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里耶所出“秦代迁陵县南阳里户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陵县论文,南阳论文,秦代论文,湖南论文,里户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8）04-0068-13
“户籍”一词，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在此之前，根据普遍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周礼》的《宫伯》、《司会》等处记载，各家的户籍是写在版上的，所以称之为户版。这一称呼汉代还在沿用。近些年来，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出土，我们已能见到东汉末年① 以及格式、内容几近相同的孙吴初期的户籍类实物②。2005年1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里耶古城北护城壕的凹坑（编号K11）中，又发掘出一批户口残简③。2006年11月，作为整理者的张春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简帛学国际论坛”上提交的论文，公布了这批残简缀合复原后的录文，推测其为秦代户籍简，并就其著录格式和相关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200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里耶发掘报告》一书，收录了这篇文章的修改稿，书末并附有部分户籍简的彩版④。这批简牍是目前已见最早的户籍实物，为我们探讨秦代的户籍内容，特别是战国以来籍帐制度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材料。
一
这批木简出土时有51个残段，拼接缀合后计有整简10枚、残简14枚（段）。整简的长度相同，宽度不一，文字毛笔墨书，具有秦和汉初的古隶特点。迻录一枚完整的简文，如简K27：
（1）南阳户人荆不更蛮强（2）妻曰嗛（3）子小上造□（4）子小女子驼（5）臣曰聚
伍长[1](P203)
第1栏为户主，其名前冠以籍贯（南阳）和爵位，以下分栏记载家庭成员、家内奴婢甚至“伍长”之类职役。整理者指出，这批木简书写分为5栏，分栏符多为墨线，仅22号简2、3栏线为硬物刻划。实际上根据家庭人员的构成和著录格式，这些户籍简最典型的是书为5栏，少者也见2栏（K33）、3栏（K43）、4栏（K28／29、K17、K26）者。关于户籍简的著录格式，整理者认为：第1栏为户主籍贯、爵、姓名；第2栏为户主或兄弟的妻妾名；第3栏为户主儿子之名，且其前多冠以“小上造”；第4栏为户主女儿之名，一概称之为“小女子”；第5栏与今日档案的备注一栏相当，一般记录的是“臣”名、母名和是否担任伍长。户主的母亲和作为奴隶身份的“臣”，都应该属于家庭人口，与担任“伍长”职役的注记不同，不能视为档案的备注。从公布的简文看，登录“臣”的有简K27、K2／23，皆写在第5栏；而登录母亲的3例，简K42／46、K13／48写在第4栏，K30／45写在第2栏，无一例写在第5栏。整理者归纳的上述格式还有以下问题：
第1栏登录户主外，还可以登录其兄弟（简K30／45、K2／23）、儿子（简K17、K4）；
第2栏登录户主或兄弟妻子外，还可以登录户主母亲（如上举简K30／45），奴婢身份的“隶”（简K4）、“妾”（简K30／45）；
第3栏登录户主儿子外，还可以登录户主兄弟的儿子（简K2／23）；
第4栏登录户主女儿外，还可以登录户主兄弟的女儿（简K2／23）、甚或户主的母亲（简K42／46、K13／48）。
这批户籍简的著录格式，需要进一步研究。
我们目前所见东汉末年的户籍简，仅有零散的几枚，不能复原成一个完整的家庭。长沙走马楼出土的户籍简中，有一类家庭成员连记简，从中或可推测当时户籍的著录格式。如“义成里户人陈市年卅一 妻□年廿三 子男儿年□岁
”（简4131），“□女弟宜年二岁 宜男［弟］”（4132）[2](P980) 等，户主、妻子以下，子女不按性别，而以年龄长幼的顺序排列。西北居延地区的戍卒家属廪名籍以及云梦睡虎地所见的“封守”爰书中，子女的著录顺序大致也是如此。里耶所出这批户籍简，所有家口皆未注明年龄或身高。但其第3、4栏所载户主子女（包括其兄弟的子女）身份均有“小”的注记，简K27：
（3）子小上造□ （4）子小女子驼[1](P203)
简K1／25／50：
（3）子小上造台 （4）子小女虖
子小上造 子小女移
子小上造
子小女
[1](P203)
简K2／23：
（3）子小上造傳 （4）
子小女子□
子小上造
□子小上造□
子小上造□[1](P205)
简K2／23第1栏记有户主宋午和他的两个兄弟熊、卫，第3栏第3行“子小上造”前一字非“卫”即“熊”。上引诸简中的“小”，显然是指小男、小女之类的课役身份。我们知道，课役制度中的“小”“大”“老”，是国家征发赋役甚或兵役与否的依据，所以户籍中要特别注明。睡虎地秦简有百姓诈老，本人受法律严惩，所在里伍也要连带受罚的规定⑤。据同出秦简，小隶臣的标准为身高六尺五寸以下，小隶妾是六尺二寸以下[3](P32)；折算成年龄，大概是15、16岁以下。这是隶臣妾的规定，平民“小”的年龄标准不会相差太多。陈明光推测是在17岁以下[4](P36)。里耶这批户籍简与睡虎地秦简所处时代大致相当，其“小”的身份或可参看。
户主的子女主要写在第3、4栏，但也见与户主并列写在第1栏者，如上举简K17：
（1）南阳户人荆不更黄□
子不更昌[1](P204)
（1）南阳户人荆不更
喜
子不更衍[1](P205)
里耶所见的户籍简中，户主皆为已婚且有子女的成年男子，其爵位几乎均作“荆不更”⑥；小男的爵位均为“上造”。这里的昌和衍都未标注“小”的身份，其爵位与父亲相同。前已提及，写在第1栏中也见有户主的兄弟，其爵位亦为不更，并且多已成婚（K43、K2／23），毫无疑问属于“大男”亦即成年男子。上举简中的昌、衍也应该是成年的户主长子。看来，这批户籍的第1栏所记均为家庭中的“大男”，也就是战国文献中常说的“壮男”。⑦
