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经济的起源、作用和模式--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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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子：问题的由来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①。在许多人看来，这一表述最大的特点是把市场的作用从基础性转换成了决定性，这将促使中国的市场经济迎来一轮快速发展的新高潮。这样的联想看起来毫无争议，但其背后隐含的两个关键问题却并没有得到解答。

      第一个问题是，对中国而言，理想市场经济的标准或者参照系是什么？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清晰的解答，就无法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取向。但现实的情况是，在人们普遍把市场作为“舶来品”的思维惯性下，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也应该是我们参照和学习的对象，而基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学说及其各类假定前提乃至最终论断，也就成为我国必须遵循和借鉴的铁定规律②。

      第二个问题是，在提出市场决定论的同时，为什么政府作用也一同被强调？多年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所热衷讨论的话题。但直到今天，主流西方经济学家尽管承认了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失灵时的作用，但依旧不能认同政府可以介入和影响正常的市场运行逻辑。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由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真正内涵并不清晰，足以让各种观点思潮找到阐发的空间。比如，在坚持西方市场经济学说的人看来，政府的作用就是弥补市场失灵或者仅仅在于发挥调节分配的作用。持这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其最大的误区是混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差异。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经济学家则可以放大政府的作用，甚至将其渗透到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方方面面，进而引申到政府计划论的思维逻辑。这又从根本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绝对地割裂开来，成为一个看似是市场经济又不是市场经济的“怪物”，并彻底否定了市场经济天然固有的本质属性。

      上述两个问题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具有相互印证的关系。面对当前学术界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各类论断，刘尚希先生的观点可谓是一针见血。他认为“现在流行的理论总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摇摆，或者把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看成是对立关系，而不是分工合作的关系。要么就是批评政府干得太多，妨碍了市场，应该让市场多干；要么就是批评市场带来了很多问题，政府发挥作用不够。”③

      唯物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探求事物的本质，需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既要有现实认知观，更要有历史纵深感。事实上，中国与西方诸国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演变轨迹，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人文环境中，其生成的原因、发展的规律、承担的职能、运行的状态都会完全不同。任何试图抽离出历史范畴的认识，都是自说自话的机械性理论学说，而用这样的学说指导实践，其结果将会远远偏离发展的初衷。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中国应该建立市场经济的观点，发轫于1950年代的顾准先生④，但随后的“反右扩大化”以及“文化大革命”则彻底地把市场经济(包括商品经济)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剔除了出去。1980年代的中国，虽然“极左”思想的残余依旧存在，但整个社会开始反思自我、反思时代，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向。恰在此时，对外开放让我们看到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富足，我们虽然不敢奢望建立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依旧脱离不了商品经济阶段的认知，却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不断发展，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吴敬琏的市场学说。针对他提出观点的时间顺序来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他的主要观点(表1)。

      尽管在最近的几年里，主张复归计划经济的“左派”经济学家不断发出声音，但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不可逆的制度安排，“左派”们的观点虽然可让人们一时为之所动，但依旧不为大家普遍认可。由此，我们在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内涵以及本质等问题时，虽然要抨击种种关于“左”的错误观点，但更多的是要弄清楚“极右”的市场经济观点。结合过去30年中国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来看，这里面至少有三种看法需要警示和防范。

      第一种看法是把决定性理解为唯一性，进而推崇和宣扬市场“万能论”。

      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应等同于市场万能论，这是要明确区分的第一个不等式。实际上，市场“万能论”并不是什么新观点，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并被推崇过。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学家过于理想化地把市场视为一把万能钥匙，它不仅可以自主牵制私欲的过度扩张，而且可以实现人类幸福的最大化。但必须承认，这些美好的理论设想最终被残酷的现实所幻化。因为，理论家笔下的市场作用是在完全竞争前提下自由、平等的交易机制中“推倒”出来的，但现实中的不完全竞争、等级差异，甚至“被交易”的情形总是很多，市场作用的美好蓝图始终遭受着一丝阴霾的笼罩。从实践上看，继华盛顿共识之后，西方国家泛起了一股“市场万能”的论调，甚至提出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不需要任何规则和政治干预”的观点。这种“疯狂”的观点在实践中越走越远，突出的表现在金融市场上，以致最终酝酿出了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的闹剧⑤。由此可见，要科学认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一论断，首先要跳出市场万能论的思维逻辑，并牢牢记住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要认识。

