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从“教育”、“反思”到“学习”对党报群众性原则演变轨迹的解读_解放日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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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从毛泽东、刘少奇到习近平都一直强调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和统一，但两者之间的关系“现在反倒成为一个所谓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了”，习近平2013年“8·19”谈话中直面此问题，“比如，有人问‘你是替党讲话，还是替老百姓讲话’，‘你是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站在群众一边’；有人振振有词地说人民群众人数超过党员，所以人民性大于党性。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不少，但都是不正确的、错误的，必须加以廓清和纠正。”他在讲话中重新强调了两者之间的统一和一致。新闻工作中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也必须得到廓清，正如陈力丹教授指出的那样，这是“关乎舆论导向的重大问题”。

      从历史上看，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内涵不是一天形成的，是经过反复实践，到今天还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的。从时间维度看，人民性从群众性而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前，“群众性”提的比较多；从政治话语环境中看，人民性和群众性是统一的，人民群众常常作为并列词语进行使用。由于本文探讨的是1949年之前的问题，因此采用“群众性”的概念进行讨论更符合历史。

      如果说党性原则是党报理论成熟的显性标志，那么群众性原则的完善，则是党报理论成熟的潜在标志。她与党性一起，在微妙的平衡中，成就着党报的政治属性。群众性原则表述和实践得越完善和平衡，表明中共党报理论就越成熟。中国共产党党报中关于党性原则的确立，有很多文章进行过论述①。但党报如何完善和确立起“群众性”原则，却常常被忽略。实际上这一原则的确立过程，更具实践价值，成为党报传播效果的重要指标。也正是由于群众性原则的实践，党性原则才有了更立体丰满的效果。当然群众性原则的过度实践，也引发了党报路线“左倾”的错误。如果将群众性放置在历史语境中进行考量，这一原则的时代性也比较典型。

      一、群众：教育的对象

      党史研究者认为，开展群众工作在党创立时就有明确指示，但上升到路线高度则发端于红军时代②。实际上，做群众工作和群众路线还是不一样的。做群众工作，是党日常工作，但要上升到群众路线或群众性原则，则相对复杂很多，涉及一系列工作方法和组织原则，甚至在某些时候会成为进行政治批评的教条。早期党报很多涉及“群众”的表达，仅仅是工作方向和工作内容，并非路线原则，不具有理论的阐释空间和政治的批判高度。相应地，党报对群众的报道和报道中的群众路线，也是两回事。

      早期党报的群众工作是教育、发动和组织群众。1928年《中央党报的作用及同志对党报的义务》提出党员要“帮助它的发行，使我们的影响达到群众中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1980：33)。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革命处于低潮，群众基础薄弱，在大城市党组织处于地下非法状态，需要借助党报宣传教育群众，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以达到鼓动和组织群众的作用。1929年中共宣传工作决议进一步阐明：“要注意对于群众直接要求的鼓动，并且要使鼓动与宣传联系起来。……所以，党必须特别注意于随时抓住每个实际问题去鼓动群众，将这种鼓动口号联系到宣传口号上来，这样，群众才会有兴趣而接受拥护我们的政治口号。”该案还特别倡导尽可能的公开发行日报及其它地方性党报来加强对一般群众的宣传工作，“在目前群众政治情绪渐高，日报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党必须尽可能的公开推行这种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1980：48-54)这是党在特殊环境下较早认识到党报对教育、鼓动群众的重要作用。

      1930年3月26日《红旗》发表《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进一步申明这一原则，“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必须有全国范围内的经常定期的政治机关报，有系统的对全国无产阶级及广大的劳苦群众作广大的政治教育……”群众是“政治教育”的对象，成为当时基本认知。文章接着指出教育群众的具体内容是：“不但要使群众了解斗争的必要，并且要发动群众有斗争的决心。不但要使群众认识正确的策略方向，并且要使群众在斗争中，依照正确的策略方向而前进。为完成这一种任务又必须有全国的机关报，……鼓动群众扩大斗争的决心，并鼓动群众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前进。”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建立通讯员制度，“必须在各工厂、农村、兵营中，都有党报的通讯员”；而“为了适当的分配报纸，必须有经常的发行交通网”“党与群众的关系，因为党报的作用而要更加巩固与扩大”。(解放军报社编，1980：87-90)这应该是党报早期群众工作比较全面的论述，与后来的群众路线比较接近，但其出发点和重点依然是教育、发动群众。1930年《红旗日报》发表“本报不仅是广大劳苦群众的喉舌，而且是广大劳苦群众争取解放与自由的武器”(红旗日报：1938-08-18)，强调报纸作为武器的作用。后来李立三在国统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包括党报工作在内的所有事业损失殆尽。

