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高等教育哲学的困境与大学学术“生态合理性”的确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确证论文,合理性论文,高等教育论文,困境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2)03-0001-06
一、哲学视野下的反思
大学学术主要是指在大学里，学术人（教师和研究人员）对某个专门领域的特殊规律的认识与实践。教师和研究人员围绕一定的目标，对有关学科、专业等高深专门知识的认识与实践都可称为大学学术。如无特别说明，本文的“大学学术”主要是指大学的研究和教学等活动。
从理论上看，大学学术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内容，其合理性取向应是某种高等教育哲学指导下的价值合理性选择。布鲁贝克虽然以"E"（代表专门知识）为主调，完成其《高等教育哲学》名著，并划分出“理想主义”、“工具主义”、“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等流派，但同时告诫“人们无需从某一个传统哲学流派出发建立高等教育哲学，进而推演出有关高等教育的结论”。[1]因为，每个作者都阐述各自的哲学理论，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哲学已经妥善地将高等教育的各种主张融汇一体，然而，我们最缺乏的恰恰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这就是说，既要重视各种哲学流派，又要重视论述高等教育哲学有限的几个方面的无限的论文”。[2]聪明的布鲁贝克针对高等教育哲学陷入高等教育现实问题的诠释困境，敏锐地从理论上提出了要“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令人遗憾的是，他却未能令人信服地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
从大学的历史发展看，大学的许多方面是与时俱进的，这许多方面都是以满足不同时代的不同“需要”来确证其合理性及合法地位的，“学术”是贯穿确证过程始终的“中心”概念。众所周知，现代大学的前身是学术性的行会组织。当时，人们为了求知或为了传播思想的需要而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以知识为目的的、自由而松散的结合体，此时是以“知识本位”（为学术而学术）的原则来确证其合理性的。中世纪大学的合理性，是建立在学术满足社会对文、法、神、医等“专业”人才的需求上，即满足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学术活动的普遍性规则和合理性都必须在学术——经济——政治——社会一体化的“关系”中确立，因此把其合理性确证的价值方法的特点概括为“关系本位”。文艺复兴后，纽曼时代的英国式大学，其自由教育的合理性是基于人文主义的理想和抱负，形成了坚守大学教育的学术性、理论性现象的“学术金本位”[3]（意即学术性在英国高等教育中有着永恒不变的价值），英国大学奉行的仍然是“知识本位”的方法论原则；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因为注重“科研”而获得独树一帜的合理、合法地位，其本质依然是“知识本位”；“赠地学院”等大学因奉行学术必须服务于社会、必须服务于国家的理念而生存，它确立其合理性地位的价值方法仍然是“关系本位”。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由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若此时仍在“知识本位”或“关系本位”的原则上诠释大学学术价值的合理性，不免有些捉襟见肘。
从现实情况看，一方面，大学走出“象牙塔”后，变成了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学术也由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的简单功能系统，变成了具有创造、服务、批判、包容、预警等功能的复合生态系统，显然，这种变化使当代的高等教育哲学难以自圆其说；另一方面，现时代的大学里，除了知真向善爱美的学人以外，也有造假邪恶乃至极其丑陋的东西，这一切集中的体现则是学术腐败。诸如：“七拼八凑编教材，数十年来不换‘芯’；近亲繁殖，学术乱伦；假借学术名人拉虎皮，做大旗；泡沫学术泛起，浮夸盛行；内定奖项，玩弄学术；凑数评职称，折腾争教授；剽窃不知羞，抄袭家常饭”，……如此现象，真可谓“学术腐败触目惊心，弄虚做假别有洞天”。学术能保持价值中立吗？大学学术是牵引社会发展的火车头，还是尾随政经巨头的哈巴狗，大学学术的合理性究竟应怎样确证？……
二、两种学术合理性的分裂
所谓学术的合理性，就是根据某种标准或尺度对大学学术所作的价值判断，即人们据以确定大学学术“应当”作什么，或学术为什么是“正当”的合理程序。借鉴韦伯(M.Weber)关于社会活动类型的理论及其对合理性的分析，人们往往把合乎理性的大学学术分成“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两种典型的形式。这两种学术合理性的分裂主要表现在：
（一）在方法论的取向上
分析大学学术的合理性，本质上是围绕“价值”展开的。因为围绕“价值”的分析过程总是要采取一定的研究方法，然而方法的选择又必然是在某种价值理念的作用下进行的，因此大学学术的合理性分析的本质就是“价值”判断的过程。按照英国伦理学家亨利·西季威克的理解，[4]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是方法的合理性；方法的合理性的核心，是价值选择和主体行为的程序合理性，具体地说就是人们据以确定“应当”作什么或什么为“正当”的合理程序。