我们接下来看第2栏的内容。第2栏记载的主要是户主或户主兄弟的妻子，另外也见到“母”、“隶”、“妾”身份各1例。战国时期女子的结婚年龄，诸书记载或有不同，但都认为女子十五岁就应当嫁人。如《墨子·节用上》“昔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5](P161)，《韩非子·外储说右下》齐桓公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6](卷十四，P344—345)。《孔子家语·本命解》甚至说“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则可以生民矣”[7](卷六，P62)。这是从生理角度说的，所以汉代政府规定，女子十五岁不嫁要征收双倍算赋。15岁更是个课役身份的重要分界点，汉代男女这个年龄就进入了“大”的行列。里耶所出完整的户籍类简中，第2栏所载的妻子多数都有两个以上小孩；简K4径载“妻大女子嫫”，下面要谈的同是第2栏的简K4也载有“隶大女子华”，明确标出其身份为“大女”。我们认为这些女子都已成年，亦即文献中的“壮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简K30／45第2栏有1例母亲的身份：
（1）南阳户人不更彭奄（2）母曰错
弟不更说 妾曰□
（3）子小上造状[1](P205)
这枚简宽2厘米，第3栏仅登录1幼男，其下再无家口。引人注意的是，该户是所有简中惟一不载户主妻子的家庭。根据文献记载，至少从先秦到两汉时期，楚地的男女人口比例呈女多男少的状况⑧，长沙走马楼吴简也反映当时许多家庭存在着多妻的现象⑨。即以这批户籍简为例，简K5的户主之下，第2栏分明就登录有“妻曰缚 □妻曰□ 下妻曰婺”⑩。结合上引K30／45简家内有妾无妻的情况，户主的妻子也可能是刚难产而死，户主还未再娶。当然这只是推测，但从该户的家庭结构看，户主母亲的年龄不会太大，应该也是“壮女”身份。“妾”、“隶”的情况，下面和“臣”一起讨论。
第3栏、第4栏分别登载的是户内“小男”、“小女”身份，这点应该没有疑问。但简K42／46及K13／48第4栏也见登录母亲的例子：
（1）南阳户人荆不更□□ （2）妻曰义（3）…… （4）母睢 （5）伍长[1](P204)
（1）南阳户人荆不更□ （2）妻曰有（3）子小上造
（4）
[1](P205－206)
这两位母亲似乎都是写在家庭成员的最后一栏。简K42／46首尾完整，第3栏文字模糊，看不出登载的是“小女”还是“小男”。而K13／48下端残缺，从该户家庭结构看，显然没有“小女”的家口。我认为这两例母亲的登录，是因为上一栏缺乏相应内容，而提到前面书写的(11)。也就是说，这两枚简母亲的位置原应是写在第5栏的。这里还要谈一下“毋室”的问题。同出户籍简K28／29第4栏：
子小女子女
毋室[1](P204)
整理者指出，“毋室”字体稍大，并与前面的内容隔开，“是指女祠无房宅还是户主一家无房宅，不得而知”[1](P209)。房宅属于资产的内容，这批户籍简看不出有登载资产的迹象。从书式上看，“毋室”写在该简第4栏户主女儿之下，与写于第5栏单独一行（如K1／25／50、K2／23）作为家庭注记的“伍长”不同，应当视作其个人情况的标注(12)。未出嫁亦未成年的女儿不可能，也不会拥有自己的房产。所谓“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谓夫妇”[8](P279)，我以为这里的“毋室”，就是没有婚配的意思。女子未成年即可出嫁，前引《孔子家语·本命解》有理论说明外，睡虎地《法律答问》（或称《律说》）也载有实例(13)。汉代文献中，女子未满成年即15岁成家的例子就更多了(14)。户籍之所以标注女子“毋室”的情况，恐怕和政府重视人口增殖的意图有关。
现在讨论家口中的“隶”、“臣”、“妾”身份。裘锡圭探讨过战国时代剥削阶层的家庭结构，指出：“除了家长以外，主要有眷属子弟、臣妾、徒役和宾客四种人。”[9](P387) 睡虎地秦简有大量臣妾的记载，研究者均认为是私家奴婢(15)。“隶”的性质，孙诒让《周礼正义》：“凡隶皆男子为奴给役之名”，“隶为男奴也”[10](P2719,2893)。睡虎地《法律答问》有“户为‘同居’，坐隶，隶不坐户谓殹（也）”之语，这里的“隶”泛指奴隶。但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案例4，记载大夫“明”将名为“符”的隶嫁与隐官“解”为妻[11](P94)。“符”显然是成年女奴。前已提及，里耶出土的户籍简涉及“隶”（简K4）、“妾”（简K30／45）各1例，与家庭中的成年女性一起记于第2栏，且简K4明确记载“隶大女子华”；看来这里的“隶”和“妾”皆是成年的女性奴隶，也属于“壮女”行列。户籍简中“臣”的身份有2例（简K27、K2／23），皆写于最后的第5栏。同是写在最后一栏的，还应包括前举简K42／46及K13／48户主的母亲。我推测，第5栏就是用来书写“老”，包括“老男”和“老女”身份的。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批户籍简的著录格式：第1栏为壮男，第2栏为壮女，第3栏为小男，第4栏为小女，第5栏为老男、老女并及伍长之类的备注项目。这种著录方式与商鞅变法后秦国户口统计的口径基本一致。《商君书·去强》篇有载：
强国知十三数：竞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12](P34)
“仓口”，蒋礼鸿疑作“仓府”；所谓“利民”，高亨有一种解释，“靠营取利润以谋生的人，指商人及手工业者”(16)。看来，“利民”和“官士”、“以言说取食者”，是政府对各种职业人群的统计；正常的户口统计，就是分为壮男、壮女、老、弱四项。上引户籍简中，是将“弱”细分为小男、小女两项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壮男壮女”、“老弱”云云，也是将奴隶统计在内的。《商君书》同篇说：“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垦令》篇又说：“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僮）者必当名”，朱师辙注“名犹今言户口登计，当名，谓与户口登计相合”，“盖令商役人众多者，必当名应役耳”[13](P9)。其实不仅商人，官吏和普通民众家里的奴婢也要著籍服役。上引户籍简中，隶、臣、妾各自纳入相应的课役身份，就说明了这一点。
