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劳动力、社会保障体系与经济发展——以上海为例（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上海论文,劳动力论文,社会保障体系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劳动力市场在建国后的四十多年中一直处于分割状态，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劳动力流动都受到严格的控制，直到1980年代末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才逐渐有所放松。1990年代初开始在城市工作的农村劳动力大幅增加，1988年大约有2500万，1995年为8000万，2003年达到9820万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外出打工的劳动力约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18％、城市劳动力的35％。90年代初，政府适当放宽对迁移的政策限制，许多的城市实行了所谓的“蓝印户口”制度，把绝对的户籍控制变为选择性地接受外来人口。劳动力流动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和潜在的动力（蔡昉，2000）。尽管如此，中国的户籍制度仍然将在城市的劳动力明确地分成户籍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在住房、就业政策、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方面区别对待。
城市在对待外来劳动力问题上面临两难处境：控制劳动力流入，对经济发展不利，根据我们对上海经济增长贡献因素的分解，1980年以来，外来劳动力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10％；但不控制流动，不控制人口规模也不利于社会稳定，以及城市有序和健康地发展。上海外来劳动力数量呈指数模式增长，2004年达到约400万，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比例达到1∶2.7，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的比例近似1∶2。对外来劳动力调控政策的研究离不开对经济增长、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等基本面的判断。
本文将分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简要介绍数据来源和案例调查的有关企业的情况；第三部分，介绍上海市外来劳动力的工资结构、文化结构、地区结构等情况；第四部分，对上海市的劳动力需求状况做一预测；第五部分对上海市现有的外来劳动力政策做一评估；最后一部分为政策性建议。
二、数据来源
2003年，上海市统计局对外来人口进行抽样调查。这次调查的抽样设计以各区县为总体，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概论比例的抽样方法。通过对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分析，科学推算和多方面的评估，取得了相关的数据。
2005年3月开始，笔者与上海市外来劳动力管理部门的有关同志就上海市外来劳动力就业的综合情况、最新的统计数据以及相关的管理措施和政策法规等进行了多次座谈，并帮助我们联系和落实了几家相关企业，作为我们案例调查的对象。这5家企业是，闵行区的两家制造业企业，一家为外商独资，一家为中外合资；宝山区的一家劳动力中介服务企业，他们从外地招收并且培训劳工，然后提供给宝钢使用，这家企业的性质为国有企业；还有卢湾区的两家服务性企业，一家为物业管理公司，一家为餐饮企业。我们之所以选择这5家企业，是因为来到上海的外来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性行业，所以，这五家企业应该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但是，必须说明的是，通过上海市外来劳动力就业管理中心介绍给我们的企业，都是认真履行有关政策法规的，按照上海市的有关规定合理对待外来劳动力的，因此，在样本的选择上有可能出现某种误差。本文中所引用的数据除特别标注之外都来源于以上所述这两个渠道，即上海市统计局于2003年对外来人口的抽样调查和作者于2005年对5家企业的案例调查。文中将不一一注明。
三、上海外来劳动力研究综述
据2003年市统计局的抽样调查，上海外来人口总量为498.79万人，按照75.2％的就业比重，上海约有外来劳动力375万（注：到2004年底，此数字已达到约400万。）。
1988年、1993年、1997年、2000年和2003年上海市的外来人口分别为106万、251万、237万、387万和499万人（注：除2000年为人口普查数字外，其他各年份数字俱为抽样调查数字。1993年至1997年出现了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为两点，第一，在1993、1994、1995和1996这四年里，粮食收购价格与上年相比分别增加了13％、40％、20％和4％，这就意味着农业生产有利可图，因此，许多农村人口不愿意去外地打工；其次，1996年开始的国企改革使得许多城市人口下岗。下岗工人与城市外来人口所从事的职业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同时，为了保障下岗工人的就业问题，外来劳动力管理部门对外来劳动力的流入亦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外来人口平均以每年31.38％的速度增长。
在2003年的抽样调查中，22.1％的外来人口来沪的目的是婚嫁、随迁和探亲访友。前两者将取得上海户籍，不能算外来人口；而来沪探亲访友仅是短期停留，并不以工作为目的，因此，如果撇除这一部分，来沪的外来人口主要目的是寻找工作机会（注：2000年外来人口中的就业比重为73.4％，2003年的数字则为75.2％。考虑到现今的户籍政策等因素，我们认为，外来劳动力在外来人口中所占比例基本可以稳定在70％以上。在本节的某些时候，我们使用了外来人口来代替外来劳动力这一统计概念，如果把较为固定的比例考虑进去，这种替代是可行的。）。