      第二种观点是把决定性视为绝对性，分不清经济发展进程中市场的短期作用和长期作用的区别，也就无法科学理解决定性的实践意义。

      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这就是短期和长期的问题。尽管这两个概念看似与时间有些关系，但却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用最简单地话说，短期里聚焦于在特定条件下经济运行的最终结果；而长期内则试图探求经济运行的一般趋势。由此延伸，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应当分为短期和长期两种表现。在短期里，市场的作用会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当经济体突然遭遇金融危机的侵袭时，许多企业会在悲观预期的条件下而放弃投资，经济体出现经济急速衰退的概率越来越大。很明显，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即便是决定性的，但也是无实际意义的。因为，任何完全寄希望于市场自行调节资源配置而达成经济复苏的意愿，终会落空，人们也只能在惨淡的经济环境中相濡以沫。实践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取而代之的是政府替代市场行使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当然，这种作用也是短期的。从长期看，诸如金融危机或者经济过热等这些引起经济运行超常规变化的突发因素会被相互抵消掉，经济运行的走势以及资源配置的状况就不再是某些外部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市场的自发力量被放大，并成为决定长期趋势的最具有根本性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成为最具根本性的最终力量。

      第三种是把决定性视为普适性，进而抹煞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差异和特色。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这虽然是西方经济理论的普遍观点，但这绝不意味着不同国别或政治制度下的市场及其作用没有任何本质差异。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发展的市场经济是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对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内涵及其特征的科学阐释，则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正确看待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需要结合中国经济发展总体进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来考察，这即是如何有效处理和协调公平与效率、竞争与垄断、政府与市场、局部改革与全面改革等关系。例如，前者要聚焦在微观层面上的经济资源流向哪里，以及是如何流向那里的？而后者则需在宏观层面上更关注怎样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怎样才能贯彻国家意志，以及效率提升后产生的财富如何分配和使用才具有正义性。由此可见，简单地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中抽出或过度放大决定性作用的意义既是不可取，也会抹煞掉决定性作用这一科学论断的中国内涵。

      二、市场经济的起源：二分法与一元论的差异

      市场经济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它是一个历史范畴。马克思《资本论》开篇不仅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而且关注的是商品经济价值形态，即隐藏在商品交易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实际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并无本质差异⑥，都在诉说着以交易为核心的经济运行规律。但放置在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生产关系视角下，原教旨主义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就会发生显著的差异，并具体表现为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原因的差异。

      (一)西方市场经济的二分法特征

      早在西欧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数百年中，王权、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三股势力，就一直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对抗和博弈。在这场斗争中，许多国家的王权遭到了制约，如英国以法制契约订立的约束机制。自1215年6月英国国王在贵族代表的胁迫下签署《大宪章》之后，王权即被限制，从那时起，贵族的政治独立以及经济权益得以保护。1258年亨利三世接受《牛津条约》，承认了议会独立于国王并定期开会的法定事实。再如荷兰的赎买措施。从15世纪后期开始，在远洋贸易中获得巨额收益的荷兰资本家们不断地通过商业方式(购买)，将政治利益从贵族手中拿了过来，并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政治权利，使其为经济活动服务。当然，也有一些国家的王权并未受到束缚，王权和封建贵族的结合程度很紧密，如葡萄牙和西班牙。

      实际上，从西欧封建主义后期开始，代表国王及其附属的官僚集团与新兴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冲突就一直没有平息过，其根本的矛盾是继续维持贵族集团用权力配置资源的方式，还是转换成商人集团所倡导的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这就涉及了市场经济能否出现的问题。由此可见，两大集团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是否会导致市场经济产生，根本上取决于封建贵族集团和资产阶级集团的实力对比以及各自可能妥协的意愿。这中间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因素需要重视：一是西方社会虽然存在贵族和平民的贵贱差异，但其文化体系中并没有过度压制商人追求利益的东西，也没有周密的机制设计使商人被社会所排斥；二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人们对于真理、艺术、绝对精神的追求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客观上扩大了商人集团的潜在利益。面对封建集团不断地以手中权力压制自身获取利益的困境，商人对使用市场配置资源的热情和愿望空前高涨，客观上要求扫除一切阻碍市场经济产生的因素。

      为了清楚了解这段历史，我们以一些典型国家作为分析对象。首先，就英国而言，在经历了《大宪章》、《牛津条约》之后，英国封建贵族的权力得到有效控制，尽管经历了查理二世的复辟，但商人集团最终还是联合在一起，并在最后通过了《光荣法案》。商人集团以自己的意志组建了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典型特征是：无论是在组建的观念上还是在法律的约束上，都坚定地要求将政府职能与市场经济绝对分离开来，“守夜人”的假说也在那时成为了事实。其次，让我们再来剖析荷兰的情形。事实上，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欧各国都纷纷以国家力量尽力地掠夺着财富。一个显著的事实是，荷兰贵族通过暴力攫取财富的力量远比西班牙、葡萄牙小得多。但在另一方面，荷兰商人借助贸易扩大的机会，累积起了足以让自己强盛的竞争技巧和商业体制。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免受贵族集团的侵扰，商人以一种温和的购买方式从贵族手中获得了城市自治权，并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政治权利。当荷兰最终建立资产阶级政府的同时，政府职能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与英国一样，也被天然地绝对分离开来。