春秋战国之际，上计制度已经出现。秦国方面的记载，据《商君书·禁使》篇：“夫吏专制决事于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计书已定，事以一岁别计，而主以一听”[12](P133)，说明上计每年都在进行。所谓“强国知十三数”，无疑是秦国地方上计的主要内容；里耶所出户籍简的著录格式，充分说明了其与计簿中户口资料的密切关系。
二
里耶为秦代迁陵县旧治，其一号井所出简牍属于县级官府档案，这批简牍出土于北护城壕，性质显然有所不同。从形制上看，这些户籍简实际上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木版，版的完整长度均为46厘米，即秦代的二尺。版的宽度视各户家口情况有很大不同，有一栏登录一、两行（即一、二名同种课役身份的家庭成员），也有登录三、四行者，实际宽度0.9到3厘米不等。据此前报道，里耶一号井所出木简“两道编绳或无编绳，编绳系书写后再编联，尚未见到先编联后书写”[14] 的情况。这批木版出土时未见编绳的痕迹，其登录的文字之间也不见预留容编绳穿过的空格。以往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只有长、宽规格相同的简牍方能编联成册，1996年长沙出土的《吏民田家莂》打破了这种认识，据整理者介绍：
约二千枚简长短宽窄差别甚大，嘉禾四年莂券中最长的有五五·四厘米，最短的仅有四二·二厘米；最宽的有五·五厘米，最窄的仅一厘米；最厚的有一·五厘米，最薄的仅○·一厘米多，相差很大。每简容字少则数十，多则二百六七十。从固定编绳的契口与残留的编绳痕迹看，木简原有两道编绳，写好后编联成册。[15](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解题，P71)
里耶新出这批简牍未见契口，但书写的笔迹相同，内容一致，著录的又都是同一籍贯的民户。我们知道，秦献公十年（前375）“为户籍相伍”[16](卷六《秦始皇本纪》,P289)，制定户籍什伍之法；这批木版中，K36、K42／46、K1／25／50及K27第五栏分别载有“伍长”的注记，这就表明诸民户之间原是有顺序排列的。看来这批木版也是先写后编，只是年代久远，且又是被废弃在护城壕中，编绳的痕迹现在看不到了。
这种一户所有家口写在一枚木版上的情况，我们在东牌楼以及走马楼出土的户籍简(17) 中均未见到；仅西北居延所出的汉代合家符传、戍卒家属廪名籍有类似的著录方式。但《周礼》卷三五《秋官·司民》说：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
汉儒郑众注：
版，今户籍也[17](P878)。
学者通常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户籍制度也大致确立于这个时期。从文献记载看，当时各家的户籍就是写在版上的。版亦称木牍、木方，容字量比较大，一户所有家口大抵皆能著录在一枚版上，所以也称之为户版。需要注意的是，户版之制不独限于战国时期，直到汉代甚至纸本户籍出现之前都在沿用。《周礼》卷三《天官·宫伯》有“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之语，郑众注释非常明确：
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今时乡户籍谓之户版。[17](P658)
同书卷二三《春官·大胥》，郑注同[17](P794)。唐孔颖达疏：“汉之户籍皆以版书之，故以汉法况云。”[17](P679) 但郑众这里明确限定的是“乡户籍”，并非汉代所有的户籍都是如此。
近些年，随着张家山汉简的出土，我们对汉代的户籍制度有了更深入了解。《二年律令·户律》规定：“恒以八月令乡部啬夫、吏、令史相裸案户，户籍副臧（藏）其廷”(18)，“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谨副上县廷”[11](P54)。律文说得非常清楚，宅园户籍、年细籍皆由乡编造，一式两份，副本呈县，正本留乡保存。居延汉简也有“建平三年二月壬子朔丙辰，都乡啬夫长敢言之。□同均，户籍臧（藏）乡，名籍如牒，毋官狱征事，当得□”[18](简81·10,P144) 的记载。上引郑众所谓“乡户籍”，就是乡级行政机构保存之户籍。张家山汉筒说乡、县分别保存户籍正、副本，这是汉初的法令，但据里耶一号井出土简J1（16）9A面：
（1）廿六年五月辛巳朔庚子，启陵乡？敢言之：都乡守嘉言：渚里□
（2）劾等十七户徙都乡，皆不移年籍。令曰：移言。今问之劾等徙
（3）书，告都乡曰：启陵乡未有枼（牒），毋以智（知）劾等初产至今年数。
（4）□□□，谒令都乡具问劾等年数，敢言之。
J1（16）9B面：
（1）迁陵守丞敦狐告都乡主：以律令从事。／建手。□
（2）甲辰，水十一刻［刻］下者十刻，不更成里午以来。／貄手。[14]
二十六年指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张家山《二年律令·户律》、睡虎地《法律答问》都有民户迁徙移送户籍的规定。启陵乡所辖渚里民户迁徙都乡，未按规定移送年籍，都乡呈请县司过问此事；启陵乡询问有关情况后回复说，本乡没有年籍，也不知道这些民户的年龄，请都乡自行查问年龄（并登记造籍）。从县廷的要求及启陵乡回复的情况看，迁陵县并不掌握辖下的年籍(19)。这是秦统治楚地伊始制度不完善的表现，还是当时制度就是如此？我更倾向于前者。