2003年，外来人口的57.3％为男性，42.7％为女性。与2000年相比，男性比例仅下降了0.3个百分点。就年龄结构而言，外来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15—39岁这一区间，占到总数的83.07％。
在外来人口中，已婚的占到总数的73.08％，而其中，仅有3.15％的外来人口的配偶具有上海户籍。在15—49岁的已婚育龄妇女中，9.46％没有生育，育有一胎的占57.65％，二胎的为28.15％，而三胎及以上的为4.74％。
附图
图1 外来人口文化构成（％）
从图1中可知道，自2000年到2003年，进入上海市的外来人口的文化水平略呈下降趋势：文盲和半文盲及小学分别上升了1.5和2.5个百分点；而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则分别减少了3.6、0.1和0.3个百分点。这种低学历比例的上升和相对高学历比例的下降虽然不甚明显，并且文化构成的总体结构基本保持不变，但也应该引起相当的注意。
与2000年相比，在2003年，外来人口的主要来源地的前两位，依旧是安徽和江苏（分别占总数的32.2％和24.0％）；而三四位却发生了变化，浙江（9.9％）取代四川（7.3％）成为第三大来源地；江西（6.0％）和河南（4.1％）依旧分列为第五第六位。
从图2中可以明显看出，与2000年相比，2003年职业构成最大的变化就是，制造加工人员猛升了8个百分点，由总数的四分之一上升到了三分之一。考虑到前面所说的外来人口的文化构成，我们可以断定，这些制造加工工人应该都是从事一些简单低级的产业。此外，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上升了1.6个百分点，达到了5.4％，这一变化虽然较为缓慢，但应该可以看作是一个可喜的预兆。
附图
图2 外来就业人口职业构成（％）
附图
图3 外来就业人口月收入状况（％）
从图3可以得知，月收入在501—800元之间的占了最大的比例，达到了45.2％；而月收入在301—500元和801—1000元之间，均占19.2％。如果把这三者结合起来，也就是月收入301—1000元之间，占了绝对多数，达到83.6％。这一工资水平的构成是与大部分外来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以及从事的主要职业相吻合的。
在2003年，73.5％的外来人口在上海通过租赁取得住房；18.8％的外来劳动力居住在集体宿舍和工棚中。这两者相加起来，超过了九成，是外来人口最主要的居住方式。同时，仅有4.3％的外来人口购买商品房。这一比例与2000年相比，还下降了0.2个百分点。这一微小的比例以及负增长与外来劳动力的收入状况、上海商品房的价格有着明显的直接的联系。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外来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以及上海市商品房的价格没有很大的变化的话，这一比例不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甚至于可能继续萎缩、降低。
附图
图4 外来人口在沪居住时间（％）
从图4可知，与2000年相比，外来人口在上海居住时间发生了变化。在2003年的抽样调查中，把居住时间分为四个档次：不满半年、半年至不满一年、一年至不满五年、五年及以上。不满半年和一年至不满五年这两个档次变化不大，分别由21％上升到23.2％，和由39.3％上升到40.2％；在半年至不满一年这一部分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21.6％下降到了12.2％；在居住时间五年及以上这一部分，与2000年相比，亦上升了6.3个百分点。居住时间的变化说明了前来上海打工的外来人口稳步增长，同时，由于上海的经济发展对外来劳动力需求量逐年增加。考虑到外来人口来沪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第二档次比例的巨大变化则说明了就业机会的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减弱，很多外来人口很快就找到了工作；而第四档次的变化则说明了上海市的就业环境较好，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稳步增加，外来劳动力也愿意留居上海。
四、经济发展趋势与劳动力需求状况
劳动力作为重要生产要素之一影响着产出的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但产出的规模和增长速度还受到其他很多因素的制约，如资本、技术、市场需求等。因此，产出规模和增长速度一方面受到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构成对劳动力需求的约束。在一个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裕的地区或国家，主要是后者在发挥作用。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导致了所需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的变动。
经济增长或某个产业的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受到两方面作用的影响。其一，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经济增长将引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在劳动生产率不变时，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所需劳动力的数量就越大；其二，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劳动生产率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减少了单位产出所需要的劳动力，在经济增长速度一定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减少。因此，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差异。可以用以下的公式表述：
