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血肉之躯的经济学家——评阿马蒂亚#183;森《以自由看待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血肉之躯论文,经济学家论文,马蒂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同时也派生了大量似是而非的诡辩，在关涉到人人切身利益或者财富积累的经济学领域更是如此。有人总结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经济学家，一种是既得利益的代言人，一种属于那种经济工程师类型的，还有一种真正的经济学家，他代表的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毫无疑义属于第三者，这个身材瘦小的印度籍经济学家毕其终生始终把关切的目光集中在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群，“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阿马蒂亚·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语）阿马蒂亚·森曾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经济学的良心”，在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阿马蒂亚·森以清晰的哲理、严格有力的分析和丰富的实证论据，廓清了大量充斥在经济学领域的似是而非的诡辩，阐明了个人自由的中心地位构成了发展的核心——“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而且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经济发展的伦理诉求
对于许多人来说，自由的价值就在于自由本身，我们不需要再援引任何事物来说明或证明自由是有价值的。但是，具体到社会生活，尤其是关涉到每个人的具体现实利益的经济学领域，问题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对自由持不同见解和态度的经济学家，有些代表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有些是权威主义政治的代言人，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经济工程师”，这些人把发展的目标等同于发展的手段，如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个人收入的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以及社会现代化等等，而当前甚嚣尘上的工具理性的盛行，使得许多经济学家可以用大量优美的数学模型、层层论证的严谨逻辑设计了一个又一个诱人的经济蓝图，但是在这些蓝图中没有“真实的人”的位置，也就无法体现“真实的人”的要求——“自由”。发展视角的限制和指导思想的偏差在政策制定上不仅造成了大量现实中不公正、不人道的现象，而且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就像，阿马蒂亚·森所分析的那样），对自由的忽视反过来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与他们不同的是，阿马蒂亚·森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始终关注着它的伦理层面，他通过对经济学源头的考察指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持续到现代经济学之父凯恩斯，经济学始终有两种根源，即两种人类行为目的：一种是对财富的关注，一种是更深层次的目标追求。由此产生两种方法，一种是“工程学”的方法，也就是数学、逻辑的方法，另一种是伦理的方法。现代经济学运用工具理性大力发展了经济学的工程学方面，却忽略了经济学伦理的人文层面。这种忽略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丰裕世界中，在一二百年前这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生活的世界仍然存在大规模的剥夺、贫困和压迫。”，“有这么多人在经受深重的苦难和长期的饥饿，过着受剥夺而绝望的生活”，这种剥夺“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穷国和富国都可以观察到”。
阿马蒂亚·森在经济学中坚持伦理追求源于他童年时代的一个惨痛经历，这个经历也埋下了他日后所有科学追求和理论成就的种子。“一天下午，我正在家中的院子里玩，有一个人从大门进来，他痛苦地叫喊着，身上血流如注：他背上被人砍了一刀。那些天当地一直处于骚乱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互相残杀）。那个被刺伤的人是一个穆斯林，以打短工为生，因为他家里没有任何东西吃，为了挣一点点钱，他去了一个大半是印度教徒的社区打工，结果被街上的暴徒刺了一刀，后来死在医院中。”这段惨痛的经历使童年时代的阿马蒂亚·森就深深意识到：如果这个人家里不是那么穷，他就不需要在那可怕的时候到有敌意的地区去找工作来挣一点收入，也就不会为此丧失生命。“由于极端贫困而造成的经济不自由，会使一个人在其他形式的自由受到侵犯时成为一个弱小的牺牲品。”“经济不自由可以助长社会不自由，正如社会或政治不自由也会助长经济不自由一样”。