我们目前所见的县级户籍，比较明确的是三国孙吴时期之物。走马楼出土的户籍简有两类，一类结句简作“右家口食若干”，还有一类作“口若干算若干事若干”。两类户籍简中，少数情况外，无论户主还是家庭成员，多数是一人一简；材质皆为竹简，长度均在27厘米左右，符合汉制“籍者，尺二竹牒”(20) 的规定。从编联方式上看，这些户籍简有两道编绳，仔细分析简中的文字空格，特别是户主简内容较多而越过第一道编绳的空档，可以清晰看出当时的户籍简是先编后写(21)。在古代，户籍被视作“民之大纪，国之治端”[19](卷三十四《虞玩之传》,P608)，在没有编号的情况下，先编后写无疑是确保户与户之间、户内家庭成员之间编排顺序不致散乱的有效方式。
张家山汉简说乡、县户籍为正、副本，为什么两者形制有如此大的差异？换句话说，乡户籍为什么不是通常的籍册形式，而是采用户版的形制？这恐怕还要从乡户籍的功用方面去考虑。前面提到民户迁徙要办理移籍手续的，《二年律令·户律》对此也有严格规定：
有迁徙者，辄移户及年籍爵细徙所，并封。留弗移，移不并封，及实不徙数盈十日，皆罚金四两；数在所正、典弗告，与同罪。乡部啬夫、吏主及案户者弗得，罚金各一两。（简328—330）[11](P54)
律文中的两个“数”含义有所不同。“徙数”是秦汉史籍中屡见之语，此中的“数”即名数，颜师古注“名数，谓户籍也”(22)。后面的“数在所正、典”，这里的“正、典”谓里正、田典，“数”则是具体指家口、户口。史籍中也可以见到这方面的例子。《史记·田叔列传》任安“占著名数”[15](卷一百零四,P2779)，是自行申报户口(23)；《扁鹊仓公列传》淳于意“移名数，左右不修家生”[15](卷一百零五,P2814)，则是将户口寄籍他人。根据下引高台汉墓所出简文，可以明确办理户籍迁徙手续的是乡吏。律文“有迁徙者”云云，意思是说民户迁徙时，乡吏没有移送或者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移送户籍，罚金四两；如果民户居住地（此指迁出地）的里吏没有举报，受同样的处罚。最基层的里吏连乡吏移送户籍是否密封这样的细节也都知道，看来民户办理徙籍手续时，里吏是必须到场的。令文说“移户及年籍爵细”，又说“徙数”，名数无疑就是乡户籍，具体包括乡里的宅园户籍、年细籍两类的。睡虎地《法律答问》也有民户徙数的例子：“甲徙居，徙数谒吏，吏环，弗为更籍，今甲有耐、赀罪，问吏可（何）论？耐以上，当赀二甲。”[3](P127) 这是战国后期的律文，此处的“吏”应该也是指乡吏。“环”，整理者引《周礼·夏官》郑玄注“犹却也”；我以为当读若“还”，犹返、退之意(24)。秦简“吏环（还）”，意谓退回不办，即将来办理户口迁移者的名数退还而不办理入籍手续，也就是下面说的“弗为更籍”。与前引《二年律令》不同，此条律文更可能是对迁入地乡吏不法的制裁。无论如何，名数是要随着民户迁徙而移送的，这就不能像孙吴户籍简那样，将各户家庭成员分散登记在多枚简上，再与其它诸户编联起来。而采用户版的形式，既使编联在一起，也便于拆分、携带。居延出土的汉代合家符传，其功用也是如此。
前引郑众“今时乡户籍谓之户版”，也有实物为证。湖北荆州高台18号墓出土编号为M18:35的四方木牍中，甲乙丙丁依次叠放在一起。M18:35—甲正面书“安都”二字，下偏右书“江陵丞印”四字。乙正面书：
七年十月丙子朔［庚子］，中乡起敢言之：新安大女燕自言，与大奴甲、乙、［大］婢妨徙安都，谒告安都受［名］数，书到为报，敢言之。
十月庚子，江陵龙氏丞敬移安都丞。亭手。
其背面左下角有“产手”二字。丙正面书：
新安户人大女燕，关内侯寡。
大奴甲，
大奴乙，
大婢妨。家优，不筭（算）不顾。(25)
据发掘报告，“七年”指汉文帝前元七年（前174）。M18:35—乙称，江陵中乡乡吏起上报县廷，新安户主燕一家报请迁徒安都，望县署通告安都县接纳燕的名数。这是中乡呈报县府的公文，实际上也就是为燕开具的迁徙介绍信。M18:35—丙是文书的附件，亦即燕要移送的名数。M18:35简出于墓葬，李学勤认为是官府文书的副本[20]，考古报告推测是模拟地上现实制度的告地书。从燕的名数登载内容过于简略看，我们似乎不能将其视作现行的户籍。即使M18:35—丙是件“明器”，其为仿照现行实物的形制而制作这一点上没有疑问。据发掘报告，M18:35—乙长23.2、宽4.5，丙长23、宽3.7厘米。燕的名数，也就是保存在乡里的户籍显然就是一枚木版。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里社合一，齐、卫、赵、鲁诸国都有“书社”的制度。如《左传·哀公十五年》有“（齐）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21](P2175)，《晏子春秋》记“（齐）景公予鲁君地，山阴数百社”[22](卷五,P335)，《荀子·仲尼》载齐侯封管仲书社三百等等。书社之名，各家注说不一。杨倞谓“以社之户口书于版图”[23](卷三,P240)，尹知章称“古者群居，二十五家则共置社，谓以社数书于策”[24](卷十一《小称》,P609)，司马贞注引《孔子家语》“古者二十五家为里，里则各立社，则书社者，书其社之人名于籍”[15](卷四十七《孔子世家》,P1932)，杜预注“二十五家为一社，籍书而致之”[21](P2175)。诸家注释或有不同，但在以里社为基层的户口编制、统计单位一点上并无分歧(26)。
里耶所出这批户籍简中，户主的籍贯皆作“南阳”。张春龙最初的文章推测，这是指民户所居的南阳里；但以后出版的《里耶发掘报告》中，又修改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南阳”表示郡名的可能性更大。2007年10月湘西龙山举办的“中国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的学者推论这些人都是南阳郡的移民。但按照汉初的制度，户籍是由乡编制的，户主的籍贯必须注明里，而无须标注乡，更不用说郡县了。长沙东牌楼所出的东汉末年户籍类简、走马楼所出的孙吴时期的户籍简，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官府编制户籍的主要目的是著民户于当地以征发赋役，若说户籍中仅标出原籍贯，而不注明现居地，也与事实不符。我们目前所见的汉晋简牍中，里名确实多如“吉阳”、“富贵”之类的嘉名，但也见以当时郡、县地名为里名者；居延新简E.P.T56:68“父城第一车父南阳里执毋适”、《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简15·2“济阴郡成阳县南阳里狄奉”等，更是以“南阳”为里名之实例。可以肯定地说，这批户籍简中标注的南阳只能是里名。