      1931年12月11日苏区创刊《红色中华》报，为该时期重要报纸。报纸创办宗旨为“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1933年2月，自第50期开始，该报开始大量刊登口号和标语，用于宣传鼓动。标语口号出现在报纸的醒目位置，字号较大，引人注目。另外为配合稿件报道，也有小字标语，增强报道的指向性。这种单向性的带有强烈鼓动性的报道形式，成为教育群众的有力武器。

      1934年2月，我们对报纸抽样，可以看到头版头条内容如下：(见表1)。

      

      而该年1—9月，继续抽取每月第14日的报纸为样本(如当月14日不出报，则抽取其前后的13或15日报纸)，也有相似表现(见表2)。

      

      从上表看，早期党报为了指导根据地红色政权建设，通过社论、决定、标语、口号、布告、命令、呼吁、总结、通电、动议和信函等多种传播手段传达中央文件和政令，对群众进行“教育”、“组织”和“鼓动”，且在篇幅、内容和版面位置等方面都体现了浓厚的“教育“意识，以这种方式号召全体干部动员起来，鼓动群众参与斗争搞好基层建设，以巩固中央根据地。

      但过分强调教育和鼓动工作，党报在报道风格上和工作上出现较多问题，比如编辑上“偏重于鼓动性的报告胜利的标题”，“报上对于有些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机械的，至少说服性质太缺乏些”，“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的运动……却只有笼统的叙述。……而没有具体的描写”。当时在上海的瞿秋白同志批评报纸上的“命令主义”不利于对群众的教育和鼓动(郑德金，2004：41)。报纸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原因比较复杂，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性质、任务以及处境造成的，在革命低潮的时候，教育鼓动群众的有力手段应该是指向性明确的口号和标语，在当时苏区，还有大量标语和口号刷写在民房墙面等醒目地方，配合党报一同宣传。

      红军长征、《新中华报》创刊并停刊，直至《解放日报》创刊后至1942年4月1日改版之前的十个月里，党报对待群众的问题上，基本接续以往原则。《解放日报》改版初期，党的文件更多是在强调“党性”，对“群众性”的提法并不如党性那么清晰。在1942年改版社论《致读者》中，提出对报纸的四项要求中，“第一，要贯彻坚强的党性”，“第三，要洋溢战斗性”，“第四，要增强组织性”；只有在和群众性要求最紧密的第二条上时，用的是如下的表达；“第二，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报纸的任务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解放日报：1942-04-01)实际上“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性”还是有差别的，这里为什么没有提高到群众性的表达，主要还是为了强调党报的党性原则，并没有将群众性提升到和党性同样的地位，虽然在行文中，党性和群众性也有并排出现的时候，但从四条原则的表述上，我们还是能感受到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原则比群众性原则实际上还是弱了一些，最重要的是党报管理者这时依然认为群众是需要“帮助”、“教育”和“提高觉悟”的，党报就是一般劳苦群众的“政治领导”。改版社论中所强调的“教导他们，组织他们”也正说明了改版前的《解放日报》其实是早期党报视群众为“教育对象”的延续。不过，社论中透露出党报要成为群众的“反映者”“喉舌”的信息，也预示了《解放日报》在下一阶段将会对群众角色有新的侧重。

      二、群众：反映的对象

      当群众从“教育的对象”变成“反映的对象”时，其主体地位上升，离后来毛泽东同志完整表述群众路线更为接近。这一过程完成于《解放日报》的改版。陆定一在延安《解放日报》史座谈会上对比了改版前后的不同，指出：“改版以前，报纸同地方党和群众是没有什么组织关系”“地方党当前的中心工作是什么，人民生活怎么样，很难知道”(陆定一，1981：7)。这也就是说解放日报没有“反映”地方党和群众的生活，主要还是把群众定位在“教育的对象”的层面上。伴随这次改版的实施，群众作为“反映的对象”在《解放日报》社内达成共识。

      党报群众定位的变化，来源于中共高层领导的认知变化。1942年3月14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党报应吸收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中就提出：“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出版社编，1983：93)。随后的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又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解放军报社编，1980：14)。这些论述中在改版前夕就已把群众作为“反映的对象”提出，到4月1日报纸刊出《致读者》社论中郑重强调报纸不仅要启发群众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虽然改版社论依然关注了“教导群众”，但这段表述的重点是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和“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从“教育的对象”到“反映的对象”、“朋友”，体现出群众地位的上升，和党报工作者平等关系开始显现。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具体行文中看出这一原则在这个时期的过渡性：“反映群众的生活与情绪，传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同时要帮助他们充实知识，扩大眼界，提高觉悟”(王敬，1998：35)，在实践中，这种既反映又教育的原则，在《解放日报》改版初期得到较为充分实践。