N=（Y/pr）
（dN/N）=（dY/Y）-（dpr/pr）
其中，Y为产出；N为劳动力；pr为劳动生产率。这个公式的含义是劳动力数量的增长速度等于产出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之差。因此，在预测未来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时，对劳动生产率的估计就十分重要。劳动生产率的改变实际上体现了资本、技术、制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
1980年以来上海的劳动生产率随时间变化有明显的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图5）（注：计算时还考虑了外来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份额。以往的研究通常以户籍劳动力估计上海的就业弹性或劳动生产率。但由于外来劳动力在总从业人员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忽略他们将带来严重的误差。），与这一时期资本投入增加迅速、技术进步加快和市场体制改革进程加快等事实相一致。我们假设短期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将承接这一趋势，那么到2010年的劳动生产率可以通过时间序列进行预测。
附图
图5 上海劳动生产率的变化：1980～2003年（单位：万元/人）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在短期预测时，选用指数模型以反映劳动生产率的几何增长速度，用1980～2003年数据回归得到的上海劳动生产率随时间变化的关系为：
pr=0.3668e[0.0776t]
其中定义1980年时的t=1，并以年为单位换算t的取值。这个回归结果的拟合度在98％以上。由此，可以得到2005～2010年劳动生产率的预测值（表1）。
表1 劳动生产率预测
年份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率（万元
2.76 2.98 3.22 3.48 3.76 4.07
以2003年价格为不变价，在2005—2010年当GDP年均增长率为8％、9％、10％、11％、12％时，推动上海市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如表2中所示。当GDP年均增长率为8％时，到2010年上海对劳动力的需求约为1182.19万人，相对于2005年新增劳动力人数负增长，约为-4.15万人；当GDP以10％的速度增长时，到2010年需求1358.10万人，新增劳动力约为123.8万人；而当GDP年均增速为12％时，到2010年上海市所需劳动力将达1555.98万人，比2005年新增劳动力约272.77万人。
从2005年到2010年间劳动力需求变化看，在GDP年均增长率为8％时，劳动力年均增长率为-0.05％，对劳动力的需求几乎保持稳定。当GDP以10％的速度增长时，对劳动力的需求每年要增加1.61％，若GDP要保持2003年的高水平12％，则所需劳动力要每年增长3.26％。
表2 上海国内生产总值与从业人员预测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
8％
9％
10％
11％
12％
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
（万）
（万）
（万）
（万）
（万）
2005
1186.34 1210.20 1234.30 1258.64 1283.21
2006
1185.51 1221.45 1258.12 1295.51 1333.64
2007
1184.68 1232.81 1282.40 1333.47 1386.05
2008
1183.85 1244.28 1307.15 1372.54 1440.53
2009
1183.02 1255.85 1332.38 1412.76 1497.14
2010
1182.19 1267.53 1358.10 1454.15 1555.98
增量
-4.15
57.33
123.8
195.51
272.77
2005-2010
年均增加 -0.05
0.77
1.61
2.44
3.26
上海的人均GDP约是全国的5倍，多年来上海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3个百分点。自1992年在浦东地区实行开放政策以来，上海经济更加蓬勃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对照，上海的人口自然再生产缓慢，甚至从1993年以后出现连续的自然负增长。人口的机械增长模式则呈现另一情景，人口的净迁入率一直保持正数，20世纪90年代以来总体呈上升趋势，近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户籍人口总数从1993年的1295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1341万人。从劳动力资源看，历史数据显示1983—1995年13年间，本市从业人员从762万增加到794万，平均每年增加3万。1996年到2002年户籍从业人员几乎没有增长，从业人员总量1996年为792.23万人，2000年为745.25万人，2002年为792.04万人，2003年为813.05万人。因此，显然可以推测出，上海本地劳动力资源的增长已经十分有限。