工具合理性的方法论取向，是把学术外部的条件、手段看作原因，学术活动的效益看作活动的结果，从本质上讲，它关心的是条件、手段和功利目的之间的关系，其根本任务在于“为人们在任何时候选定的目的寻找手段”[5]，却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另外，工具合理性的思路基于学术是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系统的知识，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它们遵循着同样的方法论准则，都可以用普遍的因果律加以说明，总体而言，其方法论遵循的是“实证主义”取向。
价值合理性的方法论取向，是关注学术活动的主观价值，包括学术的目标和各种规范，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而为求知或为某种信念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即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寻找智慧。那么，人如何能做到“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寻找智慧”呢？亚里士多德所作的解释是：“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惟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惟一学术。”[6]显然，价值合理性的思路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强调学术的文化、精神价值，强调人类能惟一进入创造性领域的性质，认为人们应该从主观的价值出发，研究人类对学术现象作出的解释以及赋予它们的意义，而不是简单地还原于自然规律的水平，其方法论遵循的是“人文主义”取向。
（二）在判断的标准上
工具合理性的判断标准是“条件”、“手段”、“结果”和“效益”。由于条件、手段等环境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而且这些条件和手段的运用、测算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稳定性，所以工具合理性在学术活动中有较强的常规性。也就是说，大学学术常规往往需要通过工具合理性的分析而获得。在学术目标和规范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凭借对环境条件和手段的掌握，对大学学术的发生和发展及其结果，作出恰如其分的预测和规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工具合理性的行动是稳妥的、牢靠的，但同时也往往是刻板的、缺乏创新的。
价值合理性的判断标准是“主观价值”，如理想、信念、规范、原则和价值本身等各种主观形态，它们不像外部条件和手段那样能够通过理智和计算进行预测和思考，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往往是不可预测的，是非常规化的。虽然这些因素使学术活动本身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稳定性，但恰恰是这种特性使学术活动可能突破传统和习惯的思维定势，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当然，只有那些符合价值合理性的学术活动在学术改革和发展中才具有创新的意义。
（三）在思维的源泉上
必须指出的是，这两种合理性的方法论传统并不是没有丝毫共同点，它们实际上共同源于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误解。例如，它们认为自然科学本身存在着一种抽象的、普适的方法，它们都以机械论和还原论为特征，过分强调主客两分：主观（体）与客观（体）的二元论、物质和意识的二元论、自然和文化的二元论、宏观发展与微观进化的二元论、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二元论、理性思维与直觉体验的二元论，因此，都将描述与解释、实证与理解、主观与客观对立起来。从思维源泉上来看，它们仍然都停留在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之中，采取的均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忽略了主体间的活动关系和运行机制，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单一主体性、单一实践关系的巢穴。所不同的是，学术的工具合理性抓住的是二元思维方式中客观性一端，强调环境条件的一面、实证的一面，而价值合理性抓住的是二元思维方式中主观性一端，强调理解的一面、主观价值的一面。本质上讲，它们谁都没有真正超越主观同客观的二元对立。他们之间的分歧，在哲学上无非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内部分歧。
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两种合理性的三种分裂形式的哲学总根源是“思维方式”的分裂。
三、思维变革——大学学术“生态合理性”的确证