      目前学界关于该报改版研究，实际上回答了“反映群众”原则如何被强调并成为一场运动。毛泽东看到有关吴满有的这组报道后，专门同采写吴满有的莫艾长谈4个小时，指出宣传吴满有类似的典型是坚持和争取抗战胜利的伟大战略。“伟大战略”的定性使报纸的群众报道有成为一场运动的趋势。从数量上看，仅1943年上半年，《解放日报》出现的各种劳模有600多名，还有先进集体南泥湾、金盆湾和南区合作社等集团型组织的新闻报道达40余条。报道主体的群众特征，成为党报群众性最重要的指标，甚至成为实现党性的重要途径。除了典型人物的报道外，我们从《解放日报》改版前后关于边区群众新闻的数量变化，也可以有所察觉。

      以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为界，抽取改版前、后各十个月内每月5日的报纸为样本，对比其刊登的边区民众新闻的数量(见表3)。

      

      (表3：《解放日报》改版前、后各十个月内每月5日刊登边区民众新闻数量对比表)

      通过对比发现，改版后的报纸报道边区群众新闻数量明显增加，几乎是改版前十个月总数的两倍，同时，篇幅增大，体裁增多，报道面扩大，群众的生活得到较生动的体现。

      我们继续抽样1942年4月改版后的九个月内每月5日第二版两则民众新闻标题，更能管窥出党报如何“反映”群众生活的(见表4)。

      

      (表4：《解放日报》改版后的九个月内每月5日两则边区新闻标题列表)

      仅从标题看，党报已经从口号标语的说教命令式转变为报道解释型了；从报道内容看，既有劳动模范又有普通群众，既有农业报道，又有教育报道，既有正面报道，又有负面报道，体裁不仅有消息，还有新闻速写和通讯等，比改版前更为全面、立体地“反映”基层群众的生活。特别与前文《红色中华》报比较看，报道内容丰富多彩，形式活泼多样，党报“反映”群众的定位在实践中大为进步。

      当党报群众定位侧重于“反映”时，报纸在对党的政策、路线和方针的报道风格、报道内容上都有了积极的转变。解释性的内容增加，说明、教育的效果更好。如针对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赵长远2月2日来信质疑“吴满有是边区人民的方向”，称“吴满有的经济是建立在自己劳动与雇佣劳动的基础上，是富农。农民的方向是否可以不管其经营性质，而仅仅是他的公民品质、劳动态度与经营技术呢？”“如果农民的方向基本上决定于其经济性质，那么能不能把富农的方向(即吴满有的方向)当成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解放日报：1943-03-15)3月15日，编辑部经过慎重讨论发表了对于这种质疑的回应——《关于吴满有的方向》。首先明确了吴满有“经济上是努力劳动、发展生产的模范，政治上是拥护革命、公私兼顾的模范”，并解释道：“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只是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还不能铲除一切剥削，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吴满有经济上是富农，政治上是共产党员，是新型富农，是以得到革命利益而发展起来的……边区虽然提倡吴满有式的富农经济，但并未放松保护雇农的利益。”(解放日报：1943-03-15)这些争议在《解放日报》这个平台上进行充分探讨，实际上也体现了当时中共对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些基本态度和观念，特别是关于类似问题的深入而细致的辨析，对解决当时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疑问还是很有帮助的，党报的“反映”和“喉舌”作用也得以体现。这时的党报已经克服和改变了早期《红色中华》报在报道中的“命令主义”，这正体现了在反映中教育和引导、组织群众的导向。

      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系统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针。不能否认，从1920、1930年代的群众工作到1943年群众路线的完整表达，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以及《解放日报》关于群众性的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群众：学习的对象

