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晴[1]2002年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论析》文中研究表明农民问题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农民问题是一个事关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谁正确认识和把握了这个问题，谁就把握了中国革命建设的前途和方向。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问题的成功解决是毛泽东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关键，毛泽东始终倾心关注农民问题，他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不断成熟的认识过程。本文在一个较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探讨了国民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思想认识的历史轨迹，并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其对马列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及对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农民问题的启示。 本文从四个方面考察了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 第一部分，考察了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理论探索，分析了毛泽东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的初步认识、对农民各阶层的初步分析，以及对发展农民运动的初步论述。 第二部分，考察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进一步论述，分析了毛泽东对农民和农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对农村各阶级的分析，以及对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政策的论述。 第叁部分，考察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论述的系统化和深化，分析了毛泽东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对农民土地问题的深入、系统论述，考察了毛泽东关于解放区农业发展的思想以及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设想。 第四部分，论述了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思想的历史地位：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农民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之，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进行了深入、完备的剖析，他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和研究。新时期我们要吸收毛泽东解决农民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正确思想，科学的看待和重视农民，正确的领导和教育农民，切实的依靠和服务于农民。
周伟东[2]2016年在《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向何处去?这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从洪秀全到孙中山都未能有效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直到1939-1949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成功解决此问题。1939-1949年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由提出到基本实现的过程。研究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有助于弄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来由、探寻中国未来的去向,有资于国家改革发展之道。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研究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的历史背景、基本内容和主要影响。纵向看,毛泽东这十年的建国思想可分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1939-1944)、联合政府主张(1944-1947)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1947-1949)叁个阶段。横向观,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建什么国、谁来建和怎样建叁个基本问题。文章以发展阶段为经、以基本问题为纬,主要分析各阶段国家构想的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内容研究侧重分析国体和政体、经济文化政策、领导者和依靠力量、建国方式方法等。文章的基本观点如下:1939年之前,毛泽东对建国问题的长期探索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早年的爱国思想是其建国思想的原点。1911-1920年,其基本思想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1920-1935年,总体上主张工农民主专政。1935-1938年,为团结抗战,毛泽东转变了建国思路,先后提出“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口号。1939年底1940年初,在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之际,毛泽东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它是一个包含建国目标、建国主体和建国方法的完整的建国构想,对全国性政权而言是一个远景规划和一般纲领,对地方抗日民主政权而言则是具体纲领。该构想具有创新性、前瞻性和实践性,对于指导中共革命建国实践有重要意义。1944年中,为解决新形势下的抗战建国问题,毛泽东提出了联合政府主张这一具体纲领,并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谈判,但在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内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日趋对立的国际环境下,要建立国共合作为基础的联合政府还缺乏足够的历史条件。1947年后,毛泽东又与时俱进提出了第二个具体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它突破了原来意义上的联合政府主张,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建国目标,以四个阶级为建国主体,以反蒋建国为主要建国方式,并设计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新制度,引领和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启示。它发展了马列主义建国思想、重塑了国家精神、指导了革命建国实践、奠定了国家发展的制度基础,对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改善国家治理、把握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等方面有多重启示。当然,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对资本主义和公有制的认识有所偏颇,过于依赖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法治意识薄弱等。总之,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建国理论,科学地解决了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它包含一个一般纲领和两个具体纲领。其主题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引领和促进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成功建立。