（一）大学学术合理性确证的任务
美国伦理学家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曾对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代表的以关系本位确证其合理性的现代价值方法作出诘难：“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被称为“麦金太尔难题”）他强调：“在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中，存在诸种对立的正义和互竞的合理性。处于不同文化传统以及在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伦理，都具有不同的正义价值，因而行为准则及其合理性完全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存在超越一定历史传统和共同体的普遍价值。”[7]也就是说，无法逃避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情景关联的特点，是任何实质性的合理性原则都必定具有的。由于大学一直是围绕“学术价值”这一中心来确证其合理性，学术价值观是大学合理性行为选择的基本条件。据此，“何种合理性”追问下必须探讨的课题是：
第一，理论合理性：在文明既冲突又融合的大背景中，如何建构和确证大学学术作为世界文明体系的生态因子的价值现实性和价值合理性？
第二，实践合理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如社会转型——政治、经济、科技、教育体制的重大变革，经济转轨；中国加入WTO的前和后；大学追赶世界一流大学或其他某一目标时；大学学科建设和科研攻关等）下，如何建构和确证大学学术的理论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
第三，方法合理性：面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面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面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巨大发展，面对“知识本位”与“关系本位”学术合理性方法的矛盾与艰难选择，面对当前的学术兴旺与学术腐败，当代大学学术应建构怎样的价值观？学术合理性应实现怎样的方法论超越？
具体到以上三个问题的研究中，方法合理性往往是前提性的，因为方法论的超越，既是推进“麦金太尔难题”解决的关键，也是必须首先完成的任务。
（二）生态觉悟进程中大学学术“价值方法”的超越——“生态本位”：对“知识本位”与“关系本位”的辩证否定
当生态觉悟被认为是20世纪人类文明最重要、最深刻的觉悟之一时，人们普遍认为生态觉悟不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觉悟，还是人类价值方法和价值观的觉悟；生态觉悟不仅是学术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觉悟，还是整个大学学术价值方法的觉悟。生态觉悟对于大学学术合理性的深刻意义在于它所提供的确证大学学术合理性的价值方法。方兴未艾的生态实践运动、蕴意深刻的生态哲学和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生态理论已经说明，学术正在实现“价值方法”的新超越。与“知识本位”、“关系本位”相对应，这种方法可称为“生态本位”的学术合理性方法。
首先，让我们看看“知识本位”所遭遇的诘难。由前所述得知，麦金太尔天才地提出“麦金太尔难题”，不仅适用于罗尔斯，而且适用于高等教育乃至适用于大学学术。“知识本位”强调学术合理性应以知识、真理为永恒的价值准则。如苏格拉底注重引导学生积极思索，发现自己认识中的矛盾，得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从而具有识别善恶的智慧。在柏拉图看来，教育应该使心灵转向真理，认识理念世界，而不是为了实用。亚里士多德推崇“不为其他目的，只为知识本身的知识”，也即所谓的“静观知识”。这种以思想本身为目的，发现知识、追求理性的精神成为“知识本位”哲学基础的源头。而英国纽曼（1801～1890年）、德国的洪堡（1767～1836年）等，现代则以美国赫钦斯（1899～1977年）为代表，他们都可以看作是“知识本位”价值方法的推崇者。布鲁贝克也认为：“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的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8]显然，在布鲁贝克看来，真理的标准是第一位的。然而，真理的标准总是相对的，而“知识观的改变使得现有的知识秩序产生了变化，……知识的界定发生的变化影响着知识的追求，而新的知识观的整合和超越也必然要求确定新的知识秩序和寻求新的追求知识的方式。在方法论上必然带来批判、反思和新旧方法的更迭，对知识的价值也肯定进行重新的思考而会产生新的价值论”。[9]因此，任何知识都不具有永恒的确定性，迟早都会被证伪或替代。
显然，“知识本位”必然遭遇的和不能回答的难题是：学术的历史的合理性是否就是其现实的合理性？学术的历史的合理性如何在现实中得以落实？由于任何学术合理性的建构和确立都应有其现实的指向，任何合理性也必须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只有在学术与环境所形成的现实的复合生态系统中，才能得到构建和确证。