      土改期间，群众的侧重点再次上升为“学习的对象”，在各领域形成一场运动，甚至一度过分强调，形成“左倾”。不过早期“学习的对象”提出，有确实所指。1943年9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文章末尾强调：“你(指记者——引者注)的任务，是要一方面向他(指群众——引者注)学习，尊重他所写的事实，一方面要做他的先生或者‘理发员’，帮助整理修饰”(解放日报：1943-09-01)。也就是说，基本事实要尊重群众的判断，但在语言表达上，可以帮助他们进行改正。1945年7月《晋察冀日报》的社论《三论如何提高一步》也有类似表述：“写群众要写得好，还要老老实实地去学群众。不但要学群众的创造经验，学群众的英勇诚实，而且要学群众的习惯语言，使我们的报道真正能够体现广大群众自己的生活与斗争，而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解放军报社编，1980：157)。这是视群众为党报“学习的对象”的较早表述，参考历史语境，这是要求党员放低身段，尊重群众，并用群众的语言习惯来表达，可以理解为为了更好地反映群众和报道群众的一种方式。

      但后来，这个口号在实践中发生了变化，一步步上升到路线高度，甚至一度成为“左倾”教条，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变化呢？

      实现党报的群众定位从“反映的对象”向“学习的对象”转变的关键是抗战胜利后到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改革宣传。1946年5月4日，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调整了土改政策，将抗日战争期间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为宣传这一新政策，《解放日报》着重把土地改革和人民解放战争联系起来，宣传通过土地改革消灭几千年封建剥削制度，推翻地主阶级，就是挖掉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报道结合群众运动经验，运用群众语言，深受群众欢迎。但中央希望土改运动进一步提高速度和影响，党报宣传需要再加把劲。晋绥地区是土改运动的重要区域，《晋绥日报》在报道土改过程中，抓取的典型有偏颇，以地主和平献地为主，被指责为“右倾”，1947年6月，引发了新闻史上著名的“反客里空运动”。在中央的推动下，这一运动立刻在解放区新闻界中推广。在推广过程中，“向群众学习”就成为有力的口号和推动力。

      中央领导纷纷讲话，角度各有不同，有从政治的高度进行强调的，也有从作风的改善进行说明的。1947年11月7日，彭真在晋察冀边区土地会议上作的《改造我们的党报》讲话中也强调：“现在的新闻工作同志，应该深入群众，参加土地改革，向工人农民群众学习，以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和观点，彻底改造自己”(解放军报社编，1980：352)。在这里，学习群众提高到阶级立场和观点的高度，也标志着群众在党报中的位置从“反映”到“学习”的真正转移。但最重要的讲话是1948年4月2日毛泽东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紧接着他为这句话提供了一段背景，“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你们对于一九三三年制定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就看不大懂；这一点，农民比你们强，只要给他们一说就都懂得了。……要使不懂得变成懂得，就要去做去看，这就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谈话虽然发生在批评“客里空”“左倾”运动之后，但毛泽东还是肯定了《晋绥日报》在宣传中的战斗性③。同年10月2日刘少奇发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从工作作风和沟通联系党和群众的角度提出：“党依靠你们的工作，指导群众，向群众学习”；“我们要直接向群众学习，也要经过你们向群众学习。你们要和群众生活在一起，慢慢扯，总要扯出点名堂来，了解他们真正的情绪与要求，看他们反对什么，拥护什么，要什么，如果你嫌一个礼拜的时间太少，可以住两个月”。谈话中还指出：“要了解群众的情绪、痛苦、要求，晓得他要什么，不经过许多桥梁，不经过和群众有联系的干部、人代会，同时不经过你们去向群众学习，就没有办法，那就危险得很”。同一年，周扬发表了《反对“客里空”作风 建立革命的实事就是的新闻作风》一文，文中也提出党报“向群众学习”的问题，主张依靠群众来揭发“客里空”：“必须用各种方法来鼓励和帮助工农写作；知识分子一方面帮助他们，一方面向他们学习。当知识分子学习了工农朴素的作风之后，‘客里空’的作风自然而然地就会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1980：289)。

      党报的具体负责人，则从业务的角度提出记者要向群众学习。《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告诫记者要有朴素的作风，虚心向群众学习、接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请教的精神去接近群众，我们不是无冕之王，要做一个新闻战士，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郑保卫，2004：249)。胡乔木于1948年发表长篇谈话《记者的工作方法》，形象地指出：“中国学问叫做‘学’‘问’，这就是说，要去学习，要去提问题。哪个人学习得多，提问题的方法就多”，当然这学习也包括向群众学习。他专门谈到记者向采访对象学习，“记者究竟该怎样学习？采访本身就是学习，此外，还要有一定的学习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1980：284)。这就意味着在采访时虚心向群众学习，绝不能以“无冕之王”自居，高高在上地只当群众“先生”，不当“学生”。