功利主义的局限
区别于许多诗人式浪漫主义的自由，阿马蒂亚·森关心的是人们的实质自由，也就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以实质自由为焦点，阿马蒂亚·森通过考察信息基础的方法分析了他的实质自由观与功利主义、罗尔斯的正义论和自由至上主义的区别。
他指出，每一种评价性方法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以其信息基础为特征来说明：即采用这一方法来做出判断所需要的信息，以及——同样重要的——被该方法“剔除”在直接的评价标准之外的信息，尽管这种剔除通常以隐含的方式做出，但是往往是被剔除信息在强烈影响着一种评价方法的特征。
标准的功利主义的信息基础是各种状态下的效用总量。这种评价方法包括三个必要条件：第一是“后果主义”，即一切选择都必须根据其后果评值，第二是“福利主义”，他把对事物状态的评值限制在各种状态各自的效用上（不直接关注诸如权利、责任等等的实现或违反），第三是“总量排序”，这要求把不同人的效用用直接加总得到总量，而不注意这个总量在个人之间的分配（就是说，要使效用总量最大化而不计较效用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功利主义视角的局限性在于它漠视了分配的不平等，忽略了权利、自由以及其他非效用因素，而且效用会因为人们的适应性行为和心理调节而难以衡量，因为“许多受剥夺的人们出于单纯的生存需要，通常会适应剥夺性环境，其结果是，他们会缺乏勇气来要求任何生存的需要，甚至会把他们的愿望和期望调整到按他们谦卑地看来是可行的程度。”
对“自由权优先”的批判
对于罗尔斯正义论中所提出的“自由权优先”理论，阿马蒂亚·森反驳说，对于这种给与自由权完全优先性的理由，“完全可以通过列举包括经济需要在内的其他因素来加以辩驳，强烈的经济需要可以是生死攸关的事，其地位为什么就应该低于个人自由权？”所以，“如果要使‘自由权优先’在极其贫困的国家也是合理的，其内容必须在相当程度上加以修改。”自由至上主义坚持权利的绝对优先性，认为人们行使权利的自由不能因为后果而被否定，对此阿马蒂亚·森指出：毫不妥协的自由至上主义的权力优先性有时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行使那些权益的实际后果，可能会包括非常可怕的情况。特别是，它会导致损害人们用以实现他们有理由认为很重要事物，包括逃脱可以避免的死亡、享有充足的营养和保持健康、有能力阅读、写字、计算等实质自由。这些自由的优先权不能因为“自由权优先”的理由而被忽视。不仅如此，任何程度的恐慌状态——从大规模的饥荒，到经常性的营养不足，到地方性的、非极端的饥饿——都能够与任何人的自由权利都不受侵犯的体制相容。
人类福利与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
与狭隘的发展观相对应，现代经济学更多把收入和商品作为人类福利的物质基础，但是阿马蒂亚·森认为有下列五个因素造成了实际收入与福利、自由的差异：1、个人异质性。人们在伤残、疾病、年龄或性别方面具有完全不同的体质特征，这使他们的需要各异，一个人的处境劣势即使用转移收入的方法也不可能被充分“校正”；2、环境的多样性。环境条件的差异，诸如气候条件等等，可以影响一个人从一定水平的收入中所能得到的享受；3、社会氛围的差异。特定地区的公共教育安排、犯罪和暴力事件的泛滥程度等等社会条件影响着把个人收入和资源转化为生活质量的可能性；4、人际关系的差异。即定的行为方式所需要的物质条件随社群而异，这取决于传统和风俗，例如一个生活在富人社区的穷人，必须花费相对更多的个人收入才能融入这个社区的生活；5、家庭内部的分配。
通过对收入和福利之间的差异，以及福利、自由和个人可行能力之间的直接关联的分析，使阿马蒂亚·森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一观点也是他一生中所有理论成果的首要前提：可行能力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以实质自由分析问题的方法不仅能够直接关注自由的重要性，而且能够充分注意作为实现自由手段的其他方法的行为动机。特别是，以自由为基础的视角能够顾及功利主义对人类福利的兴趣，自由至上主义对选择过程和行动自由的关注，以及罗尔斯理论对个人自由权、对实质自由所需的资源的集中注意，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可行能力方法具有的广度和敏感度使它有宽阔的适用范围，能够对一系列重要因素给予评价性关注，其中有些因素在别的方法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忽略了。例如功利主义原则忽视了分配上的平等，而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大部分财富只能被少部分人占有和享受，同时更多的人缺衣少食，被剥夺了受教育和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种现象很难被视为一个社会的进步。可行能力法能够达到这样广阔的适用范围的原因是，按照这种方法，人们的自由能够以公开明晰的方式根据人们有理由珍视并追求的成果和程序来评价。
按依照阿马蒂亚·森对自由的理解，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就是发展人们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为了这一目标，政府应该在扩大教育、解决失业问题、增加医疗保健、争取男女平等、惩治腐败以及发展民主政治等等旨在扩大人们可行能力的公共政策方面投入更大的精力。