      然而，这里面也有失败的案例可供借鉴，如西班牙和葡萄牙。众所周知，葡萄牙与西班牙在15世纪是海上头号强国，而且通过海上霸权寻求暴力的行动完全是由政府主导的，在这个过程中两国都取得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但是市场经济并没有发生。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政府的组织者仍然是封建贵族，而工商业者当时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替换封建政府。二是封建政府利用海上霸权攫取了巨额财富，在扩大自身势力的同时，皇室和贵族习惯不劳而获，觉得劳动可耻，工商业遭受打击，生产几乎停滞。

      如果我们确立以封建国家是否成功进入资本主义国家为衡量标准的话，中国自然也是一个失败的案例。根本原因是：中国民众已经完全接受了传统文化思想，并在观念上将商人集团封存于社会最底层，即便有着巨大商业利益的驱动，但仍然敌不过“品级”观念的羁绊。另外，封建主推行的科举制，客观上缓解了封建势力与民众的对立情绪，商人集团即便能够获得发展，但也无法壮大到能够与整个社会规范、封建势力的抗争。因此，中国传统社会难以孕育出独立、庞大的资产阶级，也就无法培育出可以代表商人意愿的资产阶级政府。

      总的来看，我们并不关注封建时代后期的封建集团与新兴资产阶级是如何较量的，也不关心最后的结果是否建立起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关心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同时，市场经济的存在形式，既市场经济与政府的关系如何？经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看出，起源于西欧的市场经济，从其诞生的那天起，就天然地独立于政府之外，这就是市场经济起源的二分法。

      (二)一元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源

      认识西方国家市场经济起源的目的，在于科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如何产生的？这看似是一个理论研究问题，但本质上触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本源和特色。

      从研究对象和时段上讲，仅仅聚焦1840年以来的中国，重点剖析1980年代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在方法论上，我们采取动态演化的分析思路，重点剖析发展中大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里要澄清的是，市场与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的事物，绝不能把市场等同于市场经济。这是因为，市场广泛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形态之中，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利益需求所自发结成的一种手段；正如封建时代存在商人一样，市场仅仅是一种交易的手段。相对而言，市场经济尽管仍然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但它在本质上却是一种制度结构，度量标准有三：一是市场已经成为一种全社会实施资源配置的主导方式；二是由市场交易所形成的观念意识、结成的制衡关系，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接受的、主导性非正式约束；三是国家的政治集团及其制定的制度规则，适合并有利于扩大市场交易的规模。由此可见，建立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平等基础之上的奴隶社会或者封建社会，可以广泛存在着交易关系，但构不成这些时代的制度结构，市场经济也就无从谈起。

      从1840年到1949年的这段时期里，中国的封建王朝及至民国政府，在内忧外患的驱使下，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苗头，但这种发展是畸形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一些华裔学者曾认为⑦，当时的中国已经开始有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倾向，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的侵扰，中国的繁荣富强很可能来得更早。此类观点不敢苟同，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尽管皇权彻底退出政治舞台，但这种退出的原因并非是资产阶级与皇权势力斗争的结果，反而从一开始就是皇权势力内部斗争的结果。新上台的政府领导人出于巩固自身地位的需要，虽然适当放开政权并允许资产阶级发展，但这是不彻底的，甚至是虚假的迎合。与此同时，扩大军事武装、形成武力割据的政治诉求，随时可能绝对地压倒孱弱的资产阶级追求平等、自由的要求。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市场经济在这段时期却获得了快速发展。原因有三：一是军政合一的政权形式，促使着当权者急切地开辟敛财渠道，而市场至少在形式上是可以接受的；二是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中国少数开明人士开始认识并接受市场经济，并把市场经济天然地视为一种绝对的、良好的制度安排；其三，在官办和买办主导的市场经济体系中，民办者也能够分一杯羹利益，尽管处处受制于人，但依然是能够生存和有限发展。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这段时期里是扭曲的，他既不能纯粹地顺应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也不能与民众的愿望相契合，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军政合一的反自由平等官僚集团的一种谋财工具。