程仟[3]2017年在《苏联与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形成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二十八年奋斗过程中革命经验的系统总结,是全党与全体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形成是时代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但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国内外局势,尤其是离不开通常不被重视的苏联、共产国际等方面在此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此,需要以外部因素为着眼点,来探讨毛泽东等人是如何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影响下独立自主地探索出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的。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国际对东方落后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并积极进行援助和支持。而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诞生这段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苏联、共产国际的总体政策指导下,经历了全盘接受指示、质疑并抵抗错误政策、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继而创造性地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新国家主张的历史过程。突出表现为:一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刺激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先进分子,他开始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来认识中国的工农问题和国家政权问题;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质疑被奉为经验的苏联“城市中心论”,深入农村地区,提出了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农村中心”革命道路理论,并在苏联、共产国际苏维埃理论的支持和物质援助下开始了中国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初步尝试,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雏形;叁是为响应共产国际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国共二次联合共同抗日,毛泽东在国际新政策的指导下,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提出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在抗日根据地内进行了“叁叁制”政权的尝试,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初步形成;四是抗战结束后,斯大林基于苏联利益考虑以避免美苏大战,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毛泽东等提出通过协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识破了蒋介石内战独裁的阴谋,最终带领广大军民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并总结革命经验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导新政权建设,标志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正式形成。重新梳理革命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形成历程,对于加强对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权本质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许莉[4]2009年在《毛泽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论析》文中研究表明毛泽东历来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高度重视,早在建国初期就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初步探索,并在他组织起草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第一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写在了中共中央文献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方面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途径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探索,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宝贵思想,并以此为指导进行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毛泽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进行了研究和论述。首先,阐述了毛泽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的产生,包括毛泽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产生的思想理论渊源、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农村地位和农民作用的认识以及建国后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探索;其次,对毛泽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论述。毛泽东通过建立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坚持艰苦奋斗的方针以及统筹城乡关系等方法和途径,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方面进行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再次,分析了毛泽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中存在的不足。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形成正确思想的同时,由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错误估计、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沿袭了战争年代的传统,加之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存在个别理论的教条式的理解,也产生许多错误的认识,阻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最后,论述了毛泽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的理论贡献和现实启示。毛泽东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对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所作的战略思考和精辟论述,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经验的凝结与升华,是改革开放前我们党制定农村政策的理论基础,其中的真知灼见,已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上的宝贵经验和产生的错误认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财富,全面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充分认识其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存在的局限性,吸取和借鉴其经验教训,对全面推进和加快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意义。
裴焕利[5]1993年在《毛泽东关于农民是民主革命主力军思想论析》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关于农民是民主革命主力军的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没有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很难想象的.
孔朝霞[6]2009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众所周知,中国人形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认识经过了两个层次的探索:第一个层次是从东西方各种救国救民的思潮中找到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第二个层次是进一步探索和反复实践,形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认识,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贯穿于整个探索历程的有一条主线,即党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多视角、多学科、全方位地深入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有助于从整体上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形态和科学体系,推动理论成果向实践的转变,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应当说,当前学术界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许多方面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余地、空间和必要。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重大研究课题,本研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科学与人文、中国与世界、内容与方法、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研究将线性描述和横向综合结合起来:在纵向方面,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历程;在横向方面,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来观照。通过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内涵、明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理论前提、客观依据、探索主体等基础性问题,系统梳理和回顾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由失败到成功的艰难历程,进而深刻剖析党的早期探索的价值意义与历史局限性以及早期探索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在此基础上客观总结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最后在整体评述中国化早期探索与中国化历程的关系中,提出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新世纪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重大意义。