春秋战国时期里的户数，史籍有二十五家、五十家(27) 及百家(28) 不同说法。一般根据《周礼》卷一○《地官·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17](P707)，以及《地官·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17](P740)，认为一里（闾）的规模是二十五户。里耶一号井所出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的简文说，迁陵县启陵乡成里有二十七户（JI⑧157背(29)）[14]；上引简J1（16）9记载渚里迁往都乡的十七户，或许不是该里的全部。这批木简是单独出土的，除拼接复原所得的24枚户籍简外，其余皆为无字残简。24枚木简（整简10枚、残简14枚），一简一户，应当就是南阳里的所有民户。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里耶出土的这批户版是迁陵县某乡保存的户籍，再准确点，就是迁陵县某乡南阳里户籍。至于它属于《二年律令·户律》所说的“民宅园户籍”还是“年细籍”，我们留待今后深入探讨。
三
关于这批户版的制作年代，整理者的意见较为谨慎：
秦代对爵位的控制相当严格，简文所反映的情况（指男子都有爵位）当不可能发生。也许这批简牍属于大规模赐爵的汉文帝以后，说它们属于汉文帝以后的证据也不充分，也有疑问，首先是考古发掘发现的同出实物的年代特征……更接近于楚秦时期；其次是汉简在使用“大”、“小”等表示年龄的名称时，也同时标出实际年龄，而这些简无一枚一人标出年龄……因此它们的年代当与一号井简牍同时，以秦朝时为宜。[1](P209)
我同意这一判断。这批户版从书写风格、著录格式以及反映的编造制度看，只能是秦占领楚地后不久之物，不会晚至西汉初年。但简牍中反映的男子普遍受爵现象，确实与我们所知的秦代制度有很大差距。这批户版中，除文字残泐无法识别者，其成年男子皆有爵位，一人作“荆（大）夫”，其余均作“荆不更”。而著录在第3栏的小男，爵位无一例外皆是“上造”。商鞅制定的二十等爵，主要是为军功所授，这点《商君书·境内》篇记载得非常清楚。同书《去强》篇曾提出“粟爵粟任”即纳粟拜爵的说法，具体事例秦王政四年（前243）见过一次[15](P224)。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三十六年（前211）有两次赐民爵的记录；史籍所载简略，不知道赐爵的具体规定。这两次赐爵的时间相隔九年，但里耶户版有一户三名甚至四名小男被授予“上造”的情况（K1／25／50、K2／23），不可能都是在该时间段授爵。何况这批户版的制作时间似不应晚至始皇三十六年。
我们注意到，每位户主的爵位前皆注明“荆”。整理者认为，“荆”指楚国，所谓“荆不更”，应是秦占领楚地后对居民登记时录下其原有爵位，而不是“楚地的秦不更”，简文的“上造”和“荆（大）夫”也应是楚爵位。我们对战国楚的爵制了解不多，史籍中见到有“五大夫”、“执帛”、“执畦”等爵称，显然与秦的爵位体系不同。若说秦占领楚地后，会承认与之英勇作战受封而来的敌国民众的爵位，也不太可能。简文所载的爵位还是应理解为秦政府赐予为好。
我认为此处的“荆”是指秦占领后的楚国旧地，而非楚国。里耶一号井所出简JI⑧记载了兢（竟）陵县一个叫“狼”的人，曾借迁陵县官船“以求故荆积瓦”的事。马怡认为，“故荆”指楚旧都郢（江陵）(30)。但这种推测有一些问题：（1）楚顷襄王二十年（前278），秦攻克郢鄢即江陵，楚迁都陈（今河南淮阳县）；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又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也就是说，秦灭楚时，楚国都城是在寿春，而非江陵。（2）竟陵与江陵毗邻，同属南郡。迁陵县属洞庭郡，据里耶所出的地名里程简，迁陵到江陵有1375秦里，约合今506公里(31)。狼要到江陵运积瓦，怎么会到数百公里外的迁陵借船？何况迁陵到江陵的这段路程也并非全是水路。看来，此处的“旧荆”还是泛指旧楚国境内；具体到该简文，应当是指迁陵县一带。
户版反映男子普遍受爵的情况，或许与秦灭楚后当地的形势有关。秦攻占楚境后很长一段时期，楚地民众的反秦斗争十分激烈(32)。传世文献之外，新出简牍也有这方面的具体反映。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案例17，记载了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苍梧县民反秦的史实，判案引用的令文更是谈到“所取荆新地多群盗”的严峻局面(33)。里耶一号井出土的秦简中，也记载了秦占领楚地后不久，迁陵境内“越人”的一次反叛：
廿六年六月癸丑，迁陵拔讯榬蛮、衿［J（12）10A］
鞫之：越人以城邑反，蛮、衿、害弗智（知）［J（12）10B］[19](34)
学者对个别字词的释读或有不同，简文大致意思还是清楚的。始皇二十六年，是秦攻灭楚国的第二年；联系前引二十八年还在强调“荆新地多群盗”的事实，这样的反叛在迁陵县恐怕也会多有反复。这种形势下，当地成年男子参军平叛，获得政府赐予爵位的场合自然就比较多。至于小男受爵，也不排除和军事行动有关。有记载表明，秦国的男女老幼在战事紧急时，都是要参与守城的。《商君书·兵守》篇：
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男之军，使盛食厉兵，陈而待敌。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为险阻及耕格阱。发梁撤屋，给从，从之；不洽，而蟆之；使客无得以助攻备。老弱之军，使牧牛、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获其壮男女之食。[12](P74－75)