      1949年以后，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从这时起，中国的市场经济显现为两个发展阶段：一是1949年-1970年代末，这一时期执行的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完全地湮没在政府体系之中，在政治绝对压倒一切的思想影响下，即使是作为交易形式的市场也甚至被人们所排斥，这里不再赘述；二是1980年代以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开始逐渐发展起来。虽然最初表现为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支持，但这仅仅是一个过渡而已，因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原本就不存本质的区别。观察这段时期商品经济的产生过程，它首先表现为一个从政府体系中游离出来的产物，其次它是在政府主导下有意识推动的结果，再次，它还解决了当时生产力遭受抑制的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由于认识上的不统一，许多人在思想层面上依旧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把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殊不知，离开市场载体和功能内涵的商品经济既是不可持续的，也是无法发挥作用的。

      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⑧今天看来，这一论述是睿智的，也是精辟的，它不仅结束了关于市场与计划无休无止的意识形态争论，而且在扫平了人们的疑虑之后，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提供了基础性条件。然而，1990年代以后，中国尽管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仍然比较肤浅。直到今天，许多人还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完全等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拿出的理由是“市场手段论”。这对于市场而言，自然是正确的。但对市场经济来讲，却不尽然，因为市场经济作为特定的制度结构，必须要与一国整体的制度架构和社会规范相适应。现实中，当中国实践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经验的时候，仅仅注意到或过分看重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实绩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完美推导，忽视了国家特质、文化个性和历史惯性的作用，以至于凡是出现了有悖于西方市场理论或实践的做法，均被打上不健全市场经济的标签。

      正如前文所述，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商品经济的第一动力来源于高层政府体系，政府经济职能释放的速度决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速度。到1990年后，这一机理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表述的内容转换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呈现出市场逐渐从政府游离出来的特征。也正如此，体制转型的质量和速度客观上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优劣和发展进程。也就是说，在中国，市场经济是政府体制转型的内生变量，它在天然形态上并没有脱离政府而单独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从政府体系游离的过程中，并非一下子完成的，这个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另外一层含义。由此可见，在初级阶段里，政府与市场是一种原子裂变的过程，因为还没有彻底完成裂变，故而两者的联系相当紧密，这就是相对于西方市场经济起源两分法的“一元论”内涵。如果弄不清楚这种差异，就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功能和模式形成科学的认知。

      三、市场经济的功能：单一性与二重性的分野

      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引导和实现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手段。它与企业组织资源配置一样，都是一种制度安排方式。然而，根据二分法的西方市场起源观点可以看出，如果市场经济压根没有从封建集团中独立出来的话，就不可能产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诉求的企业组织，因此，尽管企业在理论上可以获得与市场经济相同作用的结论，但其前提仍然是市场经济已经出现⑨。反过来看，在一元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中，政府既能够催育出市场经济，也当然能够催育出企业组织，这种情况下的市场经济与企业就真正地具有了完全对等的地位。谈到这里，我们就需要重点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的市场经济的特殊性。

      一是发展市场经济的目的不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发展压力还很大，如何寻找出最快、最佳的有效发展模式，是此一阶段政府的主要任务。由于经济信息过于分散、政府可计算能力有限等原因，市场经济要比计划经济的效果更好，也就成为了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选择方式，它可以通过经济主体之间自发行为达成自动调节经济运行的目的，并因此取得有效的配置结果。然而，在初级阶段引入市场经济，并非像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那样是为了迎合资本家的利益诉求，而是为了国民经济发展和民众的福祉提升。

      二是市场经济的成分构成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作为对立的事物而存在，两者在利益关系上存在此多彼少的剥削关系，因此，矛盾和革命在所难免。但放置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府集团维护的是国家利益，代表的是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此时已经不存在所谓的资产阶级，公有制是唯一的经济制度。以此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兼具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两种属性的特殊历史时期。其中，社会主义决定了公有制应居于主导地位的基本原则⑩，初级阶段的特性则要求所有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导入的市场经济具有显著的激励功能导向，并要求通过合理的差别化利益分割，驱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此时，阶级被转化为阶层的内涵，不同阶层之间具有相同的利益诉求，利益诉求一旦得到满足和释放，国民经济就具有了充足的发展动力。

      基于上述两个差异，我们接下来就需要深入探究市场经济的功能内涵。理论上讲，所谓功能特指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作用。以此参照，市场经济的功能强调的是一种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制度安排的有效作用。依据系统论的观点，要精确定位事物的功能，首先要对事物所处的系统或者子系统有一个清楚的识别，只有如此才可以确知事物在此系统中的作用。由此来看，立足于二分法的市场经济，其本身就是一个相对于政府而独立存在的系统，因此，这种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功能上具有单一性的特征，即希望通过自由竞争机制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需要解释的是，自由竞争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形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还暗含了一种对政府约束的目的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诉求。