本研究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这一核心概念,从五个方面加以探析。各章主要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基本问题加以宏观理析。论文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及本质,引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基本问题的界定,进而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理论前提和客观依据,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二章主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主体问题进行着重阐释。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及早期探索主体问题的提出为引子,尝试界定了早期探索主体的内涵,并在按历史线索回顾早期探索主体的形成历程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毛泽东成为中国化早期探索主体核心的根源。第叁章主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进程和成果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梳理。此章为全篇重点。论文将依据毛泽东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经验的总结,以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运用的推进为线索,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加以分期,最终落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重要意义。第四章主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历史地位、价值意义和历史局限性进行深入挖掘。凸显早期探索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奠基意义,从而说明其积极价值与局限缺憾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财富。第五章主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历史经验进行客观总结。论文通过对早期探索历程的真实性、复杂性和艰难性的描述,集中提炼出叁点规律性的经验: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实现坚持与发展的统一;深刻认识国内外实际,实现当代化和民族化的统一;善于总结经验和理论创新,实现继承与发展的统一。结语部分对整篇论文加以宏观凝练,提升到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对新世纪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重大意义的高度,通过分析科学马克思主义观与早期探索的关系,得出叁点结论:第一,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二,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是一个曲折反复、不断深化的过程。第叁,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不是一劳永逸的,要不断发展并解决新问题。论文最终展望了科学马克思主义观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前景。
陈非文[7]2017年在《新民主主义政权时期毛泽东土地法律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民主主义政权时期,毛泽东在根据地领导创建了一系列土地法律法规,形成了系统完备的土地法律思想。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土地法学理论同我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抓住每一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创造性的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切实可行的主张和办法,领导党制定了一系列土地纲领、土地分配标准和土地分配方式,形成了自己的土地法律思想。马列主义土地公有学说理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是新民主主义政权时期毛泽东土地法律思想的理论来源。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土地法律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完善四个阶段。早期工农运动时期是毛泽东土地法律思想的萌芽期。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对农民问题及农民土地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形成了其早期土地立法理论,并进行了早期土地立法实践。工农民主政权时期是毛泽东土地法律思想的形成期。毛泽东在领导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进行土地立法,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土地法律思想。表现为土地没收对象的不断明确,土地分配制度的不断完善,土地所有权的不断健全。为此后党关于土地立法和土地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抗日民主政权时期是毛泽东土地法律思想的发展期。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团结一切可团结的抗日力量,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方针,毛泽东及时调整土地政策,废除了中央苏区的土地政策和法令,承认富农和富农经济的存在,变工农民主政权时期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为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从减租减息、交租交息、保障佃权等规定,可以看出毛泽东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土地法律思想是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时期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土地法律思想的完善期。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为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土地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从《五四指示》初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到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毛泽东的土地法律思想逐步走向成熟。新民主主义政权时期毛泽东的土地法律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明显的阶段性、突出的实践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等特点,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研究新民主主义政权时期毛泽东土地法律思想的形成发展轨迹与主要内容,对今天我国的土地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解决“叁农”问题,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流转等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黄春森[8]2013年在《2012年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重要篇目辑览(中文部分)》文中指出一、毛泽东党建思想研究1.逄先知:《从井冈山精神到西柏坡精神》,《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7期。2.冷溶:《高度重视用党史国史教育全党和人民》,《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5期。3.冷溶、金冲及、石仲泉、李慎明、宋清渭、李殿仁:《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伟大精神和重要启示——"纪念南昌起义85周年"专家谈》,《党的文献》2012年第5期。