《墨子·守城门》篇也有女子、老小守城的记载。同书《号令》篇又云：“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级，女子赐钱五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赐钱千，复之三岁，无有所与，不租税。”[5](P595) 看来，坚守城邑比攻城野战所受封赐更为丰厚。这里说的守城男子赐爵两级，其中也应当包括老、小者。联系前引“越人以城邑反”的史实，户版中成年男子几乎皆是不更（第四级）、小男则全为上造（第二级）的现象，确也与《号令》篇所载暗合。但无论如何，战功一说不能解释户内所有小男的受爵问题。秦占领楚地后，为安抚民心，取得他们的支持，对降地民众普遍授爵的情况也是大有可能(35)。
现在的问题是，户版在这些爵位之前注明“荆”有什么特别用意呢？我以为，其目的就在说明这些爵位是秦政府在特定时间段授予原楚地民众的，与秦管理下的其他地区至少是与“故秦”的爵位有别。试想在爵制还很严格的秦代，每级爵位都代表着一定的经济、政治待遇，怎么会普遍赐予迁陵县男子呢？只能解释为，这里的“不更”、“上造”等等都是特定阶段的产物，并不享受其爵位原有的种种待遇(36)。我之所以作此推测，也有汉初的事例佐证。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案例16记载了一件事：新郪长吏信、髯长苍等人合谋杀害狱史武，校长丙、求盗赘抓获苍后又将其放跑。此案的判决中提到：
苍、信、丙、赘，皆关内侯。信，诸侯子，居洛阳杨里，故右庶长，以坚守滎（荥）阳，赐爵为广武君，秩六百石。苍，壮平君，居新郪都隐（？）里；赘，威昌君，居故市里；丙，五大夫，广德里，皆故楚爵，属汉以比士，非诸侯子。[11](P99)
“诸侯子”之语，亦见于《汉书·高帝纪》五年（前202）五月诏：“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25](P54)。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一下引宋祁说：“诸侯子谓诸侯国人，若楚子之类”[26](P48)，周寿昌《汉书注校补》：“窃谓楚子、诸侯子之类，大约楚国与各诸侯支系、宗戚之从军者，非泛泛国人，故书子以别之”[27](P423)。李开元认为所谓“诸侯子”，就是户籍在诸侯王国的人[28](P26)。这里说的“诸侯”，特指楚汉战争时，奉汉为盟主的各路诸侯。信家居洛阳，是投降刘邦的河南王申阳的国人(37)；苍、赘、丙等人居淮阳新郪，是西楚项羽的国人(38)，所以“非诸侯子”。简文所载的“广武君”、“壮平君”、“威昌君”及“五大夫”等等，“皆故楚爵”；其授予的具体时间，据简文称，信是在高祖三年（前204）四月坚守荥阳有功受封，苍、丙、赘受封时间、性质或与之相当。关于刘邦遵用楚制的时限，中日学者有不同意见[28](P37—38)；就上引简文看，至少是在汉三年四月，刘邦仍有封赐楚爵的举措。李开元认为，汉元年四月之后，刘邦集团不再颁赐楚爵[28](P39)；上述爵位或许仅授予原项羽分封下的诸侯国以及投靠来的楚人。颜师古注《汉书·樊郐传》，说：“楚汉之际，权设宠荣，假其位号，或得邑地，或空受爵。”[25](P2069) 这些战时所授的高爵听起来非常荣宠，但与其原爵位蕴含的政治、经济地位实际上有霄壤之别。所以简文说“属汉以比士”，也就是说，不过相当于汉王朝的“士”爵，亦即不更以下爵称。里耶户版中爵位之前注明“荆”，其目的也是在提示这一点。
这批户版反映的家庭结构，似乎也与我们对秦代的认识有些差距。商鞅变法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25](P2230)，百姓有两个以上的成年儿子，如果不分家要加倍征收税赋。也就是说秦代是排斥成年兄弟同居的。但里耶出土的这批户版中，家庭结构完整的10例，核心家庭5例（K27、K1／25／50、K28／29、K17、K4）、主干家庭3例（K42／46、K30／45、K13／48）外，还有两例已婚成年兄弟同居的联合家庭（K43、K2／23）。这种情况在云梦秦简中也有反映。《日书》甲种说：“凡为室日，不可以筑室。筑大内，大人死。筑右
，长子妇死。筑左，中子妇死。筑外垣，孙子死。筑北垣，牛羊死。”[3](P195) 这里的已婚兄弟就是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从睡虎地4号墓出土的6号与1号木牍书信内容看，学者认为其发信人惊、黑夫是与其兄衷及母亲同居共财的，是一个以衷为户主的三代同堂的联合家庭(39)。考虑到这批户版的年代，成年兄弟同居的现象自然就更多了。
我们认为这批户版是秦代，更具体点说，应该就是秦占领楚地后不久之物。正如上文所说，这批户版中无一人标明年龄、身高等信息。云梦秦简中隶臣妾的“大”、“小”身份，是用身高来表示；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已经有按年龄征役、免役的记载。不过，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年龄成为户籍登记的必备项目，还是秦王政十六年（前231）的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此年“初令男子书年”，诏令首先从男子试点，表明政府首要目的是为了征发赋役。大概时隔不久，无论男女老幼都要“书年”了。秦的“书年”也是先要民户自行申报，睡虎地《编年纪》喜就在该年下注“自占年”，而此时秦攻占江陵已经四十多年了。有证据表明，秦占领楚地不久，就开始推行“书年”的制度。据前引里耶所出简J1（16）9A：
（1）廿六年五月辛巳朔庚子，启陵乡？敢言之：都乡守嘉言：渚里□
（2）劾等十七户徙都乡，皆不移年籍。令曰：移言。今问之劾等徙
（3）书，告都乡曰：启陵乡未有枼（牒），毋以智（知）劾等初产至今年数。
（4）□□□，谒令都乡具问劾等年数，敢言之。
J1（16）9B：
（1）迁陵守丞敦狐告都乡主：以律令从事。／建手。□
（2）甲辰，水十一刻［刻］下者十刻，不更成里午以来。／貄手。[14]
前面引述这条简文，是探讨秦占领楚地后的户籍制度。这里想说明的是，都乡要求启陵乡移送迁徙民户的年籍，县廷也下令迁陵乡“移言”，表明迁陵县已经开展登记年龄、编造年籍的工作，至少都乡是有这类籍帐的。但由于秦占领楚地伊始，这项工作还没有全面展开，所以迁陵县听从了启陵乡的请求，令都乡自行查问移民的年龄。随着秦的统治走上正规，“书年”的制度就会全面严格执行。里耶出土的这批户版，应该就是这种过渡阶段的产物。