      比如，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描述市场经济时，将它视为是一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安排方式，可以完美契合与诠释“自由、平等、博爱”的内涵。具体来讲，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的利益都天然与他人利益绑定在一起，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是一个互惠共赢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任何违反他人利益的行为，都将遭到市场的惩罚，如违背诚信，所有经济主体都有动力不再和这个人合作，他也就无法获得此后的可持续利益。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个作用可以嵌入到市场经济的道德范畴，是经济活动伦理道德契约化的表现形式(11)。进一步探讨，在纯理论的世界里，市场经济的上述作用还具有高度的自实现机制，但要达到这种“自实现”，前提条件就是假定经济人具有完全理性和自主独立，以及要求人与人之间必须结成平等的经济关系。事实上，从理论的世界回归到现实以后，上述推论很难成立。由此引申出了实践的修正问题，这就是在追逐利益的现实世界里，市场经济本原意义上的道德契约被法律规定下的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法制契约所取代，因此，市场经济是“被法制”的。

      在“被法制”的前提下，二元论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反对政府干预的，根本的原因还是利益驱动，即有产者担心权力介入市场后会损害自己的利益。这种强烈的愿望在西方市场经济设计之初就得到了体现，当然也在客观上压制了权力对无产者的利益剥夺。这在形式上似乎是无产者和有产者共同的合理诉求，但从本质上却是通过另外一种“合理”的方式行使着有产者对无产者的继续剥削。撇开剥削问题不谈，市场经济必须符合运作有效性和利益共享性的特征，才能够让政府心甘情愿的不介入，由此便出现了诸如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一系列内容。仅仅从实证意义上分析，这些机制最终实现了一个经济学理念下的效率最优，即帕累托效率。如果把这个最优效率进行放大化处理，帕累托效率就等同于高效的经济增长，这对于政府而言自然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很明显，在西方经济理论指导下，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应有的前提，最优效率则成为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这就是所谓的“竞争—效率”范式的真正来源。显而易见，在二分法前提下，“竞争—效率”范式同样也是市场经济的功能内涵，而且是唯一的、具有目标导向的功能内涵，可以将其称为市场经济的绝对功能。

      与此相对应，在一元论情况下的市场经济功能具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作为市场经济本身所天然存在的绝对功能，“竞争—效率”范式同样是适用的。但更为重要的是，一元论的市场经济还拥有着另外一种特殊功能，即市场的政府功能。这种功能可以理解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延伸，并通过“看不见的手”加以实现(12)。这是因为，在初级阶段里，国家面临着发展和赶超的双重任务，而政府为实现本国经济赶超的任务需要制定国家战略，此时，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实现国家战略的手段，既符合政府的意志，也不会发生，计划经济遏制经济活力的问题。从运作机理上讲，市场的政府功能强调国家对稀缺资源的集结、整合、调度的作用，市场的绝对功能则发挥竞争性价格的指挥棒作用。为了实现两种功能的有机协调和统一，政府需要发现和尊重市场规律，而市场则需要适度终结完全自由竞争。

      或许有同志会担心，适度终结完全自由竞争会导致市场规律的扭曲。事实上，这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它们的市场经济在实践中也从来没有达到过完全自由竞争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政府为调度和配置资源所导致的不完全竞争，可以看作是执行国家战略、达成经济赶超的一种成本。相反，西方国家的不完全竞争则是“马歇尔冲突”的结果，实质是动态竞争的“负熵”。同样的道理，我们强调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政府功能，绝不是允许和放纵政府操作市场、干预市场，相反，我们要求政府必须尊重市场，特别是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政府还需要科学模拟市场规律，以求达到有效的资源配置目的。

      总而言之，二分法前提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具有单一功能，即希望通过市场自由竞争机制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这样的功能是目标意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具有显著的二重性特征：即作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绝对功能(表现为“竞争—效率”范式)和作为手段的“市场的政府功能(表现为“政府介入—经济赶超”范式)。而且，只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持续的、暂时不会消亡的阶段，那么，作为“市场的政府功能”的手段就不会很快地彻底消亡。这时，两重性就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本质，简单套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任何解释和指导行为，都是草率的；刻意运用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来批评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缺陷，也都是应当反思的(13)。

      四、市场经济模式：完全竞争与不完全竞争

      主流西方经济理论认为(14)，竞争是市场经济中最为普遍的现象。以不同方式定义的竞争，始终是一切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因此，立足于市场经济单一功能的“竞争—效率”范式，竞争必然成为西方市场理论的绝对信条。早期的西方经济学家是把完全竞争作为结果来理解的，由此出现了依据市场结构划分的四大市场类型。事实上，通过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社会福利换算，四大市场结构最终得到的结果是在印证完全竞争市场的有效性。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主张最终状态完全竞争的哈佛学派假说得以成型。然而，任何理论只要存在其特殊的前提，都会存在一定的缺陷。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完全竞争市场有效性的假说，只能看作是工业经济时代的阶段性准则，并非是经济发展中的一般性规律。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市场结构当作产业竞争程度的中心标准，把价格偏离边际成本的程度作为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持续，仅仅是一种典型的、过度强调结果状态的静态分析模式。