      无论是中央领导还是新闻战线的领导，短时间内对“向群众学习”的强调，有力地促进党报切切实实把群众的定位从“反映的对象”转到“学习的对象”上来。

      向群众学习，后来在土改中发展成为“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或者说民主政府只是农民的政府，或者说民主政府只应该听工人和贫雇农的意见”、“甚至有唯成分论的错误宣传”，“错误地强调所谓‘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迁就群众中的错误意见”等；在党报宣传中发生用虚假报道来完成反“客里空”运动。形成这样错误的原因，毛泽东同志看得很透，他说，“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这个比喻说的就是党报工作者的心态和态度，弓弦到底意指什么？实际上是指对党的方针政策执行态度，太教条了，太紧张了，就会拉的紧，就会断，就会犯错误。但是谁拉得太满？记者仅仅是执行者。

      四、“群众”的完整理解及其政治语境

      从“教育”到“反映”再到“学习”变化过程，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各有侧重。片面强调和突出某个方面都是机械的。

      早期党报和创刊初期的《解放日报》主要是把群众作为“教育”的对象，但也时常关注和报道他们的生活、反映其呼声。到抗日战争期间，党报对群众的定位转移到“反映”的对象，也没有忽视其作为“教育”和“学习”的对象。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中强调：“我们地委的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新华出版社编，1983：113)。即使是中共党报史上最密集的群众报道热潮中，毛泽东也没有忽略教育、组织群众的根本目的。

      解放战争时期，党报把群众视为“学习的对象”，但在实践中也没有忽视其是“教育”和“反映”的对象。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强调向群众“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教育”群众，他建议报社的同志“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样就可以“慢慢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从而使自己能够真正“负担起教育群众的任务”。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也告诫党报工作者向群众学习的同时，要勇于反映人民的呼声，敢于为人民说话，当好人民的喉舌，要善于“把群众真正的思想搞清楚，把人民心里不敢说的，不肯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反映出来”。新闻界在土改宣传报道过程中，党报片面强调群众是“学习的对象”，忽视了“教育”和“反映”的定位，最终导致“左倾”错误，并造成党报业务和土改领域“左倾”错误的互相促进，使新闻界的威信大打折扣。

      今天，我们继续讲群众性原则，应当看到并承认党报群众性原则在实践中很难复制延安模式。延安时期党报的“群众性”原则在实践中有强大的政治动员作用，有其特殊的政治语境。当语境转换后，这一概念也将随着改变，在新闻专业主义的语境下，这一概念对应的是读者；而作为政府机关报，这一概念用“人民”更加合适。我们从《解放日报》同期出版的国统区《新华日报》上，似乎能找到蛛丝马迹。在表达类似概念时，《新华日报》使用的词汇完全不同，“读者”是其使用最多的，而不是“群众”。1941年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本报三周年》，2月6日《新中华报》也发表了社论《纪念本报新刊两周年》，两篇社论在篇幅上大致相当，主旨和立场一致，都是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决心和反抗国民党的压迫。《新华日报》使用9次“读者”，直接代表报纸的发行对象；《新中华报》使用4次“读者”；《新中华报》使用了8次“人民”，几乎都是和政治与战争有关的语境中，《新华日报》则使用了9次“人民”或“群众”，其中部分指代“读者”之意。从这一点看，“群众性”的本质还是有政治工具性的潜在意义，在政治动员的特殊环境，焕发出动人的魅力。

      ①代表性成果有黄旦教授的《从“不完全党报”到“完全党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再审视》、裴晓军、吴廷俊的《〈解放日报〉》改版与毛泽东在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作者的《重塑党报：〈解放日报〉改版深层动力之探析》也关注了相似的问题。革命时期的党报，一般多用“群众”指代“人民”或“人民群众”，本文因主要讨论建国前党报群众性理论的形成过程，因此本文用“群众”进行表述。

      ②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就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在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扩大执委会决议案中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928年6月—7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也作出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重要论断，同年11月，李立三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在同浙江地区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党的领导人首次使用“群众路线”这一概念。1929年9月，由陈毅起草、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三处提到“群众路线”，即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要“经过群众路线”，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也要“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见韩振峰、纪淑云：《党的群众路线的由来与发展》，《光明日报》2014-02-12。

      ③虽然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也批评了宣传工作中的错误，但也强调了“《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的地委书记会议以后，有很大进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我很愿意看它。”“《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以后进行的反对‘右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他似乎对从2月到4月间，媒体出现纠正错误的一些具体做法有些不满，“但是从今年一月开始纠正‘左’的偏向以后的这一时期，你们的报纸却有点泄气的样子，不够明确，不够泼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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