如果阿马蒂亚·森是个伦理学家，可能他的任务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不同的是，阿马蒂亚·森同时是个讲究实证的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中的伦理视角不仅仅使他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摆脱了冷冰冰的工具理性，洋溢着浓郁的人文色彩和人道主义的关怀，而且使他跳出了大部分经济学家所局限的“收入”与“财富”的怪圈，能够在更宏阔的背景下考察自由和发展的关系。《以自由看待发展》更重要的价值在于，阿马蒂亚·森以大量的实证论据，包括印度、日本和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成就，妇女的主体地位和社会变化，人口、粮食与自由、饥荒和其他危机问题等等，以及严谨的理论证明，如文化与人权，社会选择与个人行为，市场、国家和社会机会，等等，明晰有力地论证了：排除严重的不自由对发展是有建构意义的，在承认人类自由一般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这种自由本身固有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必须承认自由的工具性作用，即特定类型的自由能促进其他自由的发展。自由之间的联系是经验性的和因果性的，而不是建构性的或组成性的。例如，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是相互增强，而不是（就像有时候被看作的那样）相互对立的，表现为言论民主和自由选举的政治自由有助于促进经济保障，教育和医疗保健这样的社会机会尽管占用了一部分公共支出，但它补充了经济和政治参与的机会，同时有助于培育我们自己的能动性来排除我们各自面临的剥夺，参与贸易和生产的机会这些经济条件可以帮助人们创造个人财富以及用于发展社会设施的公共资源，等等。阿马蒂亚·森指出，必须把人类自由作为发展的至高目的的自身固有的重要性，与各种形式的自由在促进人类自由上的工具性、实效性区别开来。自由的实效性来自以下事实，即各种类型的自由相互关联，而且一种自由可以大大促进另一种自由。自由的两种作用可就这样通过经验关联结合起来，把一种自由与另一种自由联系了起来。
对亚洲新权威主义发展观的批判
阿马蒂亚·森在书中分析了五种工具性自由：(1)政治自由。广义而言（包括通常所称的公民权利），指的是人们拥有的确定应该由什么人执政而且按照什么原则来执政的机会，也包括监督和批评当局、拥有政治表达与出版言论不受审查的自由、能够选择不同政党的自由等等的可能性；(2)经济条件。指个人享有的运用其经济资源于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3)社会机会。指的是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它们影响个人赖以享受更好的生活的实质自由；(4)透明性担保。是满足人们对公开性的需要，以保证人们在信息公开和明晰的条件下自由地交易；(5)防护性保障。即为了济贫、赈灾、救急、扶助老弱病残等目的而建立的社会安全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迫切要求消除最严重的贫困，并改善最需要帮助的人的福利状况，因此建立防护性保障是发展过程中的一项基本建设。为了说明政治自由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阿马蒂亚·森着重批判了亚洲新权威主义的发展观。他指出，不仅理论上强调亚洲文化特殊性的权威主义政治观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大量的实证证据表明，经济增长更多与友善的经济环境而不是严厉的政治体制相容。再进一步，经济发展还具有其他层面，其中包括经济保障，民主和经济权力的运作甚至能够有助于防止饥荒或其他经济灾难。因为权威主义统治者他们自己是绝不会受到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经济灾难）的影响的，因而他们通常缺少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的动力。与此相反，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从而有较强的积极性来采取措施，防止饥荒和其他类似的灾难。在历史上，饥荒从来没有在有效运行的民主国家中发生过，无论是在经济富裕的国家，还是在相对贫穷的国家。此外，缺乏透明性担保也是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大量腐败行为盛行的根源，过度管制的经济（在印第这种体制被称为“颁发许可证的官府”）则是腐败的理想温床。
《以自由看待发展》通过大量无可辩驳的论证，使传统的“可鄙的犹太人的伎俩”和人们心目中神圣空灵的自由第一次在阿马蒂亚·森那里达成了和解，在各种形式的自由之间建立起来的经验关联，使得自由不仅能够成为发展过程的指导性视角，而且富有逻辑连贯性和说服力地为大量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公共政策制定和政治、社会监督的有力工具。我们看到，在阿马蒂亚·森身上，经济学也像马克思曾经在哲学中所追求的那样，变成了向人类绽开了“微笑”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