再来看看“关系本位”所遭遇的诘难。当大学的观念从“象牙塔”变为“服务站”时，在社会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都要求大学来帮助解决，市场经济对大学的冲击也表现在更多的方面和更深入的层次，招生、经费、管理、行政甚至科研无一幸免地受到影响。如此一来，大学不可以真正置身于现实的利益诱惑之外，而不惜以丧失发展的机会为代价。在许多场合，人们对眼前实际利益的关注和重视往往大于那些对未来影响深远而在目前却成效甚微的长远利益。应运而生的“关系本位”的价值方法强调大学学术应满足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学术的合理性都必须在学术——经济、学术——政治、学术——社会等“关系”中确立。
然而，“关系本位”只是从某些“关系”（现实的政治、利益等）的维度，而不是从现实与历史关系的复合构成的学术生态系统（……学术——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的意义上来考察和确证学术的合理性。“知识本位”注重知识的永恒价值，陷入了现实的抽象；“关系本位”注重现实的关系，陷入了历史的抽象。因此，学术合理性的价值方法的超越，不是在“知识本位”和“关系本位”之间选择，而是要对二者进行辩证否定和辩证综合。大学学术生态合理性的超越，就是对以“知识本位”和“关系本位”的大学学术合理性确证方法的辩证综合和辩证否定。
由此，对麦金太尔难题“何种合理性”追问的回答就是：生态合理性。
（三）生态合理性的价值原理
作为一种价值方法，“生态本位”是以生态合理性作为根本的理念，建构学术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作为大学学术活动的新范式，学术的生态合理性摈弃了传统的“知识本位”和“关系本位”的“二元论”，宣扬学术与环境相统一的“生态本位”的“一元论”。因此，生态合理性不是对“二元论”的折中与调和，而是思维方式的彻底革命。与“知识本位”、“关系本位”价值观相比，生态合理性的价值观有如下三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它们分别解决和回答了大学学术合理性的价值选择的三个基本问题。
1.有机性和关联性原则。这一原则回答了关于学术合理性确证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大学学术价值的现实性在哪里？它是关于学术价值的现实性确证的原则，是学术价值合理性确证的逻辑前提。生态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就是生命的观点、有机的观点、自组织的观点、内在关联的观点，它把世界，包括人、自然、社会看作是鲜活的生命体。而生命的重要特性就是有机性。有机性的本质就是内在的关联，“生命有机性”是生态合理性的首要原则。因此，落实这种关联性，不仅要把“学术”看作是“生态关联网”之一结，也要把“人”看作是生态网的一部分。
以有机性和内在关联性为原则，生态智慧认为，被研究的对象——学术，和它存在的环境应该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学术的价值就存在于“有机体的生命本性中”，不能孤立地把学术从环境中作为实体分离出来。根据有机性和内在关联性的原则，学术价值的现实性确证的方法论原理是：
第一，把学术看作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学术价值是由学术的“知识”、“关系”等各种价值要素所组成的生命体——由学术主体在对学术价值的追求中所建构的活生生的意义世界或价值世界。它不允许大学学术固执地坚持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事实与价值的分离、真理与美德的割裂。
第二，不仅学术主体是有机的生命体，而且学术主体与学术环境，也同处于有机关联的生命体中，学术价值的合理性就是学术主体（学术人和学科）生命的合理性，就是学术主体内部与学术环境外部关系的合理性。总之是学术生活秩序与学术生命成长的合理性。
第三，在价值的生成方面，生态合理性把学术价值看作是“价值主体”——“主体需要”——“价值客体”之间的生态关系链，而且认为“价值主体”、“价值客体”和“价值主体对价值客体的需要”之间是有机的，价值的合理性体现为三者有机关联的生态合理性，而不是线性的“工具合理性”或“价值合理性”。
第四，在现实性上，学术的价值合理性既表现为学术内部自我生命的合理性，也表现为学术与政治、利益、伦理、科技、文化、社会等其他价值因子所形成的生态关系的合理性，学术价值的现实合理性存在于学术与政治、利益、伦理、科技、文化、社会等的内在关联所形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中。
2.整体性和“生态自我实现”的原则。这一原则回答的问题是：谁之合理性？价值合理性在哪里？或者说，确证大学学术的价值合理性的依据是什么？它是确证学术价值合理性的存在性原则。
众所周知，生态学因其关注共同体、生态系统和整体的特点，日益成为环境保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改革运动的理论基础。同时，生态学理论自身也在不断由“浅生态学”(The Shallow Ecology)发展为“深生态学”(The Deep Ecology)。挪威著名哲学家、“深生态学”(Deep Ecology)的代表人物阿恩·纳斯(Arne Naess)指出，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从本能的自我(ego)到社会的自我(self)，再从社会的自我，到形而上的“大自我”(Self)即“生态的自我”(ecological self)的过程。这种“大自我”，或“生态的自我”才是人类真正的自我。