锅和灶台清洗干净，同时熄灭灶里余火，表示对灶神的尊敬；然后在灶口处摆放一碗糍粑和麦芽糖作为祭品，烧一扎黄表纸以示沟通神灵。最后上一炷香并进行祭拜和祝祷，口中念“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及其他祈求保佑家庭平安的祝辞。结束后当天晚上要禁止家族成员靠近灶台，较为严格的村民甚至会禁止家庭成员进入厨房，以免打扰神灵。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收拾祭品，整理与使用灶台。
迎灶神的祭祀仪式相对于送灶神仪式要简单许多，但时间更长。罐子湾村民迎灶神的祭祀仪式会从大年初一持续到初六。从大年初一晚上开始，每天晚上在使用完灶台后将锅与灶台清理干净，在灶口前上一炷香并祭拜。祭拜时口中念“灶老爷，快回来，保佑我们家平平安安”,寓意是希望灶神不要贪恋天上的生活，尽快回来保佑家庭平安。迎灶神仪式每天晚上都会重复进行，直至初六结束。
三、村落关系的构建与变迁
（一）祭祀的集体性构建
灶神是民生宗教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员，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关系甚为密切[6]。在罐子湾，灶神每年都会得到特殊的祭祀。除此之外，罐子湾村民并没有统一和明确的神灵信仰，每一家里所供奉的神像都有所不同，大多是财神、观音菩萨、南极仙翁等，无须特殊祭拜。
新加坡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该国正在创新水资源的获得方法。新加坡人口大约有86%居住在高层建筑上，他们安装轻型屋顶作为集水区，把收集的雨水保存在屋顶上单独的水箱内，用于非饮用目的。新加坡樟宜机场的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将飞机跑道及其周围绿地的降雨径流导入两个池塘中，其中一个池塘用于平衡同时发生的较大径流和潮汐入流，另一个池塘用于收集径流，其蓄水主要用于消防和冲厕等，这种收集和处理的水占总用水量的28%～33%。
随着时代变迁，其他地区不同姓氏家族村民不断迁入，大部分家族集体祭祀仪式的消失使罐子湾同姓家庭之间的联系减弱。但与此同时，许多兴起的集体性祭祀仪式取代了家族集体祭祀仪式作为村民间维系关系工具的位置。相较于旧的家族集体祭祀仪式，这一类集体祭祀仪式弱化了家族的观念，更强调整个村落村民间的联系，通过整个村落村民的祭祀仪式将村民联结成一个整体。“烧清香”这一类集体性仪式便在村落关系构建中起着愈发重要的作用。通过在大年初一拜年前对新逝者进行集体性祭祀，表达对新逝者和新逝者家人的尊重，会逐渐形成村落的社会认同，并使村落成员的身份不断被强化。“烧清香”的祭祀仪式不仅使同姓家庭在祖祠祭祀消失后依然能通过各种其他祭祀仪式保持良好的联系，也能使异姓家族之间的壁垒逐渐消失，加强社会联系。这一类祭祀仪式逐渐成为罐子湾的一种社会认同、动员和整合的手段。因此，血缘和地缘联系共同促进了村民的社会认同和社会组织的形成，而集体祭祀仪式则加强了社会认同及村民联系，在罐子湾形成了一种由亲戚关系、朋友关系、乡亲关系等维系的乡村内部结构。
（二）祭祀仪式中的情感回馈
从人类学观点看，死亡不仅意味着个体生命和个体意识的终结，而且也意味着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某个节点的缺失，因此也就需要借助丧葬仪式进行某种或多种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8]。在罐子湾的丧葬仪式中，村民通过赠物的方式来交流情感、加强联系，形成社会认同。逝者家庭会通过在门前摆放花圈的方式来通知村民丧葬仪式的开始。以此为信号，消息在村民间相互传达，村民会在守灵仪式开始前赠送一个花圈，形成信息和情感交流的回环。在逝者的下葬仪式环节中，村民通过在屋前燃放鞭炮表达对逝者的悼念，逝者家庭则需要回赠村民一条毛巾以示感谢。罐子湾村民在丧葬仪式中赠送花圈和燃放鞭炮，表达及展示双方的关系。
春节是我国的一个传统大节，已成为人们寄托亲情、承载友情、缅怀祖先、祈望未来的民族民间文化符号[5]。罐子湾村民在春节期间对祖先的祭祀分为两个时间段，分别对应不同的家庭成员。在除夕年夜饭前，由家庭男性成员组成的祭祀团队前往祖先坟地进行祭祀，含义是让祖先过好年。首先在坟前焚香，每人一炷香进行祭拜以告知祖先祭祀开始，然后焚烧纸钱等祭品，在焚烧过程中口中念“×××给您拜年来了”；焚烧完后祭拜者要跪拜以表达崇敬之情，最后燃放鞭炮以示结束。村民认为在焚香后便可与祖先进行沟通，在焚烧祭品过程中要向祖先讲述这一年家庭里的变化，并表达祝愿，希望祖先能保佑家庭成员。家庭的女性成员只能在大年初一时与已出嫁的女儿和女婿一同祭拜。这个时间段的祭拜被称为给祖先拜年，过程与年前祭拜一样。
（三）祭祀活动中的互助机制
祭祀灶神前，作为祭品的糍粑和麦芽糖需要提前准备。糍粑是一种用糯米制作的年节食品，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对蒸熟的糯米进行捶打，因此制作糍粑在罐子湾被村民称为“打糍粑”，使用的工具被称为“对窝子”。由于制作工具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不高且需要找石匠定做，故在罐子湾只有一到两家有“对窝子”，其他村民使用时去借用。糍粑制作对时间要求非常高，需要在糯米温度较高时捶打，村民在借用“对窝子”时会选择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将工具借到自己家来制作。因为石质工具需要四个人才能搬运，村民一般会邀请同村人帮忙。另一种方法是在有工具的村民家直接用炉灶进行糍粑的制作。在制作糍粑时为提高效率，村民会邀请同村人一同打制。村民在需要时邀请其他村民前来帮忙，而在其他村民需要时则主动去帮忙。这样便在罐子湾形成了一种互助模式，在面临村落家族瓦解后所形成的劳动力不足的困境中产生出这种新的劳动机制。这种社会整合在无形之中加强了村民之间的联系。