      后来，许多经济学家注意到，市场经济实践中发生的“无序竞争”、“过度竞争”、“恶性竞争”以及“浪费性竞争”现象(15)，其静态看来都可能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但这样的竞争状态并不一定能够换来高效的资源配置(16)。因此，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批判“竞争(结果)—效率”范式，认为过于强调最终的市场竞争程度，却忽略了对市场竞争形式和竞争过程的关键分析。而后者才是市场经济“竞争(过程)—效率”范式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这也构成了芝加哥学派假说的核心观点。在既有的一项研究中，胡晓鹏(17)也注意到，在以全球化、网络化、知识化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里，竞争开始超越单个企业间的竞争形式，并逐渐出现因价值链分解引发的价值链与价值链之间的竞争，以及在模块化整合基础上形成的价值网与价值网之间的竞争。在此背景下，突出对竞争过程的分析，就成为重新理解市场经济功能的重要内容。

      值得注意到的是，无论是突出结果意义的静态竞争，还是强调过程意义的动态竞争，竞争都是关键变量，也都是产生资源配置有效性的根本原因。但由于两派对竞争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它们提出的经济政策导向和内容也有一定的分野。比如，哈佛学派把打破垄断作为核心，特别反对静态结果上的垄断状态；而芝加哥学派则认为反垄断很大程度上是对竞争过程的否定，应当把保护竞争作为核心环节，并不关心是否产生了垄断状态。尽管有此差异，但这些并不影响两种观点的一致之处，即两者均认为政府该管政府事，市场应管市场事，政府不应介入市场经济运行。其实，在政府与市场泾渭分明的观点之外，还隐藏了一种关于市场模式的定位。在这里，所谓市场模式特指政府应该以一种怎样的理念态度、怎样的组织方式，帮助、督促以及促使市场功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这点看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是以保护竞争来确保市场功能的，并将是否达成竞争作为衡量政府经济政策有效与否的关键标准。

      放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述观点就需要进行修改。原因是，在双重的市场功能论调中，只有市场的单一功能标榜和追求竞争。对于市场的政府功能而言，竞争观念却并不一定被重视。多数情况下，允许政府动员、调度资源的时候，必然会改变要素主体的平等地位或者加重不平等的态势，进而会导致获得政府资源倾斜一方的垄断势力加大，其实质就是允许政府在运作方式上可以借助集权化的垄断组织载体。当然，这种垄断势力或者垄断组织的形成，是服从于国家治理和国家战略的需要。

      这里要说明的是，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全竞争模式，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垄断和竞争并存的模式，都不是针对微观市场结构所作的分类，更不是仅仅依托市场经济运行逻辑所作的均衡结果分析。确切地讲，我们提出的市场经济模式，是从“国家目标—政府手段”的理论逻辑角度做出的考察。谈及政府手段，就必然涉及经济政策对市场模式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具体而言，市场经济的绝对功能把配置效率作为必然结果，而自由竞争则成为实现这一结果的充要条件。因此，政府制定出的任何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都应当仅仅是市场功能的补充或者功能缺失时的纠错手段，经济政策希望达成的最终目标也必定仅仅是自由竞争导向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自由竞争与市场经济绝对功能具有了一致性和对等性，自由竞争也可以被看作西方经济政策盯住的基本目标。

      与此不同，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内含了经济赶超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双重目标，所以，作为目标的竞争和作为手段的垄断在这里达成了完美的统一。具体来讲，自由竞争如果能够同时帮助实现“市场的政府功能”目标，那么“市场的政府功能”将会通过经济政策进一步促进自由竞争的程度；反之，自由竞争如果阻碍了“市场的政府功能”目标的实现，那么，竞争的水平将会在政府经济政策的作用下不断衰减。当然，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分析，可能会得出完全竞争或者完全垄断两种截然相反却各有道理的最终结论。为了避免这种无意义的纯思辨式纷争，我们需要深入担负双重功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尝试从逻辑成因角度进行思考，具体如图1。

      