同时，纳斯把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看作是“生物圈民主的精髓”。[10]深生态学家认为，这是“以一种超越我们狭隘的当代文化假设、价值观念和我们时空的俗常智慧来审视”而得到的直觉，无需依靠逻辑来证明。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是与它的总体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由此看来，“生态本位”是以生态的整体性为价值本位，追求学术生态系统的整体合理性。也就是说，学术的生态合理性的本质是一种整体合理性的价值观，生态整体被认为是合理性价值的主体，学术的价值合理性存在于生态整体之中。以整体性和“生态自我实现”为原则，生态合理性的“价值方法”关于学术的价值合理性的存在性，表现为三个基本要求：一是学术生态整体的合理性；二是学术生态主体的平等性；三是学术发展与大学发展和社会文明发展的协调性。由此看来，在学术生态体系中，任何学术主体都没有先念的合理性和价值权威性（如学者之间或学科之间），“即使在经验和直觉中被认为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的那些价值因子，也必须在与其他因子的有机联系、最后在整体生态体系中才能确证自己”。[11]正因为如此，生态整体的价值观内在地具有反对个人主义、反自我中心主义（反学术霸权）的价值取向。然而，反个人主义并不是抹杀个体的价值现实性及其对学术整体合理性的意义，恰恰相反，它认为整体的合理性正是个体积极作用的结果，“反学术霸权”取向恰恰是学术发展与创新最需要的，美国就是因为有反学术霸权的文化传统，才使其诺贝尔获奖数雄居世界之首。因此，对反对个人主义、反自我中心主义的正确理解应该是：整体性原则所强调的是学术个体价值的现实性和合理性表现在整体中才能确证。
3.共生与竞争原则。这一原则回答的是：学术的价值合理性是如何产生、又如何发展的？它是关于学术的价值合理性的创生原则。内在关联与整体发展所确证的价值合理性，是共生互动的合理性。共生互动，就是生态因子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在生态学上，这种作用都可归结为两大类，即负相互作用(negative interaction)和正相互作用(positive interaction)。生态学上的共生指的是不同种间个体的任何形式的共同生活。它包括共贫共生和共荣共生的两种极端形式及其变式。在正与负这两类相互作用中，“互利共生是两个相互作用物种最强的和有利的作用方式”。[12]
因此，生态本位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合理性，是学术生态中诸因子互利共荣所形成的合理性。学术的价值及其合理性，存在于多元的价值主体的共生互动中，这是单一的“工具合理性”或“价值合理性”难望其项背的。共生与竞争所形成的学术价值合理性创生的基本原理是：
第一，共生互动，对立统一。根据生态本位理念，学术价值乃至其它一切价值的存在根据，在于它与其它生态因子在复合的学术生态系统中的互补性，通过互补以及由此实现的互动，使相异的、对立的价值达到统一，从而实现学术整体价值的生态合理性。具体地说，学术与政治、利益、伦理、社会等价值因子的互补互动和对立统一，是学术的价值合理性生成与发展的根据。
第二，“拓适原理”。生态学中的“拓适原理”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特定的资源生态位。成功的发展必须善于拓展资源生态位和需求生态位，以改造和适应环境。只开拓不适应缺乏发展的稳度和柔度；只适应不开拓缺乏发展的速度和力度。因此，学术的价值合理性也只有在“开拓”与“适应”的动态平衡中才能真正找到其合理性创生的根据。
第三，自我生长。共生与竞争构成学术价值体系的内在矛盾，矛盾的对立统一，成为价值生长的内在动力。虽然学术的价值需要“拓适”，但其本质终究是“学术的价值”，种瓜不能得豆，种豆不能得瓜，因此，学术价值合理性的生命力，仍然在于学术价值生态的内在矛盾运动。因此，共生互动下的自我生长，就是学术及其价值合理性的生成与发展的方式。WWXXCK
[1][2][8] ［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郑继伟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40,9,42.
[3] 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1.
[4] ［英］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M].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6.
[5] Max Horkheimer.Critique of Instrumental Reason.New York:The Seabery Press,1974.vii.
[6]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5.
[7][11] 樊浩.当代伦理精神的生态合理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1,(1).
[9] 徐小洲，王晨.西方高等教育认识论的哲学基础[J].全球教育展望，2001,(7).
[10] 王正平.深生态学：一种新的环境价值理念[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4):1-14.
[12] ［美］E·奥德姆.生态学基础[M].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