以上我们就里耶出土这批户版的著录方式、性质及制作时代作了初步探讨。由于史料所限，我们对战国时代的户籍制度知道的较少。按《周礼》的记载，当时各户的人口都是写在户版上；各国普遍推行的“书社”制度，也是以里社为户口统计单位；从史籍经常记载赐社多少看，里社之上看不到其他户籍编制。《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这是说制定户籍什伍之法，秦国建立户籍制度的时间要更早。但不知当时的户籍是在乡还是县制作？保存在哪些机构？从里耶所出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30）的文书（简J1（16）9A）看，当时的迁陵县还没有掌握各乡户籍的副本；这或许应理解为秦统治楚地伊始，制度还不完善的暂时情况。我们可以明确的是，至少从汉初开始，户籍分别保存在乡、县两级行政机构；县户籍之所以作为副本，应该是照着制好的乡户籍（户版）誊抄上去的。
附录：秦代迁陵县南阳里户版
1（K27）
南阳户人荆不更蛮强 妻曰嗛 子小上造□ 子小女子驼 臣曰聚
伍长
完整。宽1.6厘米。伍长字体大。
2（K1／25／50）
南阳户人荆不更黄得 妻曰嗛 子小上造台 子小女虖 五长
子小上造宁（？）子小女移
子小上造 子小女
完整。宽3厘米。五长字体大且偏左。
3（K43）
南阳户人荆不更大□ 妻曰
子小上造视
弟不更
庆妻规 子小上造□
完整。宽1.8厘米。
4（K28／29）
南阳户人荆不更黄□ 妻曰负刍 子小上造□ 子小女子女 毋室
完整。宽1.6厘米。第四栏“毋室”字体大而隔开。
5（K17）
南阳户人荆不更黄□ 妻曰不实 子小上造悍
子小女规
子不更昌 子小上造□
子小女移
完整。宽1.9厘米。
6（K8／9／11／17）
南阳户人荆不更五□□ 妻曰缯 …… …… ……
……
完整。宽2.2厘米。
7（K42／46）
南阳户人荆不更□□ 
曰义 …… 母睢 伍长
完整。宽1.6厘米。“伍长”字体稍大。
8（K30／45）
南阳户人不更彭奄 母曰错 子小上造状
弟不更说 妾曰□
残长32，宽2厘米。
9（K4）
南阳户人荆不更喜 妻大女子堪 子小上造章 子小女子赵
子不更衍
隶大女子华 子小上造□ 子小女子见
残长32.8，宽2.9厘米。
10（K2／23）
南阳户人荆不更宋午小上造傳
子小女子□ 臣曰
弟不更熊熊妻曰□□子小上造
弟不更卫卫妻曰□ □小上造□
子小上造□
完整。宽2.3厘米。第2栏第1行应是宋午妻名，被削去。
11（K13／48）
南阳户人荆不更□□
妻曰有
子小上造
残长32.8，宽1.7厘米。
12（K36）
……伍长
上下均残，残长17.6，宽1.5厘米。
13（K3）
子小上造□ ……
子小上造失
上下残，残长16，宽1.2厘米。
14（K5）
献妻曰缚
□妻曰□
下妻曰婺
上下均残，残长14，宽1.5厘米。
15（K38／39）
南阳户人荆不更□
残长9，宽1.5厘米。
16（K15）
□妻曰差
上下均残，残长5，残宽1.2厘米。
17（K18）
户人夫
残长4.9，残宽0.9厘米。
18（K6）
妻曰□□ ……
上下均残，残长15，残宽0.9厘米。
19（K7）
更□ …… …… …… ……
上残，残长41，宽1.9厘米。
20（K26）
…… …… 子小女子□
□小女子□
残长35，宽1.9厘米。
21（K31／37）
阳户人荆不更李
妻曰
子小上造□ …… ……
子小上造□ ……
完整。宽1.3厘米。
22（K33）
南阳户人荆不更□疾 疾妻曰姽
完整。宽2.5厘米。
23（K35）
…… ……
残长15，宽2厘米。
24（K51）
□
残长10，宽1.1厘米。
（本文撰写过程中，承晁福林、牟发松先生提出宝贵意见，并蒙张春龙先生惠赠简牍照片，特此志谢）
［收稿日期］2008—03—10
注释：
①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108页；相关研究参见王素：《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选释》，《文物》2005年第12期。
② 有关孙吴户籍简的研究文章，可参阅汪小煊：《走马楼简“吏民簿”研究》（北京大学2001届硕士学位论文）、安部聪一郎《试论走马楼吴简所见名籍之体式》（《吴简研究》第2辑，崇文书局，2006年版）以及笔者《孙吴简中的户籍文书》（《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等文。
③ 本文所说的“简”是泛称，泛指简牍。
④ 张春龙：《里耶秦简校券和户籍简》，“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学国际论坛”提交论文；修改稿见《里耶发掘报告》第2章第4节，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203—210页。本文涉及整理者的意见，皆出此文。
⑤ 《秦律杂抄·傅律》：“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酢（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
⑥ 关于“荆”的含义，下文论述。
⑦ “壮”、“大”意同。《说文·士部》：“壮，大也”；《方言》卷一：“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者谓之奘，或谓之壮。”
⑧ 史籍对此记载很多，如《周礼·职方》荆州“其民一男二女”，《汉书·地理志下》淮南之地“多女而少男”等。
⑨ 参见王子今：《说走马楼简所见“小妻”兼论两汉三国社会的多妻现象》，氏著《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265页。
⑩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置后律》谈到继承人的顺序时，说“其毋逋（嫡）子，以下妻子、偏妻子”。是正妻之下，还有偏妻、下妻，简K3“妻”前“□”字，或系“偏”。