假设未来五年户籍制度没有很大的改变，我们以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未来上海户籍人口的变动情况作个预测。根据上海的情况，对年龄、性别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人口年龄结构等参数的估计和预测，设计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参数按照目前的情况设计，第二种方案提高了生育率水平和机械变动率（见表3）（注：第一种方案参数为2000年情况，男性的预期寿命为76.7岁，女性为80.8岁，总和生育率为0.96，人口的机械变动为6‰。第二种方案预期寿命不变，总和生育率为1.5，人口的机械变动为10‰。）。在预测中同时考虑迁移人口与户籍人口在年龄结构上的差异，（数据来源于第五次人口普查）。预测结果显示在2010年以前，上海户籍人口按目前参数增长相当缓慢，到2010年总人口为1363万人，2005年到2010年年均增长2.5‰；按照第二种方案，户籍人口增长将有所增加，到2010年，总人口达到1438万人，2005年到2010年年均增长8.7‰。
表3 户籍劳动力预测（万人）
方案1：（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人口总数 1320 1326 1332 1337 1342 1346
人口总数（实
1320 1327 1334 1342
劳动力人口数
911 921 929 933 936
936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人口总数 1350 1354 1358 1361 1363
劳动力人口数
933 929 924 917 909
方案2：（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人口总数 1377 1389 1401 1413 1426 1438
劳动力人口数
959 962 963 963 961 959
近20年来，上海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十分明显，2000年65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重达到11.5％，比全国高出近5个百分点。由此，上海的年龄结构变动呈现为老年扶养比的提高和少年扶养比的下降，在第三次人口普查时（1982年），老年扶养比为10.14％、少儿扶养比为24.37％；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述扶养比分别为12.96％和25.18％；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上述扶养比分别为15.98％和15.12％。其重要原因是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下降，生育率长期低于替代生育率（约为2）。因此，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变化与总人口数量的变化显然会存在差异。将15～60岁人口定义为劳动力人口，结果显示，在第一种方案下，在2000年到2005年，劳动力人口年均增长速度为5.4‰，最近两年劳动力供给在930万人左右，这个拟合数字基本上与实际值相同。劳动力人口在2005年开始下降，到2010年为909万人，年均递减5.9‰。在第二种方案下，劳动力人口在2005年到2010年基本维持在960万左右，没有可能增加。
如果考虑到劳动参与率，实际劳动力供给可能还更少。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在“十一五”期间，上海在户籍人口基础上新增的劳动力供给不仅不可能增加，而且会有所减少。
最近20年上海总的从业人员增长较快，其中户籍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相对比重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外来从业人员对户籍劳动力的比例不断提高。表4中列出了在经济增长速度为10％时，2005～2010年间每年劳动力需求和户籍劳动力供给之间的缺口。
表4 上海从业人员总数、户籍劳动力、外来劳动力（万人）
年份 总从业人数 户籍从业人数 外来从业人员
1990
818 788 43
1991
831 798 54
1992
852 807 65
1993
872 853 74
1994
927 850 84
1995
934 794 97
1996
891 851 105
1997
956 847 122
1998
969 836 157
1999
993 812 209
2000
1021 745 288
2001
1033 752 311
2002
1063 792 342
2003
1134 813 375
经济增长率预计10％ 劳动力需求 户籍劳动力供给 供需缺口
2006
1258 962 296
2007
1282 963 319
2008
1307 963 344
2009
1332 961 371
2010
1358 959 399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外来从业人员根据抽样调查数据整理。
由此可见，如果按照目前的户籍管理政策，户籍人口的自然演变和机械变动可以提供的劳动力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从数量上看，上海在“十一五”期间每年依然需要存在300—600万的外来劳动力。
就近一两年的情况看，上海地区的外来劳动力供给依旧保持稳步高速的发展。2004年春节后在“珠三角”地区开始蔓延的“民工荒”，对上海地区并无多大的影响。
我们对在调查中的五家企业工作的外来劳动力做了一个简单的问卷调查，共收回134份有效样本。被调查的外来劳动力来自国内各个省份，其中有21人，约16％的人员过去有在“珠三角”地区打工（这些人主要是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经历。他们改来上海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是跟随成群结队的离开“珠三角”来到上海寻找工作机会的老乡而来；二是这里工资水平较高；三是有相对安全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如前所述，调查样本的选择上存在偏差，后两个因素似乎并不能完全说明上海地区没有出现“民工荒”的所有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说明的就是，上海地区相对较好的就业环境，对其他地区的民工有了吸聚效应。