      图1 双重功能下的市场经济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正如图1描述的那样，在双重功能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在组织方式上内含了竞争和垄断两重力量，在表现形态上显示出垄断和竞争有机融合的特性。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垄断竞争模式是稳定的状态吗？有什么样的动因可能改变这种状态？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剖析两种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质上讲，决定初级阶段市场模式趋向垄断还是竞争，核心需要解决“市场的政府功能”与“市场的绝对功能”之间究竟是互斥的、还是一致的问题。撇开官僚集团的主观好恶和个人利益选择这些扭曲市场经济运行的因素不谈，两者的关系取决于三个重要因素。第一个要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当所有国家都位列全球同一竞争环境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带来的竞争威胁程度；第二个要件是本国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水平；第三个要件是国际规则对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倒逼压力。客观而言，第一个要件——即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竞争性压力和经济倾轧强度越大，初级阶段国家的政府动员和调度资源的愿望就越强烈，导致垄断力量的增强。由此引申的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水平越低，政府希望的竞争程度就会越小(18)。对于第三个要件而言，发达国家以国际规则为借口行使的倒逼压力越大，政府趋向垄断的成本就会越高，可能产生的竞争水平就会上升。由此反观实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虽然有了一些经济总量的原始积累，但人均层次上却很弱小；虽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升，但国际竞争力水平尚不强大，甚至出现被西方国家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锁定的问题；相反，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前提下，西方发达国家倒逼竞争的意愿却很强烈，甚至一度出现不惜动用政治手段的压制。由此可见，在实践中，三种要件内含了竞争与垄断的双重力量，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常态的市场经济模式必然是垄断竞争模式。

      综上所述，立足于二分法的西方市场经济，它承担的功能具有单一性，可以视为市场的绝对功能，“竞争—效率”范式成为科学法则；为了维护和保障这一法则的有效性，政府制订经济政策成为必然，根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竞争性组织的方式达到高效的配置效率。作为“市场的政府功能”则强调通过垄断性组织的方式实现良好的国家治理和战略意志。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模式具有显著的垄断竞争倾向。

      五、结论性评述：“坏”的市场经济

      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内含了政府力量，因此，官僚集团的行为就存在着异化的风险。这也是实践中市场经济虽然仍然表现为垄断竞争性质，但其形成的原因却是非国家意志导致的，也就是官僚主义好恶和官僚集团私利原因造成的。这样的市场经济就是典型的坏的市场经济。

      具体来讲，在现实生活中，因缺乏动态一致性要求的制度约束及其合理的实施机制，制度效率缺失的问题变得特别普遍，客观上诱致并加大了政府行为对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负面作用。必须澄清的是，制度约束绝不是权力约束，那种打着制度约束的帽子，实际执行“官大压死人”的潜规则是伪制度约束，它对市场经济的危害要比没有明确的制度约束还糟糕。从运行机理上看，除了政府决策者认知有限的合理原因以外，官僚主义的好恶和官僚集团私利驱动，则是导致“坏”的市场经济产生的根源。

      一种情况是，制度约束的权力扩张倾向。理论上讲，制度的产生及其功能的发挥并非自动产生的，归根到底还要由政府机构和相关人员来实施。并且，在制度的制定及执行过程中任意的个人化倾向、主观化倾向，都极有可能使现行的制度成为特定群体谋求利益的工具，从而权力的分化也因此拉开了帷幕，市场经济变“坏”的现象也就由此而生。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以私利为导向的权力管理模式总会与腐败现象密切联系在一起。

      另一种情况则是维持制度效率之实施机制的扭曲。比如，制度化的管理规则应该是基于长期的国家战略的要求来制定的，但政府决策者却很可能因短期利益、局部利益的考量来设计规则。于是，原本应该保持动态一致的制度规则会因为官僚集团的好恶而不断变更，其结果并不仅仅造成了制度运行效率的降低，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市场法则和市场经济运行秩序。现实生活中某些潜规则的盛行恐怕与此不无密切关联性吧。

      从道理上讲，上述两种情况下造成的“坏”的市场经济，在结果上并无本质区别。一方面，它们都是官本位不良思想下的产物，另一方面，它们也都是监管不力的产物。然而，如果说制度规范只能依靠监管才能确保其效率的话，那么，任何的制度规则都会无效。这是因为，监管本身还存在一个再监管的问题，而监管成本太高将使得维持市场经济的制度的制定就是一件非理性的工作。显然，要培育出“好”的市场经济，除了必要的法制约束以外，官僚集团的责任意识和行为传承则是确保依制度有效的基本前提。反过来讲，如果这些条件没有形成，“坏”的市场经济就是常态。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的“坏”的市场经济就会相辅相成、恶性循环。

      观察我国实际，政府在催育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第一种情况是比较多见的。因为，计划经济和官本位的思想直到目前还普遍存在于各类行为主体的头脑中，制度约束等同于权力的认识比较普遍。比如，领导的一封书信、一纸条文就可以获取巨大的财富，在那时权力就是最为稀缺的资源。随着人们对有限政府和有效市场认识的深入，第一种情况在法律监管和商品经济意识的发展逐步得到抑制，但第二种情况却开始扩张。这是因为，市场经济虽然在理论是一种优越于计划经济的发展手段，但它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赋予了政府决策者更大的追求政绩的空间。通过人为造成的市场空间分割和地方经济割据，可以直接驱动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为其“乌纱帽”增色不少，此时，在不舍弃个人经济利益的同时，个人的政治前途也就成为违背甚至践踏市场规律的最好借口。