随着我国的企业的发展和创新，企业的治理结构也在紧随市场形势进行优化，从当前公司治理结构来透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暴露出企业很多发展问题，因此在新形势企业在做好创新和改革的同时，也要积极强化自身内部的人才储备。选择专业素质高、文化素质强、领导能力高的人员担任公司的管理层，不仅可以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同时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的人才竞争力。对其企业治理结构的升级和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费孝通认为，“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喝酒，生了孩子要送红鸡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9]。在过去罐子湾以家族为主时，整个家族中的劳动力较多，在制作糍粑或做其他事情时，家族内部成员便可以完成，并不需要异姓村民帮助。这时村落中的结合往往是家族内部联系紧密而家族之间的联系松散。更有甚者，因存在土地等资源上的竞争，某些家族之间会形成较高的壁垒甚至是紧张的关系。随着大家族的瓦解，村落的基本单位逐渐成为一个个家庭成员只有三到四人的小家庭。这样在农业生产和生活方面有很多事情单个的小家庭往往难以完成。这就需要家庭间进行合作，由此形成了一种村落互助关系。在这种互助关系中，村民之间并不会明确记住自己欠了或被欠其他村民多少人情，因为总有需要其他村民帮助的时候。这样村民之间的人情债在相互帮助中不断地产生。这种互助行为对村落关系的构建有重要价值，它不仅使村落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得以维持，而且不断减少家庭间的壁垒，有利于形成村落家庭间良好的关系。
四、结语
祭祀仪式作为一种促进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方式，对村民的生产生活起着重要的维系作用。在这一方式中，村落关系得以形成。罐子湾作为江汉平原地区的一个普通村落，村民关系存在血缘和地缘的结合。在过去，血缘关系对具象化于时间关系与空间关系存在的社会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时期的祭祀仪式的主要功能在于加强村落中同姓家族成员间的内部联系，促进家族认同。通过对罐子湾现有祖先和神灵祭祀仪式的描述与分析，作为村落关系黏合剂的祭祀仪式存在变化。随着对祖先的祭祀逐渐由家族祭祀转变为家庭祭祀，集体祭祀仪式转变为个体祭祀仪式。但家族认同的消解并不意味着乡村社区中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消解，新的集体祭祀仪式作为村落关系的黏合剂而出现并促进了乡村认同。罐子湾现有的祭祀依然起着沟通和联系的作用，村民在祭祀仪式准备中的互助以及仪式过程中物品的互赠，形成了一种人际互助和人情传达的机制；而对新逝者的祭祀则增强了村民的归属感及认同感，使村落形成一个整体。罐子湾村民通过祭祀仪式过程中的互动使彼此间保持较强的联系，从而有效整合了当地的村落社会。
注释：
① 被访谈人：李××，男，1969 年生，罐子湾村民，访谈地点：李××家中。访谈时间：2017 年1 月25 日下午。
② 被访谈人：杨××，男，1937 年生，罐子湾村民，访谈地点：杨××家中。访谈时间：2017 年1 月26 日下午。
③ 被访谈人：杨××，男，1962 年生，罐子湾村民，访谈地点：杨××家中。访谈时间：2017 年2 月3 日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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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7.
The Construction and Change of Village Relationship in the Sacrificial Ceremony—A Case Study of Guanziwan Village in Xiantao of Hubei
LI Yang
（School of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tudies,Southwest University,Beibei 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 accompanied by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the sacrificial ceremon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villagers’spiritual life and an important link to maint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rs.The sacrificial ceremonies of Guanziwan village in Xiantao city,Hubei Province can be divided into ancestor sacrificial ceremonies and spiritual sacrificial ceremonies.These ceremonies reflect the villagers’relationship in the village through the collective sacrificial rites,mutual gift of goods and mutual assistance of the villages.The change of sacrificial rites in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times has an impa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rs,which shows that the sacrificial rites are still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bu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s.
Key words: sacrificial ceremony;village relations;relationship building
中图分类号： G95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04 （2019 ）01－0072－07
DOI: 10.19493/j.cnki.issn1673 －8004.2019.01.009
收稿日期： 2018-10-08
作者简介： 李杨（1994— ），男，湖北仙桃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关心理学研究。
责任编辑：穆 刚
标签：祭祀仪式论文; 村落关系论文; 关系构建论文; 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