李根寿[9]2011年在《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历史,就是一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前后承接的历史链条。中央苏区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这历史链条中的关键一环。在开创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伟大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的宝贵经验,写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章。因此,深化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研究,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弘扬苏区精神,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以解析历史、构筑理论、服务现实为构思方向,广泛借鉴有关中共党史学、政治学、党的建设学说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实践与理论之果、地位作用、历史局限和现实启示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探索。全文共包括五章：第1章导论。主要说明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界定主要概念,概述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介绍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等,以此表明对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还有待于全面和深入的展开。第2章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和基础。着重从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社会土壤和理论资源叁个方面进行考察,从而理清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历史条件。第3章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成果。着重从革命道路新开辟、思想路线新论断、建党学说新主张和国家政权新尝试等四个方面,系统梳理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及其理论之果。第4章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评价。主要从历史地位、价值意义和历史局限叁个方面进行深入挖掘,彰显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奠基意义,进而说明无论其积极价值还是缺憾局限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财富。第5章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启示。着重提炼出四点现实启示,即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实现坚持与发展的统一；深刻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实现时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善于经验总结和理论创新,实现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坚持理论为群众所理解掌握,实现中国化与大众化的统一
秦宁波[10]2016年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活于五千年文明黄土地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也不能完全割断与儒家文化的关联,儒家文化基因不会随时代发展而被轻易地彻底遗忘。在世情、国情、党情、人情的综合分析中理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产生的原因:(1)近代中国内外危机中呈现出器物、制度、文化的藩篱困境,共产党人早期思想中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与实质,要求彻底推翻封建特权势力和专制制度,打破宗法礼教的“吃人”束缚。(2)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推进国人认清近代中国的国情和寻找未来的出路,文化理论是内含于唯物史观中的重要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文化问题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特别是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原则成为党的儒家文化观所恪守的基本准则。(3)儒家文化在传统社会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有纯粹文化载体的儒家文化,也有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早期共产党人的批判不是偏激的全盘反传统,在批判的背后不乏对儒家文化价值的理性判断和清醒认识。(4)人的思想受遗传、环境、历史、教育及偶然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教育对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体系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渊源,这与其早期身受的儒家文化协同教育的结构、方式、内容休戚相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片面到全面、感性到理性的探索过程,在综合呈显标志、影响因素及主要特点基础上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发展进程分为叁个阶段:(1)儒家文化观的孕育阶段:1921—1927,孕育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观与民主革命的实践联系到一起,无法脱离反封建的主题孤立存在;早期共产党人具有跨文化的品格特征,左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发展宽度。(2)儒家文化观的雏形阶段:1927—1938,雏形阶段的基本特点:抗战成为儒家文化观的转折点,其初步形成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相关联;党的传统文化自觉逐渐觉醒,重视并推动对儒家文化的再认识;“孔子”不再只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符号,马克思主义与优秀儒家文化开始结合;儒家文化观不仅是认识的呈现,也反映在共产党的实践活动中。(3)儒家文化观的发展阶段:1938—1949,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观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脱离开发展的历史认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存在精华与糟粕两个方面,提出对儒家文化的“批判继承法”;儒家文化观体现在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党的建设叁个层面的关系处理上,儒家文化观的内容更加广泛;儒家文化观集中体现在领袖人物的言论中,领袖群体在儒家文化问题认识上具有共识性。儒家文化存在的种种缺陷和消极因素不可避免地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冲突,党从当时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出发,认清其本原内容及被曲解所引发的负面影响。第一,作为封建社会“官学”的儒家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特别是儒家文化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落后成分,无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其内含的糟粕会抑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第二,儒家礼教、纲常伦理是“符号的孔子”的内涵之一,其与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目标、任务、社会矛盾的解决相背离。对于儒家文化中的“叁纲”、“忠孝”、旧婚姻、传统民俗等问题,要看到其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滞后性、顽固性、虚假性,打破封建宗法观念对革命的束缚阻碍。第叁,儒家文化影响下宗法观念和宗法社会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阻碍,封建时代的“一言堂”衍生出党的组织建设中的“家长制”问题。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因而农民出身的党员在党的组织中占了绝大多数,旧的儒家文化残余必然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相当大的影响。第四,儒家的教学思想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与封建社会制度、政治统治、人才需要、认知水平等联系到一起,必然也存在阶级属性和历史局限性。共产党人在肯定儒家教学思想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对其内有的“糟粕”也是彻底摒弃。但是,历经历史长河涤荡演变的儒家文化,除去服务于阶级统治的历史局限,也有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共产党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地对待儒家文化,激浊扬清,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第一,国内外形势变化对文化维度下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提出新要求,共产党批判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对儒家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具体包括对儒家哲学思想中“名实”、“知行”、“中庸”、“义利”等重要问题的研究。第二,共产党对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坚持借鉴其精华抛除其糟粕,具体从四个层面来理解:对儒家政治伦理中“大同”理想的批判思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仁”思想的诠释扬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礼”文化的发掘认识,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修身”问题的深化理解。