      ①中共中央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②尽管鲜有学者明确地把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但对中国市场经济不健全的评价却总是暗含着对西方的褒奖，甚至许多观点都将所谓的自由化、私有化作为衡量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快慢及优劣的标准，其实质就是把西方市场经济作为了标准参照系。这种现象自1990年代后，在中国经济学学术界非常普遍，甚至占据主流地位。

      ③《流行的经济理论已不适应现实发展需要》，《北京日报》2015年4月20日。

      ④顾准先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首倡市场化改革，他的主要观点参见《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法国总统萨科齐对这一观点作出了深刻批判，并发出了重建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强烈呼吁。

      ⑥严格意义上讲，商品经济是相对于自然经济而言的，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强调的是交换。市场经济是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的，讲的是资源配置方式，特指社会资源的配置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的。而且，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前提和基础，商品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才能产生市场经济。

      ⑦最具代表性的是李泽厚和刘再复在《告别革命》(1995)一书中对革命作了这样的描述：“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残忍、黑暗、肮脏的一面，我们注意得很不够”。“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并认为，如果给清政府时间搞新政，给蒋介石政权时间搞资本主义，中国早就富强起来了”。

      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⑨众所周知，企业与市场“对等论”的观点是科斯在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的。但此后的多年间，一直受到学术界的诟病。最主要的观点是基于企业和市场发生论视角的讨论，即企业是人们生产方式由自然生产、自觉生产经过分工、专业化生产从而演化到合作化生产的产物，市场则是人们消费和生产社会化的产物。与此不同，本文否定“对等论”是立足在两者的功能联系视角，也就是说，在功能的结果上两者存在对等性质，但在彼此的功能关系和产生机理上，市场是企业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市场，企业的资源配置功能就会变得无效。

      ⑩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11)例如，亚当·斯密在说明正义时曾这样描述：“如果我欠别人十英镑，正义就会要求我按照约定还钱，在什么时候还，在什么地点还，条款中都已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显然，斯密这里对正义的定义属于契约正义，是维护财产权、债权不受侵害的一种手段。

      (12)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市场经济的建构可以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调的自由竞争更多的是基于对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放置在国与国之间，西方国家只有在缔造了“以我为主”的经济秩序和“对我有利”的国际规则之后，才强调和倡导自由竞争。实际上，在过去的100多年中，西方国家通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方式攫取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这何尝不是西方国家政府也在利用市场经济这只“看得见的手”。因此，为避免混淆，本论文在区分市场经济功能的单一性和二重性的时候，是立足于国内市场经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谈的。

      (13)习近平同志在总结了我国30多年来改革的历史后明确指出，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14)[英]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83页。

      (15)贝恩(Bain)是第一个提出过度竞争概念的经济学家，他将过度竞争概括为低集中度、持续性过度供给或过剩生产能力和经济绩效较差的产业的一种市场结构。此后，一批日本学者结合本国实践开展了对过度竞争的深入研究，代表人物有两角良彦、鹤田俊正、小宫隆太郎、村上泰亮等。国内的代表性研究是曹建海的《过度竞争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罗云辉、夏大慰在《市场经济中过度竞争的存在性的理论基础》(《经济科学》2002年第4期)一文中也有论述。张维迎等人在恶性竞争方面，结合我国实践有过深入的思考。

      (16)熊彼特和哈耶克都是很早就注意到这一问题的西方学者。熊彼特认为，静态竞争理论本质上是反竞争的，与经济进步不相容，没有资格被树立为理想效率的模范。在哈耶克看来，要警惕完全竞争概念的规范含义。如果纯粹和完全的竞争被理解为新古典特征，那么任何偏离理想状态和条件的现实都是错误的根源，甚至是危险的公共干预之根源。

      (17)胡晓鹏：《模块时代的产业结构：基于SCP范式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4期。

      (18)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不仅需要国家运用政治、法律等阶级手段去强制大众从事雇佣劳动，而且还要通过工资来进行超额的经济剥削。如1563年英国的《学徒法》规定，，禁止雇工和雇主签订不到一年的合同，任何雇工在合同期限未满之前不得离开工作地点。在没有得到雇主的解雇证或放行证之前，也不能到另一个城市去。一定意义上讲，为了加速原始积累，英国政府是直接在调配着资源。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对竞争的一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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