(11) 若K42／46简是户内无“小男”，则情况就是原本第4栏的“小女”提前到了第3栏书写。
(12) 该简与K1／25／50简对比，就会看得更明显。两枚简登载的家口内容都止于第4栏（小女），但该简“毋室”标注位置与简K1／25／50“伍长”不同。
(13) 云梦秦简《法律答问》：“女子甲为人妻，去亡，得及自出，小未盈六尺，当论不当？”
(14) 彭卫对汉代妇女的结婚年龄论列甚详，见氏著《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85—88页。
(15) 于豪亮《秦简中的奴隶》、高恒《秦简中的私人奴婢问题》，均收入《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57页。
(16) 参见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0页注释第45。
(17) 孙吴户籍简中，有一类属于家庭成员连记简，此一枚简所载最多者3名人员，也不是家庭的全部人口。
(18) 按图版，“户”下有重文符，原释文漏释。此据邬文玲意见，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释文补遗》，载《简帛研究200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9) 这里说的“年籍”，或系《二年律令》中的“年细籍”。
(20) 《汉书·文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曰：“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县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二尺”，据晋崔豹《古今注》应为“尺二”之误。这里说的仅是门籍，但据《太平御览》卷六○六引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皆用一尺二寸札”，户籍的形制也是如此。
(21) 从图版看，简4998、5234、7420、7432体现的尤为明显。我们也发现，一些家庭成员简编绳下有压字的现象，这应当是编绳滑脱所致。
(22)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颜师古注。又卷四六《石奋附子庆传》“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颜注：“名数，若今户籍”。
(23) 唐司马贞《索隐》解释此语，“卜占而自占著家口名数”。
(24) 郑玄的注是据“环人”为说的，虽亦有却敌之意，用以解释上引简文终未得体；“环”、“还”，两字音同字通，《大戴礼记·保傅》“自执器皿，亟顾环面”，环面意即还面，是为其例。
(25)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高台秦汉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22—229页。丙件文字最后一字，考古报告疑作“颢”，李学勤释作“顾”。此处从李说。
(26) 在简牍为书写材料的时代，制作户籍时每里编为一卷，应该是最正常的事。孙吴户籍简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是以里为编制单位的。
(27) 《国语·齐语》记管子制国“五家为轨”“十轨为里”，楚人所作《鹖冠子·王铁》设想“五家为伍”“十伍为里”，银雀山汉简《田法》径载“五十家而为里”。
(28) 《管子·度地》云“百家为里”。
(29) 原文简号误作T1⑧157背。
(30) 马怡：《里耶秦简选校》，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86。
(31) 据简［16］52载，“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文见《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按秦里1600尺，每尺合今23厘米计，每秦里合今368米。
(32) 田余庆先生《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原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后收入《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第1—23页）一文对此已有深入阐释。
(33) 《张家山汉墓竹简》“南郡卒史盖庐、挚田、段（假）卒史复攸等狱簿”，第102—103页。
(34) 原录文个别文字、符号有误，此据马怡《里耶秦简选校》录文。王焕林对简文校注略有不同，见《里耶秦简校诂》，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15。
(35) 《史记·赵世家》记载战国后期，韩上党守冯亭愿以城邑归附赵国；赵国表示若上党来归，“吏民皆益爵三级”。此例或可参考。
(36) 里耶秦简中，我们也可以见到“不更”做邮卒的例证，如简JI（16）9就有“不更成里午以来”的记录。
(37) 《史记·项羽本纪》载，楚立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
(38) 淮阳，《汉书·地理志》王先谦《补注》引全祖望云：“故属秦楚郡，楚汉之际属楚国。”
(39) 参见尹在硕：《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见“室”的结构与战国末期秦的家族类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李根蟠：《从秦汉家庭论及家庭结构的动态变化——兼与杜正胜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