第叁,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认识儒家教学思想,肯定其价值基础上对其批判地借鉴认识。在长期教学活动中,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学生管理等方面积累起丰富的教学经验,党注重“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教法中的合理内涵,推动儒家教学思想的转化与运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对党与儒家文化的认识,建立在儒家文化党内价值基础之上,它成为构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重要内容。关于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表现在叁个方面:第一,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如何处理好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成为重要问题。中国人接触、认识、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脱离东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根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二者有结合的内容也有排斥的成分,不要作简单、机械“嫁接”论的理解。对二者的关系,从话语体系转化、意识形态对立、结合及转化点叁个层面进行阐释,从而解构出二者的逻辑关系。第二,文化不能脱离现实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孤立存在,文化与实践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共产党在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基础上,挖掘与转化儒家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积极因素,改造传统私塾教育中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打破儒家礼教、纲常伦理对人及社会发展的桎梏,深化对祭祀文化的认识并在仪式政治中实现对儒家祭礼的超越性运用。第叁,从整体、系统、联系、动态的角度认识党的建设问题,要深入挖掘党的建设背后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特别是要关注与党的建设相关的历史传统文化。关于党的建设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体现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中:“实事求是”与反对空谈的领导作风、儒家“修身”问题与党员道德修养、宗法观念与党的组织建设、“任人为贤”与党的干部选拔任用、“闻者足戒”与注重党内批评的方法。为更加客观地认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特殊性及实效,应从国共比较视阈深化对其认识。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比较首先需对孙中山时期、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产生及发展有系统地把握,这是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比较的重要前提。孙中山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因素,他对儒家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社会理想等内容进行发掘认识,并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革命实践、党的建设相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首创者和代表者。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进一步发展,代表性内容:严查“辱孔”演剧中尊孔重儒的管窥,意识形态中的叁民主义儒学化,孔子祭祀仪式政治中的文化认同,新生活运动中的儒家文化生活化。为增强比较的针对性,本文把比较的时间限定到“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该时期国共两党面临着民族矛盾加剧和共同抗战的主题,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核心代表人物出现,两党的儒家文化观均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但两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两党儒家文化观的差异集中在政党与人民利益关系、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以及批判与继承关系等方面:第一,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首要比较的是根本利益的出发点,能否理顺“政党”与“人民”利益的从属关系是儒家文化观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国共两党是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其儒家文化观受各自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必然具有代表各自阶级性的意识形态特色。第二,政党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关系是政党理论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存在的两大政党,其自身的理论都源自西方理论,在理论传入中国之后都存在着如何处理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问题。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戴季陶制造了“儒学化的叁民主义”理论体系,南京政府在回应时局剧变之时,将叁民主义儒学化。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始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引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第叁,与国民党过分强调传统和“照抄照搬”倾向不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历史观融入到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中,使之更客观地认识儒家文化的“古”与“今”问题,对儒家文化坚持批判基础上的继承。总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问题是极为复杂的,必须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能“碎片化”或“割断历史”来认识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随着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性增强,党思维理论水平和理论自信进一步提升,其传统文化自觉不断觉醒,认识到其包含着对革命和党的建设有益的因素,不能一味地排斥儒家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党正确认识并批判地吸收儒家政治伦理、儒家文化的重要成果,批判地吸收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是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宝贵经验。但是也要客观评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历史局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无法与评孔思潮割裂开来,“打孔家店”也将在强大的惯性中得到有效的延续;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多封建社会风雨涤荡,历史变迁,长期作为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刚柔并存,良莠混杂,纷繁复杂;处在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环境中,共产党人对儒家政治伦理在客观上不可能一次认识清理到位。由此观之,要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待儒家文化及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经验启示,结合人民需要、社会发展、党的建设去全面、辩证、深化认识儒家文化,在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精华与糟粕、批判与继承、转化与发展等关系中发挥好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处理好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象:马克思主义引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形成发展过程;掌握发展党的儒家文化观的科学方法;正确认识儒家文化内含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融合;重视党的群众观、党员道德修养、党的组织作风建设中的儒家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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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D]. 李根寿. 南昌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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